经济金融大事件

1、“钱荒”事件：
2013年6月24日，上证指数创近四年单日最大跌幅，载入中国资本市场史册。

这场跳水表演的直接原因，就是震惊世界的中国“钱荒”事件。

跳水前，上海银行间隔夜拆借利率暴涨至13.44%，各商业银行流动性纷纷告急。

在正常市场经济国家，央行在商业银行流动性告急时，有责任向市场释放流动性，以维持金融市场稳定。

中国往常也是如此，但这次央行却一反常态，不仅在6月23日正常发行央票回收流动性，而且明确要求各商业银行“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

这场“钱荒”发端于2007年中国重要的一项金融创新：银行同业拆借资金市场。

允许各商业银行间以市场化方式相互拆借资金，为市场提供真实利率基准，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

不过，以商业银行、券商为代表的中国各金融机构很快发现了同业拆借资金的另类用途：通过同业拆借方式获取成本极低的资金，转而在其他市场获取更高收益。

和民间动辄高达10%到30%的利率相比，同业拆借的融资成本极其低廉，利用其与真实利率的利差放“高利贷”，成为各金融机构心照不宣的盈利模式。

在金融界人士看来，只要对方能付本偿息，就是一场皆大欢喜的双赢游戏，何乐而不为？但是，这种金融创新的前提，是各金融机构必须遵纪守法和审慎自律。

《人民银行同业拆借管理办法》明确规定，为了控制风险，同业拆借资金“禁止发放固定资产贷款及投资”。

但各银行机构显然有足够聪明的办法绕过去。

随便翻看任何一家银行的理财产品目录都可以发现，这些资金，拐弯抹角进入了地产业、信托和外汇市场等进行风险投机，并未进入能带来增加就业和真实增长的实体行业。

每年高达10万亿的理财产品项目，绝大多数建立在人民币升值和房地产保值的假定上。

可惜，房价畸高，房地产销售日益困难，随着房地产资本平台（含地方政府城市开发建设项目）现金流日益下降，对商业银行贷款偿付普遍出现各种困难，鄂尔多斯和温州的困局就是这种困难的真实反映。

根据费雪公式，市场流动性等于货币总量乘以流动速率，它不仅取决于央行的货币总量，更取决于流通速度。

中国资本市场的资金周转率已经越来越低，经济体的真实流动性已恶化到了无法继续维系的程度。

雪上加霜的是，2013年6月美国宣布逐步退出量化宽松QE3，境外热钱对人民币升值预期减弱，热钱回流以及各种应付款项的到期，许多商业银行特别是中小银行和金融机构出现了短期流动性危机，乃至上演了震撼中国资本市场的惊魂一幕。

对这场钱荒危机，央行和中央政府的表现非常耐人寻味，不仅没第一时间释放流动性，相反对各商业银行提出了“控制增量、盘活存量”的政策指导。

为什么不进行干预？直接原因在于，从投放量看，商业银行不存在流动性危机。

事实上，更深刻的原因和考量，是管理层希望借这次危机促进中国经济转型。

当下，政府将“城镇化”视作未来经济增长的新引擎，但可持续的城镇化，显然不是人口的简单聚集，强大的实体经济而非房地产，才是城镇化的前提。

中国这十年的实体经济状况，用“国进民退”或“中小企业困难”来描述并不准确，在一些领域，是根据与公权力关系远近形成的差序格局：企业与作为公权力占有者的个体关系越近，市场处境往往会越好。

那些被权力不恰当地“眷顾”的中小企业，要远远比无靠山的大型国企的日子要过得舒服。

在一些领域，形成了“有权-无权者”这种二元经济的结构，大量宝贵资金被关系户们占用，他们优先获得了大量信贷资金和扶持政策，独占了稀缺的经济机遇，却将通货膨胀的后果转移给全社会。

他们享受经济增长的成果却不承担任何成本，在这次“钱荒”游戏中扮演不光彩角色的一些金融机构，就是其中重要的食利环节。

中国金融机构极其庞大的表外资金空转问题已经暴露出来，央行拒绝继续输血自然也可以理解。

银行、地产等权重股就此剧烈下跌，股民脱身不及，一些储户也慌了神。

从国家财政的角度看，“钱荒”已经表明中国的财政安排出现了极大隐患。

各项“与国力相符合”的支出急剧增加，各项社会、政治乃至军事支出都大大增加，而作为基石的制造业收入却停滞不前，这种财政缺口，对高度依赖经济增长维系稳定的国家来说几乎是致命的。

