碑刻的种类、演变与书法的关系doc

碑刻的种类、演变以及与书法的关系

■华人德

一、碑刻的种类

中国碑刻按种类分，大致有刻石、碑碣、墓志、摩崖、石阙、石经、造像记及杂类等。但是这样分类也只能就其大概，其形式、内容、功用方面往往有交叉。如西晋和十六国、北朝时期，有些墓志就做成碑的形状，设置在墓室、墓道里。造像记也有做成碑的形式，而称之造像碑。四川等地的东汉崖墓，往往在墓室石壁上刻有题记，记年月、姓名、造墓大小、价值等。简单的仅刻死者姓名。形式是摩崖，而内容则近碑志。

以上所列各类碑刻，其所立或为纪功述德，垂之久远；或为标识冢墓，以示来昆；或为正定文字，启明后学；或为发愿祈祷，修福禳灾等，初无流传书法之意图。而宋代及以后的刻帖，有木刻，有石刻，而以石刻占多数。刻帖之动机是摹刻名人、书家的书迹，用以保存、传拓，化一身为千万，可作观赏、临习。其所研究刻帖的学问称之为帖学。帖学，一般不包括在传统的金石学中。专门研究碑刻的学问称之为碑学，是金石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刻帖，不在碑刻种类之内。

二、各类碑刻的演变以及与书法的关系

1、刻石

立于宗庙、坟墓，刻有铭文的碑之实物，到东汉中期才大量出现。后人于是将发现的新莽以前凡刻有文字之石称之为“刻石”。“刻石”的名称来源于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巡游天下，先后在沿海地区的峄山、泰山、琅琊台、之罘、之罘东观、碣石、会稽等地立石刻辞，以颂秦德。这些在《史记》里有记载，都有“刻石”、“刻所立石”之称。战国时秦国的《石鼓文》，金石文字学家唐兰就起名为《雍邑刻石》。中山国有《公乘守丘刻石》。秦代有《峄山刻石》、《琅琊台刻石》等。西汉则有《群臣上醻刻石》、《五凤二年刻石》、《麃孝禹刻石》、《连云港界域刻石》。新莽时有《居摄二坟坛刻石》、《莱子侯刻石》等。也有如《鲁北陛石题字》、《霍去病墓石题字》、《杨量买山地记》、《鲁孝王陵塞石》等则以其形式、功用来命名。这些石刻可归入杂类里面。后世少数石刻也有称作“刻石”的，如高句丽《好太王碑》，它是一块高六米多，不规则立方柱体的巨石，石质粗糙有小孔，四面刻字，非碑的形制，故亦有称之为《广开土王纪功刻石》。

2、碑碣

碑与碣在古代是有区别的。有些人讲：方者为碑，圆者为碣。古人有称《石鼓文》为《猎碣》的。《石鼓文》是十枚鼓形石，每石在四周刻四言诗一首，内容为歌颂秦国国君游猎的情形，这十枚石头形状像北方吃的玉米窝头，顶是圆形的，故有人认为这是“碣”，其实和后世圆首碑是不同的，碑石两面是扁平的，而《石鼓文》之石是圆柱形的，体形亦矮小。一些圆首的汉碑，都自名为“碑”，如《衡方碑》、《樊敏碑》、《赵宽碑》等。到唐代，有《丧葬令》曾规定：五品以上官员墓前可立碑，七品以上官员墓前立碣。到这个时候，才有明确的区别，碑为方顶，碣为圆顶，并有等级区别。

碑在古代，本是竖立在墓圹前后或两边的大木，两碑之间有辘轳，引棺的绳索——“綍”绕在辘轳上，将棺椁徐徐下入圹中。陕西凤翔境内1986年发掘清理完毕的秦公大墓内，在土圹南北两侧各有一木柱，即是碑。后来将碑改为石制，上面刻字，记述墓主生平事迹，立在墓前，而“引綍下棺”的功用则消失了。

东汉时的碑，有一类是圆首的，正中或偏上方有一圆孔，名曰“穿”，其上部往往刻数道弧形凹痕，称作“晕”。“穿”意味着引綍下棺装辘轳用，而“晕”则意味着绳索在碑上磨勒出的痕迹，以存古制。还有一类是尖首，如圭形，也有“穿”，是立于宫室宗庙的碑。《仪礼·聘礼》郑玄注云：“宫必有碑，所以识日景，引阴阳也。凡碑引物者，宗庙则丽牲焉，以取毛血。其材，宫庙以石，窆用木。”宫室的碑用以测日影，以知季节时辰，其功用与圭表类似。而

