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各大文明之间的冲突和对话

世界上各大文明之间的冲突和对话

彭祥1140501218

人类社会发展的多样性决定了世界文明具有多样性。在苏联解体、冷战结束之后，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明多元化的国际大背景下，文明的国际政治的影响概括起来有两种理论，一种是文明之间的冲突理论，另一种是与之相对应的文明之间的对话理论。只有加强文明对话，维护世界文明多样性，才能避免文明之间的冲突，实现构建和谐世界的愿景。

1993年，美国哈佛大学著名学者塞缪尔·亨廷顿在美国《外交》上发表了《文明的冲突？》

一文，后又不断地扩充和修改，并且出版了《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提出了冷战后的国际政治秩序是建立在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基础之上的观点。该图书多次出版，相当畅销，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政治家和学者们纷纷从国际政治、军事、外交、历史等多维度对其进行解读和阐释，引起了广泛的争论和普遍的关注。

塞缪尔·亨廷顿认为，文明最重要的内容是人类的宗教信仰。他把多样性的世界文明从宗教的维度主要划分为七、八种文明：西方文明、儒家文明、伊斯兰教文明、印度教文明、东正教文明、日本文明、拉美文明和非洲文明（可能存在）。各文明之间的力量对比处于变化之中，人民和国家之间的联盟变为沿着文明之间的界线进行重组，而不仅仅是按原来冷战时意识形态的组合来区分敌我。文明的核心国家将是国际政治格局、国际关系的主要行为主体。文明将是截然分隔人类和引起冲突的主要根源；文明的冲突将显著地影响着全球政治，未来的战斗线将是文明之间的断层线。文明冲突主要地发生在宏观与微观两个层次上，可分为两种形式。在宏观层次或全球层面，就是不同文明的主要的核心国家之间的主要冲突；在微观或地区层次上，指不同文明的邻邦或同一国家之内具有不同文明、不同宗教信仰的族群或集团之间在文明断层线上的冲突。“文明的冲突”是亨廷顿理论的主要内容和核心观点。塞缪尔·亨廷顿进一步指出，文明断层线上的冲突或战争比单纯由政治与经济造成的冲突更难以协商调和，同时还有暴力水平高、时断时续、意识形态混乱等诸多特点，在时间上相对持久，这种冲突只能暂时性地休止，而不能永久地结束，它是无休无止的，原因是由于文化特征的差异性具有经济上的、政治上的、历史上的以及人口因素和宗教构成等极其复杂的特征。

亨廷顿一直对当今世界正处于上升势头的儒家文明与伊斯兰教文明充满忧虑，为对抗儒家文明与伊斯兰教文明的结盟和延缓西方文明的没落，他的策略是利用北约以维护和保卫现在强势将来可能会衰落（但不是直线式的衰落、会出现反复、时间上来讲可能与西方兴起所需的时间差不多）的西方文明。面对网络化和全球化的迅猛发展，文明在政治、经济等领域的作用越来越突出，将是人们所无法回避的大趋势，亨廷顿提出文明的冲突真可谓就是这种大趋势的一种反映。可以说，塞缪尔·亨廷顿为分析当今世界的冲突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往更深层次分析，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是在亚洲、拉丁美洲、非洲等广大发展中国家综合国力不断增强的大背景下，对西方文明如何保持其强势地位的一种思考和焦虑心态。

客观地讲，由于人类文明的一些不可通约性，各大文明之间巨大的特殊性、差异性，确实会出现一些理念上的差异，用一种文明很难完整全面准确地解读另外一种文明，很容易在国际关系中形成一种排他性和独断性。虽然解释的理论范式不同，却不一定直接导致冲突，文明只有和其他因素（如利益等）结合在一起，才形成了所谓“文明的冲突”，但面对世界出现冲突、战争等残忍的状况，并不是各大文明都会无所作为，因此，必须转换“文明的冲突范式”、展开积极的文明对话，来消除各大文明彼此之间的紧张。

