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矫正面临的困难问题及相关建议

社区矫正面临的困难问题及相关建议

一、法制不健全

（一）法律存在盲区。

《社区矫正法》还处于立法阶段，尚未制定并颁布实施，相关法律框架不够完善，给工作带来被动。

其次，《社区矫正实施办法》过于笼统，造成实际工作中执行标准不统一，工作尺度难以把握，影响了法律的统一和权威。

（二）工作主体与执行主体之间的分离。

按照当前社区矫正工作有关规定，司法行政机关只是具体组织实施单位，公安机关是社区矫正的执法单位，司法所工作缺乏法理和政策依据，无法保证矫正措施的实施到位，对于不配合矫正的服刑人员，由于缺少法理权威，又不能直接采取强制性措施，矫正执行出现困难，严重影响刑罚的权威性和严肃性。

（三）权责不对等。

社区矫正是一个牵涉法院、检察院、公安、监狱、司法行政、乡镇、社区的系统工程，没有系统的立法，容易出现各部门权责不明确，造成推诿扯皮。而一旦社区服刑人员重新犯罪，问责的对象则是司法行政部门，这种权责不对等的工作格局，不利于社区矫正工作的深入开展，不利于对非监

禁刑罚服刑人员的改造和社会的稳定。

二、工作机制不顺畅

（一）宣传力度不够。

对社区矫正这一“新生”事物，电视、报刊、网络上很少看到社区矫正工作的宣传内容，群众认知程度低。加之受传统观念的影响，在绝大多数人的思想意识中，犯人在监狱才是服刑，走出监狱就是“释放”，导致很多人民群众对社区矫正工作不理解、不支持，甚至误解为司法腐败。

（二）相关部门之间配合存在真空。

社区矫正是一项综合性很强的工作，司法行政机关是具体组织实施部门，法院、检察院、公安、民政、监狱等部门分工负责，密切配合，才能共同做好社区矫正工作。但实践中由于牵涉的部门较多，权责不明确，各部门都在忙于自己的主要工作，无暇顾及社区矫正工作。

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法、检、公、司等部门之间的衔接制度还很不完善，时常出现法律文书送达不及时，社区矫正依据内容不完善、不合规。

（三）犯罪的团伙化、地域化、宗族化以及流动化给社区矫正带来难题。

在涉及到户籍地、居住地、案发地、审判地不一致的跨区域犯罪团伙异地矫正中，因不同地域乡（镇）司法所人力、物力的不同，导致同一案件社区矫正质量不一致。犯罪的宗

族化、地域化导致同一案件的罪犯集中在同一乡（镇）司法所，社区服刑人员再犯罪的可能性较高。

（四）少数部门存在

不按法律程序办事的现象。

《社区矫正实施办法》第四条规定：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监狱对拟适用社区矫正的被告人、罪犯，需要调查其对所居住社区影响的，可以委托县级司法行政机关进行调查评估。在实践中，有些法院根本就不进行评估，直接判决缓刑后移交到司法行政机关进行社区矫正。少数部门出于推卸责任，把一些本不应该纳入社区矫正的特殊罪犯，推给司法行政部门。

三、司法所社区矫正工作难以开展

（一）司法所日常监管难度大。

顺河镇司法所当前在册社区服刑人员已经超过20人，高峰期达到40多人，且有逐年增加趋势，日常监管压力较大。

（二）日常工作任务较为繁重。

顺河镇司法所工作人员仅有4人，大多数身兼数职，工作繁杂，任务繁重，除完成司法所日常工作外，还要完成脱贫攻坚、信访维稳、征地拆迁、“两违”控制等镇党委、政府安排部署的工作任务。

（三）人少事多矛盾突出。

顺河镇司法所有4人，无公务员，年龄在40岁以上3人，其中临近退休老同志一人，30岁以下的年轻干部只有一人，年轻工作人员少，人员年龄结构不合理。

司法所除了要承担法制宣传、人民调解、安置帮教、法律服务、法律援助、社区矫正等司法行政职能外，还要积极参与乡（镇）政府的信访维稳、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依法行政等工作。

因此，乡（镇）司法所不是可有可无，无所事事，而是以现有的人力、物力无法满足地方党委、政府和人民群众的需求。

（四）司法所的孤军奋战。

按照司法部规定司法所担负普法宣传、人民调解、社区矫正、安置帮教等9项工作职能，另外基层很多工作司法所只是指导和参与部门之一，当涉及到乡（镇）七站八所和村（居）民委员会等多部门的时候，这些部门往往只出现在红头文件里，司法所仿佛是在孤军奋战。

（五）身份不符，遭遇执法困境。

司法所在履行职责时，由于不具备警察身份，不能执法，如遇个别社区服刑人员不服管教，由于司法行政机关没有强制执行权力，严重影响刑罚的权威性和严肃性。

（六）监管形式、教育手段单一。

社区矫正队伍专业素质，社区矫正机构设置、办公场所、

办公条件、装备与当前社区矫正工作的要求不相适应。

日常监管主要体现在社区服刑人员定期报到、对其进行谈话及走访上，对社区服刑人员只能做到基本“稳控”，加之专业人士，如心理医生、教育工作者、法律人士的匮乏，缺少具有个性化的科学的矫正方案，无法实现对社区服刑人员高水平、专业化的教育和矫正；

社区服刑人员公益劳动流于形式，起不到实质的教育和社区公益作用。尤其是禁止令的执行更是无从谈起，由谁监管、如何监管都成问题。

四、不同的社会群体对社区矫正的认识存在偏差

（一）部分法律学者只片面看到

社区矫正工作节约了监狱成本。毋庸置疑，当一名罪犯走出监狱，在司法所接受矫正的时候，确实很大程度上节约了监狱成本，缓解了监狱压力，然而这种看法是片面的，似是而非的。

犯罪从古至今都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社会问题。教育改造帮扶一名在社会中相对“自由”的社区服刑人员，预防其再犯罪，更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

司法行政部门管理一名相对“自由”社区服刑人员也是需要成本的，笔者甚至认为管理成本不低于监狱。

在实践中，各级党委、政府对社区矫正工作的财政投入和人员编制供给是先天不足的，这或许是部分法律学者认为

社区矫正工作成本较低的原因。

（二）社区服刑人员家属（监护人）对社区矫正工作的不支持，甚至藐视。

在具体工作中，很多社区服刑人员家属(监护人)觉得社区服刑人员能走出监狱是自己有背景，有能力。例如，在司法所通知社区服刑人员参加集中学习的时候，有的社区服刑人员家属（监护人）不支持不配合，态度嚣张，藐视司法行政机关，觉得司法行政机关管不了社区服刑人员。

（三）少数专家学者

对社区矫正“人性化”的刻意赞扬，实则阻碍了社区矫正工作的顺利推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面对社区矫正这一新鲜事物，少数专家学者坐在象牙塔里照搬照抄国外经验，刻意标榜、炒作社区矫正“人性化”，“民主”，“自由”等含混不清的概念，误导党政领导干部决策。而人民群众对于司法机关维护正义、打击犯罪种种合理诉求和同情受害人的眼泪，则被少数专家学者称之为“封建思想太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