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反思与展望

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反思与展望

摘要：中国当代文学最根本的弊病在于缺乏理想性、超越性和精神性。长期以来，我们都渴望伟大作品的出现和文学大师的出现。中国新文学经过近百年的积淀，也应该是能够出现大师的时候了。大师的真正标志其实只有一个，那就是写出灵魂。中国文学应该在写出灵魂、写真实或诚实写作上取得真正的突破。

关键词：中国当代文学；灵魂；生命意识；诚实写作

一

对于20世纪的中国作家，批评界似乎有一个较为普遍的看法，那就是：没有产生大作家和大作品。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局面，持此论者的一般看法是，因为中国文学缺乏理想性、超越性和精神性。王晓明就曾指出：“在20世纪，中国作家在才能和灵性上都是很优秀的，不比其他国家差，而且所遭遇的外部生活的刺激也非常强烈，甚至比其他地方更强烈一些，但就是由于这种自我压抑，作家没能够彻底放开来想，放开来写，所以始终出不了大作品。问题是，为什么作家要抑制自己的内心冲动，一个原因自然是处境太严酷……但从更内在的方面讲，还有一个原因，中国的作家好像是缺少那种睥睨一切的精神气质，这个‘一切’也包括他自己的世俗处境。……其实伟大的艺术都是对灵魂的关注，是对这种关注所激发的激情的体会。……许多中国作家就是缺少这个东西——一种不写出来就感到不安，一旦写起来就忘乎一切的激情。我把这种激情的缺乏归之于对自己生存意义的终极关怀的缺乏，而不仅仅是缺乏勇气，更不仅仅是缺乏才能。”①王晓明先生还曾以犀利的思想拉出了真正导致这种局面的、“文学之河深处”的那个“大家伙”──几千年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所铸造的中国知识分子的世俗功利意识及以群体为本位的价值立场。②摩罗则说：“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过于社会化、政治化，缺少精神化、艺术化。”③他认为：“中国当代文坛正在产生优秀作家，但是还很难说已经产生伟大作家。伟大作家需要洞穿人生虚无的浩瀚灵魂和承担虚无之重压的伟大精神力量，需要同时介入形上命题和生民日常生活之苦难的心理素质，需要为每一个病号的肉身痛苦无望地呻吟、为每一个囚徒的孤苦无告黯然神伤的神经质式的敏感与善良。一个民族不但必须拥有这些优秀的精神财富，而且必须让这一切优秀的精神财富集中在同一个写作者身上，只有这个时候，所谓伟大作家才会产生。”④笔者基本上也持类似的观点，认为20世纪的中国文坛没有产生所谓的大作家和大作品这一现象背后有着更深广、更复杂的历史、文化、民族心理习惯等原因。

论者过多地强调灵魂、心灵、精神等层面的因素，无疑是因为20世纪中国

文学在这些层面体现得比较贫弱。不过，这样强调并不等于说伟大的文学作品仅有这些东西就够了。历史已经证明，伟大的文学作品都高度文学地表现了深刻的人性内容，不但有着无与伦比的心灵质量，而且还有着语言技艺的“炼金术”和高超的叙事能力，显示着艺术思维活动和艺术劳作中那种创造的主观性的生动感性；在心灵质量方面，不但融入着终极关怀意识，而且折射出人性本身固有的矛盾性和复杂性。我们说文学作品应该具有理想性、超越性和精神性，“并不是说作家和文学应该背对现实，不食人间烟火”，文学的超越应是“在超越的过程中同时包含了所有”⑤。也许这里面的确有个悖论：只有通过两个似乎相互抵触的因素的会合——通过精神天才与时代生活在语言的“炼金术”中广泛深入的融合，具有巨大震撼力的作品才

会诞生。

二

我们渴望伟大作品的出现，渴望文学大师的出现。中国新文学经过近百年的积淀，也应该是能够出现大师的时候了。笔者认为，文学大师的标志主要体现在强烈的生命意识、强烈的终极关怀意识、悲剧意识、悲悯情怀和写真实这样几个方面。当然，所有这一切都得融入炉火纯青的叙事艺术和语言艺术。中国当代文学在叙事艺术和语言艺术上似乎不存在什么大问题。我们审视中国当代文坛不难发现，叙事艺术和语言艺术基本上达到炉火纯青的作家有之，如张炜、莫言、韩少功、王安忆、李锐、苏童、余华等；拥有接近大师的架构和笔法的作家有之，如路遥、陈忠实、贾平凹等。要提高中国当今的文学创作水平，最要紧解决的问题就在作品的灵魂含量上，或者说如何使文学创作体现为在灵魂的维度对人类生存根本状况的觉醒与描述。笔者所强调的文学大师的标志归纳起来其实只有一个，那就是写出灵魂。王晓明曾说：“倘若有人问我，对21世纪文学的期望应该是什么，我可以用一句话说：希望在21世纪的中国小说里面看见灵魂，读到灵魂的颤动。”⑥这也是很多关心中国文学的人的期望。应该说，自新时期以来，特别是先锋文学崛起以来，中国当代文学的主流已渐渐走出意识形态化写作（严格说来，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寻根文学都是意识形态化写作），开始关注人的灵魂。从今天的现实看，已经有一些作家在自己的作品中写出了灵魂的一角。但总的来看，在当今的作家群里，却仍难觅大师的踪影。