宗庙之碑则用以系屠宰前的牺牲。典型的汉碑有碑额，在碑正面上方，刻碑铭题署，字体有篆书，也有隶书。穿在碑额上，或在额下。碑之正面称碑阳，背面称碑阴，两侧称碑侧。碑下有座，以起稳固作用，称为趺，趺多作长方形。前人以为碑要到南北朝时才作螭首龟趺，其实汉王舍人碑和樊敏碑均作螭首龟趺，可见其制始自东汉。只是汉碑较朴素，大多不加纹饰。这种典型的碑式在东汉早期尚未发现。

汉碑碑阳一般刻正文，记事颂德。墓碑列墓主名讳、里贯、履历、叙述门第、祖先、事迹、品行，多加夸饰。碑文末尾常系四字一句的铭辞。正文如果碑阳写刻不下，则连续刻于碑阴。当时的人在生前死后皆可立碑，立碑者除子女外，还有门生、故吏。碑阴一般列门生故吏姓名及出钱数目，非门生故吏而出钱者，谓之义士，如《孔宙碑》、《张迁碑》等。出钱人多，碑阴写不下有写于碑侧者，如《鲁相韩敕造孔庙礼器碑》、《仓颉庙碑》等，立于宗庙的碑也往往刻出钱人的名字。

以石为载体的文献形式是人类最古老的文献形式之一。古埃及早在第四王朝时（约公元前2613年～前2494年）即有方尖碑。方尖碑有光滑无字的，也有刻象形文字的，多竖立于神庙。罗马皇帝奥古斯都（公元前27年称帝）时代起就陆续将方尖碑运到罗马，竖立在广场中央或显著位置。在罗马，这些从埃及运来的方尖碑就有十三座。圆首的石碑起源更早，埃及在公元前约3000年的第一王朝时期就已出现。两河流域四千多年前也已有圆首石碑，这些石碑数量很多。方尖碑和圆首碑在形式上和汉碑接近或相似，而年代要比汉碑早二三千年。我国东汉中后期，碑大量出现，固然与当时崇儒授经、标榜名节、虚伪好名、重丧厚葬等风尚有关，而其形式上是否因东西方文化交流而受到影响，因没有文献上的证据，只是作为一个问题和现象提出，希望同学们在这方面作一下探索。

自东汉末期，执政者曹操“以天下凋敝，下令不得厚葬，又禁立碑”。而后魏文帝下过“薄葬诏”，并在洛阳天渊池建九华殿，殿基全用洛中故碑累叠而成。高贵乡公曹髦也立过禁令。晋武帝咸宁四年因禁令弛替，下诏曰：“此石兽碑表……，一禁断之。其犯者虽会赦令，皆当毁坏。”东晋末和梁天监六年也分别禁过碑。所以魏、晋、南朝，立墓碑极少。而十六国、北朝无碑禁，相反孝文帝曾下诏：一些旧墓，只要“铭记见存”，“三公及位从公者，去墓三十步，尚书令仆，九列十五步，黄门、五校十步，各不听垦殖”。这就无疑鼓励有官位者设立碑、志，墓葬能得到保护。但因长期战乱，不是无暇立碑，就是碑刻毁坏殆尽。

自汉代有碑铭以来，一些大手笔常被请为撰文，如汉代蔡邕、东晋孙绰。至南朝，王公百僚的碑志甚至由皇帝、太子及大臣亲自撰制，史乘文集皆有记载。梁朝安成康王萧秀死后，得到梁武帝诏许，在墓前可以立碑，萧秀门下的文士王僧孺、陆倕、刘孝绰、裴子野各为制碑文，因难分优劣，四碑同竖立在神道。由于立碑的目的是为了使碑主的事迹、功德传于后世，故汉、晋碑铭体例大多不列撰书者，只有少数例外，如《华山碑》、《樊敏碑》等有书者之名，而刊刻造作的石工的名字却常常隶于碑末，这是受当时物勒工名的影响。隋唐以后，寺庙宫观、园林官廨、学堂书院，凡兴建修葺，必立碑以志之，碑碣数量又突然增长。唐初开始，在碑上列撰书者职衔姓名的逐渐多了起来，至开元以后，碑铭必有撰书者。韩愈为文，必索润笔，一字之价，辇金如山；李邕书碑，所得酬金巨万；柳公权书法名闻天下，子孙若不能请得其为先人书碑，被视为不孝。于是唐碑不重所葬之人，而重撰文、书丹之人。唐碑刻勒皆精，故名家书迹，宋代以来，其拓本皆作临池范本，或转辗翻刻，如同法帖。而唐代以后，因时间晚近，书家存世墨迹亦多，除蔡、苏、黄、米等少数名家所书碑记之外，皆不为世人所重了。

3、摩崖

摩崖，是指天然崖岩上所刻的文字。有时崖岩需加磨治，然后再刻字。可以想象，摩崖应是各类刻石中最先出现的一种。贵州的红崖刻石，福建各地一些山崖上所刻的所谓“仙篆”，皆无法释读，应是先秦南方少数民族所刻的原始图像文字。《庄子》云：“易姓而王，封于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