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美国会在共同的国家利益上共同合作

第一题，分析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未来四年中美关系的走向，从中国的视角分析。

中国与美国会在共同的国家利益上共同合作
1949年以前的美国对华政策具有三个比较突出的特点：一是以经济扩张而非领土扩张为主，并以经济扩张来扩大其在华政治影响；二是始终站在中国国内革命运动的对立面；三是始终重视中国在其整个对外政策中的地位。

把握美国对华政策的上述历史特征，对于研究今天的中美关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从1949年一直到1970年，中美两国一直处于隔绝状态。

一次是朝鲜停战谈判及随后的政治会谈，第二次是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第三次是1955年开始的中美大使级会谈。

美国拒绝中国伸出的橄榄枝1955年4月在万隆召开的亚非会议期间，台湾问题就是贯彻会谈始终的最尖锐、最不可调和的主题数除就平民遣返问题达成一项协议外，在涉及中美关系的一切实质问题上皆无结果。

1958年7月，美国出兵黎巴嫩，美积极鼓动蒋集团“反攻大陆”。

蒋派出飞机至云贵川青等省发传单，空投特务，轰炸福建，骚扰江浙。

反攻大陆的叫嚣和破坏活动甚嚣尘上。

美国派军舰飞机，加强了在台湾地区活动的第七舰队，叫嚣要在中国大陆登陆。

公然的战争挑衅，加剧了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

台湾海峡哨烟弥漫，情势险恶。

国防部长彭德怀于10月6日和10月13日发表了两个《告台湾同胞书》。

尼克松对使冷战转型及缓和中美关系的战略决心是美国推动中美“解冻”的一个决定性因素, 但基辛格在贯彻尼克松战略意图层面上所发挥的键性作用不可低估。

基辛格参与“解冻”中美关系决策行为的个案充分说明: 决策者的战略理念与对外安全政策选择存在关联; 决策者的学术背景和政治经历制约其决行为的要素; 决策者的“心智习惯”对政策行为具有持久影响; 决策者“治理国家的本领”与其决策交易成效存在因果关系。

从1954年到1970年，中美之间在日内瓦以及华沙共举行了136次大使级会谈。

1960年代末，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导人都意识到，改善双边关系符合两国的共同利益。

1969年，美国放宽了对华贸易限制。

1971年7月15日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宣布，他的国家安全顾问亨利·基辛格博士已经对北京进行了一次秘密访问，而他本人已经受邀访问中国大陆。

1972年2月，尼克松总统访问北京、杭州以及上海。

尼克松返国前中美共同签署了上海公报，这是一份表达双方对外交事务看法的声明。

综观从里根经老布什到克林顿三任、五届美国总统20年间对东亚及东亚一体化的立场,可以发现若干值得注意的特点:第一,从里根到老布什再到克林顿的20年间,美对东亚的关注度呈直线上扬,这与东亚加速发展及其在全球重要性上
升的步伐具有同步性;第二,里根、老布什和克林顿分属不同的党派,这可以说明这一时期美对东亚关注度的上升及对东亚一体化的立场具有超党派性;第三,从里根的“太平洋经济共同体”计划到老布什的“太平洋共同体”、再到克林顿的“新太平洋共同体”,说明美一以贯之的立场是谋求建立一个把东亚国家融入其中的、由美主导的泛太平洋一体化组织、或者是一个亚太一体化组织,而不是一个纯粹的东亚一体化组织;第四,美国谋求的泛太平洋一体化组织,其职能不但涉及经济
一体化,还包括安全目标和价值观目标, ④其中安全目标与价值观目标又居于主导地位,即是说,美国倡导的泛太平洋一体化组织或说泛亚太一体化组织不但“大而无当”,而且在议程上“杂而无当”,这就不能不令人怀疑美国的真实动机! 事实上,美追求的不是亚太经济一体化,而是要在经济一体化旗号下,使亚太成为贯
彻美国安全目标与价值观目标的工具,进而使之成为美“领导”世界的重要一环。

还要指出的是,在术语上,“东亚”这一概念源出于欧洲人,可以说是一个“欧洲概念”;“亚太”一词源出于美国人,因而可以说是一个“美国概念”。

20 世纪50 年代到70 年代,主要的不信任集中在政治领域,双方都担心对方以意识形态来挑战自己,原因在于冷战的两极结构和不同的政治发展道路; (2) 70 年代到80 年代,中美之间的不信任仍然主要存在于政治领域,但这段时期中美之间的信任大于不信任; (3) 1989 年以后,中美之间的不信任主要集中在经济和军
事安全领域,原因在于中国持续的现代化。

