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比较的视域看世界伦理与宗教对话——以东方智慧传统为重点(1)

从比较的视域看世界伦理与宗教对话——以东方智慧传统为重点(1) 在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对话之中，柯恩一薛波（DanCohn-Sherbok）的文章提到，美国犹太神学家鲁宾斯坦（RichardRubenstein），“倡导了一种神秘的神学，颇近于东方的宗教系统。”[1]这触发了我的回忆。在七Ο年代后期的一次国际会议上，一位印度学者和一位研究日本禅宗的学者发表论文，把东方的神秘经验与西方的爱克哈特（MeisterEckhart），（1260-1328）与波美（JakobBoehme,1575-1624）作出比论。鲁宾斯坦即席指出，在基督教神秘主义为支流，其本质为“契约宗教”（covenantreligion）。这是无懈可击的说法，但他继续发挥，却语出惊人。他说由于犹太人未能履行圣约，上帝可以用任何方法惩罚他们，包括二次大战的大屠杀。这却有否定、解构的意味。后来在走廊上和他聊天，他说，你们继承自己的传统，并不足为奇，我是经过巨大的挣扎才翻出自己的传统，那种艰难，不是你们可以想像的经验。用希克（JohnHick）的三分架构：“排他主义”（exclusivism）、“包容主义”（inclusivism）、与“多元主义”（pluralism）来说，[2]亚伯拉罕信仰如犹太教、基督宗教与回教是排他主义的传统，到了今天，绝对论（Absolutism）倒塌，简直需要脱胎换骨，转趋包容主义还不够，必须采取多元主义，才能避免迫害异

端与宗教间的纷争。东方的智慧传统，如印度教、佛教、道教与儒家却是包容主义的传统，负面的包袱或者是轻一点。但包容主义惯作“判教”的措施，纡尊的架势还是未能以平等的态度对待异教，仍然有其问题。而东方传统是否愿意或应该向多元主义转变？这样的转变会碰到怎样的困难？都需要提到意识层面上来加以分析、反省和检讨。我们现在继续由比较的视域，看东方智慧传统怎样对世界伦理与宗教对话作出回应。乃是放在这一宽广的背景之下，最后我才由新儒家的立场作出我自己的论断，以及进一步往前探索的提议，以面对新世纪与千禧的挑战。

印度教的雷邦禅（AnantanandRambachan）撰文论“印度教与其他信仰的面对”。[3]印度河流域幅员辽阔，包括着不同的信仰与实行的方式。与一般的印象相反，印度教并不是他世性的。人生的四个目标包括“财富”（artha），“快乐”（kama），“礼法”（dharma）与“解脱”（moksha）。而世间的追求终比不上精神的解脱所给与的自由，这通常有赖于精神导师（guru）的教导，解脱于“无知”（avidya），体现“真我”（atman），与梵（brahman，终极真实）合一，超越轮回（samsara），不再作业（karma），解除痛苦，获得现生的解脱（jivanmukti）。哈佛学者爱柯（DianaEck）作出“宗教差别”（religiousdiversity）与“宗教多元”（religiousplurality）的分别，前者指的是事实上存在的

歧异，可以与其他传统漠不相关（indifferent），后者则要求信仰间的交流与互动。印度教认为终极来说，“梵”超越名相，有限人力无法给予充分的界定与描绘，也不能为某一个传统所独占或控制，有丰富的宗教多元的资源。正因如此，我们永远可以向他者学习。然而印度教坚信世界宗教的祈向与追求终究是同一的，尽管不同的语言与表达是互相矛盾的。黎俱吠陀（RigVada,1.164.46）云：“真实（sat）为一，但圣哲给与之名为多。”印度教容许人人信自己所选择的神（ishtadeva），可以容许语言文化的差异，但终极来说，神乃是一。印度教也容许个人追求四种不同的解脱道：“业解脱道”（karmamarga），“行瑜珈解脱道”（yogamarga），“信解脱道”（bhaktimarga），与“智解脱道”（jnanamarga）。这可以让印度教与世界其他宗教找到会通之道。譬如基督宗教使印度教信众提高社会层面的觉知，印度教则使基督宗教重新发现其玄思默想的传统。当然印度教也有其不足之处。一般来说，容易忽视差异，混漫归一。但到现代，甘地明白，不同传统不必归一，但也得各自批评自己的局限所在。当前的情势更是不同，宗教间的对话变成日常经验，而世界的问题需要世界性的合作来解决。印度教内部有太多歧异，缺少代言人，晚近才有“世界印度会”（WorldHinduCouncil）的组织。印度教对堕胎、同性恋、安乐死、环境等问题也还缺少足够的回应。而印度教今日能成为不必印度人也可以信的

