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古代世界的早期国家形态(1).

略论古代世界的早期国家形态(1)
1979年，自《世界上古史纲》上册出版后，中国世界古代史学界对古代城邦问题展开了连续不断、日益深入的研究和讨论。

古代城邦问题的讨论实质上是对于古代世界早期国家形态的探索和考察。

本文准备将中国大陆学者关于这个问题的研究讨论情况作简单介绍，以增进大陆、港、台和国际学者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学术交流。

一
早期国家形态问题，是世界古代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

在过去，西方学者认为城邦（Polis，City-state）是古代希腊、罗马所特有的一种国家形态，而“东方专制主义”则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古代东方国家的政治特色。

我国学者多半也持此说，或受其影响。

然而，20世纪以来，随着考古学、人类学、历史学和古文字学的发展，学者们发现在两河流域以及其他地区最早都曾长时期地存在过不少以一个城市为中心结合周围地区而形成的小国，与古代希腊、罗马的城邦颇为相似，因而也将它们称为City-state（城邦或城市国家）。

古史学者逐渐对古代城邦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和讨论。

在中国，情况亦然。

林志纯先生（笔名日知）对世界古代史和城邦问题进行了多年研究，在1979年与其他一些学者合作出版了《世界上古史纲》上册一书，对世界古代史的一些重要问题展开系统的论述，特别是提出了古代城邦普遍说，建立起从城邦到帝国的古史体系。

他认为，“最早的国家，就现在所知道的，都是城市公社，城市国家，或简称城邦”，“奴隶制城邦是古代一切奴隶制国家必经的阶段”。

[1]《史纲》的发表把我国的世界古代史研究大大推向前进，特别掀起了关于城邦问题的讨论热潮。

在1979年成立的中国世界古代史研究会迅即于1980、1982和1983年先后召开了关于城邦问题的全国性学术研讨会。

《历史研究》1980年第1期发表孔令平《世界古代史研究的新成果》一文，高度评价《世界上古史纲》上册的新成就，特别是关于奴隶社会前期的普遍规律和关于古代城邦问题的新观点。

《世界历史》则先后刊登了顾思作《国外研究古代城邦的一些情况》（1981年第2期）、远方《关于世界古代城邦的几个问题》（1982年第4期）、王敦书、于可《关于城邦研究的几个问题》（1982年第5期）、陈隆波《城市、城邦和古代西亚、北非的早期国家》（1984年第4期）和廖学盛《试论城邦的历史地位和结构》（1986年第6期）等多篇文章。

远方的文章是对世界古代史学界关于古代城邦问题各个方面的各家看法的综述。

王、于、陈的文章则在肯定《史纲》一书的重大学术价值的同时，对古代城邦问题提出了一些自己的不同意见。

此外，顾准遗作《希腊城邦制度》于1982年出版。

该书为顾准在1974年前后的读书笔记，对古希腊城邦制度作出全面探讨，论述精详，但主张古代东方国家不存在城邦制度。

值得注意的是，林志纯还将其城邦普遍说应用于中国古代史的研究，接连在《历史研究》杂志发表《孔孟书中所反映的古代中国城市国家制度》（1980年第3期）和《从〈春秋〉称人之例再论亚洲古代民主政治》（1981年第3期）两篇论文，力主中国古代存在城邦制度和民主政治。

中国古代城邦说最早由侯外庐先生在其《中国古代社会史论》一书中提出，其后台湾学者杜正胜先生更有《周代城邦》专著加以探讨。

林志纯的著述则促进了研究中国古代史的学者们对这个问题的关注与讨论。

有的学者采用了城邦说，但与林志纯的看法不同，如田昌五、林甘泉。

有的学者不同意城邦说，如赵伯雄《周代国家
形态研究》一书中有“周代城市国家说驳议”专节。

为了将城邦研究更推进一步，林志纯又组织学者主编出版《古代城邦史研究》（1989年）一书。

这是继《史纲》之后，对古代世界各地区的城邦史进行综合考察和具体探讨的一部高水平的学术专著，但其中第14章“论周邦的建立及周王与多方的关系”的作者陈连庆不同意殷周城邦或城邦联盟说。