美国欢迎中国的经济发展为美国带来市场,但又始终担心中国发展成为一个超过美国的全球经济体。

中国怀疑美国想为中国经济发展制造一个不稳定的环境,美国怀疑中国与美国现在进行战略对话是在“买时间”。

中国怀疑美国加强与韩国日本的同盟关系、调整美国在东亚的军事部署是为了遏制防范中国,美国怀疑中国的国防现代化不仅仅是为了反对台湾独立维护国家统一,而且还是为了在周边地区进行扩张近两年来，美国政府的许多对华言行显示，它已开始倾向于在中国持续和平崛起的前提下，接受或多少无可奈何地迁就中国崛起。

与此相关，它在继续对华军事防范、增进贸易保护主义压力和
尝试加强对华外交竞争的同时，致力于系统地增大和拓宽对华协商和协调，并且将此置于对外和对华政策议程中的更显要的位置。

美国政府与先前相比，在一些重要问题上更大幅度地“迎合”中国的立场或要求。

此外，它既出于无奈，也出于对损伤中美全局关系的顾虑，在它实际上相当疑惧或深为不满的一些方面采取或试图采取比先前“容忍”甚或“容忍”得多的姿态。

总之，即使在较长远的未来有可能发生变更，美国仍已开始形成其对华态度和政策的一种新的首要方面，那就是将中国当作至少目前在和平地崛起，在今后一段可预见的时期内大概仍将如此的一个未来很可能的世界强国对待。

然而另一方面，中美两国间的中长期“结构性矛盾”正在变得比过去更为深刻，也许有如远处的地平线上正在集聚的乌云。

中国经济总量和对外贸易持续高速增长；中美经贸矛盾越来越具有结构性的、独立的和愈益增进的重大意义，并且在弥漫“中国是世界工厂”和“中国大搞不公平贸易”的美国公众意象中越来越被“政治化”；中国在东亚、中亚、中东、非洲等多个地区的经济、政治和外交影响迅
速扩展和增强；中国由经济必需所驱动而在全世界广泛争取战略意义重大的能源；中国抵抗美国压力和对美竞争影响的自信心愈益增进，中国大众中的对美民族主义高扬；中国持续和加速地进行军事现代化，在某些关键的军事能力领域已开始真正触痛美国的过敏的神经。

北京时间1999年5月8日清晨，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悍然以数枚导弹袭击我驻南斯拉夫大使馆，造成3人死亡，20多人受伤，馆舍严重毁坏。

中国使馆遭受袭击的消息让全世界震惊了。

中国方面立即作出了强烈反应。

2001 年4 月1 日，美国侦察机在南中国海域上空蛮横撞击中国战机，中美关系恶化到谷底。

中美关系陷入了僵局。

911事件后，中美关系又开始好转。

在利益层次上,美国与东亚之间的政治、经济与安全利益捆绑和互补程度也进入到俱损俱荣阶段。

当19世纪末美国崛起为世界强国,走出孤立主义,从美洲走向世界时,第一步不是跨越大西洋,而是跨越太平洋进入东亚。

一个多世纪以来,美国已经深深介入东亚事务,包括因东亚而投入过四场战争(美西战争、太平洋战争、朝鲜战争、越南战争) ,介入中国国共内战,战后扶植日本、韩国和台湾国民党政权,帮助东南亚国家的独立与发展等。

毋庸讳言，中美两国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不同，是美国屡屡无理攻击中国的原因。

比如，尽管从未在联合国内获胜过，美国还是乐此不疲地提出批评中国人权的决议案，但都是无疾而终。

但如今次贷危机、金融风暴、经济衰退等问题大大改变了奥巴马外交议题的优先次序。

可以说，原先列于中美关系议程中的传统问题，诸如人权与宗教问题、西藏问题与台湾问题等，可能一下子不会摆在桌上大谈特谈了。

当然这些问题一直存在，不会消失。

现在最重要的是，奥巴马要“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如今东亚已成为美国头号贸易伙伴,美与东亚的贸易额超过了美与世界上包括欧洲、北美、拉美等在内的任何一个区域经济集团的贸易额。