“钱荒”的背后，是一些强势者在市场名义下对实体经济的掠夺，更是“权力-非权力”二元经济的病症。

当社会再也支付不起权力差序格局带来的索取，制造业会越来越萧条，“钱荒”也可能会一次次重复发生。

这次“钱荒”事件，其实是由管理层主动引爆的，意图尽早排雷，引导资金流向实体经济。

接下来，还需要更坚定地改革。

如果这类危机再现，将首先冲击商业银行，接着将冲击整个金融体系，最后蔓延到整个实体经济。

对于这种总体危机，我们应该从现在开始全力避免。

惟有改革体制，实现真正的市场平等，才有望延续较高经济增长。

2、人民币汇率问题：
以中美两国而言，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其实是由中国对美国(或者说世界市场，因为美元是世界通用货币)各类资源产品和美国对中国各类资源产品的供需决定的，但是，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中国不仅自己能够制造电脑、小车和各类机械装备，而且能够利用这些装备和中国劳动力的优势，生产出更多产品，这样，一方面我们并不需要更多的美元去美国购买工业产品，因而对美元的需求就下降了;另一方面美国人拿到人民币后却可以在中国买到价廉物美的轻工产品，因而他们对人民币的需求上升了，这一降一升，意味着对美元的需求减少对人民币的需求增加，人民币理所当然地越来越值钱了。

也就是说，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人民币对美元的升值是势所必然。

正因为市场是处于永恒的变化之中，几乎所有的市场经济国家对汇率都不进行强制干预，也不进行大量的外汇储存，而是让百姓根据自身的需要自由保存与兑换，这样的汇率才能真正反映市场的需求，才能使出口与进口达成平衡，此时的汇率才是正确的真实的，才能真正地促进交换双方的财富增长。

也正因为这个原因，汇率是否自由浮动，就成为国际上通行的衡量一个国家是否是市场经济国家的重要标准。

人民币不升值会有什么后果
人民币不升值，就意味着出口企业能够生产兴旺，企业有利润，工人不下岗，这对出口企业当然是好事一桩，这也是出口企业言之凿凿反对人民币升值的理由。

可是，人民币若一次性大幅升值，将严重扭曲中国经济发展的正常轨迹。

中国目前还是一个外向型经济体，出口占比很大，升值后首当其冲的就是国际竞争力削弱、出口受阻，一大批关联企业将濒临倒闭，成千上万的工人失业、家庭陷入贫困。

一是中国的财富将会源源不断地流向美国，而同等的财富却换来更少的美元，因为汇率偏低意味着我们换回等值的美元需要用更多的东西;二是贸易摩擦会越来越多，因为政府不让人民币升值，就只能靠印刷人民币来兑付美元，相当于动用全国的力量给出口企业补贴成本，损害了其他国家与中国出口企业生产能力类同企业的利益，这不符合WTO的规则;三是产业结构将会更加畸形，因为出口企业产品低价贱卖也能赚钱，原本是不应该投产的企业会因为出口换汇带来利润而拼命地加大投资;四是随着世界金融危机缓解，国外的消费能力逐步恢复，出口增多则美元储备还会继续增多，为了兑换美元人民币只好大量发行，国内通货膨胀必将如影随形卷土重来。

人民币升值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人人民币汇率升值对中国经济的有利影响，汇率变动对经济产生的影响是多方面的。

人民币汇率升值的有利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刺激进口增加，人民币汇率升值，国外消费品和生产资料的价格比以前便宜，有利于降低进口成本；二是有利于改善吸引外资的环境，人民币汇率升值，可使已在华投资的外资企业的利润增加，从而增强投资者的信心，促使其进一步追加投资或进行再投资；人民币汇率升值将吸引大量外资进入中国的资本市
场，间接投资比重将进一步增加。

三是有利于减轻外债还本付息压力，人民币汇率的上升，未偿还外债还本付息所需本币的数量相应减少，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外债负增加就业压力由于目前中国提供新增就业机会的主要是出口企业和外资企业，并且，美国将绝大多的制造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致使就业率有所下降，但这却成为了人民币升值的原因之一。