此外，林志纯还编译《孔子的政治学??〈论语〉》一书，发表《雅典帝国与周天下??兼论公卿执政制时代》（《世界历史》，1989年第6期）和《中西古典民主政治》（《史学理论研究》1992年第2期）等文，进一步阐明其观点。

1993年9月，中国世界古代中世纪史研究会在南开大学召开了中国第一届世界古代史国际学术会议，古代城邦是会议讨论的主题之一。

杜正胜应邀出席大会，做了“中国古代城邦说”的主题报告，其他的有关论文和论文提要甚多，如何兹全《中国古代的早期国家》、林甘泉《中国古代城邦的政治体制》、陈唯声《城市与城邦的起源与演变》等。

会议促进了中外古史学者之间的交流，推动了从全球的角度对古代世界的政治和文化进行综合考察和比较研究。

二
以下我简单引述几家主要学者的观点。

1、林志纯观点
林先生认为城邦或邦是最早的政治单位，产生于旧社会转入新社会之初。

新旧交替，除旧布新是城邦时期的特点。

城邦是自由民、公民的集体组织。

自由公民是城邦的主人和全权者，对于其他非全权者、无权者，尤其对于奴隶，是统治阶级。

但公民内部逐渐分化，而有贵族与平民之分，富者与贫者之别。

城邦的土地所有制是古典所有制，即公有和各家的私有并存，如中国的井田制。

城邦的政治制度的出发点是民主政治。

城邦首领邦君起初选任，后变世袭，由传贤而传子。

城邦会议包括民众会和长老会议，原为民主机构，后有的变成贵族会议，在古代中国是诸大夫和国人的会议。

城邦首领起初偏重执行宗教任务，后逐渐加强政治军事的比重，或者邦君一身而兼祀与戎之职，或另选执政之人分掌。

大体上说，有偏重宗教方面的君，偏重军事方面的王，和偏重政治方面的卿。

城邦时代无专制君主，也不知专制政治为何物。

城邦的政治形式经历了原始民主制、原始君主制、公卿执政制和向帝国过渡四个阶段。

城邦发展中不时出现改革家和独裁者，有的是僭主式的人物，如乌鲁卡基那、伊尹和共伯和；有的为调停式人物，如梭伦、管仲和子产。

孔子也曾是改革家和独裁者。

城邦与城邦联盟并存，城邦联盟并不是国家，在中国古史上称“天下”。

[2]
2、杜正胜观点
杜先生主张城邦是一种国家形态，古今各地文明的发展颇多可见，中国也有过这种形态，而且时间甚久，与“三代”相始终。

以城为中心连同附近农村而构成的寡民小国，基本上是古代城邦的普遍现象。

希腊城邦的特质在于市民权，苏美尔城邦的特质在于城邦神的庙宇。

中国古代城邦的特点在于国人，国人是住在城里的人，和希腊市民往往住在乡村不同，住在乡下的人为野人，身份较低。

居住地对于中国古代城邦人民的地位具有绝对影响。

国人分别隶属于不同宗族，基本身份为自由民，和苏美尔神殿城邦的人口之为神庙佃农者有异。

国人的社会组织既是氏族共同体，也是里邑共同体。

国人所以能发挥参政力量，在于宗族共同体和里邑共同体，而不是类似苏美尔的议会或希腊的市民权。

占城邦人口多数的国人和野人也没有足够根据说明他们是奴隶。

因
此，杜先生既不同意中国古代城邦中有市民会议的说法，也不赞成古代奴隶制的史观。

[3]
[28]同注20。

[29]《陈子昂集》卷八《上军国机要事》。

[30]参见张国刚：《关于唐代兵募制度的几个问题》，载《南开大学学报》1988年第l 期。

[31]同注29。

[32]参见王永兴：《吐鲁番出土唐西州某县事目文书研究》，载《国学研究》第1卷，1993年。

[33]参见拙著《唐代财政史稿（上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236-1240页。

[34]《资治通鉴》
卷一九八贞观二十一年十二月条。

[35]《册府元龟》卷一三五帝王部慰征役门开元十四年六月诏。

[36]《通典》卷一七二州郡二序目下大唐条。

[37]《通典》卷六食货六赋税下。