不仅如此,美国也是东亚各国的主要出口市场,东亚多数国家都以美国为第一或美国也是东亚国家主要的贸易顺差来源。

第二大出口市场。

众所周知, 利益原则是国际关系的永恒原则。

长期以来, 中美关系是一种需求合作与矛盾摩擦同时并存的关系。

一方面, 中美两国合作的欲望不断增强, 合作的领域不断扩展; 另一方面, 美两国的矛盾摩擦此起彼伏, 时有激化。

中国越发展, 越强大, 美国就越需要中国的合作, 对中国的战略戒备心态也就越大, 相应地矛盾摩擦也就越多。

因此, 如果我们能从国家利益的视角来分析两国的分歧与合作会有助于更好地看待中美关系的发展方向。

利益原则是国际关系的永恒原则, 国家利益则是民族国家价值判断的最高
标准, 也是国际问题研究的出发点和着眼点。

2008 年11 月，中国参加华盛顿20国集团金融峰会就是一个明显的姿态。

中美关系的发展，取决于两国在这些重大问题上的共识有多少。

当然中国的经济形势也受到金融风暴的影响，但相比
而言，中国改革开放30 年来的成功飞跃，以及2 万亿的外汇储备，这让奥巴马在未来金融
在贸易、政治意识形态、宗教与人权领域，中美之间的“明争暗斗”将长期存在，我们切不可掉以轻心！奥巴马执政伊始，并不表示他的对外政策框架已成型。

他的明星内阁班底需要一定时间去磨合，他的政策构想需要时间去制订，更需要时间去实践和检验。

在未来一年左右的时间里，对于中美关系来说，我们可以预期是以合作与建设为主，但各种突发因素尚难以预料。

作为当前国际上最重要双边关系之一的中美关系，在此次竞选中，并未像往届那样成为两党极力争辩的焦点。

不过有意思的是，奥巴马最重要的任务——如何带领美国经济走出泥潭，其解决之道可能不能只依靠美国自己，中国被视为重要的外部力量。

近来，奥巴马访问英国，法国，捷克，土耳其，伊拉克等国时，传达出明确的信息，美国不愿充当世界警察了。

奥巴马宣布大力消减核武器，放弃多项导弹防御系统，缩小海军规模，任波兰、捷克再处于俄罗斯的阴影下，向伊朗示好，准备公开和平共处以色列翻脸，反而向阿拉伯世界示好。

朝鲜宣布退出六方会谈，美国宣布不生产F-22战机，向古巴、伊朗示好。

从这些可以看出美国会在最近几年同中国深化合作。

一是奥巴马的贸易政策。

在竞选中，奥巴马对于企业“输出美国工作岗位”以至于影响美国就业和经济而心存担忧。

他希望修改美国与加拿大和墨西哥签订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以便增进就业和提高环境标准；他还倾向于与中国保持强硬关系，以应对总量巨大的贸易失衡。

甚至有媒体披露，奥巴马曾经致信美国全国纺织品组织委员会，指责中国进行“汇率操纵”，并表示他已准备好实施紧急保护机制来保护美国的工作岗位。

在这一点上，奥巴马被舆论指为“准贸易保护主义者”。

无论布什、克林顿还是小布什，选举时都对中国有过强硬立场，执政时期就会发现根本做不到。

这是一个中国需要美国，美国也需要中国的时代，“两者根本就分不开”。

这一任改写了美国历史的总统，
美国对中国的期待在三个方面可能落空
一、对于外部冲击, 中国自身也面临着巨大的经济困难
二、中国虽然有世界最大的外汇储备, 但大多都是以债券的形式存在的。

三、中美贸易结构不容易改变, 中国顺差有可能在困难时期反而不减反增
奥巴马亚洲团队的负责人是现任布鲁金斯学会中国研究中心主任的贝德，同时他也是中国团队的负责人。

主流政策就是：为了美国的国家利益，美国应同中国建立良好、稳定、互信的外交关系。

在经济关系方面，奥巴马曾多次谈到美中
贸易与中国商品质量问题。

在贸易问题上，奥巴马虽然坚持保护美国工人的权益，但他并不反对自由贸易；相反，他反复强调自由贸易对世界经济与美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

同时，奥巴马要当一名战胜经济危机的“伟大总统”，必须借助中国的力量。

在安全方面，奥巴马强调提高美中军事关系透明度、防止“妖魔化”的重要性。

在核不扩散与苏丹达尔富尔问题上，他也寻求中国的帮助。

在人权问题上，奥巴马的策略可能比布什政府的政策更具进攻性，但也会顾及人权问题与经济、安全问题之间的平衡。

在台湾问题上，奥巴马看重台湾与大陆的经贸关系。

总之，中国和美国什在共同的国家利益上会选择共同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