人民币升值将抑制或打击出口，最终将影响到就业。

在当前中国就业形势极其严峻的情况下，人民币汇率升值将可能恶化就业形势担。

抑制出口增长人民币汇率升值后，出口企业成本相应提高。

在国际市场价格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出口利润的下降将严重影响出口企业的积极性；如果出口企业为维持一定利润而提高价格，则会削弱出口
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不利于出口的持续扩大和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占有率的提高。

人民币汇率升值将对中国大量劳动密集型出口产品的国际市场价格竞争力造成伤害。

人民币升值对美国经济的影响
美国希望通过人民币升值减少其巨额贸易赤字，改善贸易逆差的状况。

并且，随着全球经济衰退、美国巨额的财政赤字和美国国内的高失业率，令很多美国人对中国手中持有的美国国债引起了忧虑。

一方面，美国人担心中国突然减持美国债会对美经济造成重大打击；另一方面，又担心中国持有美国国债的增加会使美对中国金融依赖加深。

于是让人民币升值，使中国持有的美国债大幅缩水，成为美打击中国的法宝。

美国认为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以出口劳动密集型的产品为主。

这种贸易结构极易受到汇率水平变动的影响。

一旦人民币升值，必然造成出口产品外币价格上升，因而能够降低其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优势，减少出口产品的种类。

同时还使中国进口产品的人民币价格下降，有利于打开中国的市场、扩大美国的出口，增加贸易收入。

人民币正朝着实现自由兑换并成为重要国际货币迈进，如此一来中国对美元的需求就会大大降低，美元的国际地位也会受到极大威胁。

面对日益崛起的中国，紧咬人民币汇率，逼迫人民币升值，打压人民币，维护美元世界货币的地位，是美国的必然选择。

3、上海自贸区：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Free Trade Zone 缩写FTZ）：是根据本国（地区）法律法规在本国（地区）境内设立的区域性经济特区。

这种方式属一国（或地区）境内关外的贸易行为，即某一国（或地区）在其辖区内划出一块地盘作为市场对外做买卖（贸易），对该地盘的买卖活动不过多的插手干预、且对外运入的货物不收或优惠过路费（关税）。

与国际上传统自由贸易区（FTA）不同的是，传统自由贸易区是多个国家一起玩，游戏规则多国共同制定；而这种方式是一国在自个的地盘玩，自己地盘自己做主，游戏规则自个制定。

传统的自由贸易区（Free Trade Area 缩写FTA）：是根据多个国家之间协议设立的包括协议国（地区）在内的区域经济贸易团体。

指多个国家或地区（经济体）之间做买卖生意（贸易），为改善买卖市场，彼此给予各种优惠政策；至于怎样做买卖，不是某一国说了算，而是在国际协议的基础上多国合作伙伴一起商议制定游戏规则，按多国共同制定的规则进行。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China (Shanghai) Pilot Free Trade Zone），简称上海自由贸易区或上海自贸区，是设于上海市的一个自由贸易区，也是中国大陆境内第一个自由贸易区，并将为上海带来十年发展红利。

2013年8月，国务院正式批准设立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

该试验区成立时，以上海外高桥保税区为核心，辅之以机场保税区和洋山港临港新城，成为中国经济新的试验田，实行政府职能转变、金融制度、贸易服务、外商投资和税收政策等多项改革措施，并将大力推动上海市转口、离岸业务的发展。

该项目立项的过程中曾遭遇阻力，但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力排众议”努力促成该项目通过。

2 013年9月29日，上海自由贸易区正式挂牌成立。

上海自贸区范围涵盖上海市外高桥保税区、外高桥保税物流园区、洋山保税港区和上海浦东机场综合保税区等4个海关特殊监管区域，总面积为28.78平方公里，是“四区三港”的自贸区格局。

2013年上海综保区将推进国际贸易结算中心、融资租赁、期货保税交割功能、扩大保税船舶登记试点规模、研究建立具有离岸特点的国际账户等十项功能先行先试，
即：深化国际贸易结算中心试点运作、融资租赁功能全面发展、以期货保税交割功能促进大宗商品产业集聚、扩大保税船舶登记试点规模、推动机场区港一体化迈出实质性步伐、做大洋山保税港区国际中转集拼业务、全面推进亚太营运商计划、探索“前店后库”联动模式、试点全球维修检测业务、研究建立具有离岸特点的国际账户。

