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的故宫文物大迁移

抗战时期的故宫文物大迁移
满清政权被推翻后，中华民国政府宣布清廷所藏历代文物收归国有，并于1914年成立古物陈列所，共接受清盛京皇宫及热河行宫所藏文物23万2千3百件。

1925年10月10日，经紧张筹备的故宫博物院正式成立后，接受满清大内文物达117万件，自此，这些国宝由皇帝及王公贵戚私人玩赏而向公众开放。

1931年“9.18”事变后，日寇占领东北并进逼华北，平津一度危机，南京国民政府遂决定将北平故宫博物院所藏文物避敌南迁。

这一决定立即在北平各界掀起轩然大波。

一部分文化界名人及大多市民认为，故宫文物南迁，北平这座文化历史名城将名存实亡，并且文物一旦离开北平，将很难保证其安全。

而包括院方大多数领导层在内的人士认为，鉴于清末故宫等处文物数次遭外军劫掠、毁坏，极力主张文物南迁，以避战火。

反对南迁者散发传单制造舆论、号召运输工人拒运，甚至声称要采取武力阻拦。

两种意见争执不下，乃至发生激烈冲突，最后，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长、故宫博物院理事宋子文先生代表院方作出保证：一旦北平局势平稳，文物将原物运回。

南迁
南迁之争结束后，故宫博物院迅速组织将文物装箱打包，并由院秘书、文学家吴瀛；院总务处长、工学家俞同奎；院古物馆副馆长、金石学家马衡；院秘书程星龄分别担任监运，1933年2月7日，第一批两列文物专列出发南下，至5月23日，故宫博物院分5批迁走文物13427箱又64包，同时古物陈列所、颐和园、雍和宫等机构所藏清宫文物也一同南迁。

由于当时天津地区日军活动猖獗，运输文物的专列没有直接走津浦线，而是沿平汉、走陇海，再转津浦。

为确保南迁文物安全，防止沿途土匪劫掠，故宫博物院除严格保密专列行程外，同时密电国民政府行政院及专列经过地区军政长官，请求沿途提供保护。

而装载文物的专列全部采用铁皮车厢，车顶四周均架起机枪，各车厢也布置了荷枪实弹的武装宪警。

列车所过之处，地方军政长官均派武装马队于专列两侧接力奔跑，在土匪活动猖獗的徐州一带，铁路两侧的壕沟里更是布满了高度戒备的国军官兵，为专列提供保护。

由于当时南京文物保存库尚未建成，南迁文物首先到达上海，被储藏在天主堂街仁济医院旧址及四川路业广公司，1937年1月1日，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成立，17日，存沪南迁文物仍分5批运往南京。

上海暂存文物，工作人员正整理晾晒字画
西迁
1937年“7.7”卢沟桥事变爆发，刚刚安定了半年的南迁文物，如同战乱中的国人一样又开始了漫漫西迁之路。

“8.13”淞沪会战打响的次日，南迁文物即开始装船，分南、北、中三路向西南大后方进发。

至12月8日，最后一批文物在长江码头装船西运，此时距日军攻陷南京中华门仅余4天。

北路文物经剑阁明月峡栈道入川
南路文物起运最早，随抗日战事的发展，先后迁长沙、迁贵阳、迁安顺华严洞并在此停留6年之久，直到1944年秋豫湘桂会战，桂、柳失守，贵州临危，这批文物又于当年12月18日迁至四川巴县飞仙岩。

中路西迁文物顺江而上，在重庆短暂停留后存放于乐山。

北路则经汉中过剑阁入川，自成都转运至峨眉，分存于武庙和县城南门外的土主祠、许祠里。

装载文物的汽车由木船驳载过河
如同当时逃避战火的人群一样，西迁文物经水路、公路、铁路辗转西行，期间除了经历战争的艰险，也曾发生了不少意外。

如中路文物在重庆存放时，因楼板承重不够而坍塌，压伤两件文物。

北路文物则更是命运多舛，1937年12月7日，在宝鸡火车站卸车运往临时仓库途中，因火车相撞祸及运载文物的汽车，造成一箱黄瓷宫碗和一箱钟罩被震碎；另一次则发生在陕西褒城，看守文物的士兵因腰间的手榴弹意外落地爆炸，造成3名士兵死伤，2件文物受损。

东归
1945年抗战胜利后，西迁文物也像抗战时期那些饱受战乱之苦的游子一样开始踏上东归之路。

1946年1月，西迁文物开始从四川存放地起运，在重庆集中后装车装船，向南京进发。

东归文物一路上虽然没有了日寇的炮火袭扰飞机轰炸，但也是险象环生，如装载战国石鼓（唐初在陕西雍城（今凤翔）发现，宋、金宫廷收藏，自元代起置于北京国子监）的卡车曾在四川境内两次发生翻车事故，所幸石鼓保护措施得当，没有受到损伤。

1947年11月，北平故宫博物院南、西迁文物流落各省14年，辗转数万里，渡尽劫波，陆续东归南京。

文物东归后，国民政府分别向四川存放地颁赠“功侔鲁壁”巨匾，借秦始皇焚书坑儒时，孔子的九代孙孔鲋，将写有儒家典籍的竹简，藏于曲阜孔府的一堵墙内，至汉武帝时，为鲁恭王刘余拆墙发现，使儒家经典得以后传的典故，褒奖四川人民为保存保护文物所作出的贡献。

1948年12月22日至1949年2月22日，国民政府退守台湾前夕，故宫博物院将南迁文物中的2972箱共23万余件分三批运往台湾，后在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展出。

1950年后，北京故宫博物院先后从南京运回文物1万余箱，另有2千余箱则留在南京分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