宗教，会进一步突出其本质与普世性的成分乃是不言而喻的。它也应作更深入的自我批评以求对于人的情状，建造正义、和平、快乐的社会，作出更大的贡献。

米德拉（KanaMitra）则应史威德勒（Leonarddler）之约撰文，对于世界伦理宣言问题做出回应。[4]今日的全球情势即是要在差异中求统一，现在流行“视域主义”（perspectivism）。有俗世的视域，也有宗教的视域。先由俗世观点看，又有欧洲与美洲原住民视域的差别，对欧洲来说，近代是“发现与富足的时代”（ageofdiscoveryandprosperity），对原住民来说却是“解体和灭亡的时代”（ageofdemiseandextinction）。现在有了人权的觉醒，四八年的人权宣言的基础是俗世的人文主义，还有了“国际大赦”（AmnestyInternational）的组织。但还是难以克奏其功。宗教的精神层面有其独立自主性，不可以化约为俗世因素。当宗教与政治、经济、社会因素结合，牵涉到个人与群体的认同问题，就会造成实际效果，成为争斗和暴乱之源。宗教信仰不是法律，但通过信众有转化的力量，不可加以忽视。在原则上，人权宣言背后的道德原则，与宗教强调的责任义务并无冲突。各传统的金律均植根在超越的信仰之上，其道德规条却大同小异。人的意识需要不断地扩张，变化气质恰正是宗教的核心。而不同传统的差异与交流互济可以激发活力。而印度教历来是“多元统一”

（unityinplurality）的传统，有丰富的资源可以援用。瑜珈行的初阶，七个步骤中的前两个步骤正是道德文化层面。“夜摩”（yama），意即实行五戒：不杀、不诳、不盗、不淫、不依靠他助或自助。“尼夜摩”（niyama），提示洁净身心，无怨尤，修练勤学，委弃于神。这些都与金律或世界伦理宣言的精神无背。当然理想与与实际永远有巨大的差距，也不能株守旧文本，压迫贱民与妇女，重要在意识之扩充与转变，与孔汉思倡导的“典范转移”，柯慎士倡导的“第二个枢轴时期”，史威德勒的“对话时代”互相呼应。

锡金教（Sikhism）（大陆称锡克教。——编注）是由印度教派生出来，主张印回融合、更具普遍性的信仰。阿洋·基柏·辛（ArjanKirpalSingh）撰文论锡金教的普世理想。[5]该教创立者南纳克（GuruNanak,1469-1539），生于五河流域的旁遮普，当时统治者信伊斯兰教，一般民众则信仰印度教。三十岁那年得到天启，澈悟神超越回教与印度教的差别，乃宣称非印非回，大家都来自同一精神泉源。故锡金教一开始即有普世性格，强调全体对话（ecumenicaldialogue）与推理论证（reasonedargument），以及宽容、理解、同情、互济的精神。南纳克强调笃行，他并不要人改宗，只要诚信。印、回、耶、犹、佛、耆那教，并无妨碍。表面上看是一种折衷主义，其实是富有原创性、涵容多层面的思想，体现人生的整体观。终极来说，只有一创造者和他的创造，大家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