任务措施
一是加快政府职能转变。

积极探索建立与国际高标准投资和贸易规则体系相适应的行政管理体系，推进政府管理由注重事先审批转为注重事中、事后监管。

提高行政透明度，完善投资者权益有效保障机制，实现各类投资主体的公平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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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扩大投资领域开放。

选择金融、航运、商贸、文化等服务领域扩大开放。

探索建立负面清单管理模式，逐步形成与国际接轨的外商投资管理制度。

改革境外投资管理方式，支持试验区内各类投资主体开展多种形式的境外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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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推进贸易发展方式转变。

积极培育贸易新型业态和功能，推动贸易转型升级。

深化国际贸易结算中心试点，鼓励企业统筹开展国际国内贸易，实现内外贸一体化发展。

提升国际航运服务能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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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深化金融领域开放创新。

加快金融制度创新，建立与自由贸易试验区相适应的外汇管理体制，促进跨境融资便利化。

推动金融服务业对符合条件的民营资本和外资金融机构全面开放，鼓励金融市场产品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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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是完善法制保障。

各部门要支持试验区深化改革试点，及时解决试点过程中的制度保障问题。

上海市要通过地方立法，建立与试点要求相适应的试验区管理制度。

金融服务领域：
1.银行服务（国民经济行业分类：J金融业――6620货币银行服务）开放措施
（1）允许符合条件的外资金融机构设立外资银行，符合条件的民营资本与外资金融机构共同设立中外合资银行。

在条件具备时，适时在试验区内试点设立有限牌照银行。

（2）在完善相关管理办法，加强有效监管的前提下，允许试验区内符合条件的中资银行开办离岸业务。

2.专业健康医疗保险（国民经济行业分类：J金融业――6812健康和意外保险）开放措施试点设立外资专业健康医疗保险机构。

3.融资租赁（国民经济行业分类：J金融业――6631金融租赁服务）开放措施
（1）融资租赁公司在试验区内设立的单机、单船子公司不设最低注册资本限制。

（2）允许融资租赁公司兼营与主营业务有关的商业保理业务。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明确建设上海自贸试验区，要使其成为推进改革和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的“试验田”，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发挥示范带动、服务全国的积极作用，促进各地区共同发展。

自由贸易试验区不是特区也不是新区。

它的意义不在于争取若干优惠政策，而旨在建立一套与国际接轨的、新的制度体系，以成为贸易业态模式创新、投资开放创新、离岸型功能创新、政府管理服务创新的“试验田”和示范区。

定位于制度创新，一开始就强调“可复制、可推广”。

商务部研究院预期，未来2至3年内，很多自贸试验区的内容会形成可复制的经验，一旦条件成熟就可在全国陆续推
开。

4、货币政策动态：
2013年第三季度中国货币政策大事记
7月2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2013〕第8号公告，要求银行间市场全部债券交易通过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系统达成，交易一旦达成不可撤销和变更，进一步规范银行间债券市场交易结算行为，维护市场参与者合法权益，促进市场健康规范发展。

7月9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简化跨境人民币业务流程和完善有关政策的通知》(银发〔2013〕168号)，简化了经常项下跨境人民币业务，对银行卡人民币账户跨境清算业务进行了梳理，规范了境内非金融机构人民币境外放款业务和境外发行人民币债券等业务。

7月15日，中国人民银行向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汇报2013年上半年货币政策执行情况。

7月20日，中国人民银行决定全面放开金融机构贷款利率管制。

一是取消金融机构贷款利率0.7倍的下限，由金融机构根据商业原则自主确定贷款利率水平。

二是取消票据贴现利率管制，改变贴现利率在再贴现利率基础上加点确定的方式，由金融机构自主确定。

三是对农村信用社贷款利率不再设立上限。

四是为继续严格执行差别化的住房信贷政策，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个人住房贷款利率浮动区间暂不作调整。

8月2日，发布《2013年第二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

8月15日，国务院以国函〔2013〕91号文批复建立由中国人民银行牵头，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和外汇局参加的金融监管协调部际联席会议制度。

8月26日，为切实做好连片特困地区扶贫开发金融服务工作，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印发《关于建立连片特困地区扶贫开发金融服务联动协调机制的通知》(银办发〔2013〕186号)，要求人民银行各相关分支机构按14个片区分别建立金融服务联动协调机制，因地制宜，积极开展金融服务创新、信息共享、政策宣传和统计分析等工作。