“文明冲突”的根源简析

要解决“文明冲突”的核心问题需要揭示其根源。亨廷顿的文明理论范式是“文明的冲突”，赋予文明或文化差异以第一的和根本的重要性，注重差异性而忽视文明的同一性；另一方面，认为构成文明冲突主干的则主要是三大文明力量的对比及其相互关系，即西方文明、伊斯兰文明、儒教文明以及三者力量之间的对比变化似乎是一种单纯力量对比的数值变化。然而，这分明是一个具有实质性内容的“质”的问题，用更加哲学的术语来说，就是它牵扯到一种实体性“质”而不是一种力量之间的单纯的“量”的关系。

由此可见，在亨廷顿的解释模式中，关于“文明冲突”的根源归根到底仍是抽象的，所以它们事实上不可能对“冲突”的根源有真正实质性的揭示。然而是可以用亨廷顿的文明冲突理论来解释历史、现实甚至未来的一些现象的。如果把文明比作河流，环地中海地区就是世界文明的一个大漩涡，历史上罗马帝国和基督教曾经是环地中海的占领者，而阿拉伯大帝国强盛时期和伊斯兰教也曾是环地中海大部分领土的占领者，无论在历史上还是现在以及未来都可能会因为文明问题而出现动乱与战争。

可以看出，亨廷顿的文明解释模式只是把它归结为文明之间固有的冲突本性。他还特别突出了伊斯兰文明与其他主要文明之间的冲突程度，亨廷顿认为伊斯兰周边是“血腥的边界”，各文明之间的冲突程度如下图所示：

其中，本来试图赋予某种抽象化和形式化“文明差异”本身，也变成了得以掩人耳目的一种口实。很显然，要使文明的差异直接变成文明的冲突，就必须要注入某种“暴力”；而事实上要复杂得多。实际上，对于伊斯兰文明，亨廷顿也缺乏深入全面的研究，伊斯兰教是一个非常热爱和平的宗教，“伊斯兰”的本意就是“和平、顺从”，伊斯兰教的教法原则和基本教诲，都反对滥施暴力，要求穆斯林行事处世时要宽厚仁慈，禁止对无辜平民采取伤害行为。

在乔姆斯基看来，根本不赞成把当代世界冲突的根源归结为文化价值的差异，而应该从更加现实的和具体的方面来探究引起冲突的原因。其根本原因是美国和西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政策。强权政治乃是当今世界上真正意义上的“国际恐怖主义”。不彻底根除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世界是不会安宁的。霸权主义是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主要威胁，我们既反对恐怖主义也反对霸权主义。当西方向伊斯兰国家强制输出西方式的“民主”观念时，中东北非等地区的穆斯林将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动乱。殊不知，亨廷顿并没有意识到，在西方，人们是忠诚于国家，国家是忠诚的最高点。

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

国际上绝大部分学者难以认同亨廷顿提出的“文明冲突论”。对此，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杜维明则力主“文明对话论”。杜维明认为很多杰出的学者已经看到了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破绽所在，相信多元文化并存，通过对话和和解，人类社会一定会迎来一个充满希望的新世纪。为此，杜维明积极地在世界各地组织并参加一些文明对话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并四处演讲，极力倡导文明对话，不仅在学术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而且也得到了第三世界广大的发展中国家、联合国以及部分发达国家的一些政治家、学术界、宗教界学者的肯认。

如果要在全球化的过程中使各种不同的文化（轴心文明之间）能够在“和而不同”的多元文化背景下共存，就需要通过对话，从而逐渐发展出生命共同体的意愿，使大家都具有和平共处的根源意识。文明对话主要是了解对方，反思自我的局限性，而容忍是文明对话的最低要求。在杜维明在论述“全球化与多样性”时所依赖的论据、前提或假定与亨廷顿差不多，主要包括：文化在当代世界的新格局中愈来愈具有日益重要的作用；现代化既不是美国化也不是西方化；“面对文明冲突将要到来的警告，文明对话不仅仅是一个愿望，而且成为现实必需。”

虽然杜维明的理论与亨廷顿的模式在基本点上有相同的地方，但两者的基调或气氛却大不相同，甚至截然相反，结果也相去甚远。亨廷顿的立足点乃是“文明冲突”，在他看来几乎是难以避免的。与亨廷顿相反，杜维明的立足点毋宁说是“文明的和解”，其必然性和必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