[38]同注18。

[39]《旧唐书》卷一二一李怀光传。

[40]《新唐书》卷一一八韦凑传附见素传。

[41]同注36。

[42]《新唐书》卷二一一王武俊传，《旧唐书》卷一四二王武俊传略同。

[43]《新唐书》一四八、《旧唐书》一四一张孝忠传。

[44]《旧唐书》卷二OO下、《新唐书》卷二二五中朱?传。

[45]见黄永武《敦煌的唐诗》，洪范书店，1987年，第74页，参项楚《敦煌诗歌导论》，新文丰出版公司，1993年，第32-33页。

[46]此题下有小注曰：“一作汉宫少年行。

”同书同卷3213页有“汉宫少年行”一首，与此诗所咏内容截然不同，此诗所咏，正为“城傍”，故诗题为“城傍少年”。

[28]同注20。

[29]《陈子昂集》卷八《上军国机要事》。

[30]参见张国刚：《关于唐代兵募制度的几个问题》，载《南开大学学报》1988年第l 期。

[31]同注29。

[32]参见王永兴：《吐鲁番出土唐西州某县事目文书研究》，载《国学研究》第1卷，1993年。

[33]参见拙著《唐代财政史稿（上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236-1240页。

[34]《资治通鉴》
卷一九八贞观二十一年十二月条。

[35]《册府元龟》卷一三五帝王部慰征役门开元十四年六月诏。

[36]《通典》卷一七二州郡二序目下大唐条。

[37]《通典》卷六食货六赋税下。

[38]同注18。

[39]《旧唐书》卷一二一李怀光传。

[40]《新唐书》卷一一八韦凑传附见素传。

[41]同注36。

[42]《新唐书》卷二一一王武俊传，《旧唐书》卷一四二王武俊传略同。

[43]《新唐书》一四八、《旧唐书》一四一张孝忠传。

[44]《旧唐书》卷二OO下、《新唐书》卷二二五中朱?传。

[45]见黄永武《敦煌的唐诗》，洪范书店，1987年，第74页，参项楚《敦煌诗歌导论》，新文丰出版公司，1993年，第32-33页。

[46]此题下有小注曰：“一作汉宫少年行。

”同书同卷3213页有“汉宫少年行”一首，与此诗所咏内容截然不同，此诗所咏，正为“城傍”，故诗题为“城傍少年”。

[28]同注20。

[29]《陈子昂集》卷八《上军国机要事》。

[30]参见张国刚：《关于唐代兵募制度的几个问题》，载《南开大学学报》1988年第l 期。

[31]同注29。

[32]参见王永兴：《吐鲁番出土唐西州某县事目文书研究》，载《国学研究》第1卷，1993年。

[33]参见拙著《唐代财政史稿（上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236-1240页。

[34]《资治通鉴》
卷一九八贞观二十一年十二月条。

[35]《册府元龟》卷一三五帝王部慰征役门开元十四年六月诏。

[36]《通典》卷一七二州郡二序目下大唐条。

[37]《通典》卷六食货六赋税下。

[38]同注18。

[39]《旧唐书》卷一二一李怀光传。

[40]《新唐书》卷一一八韦凑传附见素传。

[41]同注36。

[42]《新唐书》卷二一一王武俊传，《旧唐书》卷一四二王武俊传略同。

[43]《新唐书》一四
八、《旧唐书》一四一张孝忠传。

[44]《旧唐书》卷二OO下、《新唐书》卷二二五中朱?传。

[45]见黄永武《敦煌的唐诗》，洪范书店，1987年，第74页，参项楚《敦煌诗歌导论》，新文丰出版公司，1993年，第32-33页。

[46]此题下有小注曰：“一作汉宫少年行。

”同书同卷3213页有“汉宫少年行”一首，与此诗所咏内容截然不同，此诗所咏，正为“城傍”，故诗题为“城傍少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