8月27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2013〕第12号公告，强化银行间债券市场券款对付结算要求，防范市场风险，提高市场效率，推动银行间债券市场健康规范发展。

8月28日，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要在严格控制风险的基础上，循序渐进、稳步推进进一步扩大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工作。

根据会议要求，人民银行会同有关部门组织实施。

9月9日，中国人民银行与匈牙利中央银行签署了中匈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互换规模为100亿元人民币/3750亿匈牙利福林，有效期三年，经双方同意可以展期。

9月11日，中国人民银行与冰岛中央银行续签了中冰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互换规模为35亿元人民币/660亿冰岛克朗，有效期三年，经双方同意可以展期。

9月12日，中国人民银行与阿尔巴尼亚中央银行签署了中阿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互换规模为20亿元人民币/358亿阿尔巴尼亚列克，有效期三年，经双方同意可以展期。

9月23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境外投资者投资境内金融机构人民币结算有关事项的通知》(银发〔2013〕225号)，对境外投资者在境内设立、并购和参股金融机构等业务使用人民币结算进行了规范。

9月24日，市场利率定价自律机制成立暨第一次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

市场利率定价自律机制是由金融机构组成的市场定价自律和协调机制，旨在符合国家有关利率管理规定的前提下，对金融机构自主确定的货币市场、信贷市场等金融市场利率进行自律管理，维护市场正当竞争秩序，促进市场规范健康发展。

会议审议通过《市场利率定价自律机制工作指引》、《贷款基础利率集中报价和发布规则》，选举了首任市场利率定价自律机制主任委员。

9月27日，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召开2013年第三季度例会。

5、利率市场化改革：
利率市场化是指金融机构在货币市场经营融资的利率水平。

它是由市场供求来决定，包括利率决定、利率传导、利率结构和利率管理的市场化。

实际上，它就是将利率的决策权交给金融机构，由金融机构自己根据资金状况和对金融市场动向的判断来自主调节利率水平，最终形成以中央银行基准利率为基础，以货币市场利率为中介，由市场供求决定金融机构存贷款利率的市场利率体系和利率形成机制。

2013年7月20日起全面放开金融机构贷款利率管制。

利率市场化是一个国家金融市场化过程中的关键一步，这一过程充满风险。

由于利率市场化，银行系统将面临着更加严重的不确定性。

为了争抢市场，银行将不断上调利率水平，这意味着银行将承担更多的风险。

利率市场化也将使金融借款合同面临更大的不确定性，并影响宏观经济稳定。

在法律制度相对薄弱的国家，利率自由化也会带来大量违约的出现。

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利率市场化会带来两个结果，即过度投资或者投资不足。

利率市场化改革将给商业银行带来阶段性风险和恒久性风险。

所谓利率市场化的阶段性风险是指利率放开管制的初期，商业银行不能适应市场化利率环境所产生的金融风险。

在转轨阶段，利率市场化主要通过两种途径加重商业银行的风险：一种是由于长期的利率压制，市场化后的利率水平必然会升高，银行之间吸收存款的竞争加剧。

但是利率上升得过快、过高，就会带来一些负面影响，如信贷活动中的“逆向选择效应”和“风险激励效应”使资产平均质量下降，信贷风险增大，原来由分散的存款人承担的风险主要落在了银行身上。

另一种是在利率水平整体升高的同时，利率的波动性也迅速增大。

但在长期管制环境中生存的商业银行往往不能适应这种变化，既不能把握利率的变动规律，又没有合适的金融工具来规避利率风险。

经济史上利率市场化加速实现时几乎都伴随着或大或小的银行危机。

典型代表是台湾银行业在利率放开管制后集体亏损了三年，其中最主要原因是台湾银行业发展过多过快，产生了过度竞争。

所谓利率市场化的恒久性风险即通常讲的利率风险。

与阶段性风险不同，利率风险源自市场利率变动的不确定性，即由于商业银行的利率敏感性，导致利率变动时银行的净利差收入产生波动。

由于中国商业银行的存贷款期限失衡相对较为严重，因此，随着利率逐步市场化，在商业银行所面临的四类基本风险（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流动性风险和操作风险）中，利率风险将逐渐成为最主要的风险。

积极影响：
1、让金融更好地支持实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