也许有人会问：我们的文学为什么一定要写出灵魂呢？原因很明显：第一，文学是人学，作品有没有写出灵魂，有没有充分表达人内心的真实，是作品揭示人性是否深刻的最重要标志，写出灵魂是中国文学整体品位取得实质性突破的需要；第二，写出灵魂也是充分实现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接轨的需要。“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这句话说得不错，但是如果狭隘地理解这一命题那就太浅薄、太可笑了。当然，我们的文学并不单纯是为了要与世界文学接轨，或者说不是要为写灵魂而写灵魂，这是时代精神状况对文学的要求。文学要表达今天这个

时代人们的深层生命体验和经验，似乎已经必得有灵魂来参加。灵魂的强烈活动（对存在的深切感受）实际上是人类共同的精神特征之一，无论作家属于哪一个民族、哪一种文化类型，灵魂都是应当予以关注的。

究竟怎么判定作品里有没有灵魂呢？这是个大难题。因为在缺乏形上诉求的中国人这里，灵魂还真像是个不明不白的东西。中国人“重实际而黜玄想”⑦，在人文精神上不注重外在超越，缺乏形上追索，这是几千年的儒道文化传统铸成的一种文化心理现实，它与西方人的文化传统有着很大的不同。笔者认为，灵魂是人不仅仅作为肉体性存在更作为精神性存在的根本标志，它追求超越，追求和解，追求与存在本质的统一。当然，它也是人类痛苦的源泉，因为人类还得照顾似乎与它有着难以调和的冲突的自己的肉体。写出灵魂就是要作品渗透着对人的一种真正的认识，而不是只被对人的虚假认识所充斥。作品里有没有灵魂，就是看作品里有没有宗教性因素。宗教性因素不等于直接的宗教表达，而是表现为对人之为人的本质层面的关注。最突出的宗教性因素应该是强烈的生命意识和强烈的终极关怀意识，此外，还有对人类苦难的悲悯意识。一种顶尖的文学创作活动，除了创作主体自身真正进入了文学内部外，还应当有人类存在的根本命运这一背景意识。也许这是又一对悖论组合，但就是它们共同组成了孕育伟大的文学作品的基质。

三

强烈的生命意识意味着对人的生命存在本身的关注。真正的文学一刻都不应该离开对人的生命意识的表达。它可以与政治、经济、文化、道德无关（相对来说的），但必须与生命紧密相连。如果一种文学叙述建构在对生命本身的遗忘中，那它是不可能成就伟大的文学作品的。长期以来，我们的文学在对社会生活的描写和对人物心理活动的刻画上做得也都很到位，但总是过多地纠缠于意识形态层面的东西，仔细审视的话，总让人觉得有一种致命的缺陷，那就是对生命本身的遗忘。它从不会关心人（尤指个体）对生命存在的深层体验，不会关心“人是什么”这样的问题。中国作家无论如何都难以像西方人那样去披露自我，披露他们的隐秘、他们的灵魂、他们最独特最个人的真实。我们的作家写书时，好像是在做一项工作，这项工作可以指向任何身外之物，唯独不指向生命本身，不包含作家自己对生命的深层经验和深入的理解。粗略地检视一下20世纪的中国文学，我们可以发现，意识形态化写作一直是其主旋律，甚至可以说是意识形态化写作的大一统局面。我们的文学只是表达着对社会变迁的认知，那些认知图式往往是事先已被政府界定或社会认定了的，作家们所做的只是倾自己的文学才干去图解政治或社会主流观念。从茅盾、赵树理到整个“十七年文学”，再到“归来者文学”，乃至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以及几届茅盾文学奖的多数获奖作品看，无不是在做着这项工作。还有一种可以称之为“微观意识形态”化的写作，虽然不直接图解政治，却处处体现出意识形态对社会生活及个人生活无孔不入的“毛细渗透”功能。这些作品津津有味地描写着人所共知的文化常识、社会常识及大众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