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古代城市规划思想的比较分析

中西古代城市规划思想之比较分析
摘要：
城市发展受经济、政治、文化等因素的影响很大。

中西古代由于文化、哲学思想不同，导致了城市规划思想的差异，进而造成了城市形态的不同。

本文比较了中西古代城市规划思想和城市形态的差异，并分析了导致这种差异的原因。

关键词：
城市规划思想城市形态比较
正文：
一、中国古代城市规划思想
1、儒家礼制规划思想
礼制规划思想最早可追溯到春秋末年齐人著的《周礼·考工记》，“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

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

《周礼》的“营国制度”深刻影响着中国历代的城市尤其是都城的规划，提出了都城规划布局的理想模式，奠定了中国古代城市规划的基本轮廓。

同时，从《周礼》的“营国制度”中，也可以看出“择中而立”、“居中为尊”等礼制思想在城市规划上的反映。

中国古代城市规划思想与古代占统治地位的儒家哲学思想有很大关联。

在战国以前，诸子百家争鸣，并没有统一的政治哲学思想。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家思想就成为当时封建统治的理论准则。

儒家思想强调重礼、崇孝、尚文。

在重礼的倡导下，一切建筑活动都要受礼制的约束。

无论是都城规划、宫殿庙宇还是百姓住宅都讲究对称、均齐、规矩、等级。

在崇孝的主张下，儒家提倡尊敬长辈、敬祀祖先，形成了中国的大家庭制度，营造了以礼为纲的传统合院式住宅布局(二合、三合、四合院等)，并成为我国古代各类建筑组合方式的缩影——如宫殿、王府、衙署、庙宇、祠堂、会馆、书院及其它建筑。

乃至村镇、城市的布局等。

2、天人合一和象天法地的规划思想
“天人合一”是中国哲学的基本精神，是中国哲学对天人关系的一种观点，强调“天道”(自然法则)与“人为”的合一。

“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表现在城市规划上，其突出特点就是：要顺之以天理，追求与天同源、同构，与自然和谐统一。

天人合一和象天法地的思想一直贯穿于中国古代城市规划的始终。

从距今6000年的仰韶文化遗址可以看出，我国的城市雏形是建立在对以北极为中心的宇宙模式模仿的基础上的。

周代以来我国的城市规划都体现了天入合一的思想。

如春秋时期吴国伍子胥营建苏州城、越国范蠡营建会稽城时，都是“象天法地，建成大城”、“乃观天文，拟法于紫宫”。

秦朝都城成阳的规划也体现了这种思想，咸阳城市的设计思想，反映了当时人们一种朴素的关于天人合一的观念，天上的种种星象，与人间秩序一一对应。

唐朝都城长安中的十三牌坊里象征十二月加闰月皇城南面四行坊里象征四季，东为春、南为夏、西为秋、北为冬。

明清北京城中南面建天坛。

北面建地坛，东面有日坛，西面有月坛。

另外，兽中四灵“前朱雀后玄武、左青龙、右白虎”也在城市布局及地名中得到了体现。

3、相土、形胜、风水的规划思想
和相土、形胜思想相比，风水说通过对山川形势所蕴涵的“气”的研究．形
成了一套完整的分析概念和技法体系。

其思想上也更为成熟。

它通过推测不同方位的“吉凶”来强调城市布局方位要和命相结合，对城市的选址和布局有深刻的影响。

在城市内部建筑的设置中，也强调通过一定的建筑设施的摆布。

以弥补地方风水的不足，“城市之地。

其正穴多为衙署诸基用，余者不论东南西北，四周总以高地为吉，低处为界水，不可居”。

城墙除了防卫功能以外，也是重要的风水手段。

城墙环抱、四面设门，门内设神守卫，是中国古代城市的理想布局模式。

唐长安城皇城南面的四行坊，不开南北门只开东西门，是为了不冲“王气”。

明清北京紫禁城的规划设计也受到了风水理论的影响，紫禁城的整体立意。

极为注重“非壮丽无以重威”。

竭力突出其九鼎之尊的地位。

4、数字的应用
数字本身是抽象和无意义的，但有时也与一些观念形态结合起来。

在中国古代，数字“3”代表了天、地、人合一的思想，“5”代表了金、木、水、火、土和阴阳五行，“9”象征着九重天，寓意尊贵。

这些思想应用于城市规划，如汉长安城门开三个门洞，唐长安明德门、北京天安门及午门开五个门洞。

唐长安有六街，汉魏洛阳城长九宽六，都城开九门。

采用奇数也与突出中轴线布局有关，中间城门往往为帝王专用。

二、西方古代城市规划思想
公元前500年的古希腊城邦时期，提出了城市建设的希波丹姆模式，这种城市布局模式以方格网的道路系统为骨架，以城市广场为中心。

广场是市民集聚的空间，城市以广场为中心的核心思想反映了古希腊时期的市民民主文化。

希波丹姆遵循古希腊哲理，寻求几何图像与数之间的和谐与秩序的美，这种思想在其规划的米列(Milet)都城中得到了完整的体现。

到了希腊化时期，城市建设的主要特征是街道、建筑与广场规整划一。

从城市功能分区、道路系统、邻里住区的划分，一直到市中心与广场的规划布局都是严格按几何和数的规律进行规划设计的。

希腊化时期卫城和庙宇已让位给喧嚣的广场，广场周围有商店、议事厅和杂耍场等。

古罗马时期，在被征服的地方建造了大量的营寨城。

营寨城有一定的规划模式，平面呈方形或长方形，中间是十字形街道，通向东、南、西、北四个城门。

街道交点附近为露天剧场(或斗兽场)与官邸建筑群形成的中心广场。

古罗马营寨城的规划思想深受军事控制目的影响，以在被占领地区的市民心中确立向罗马当臣民的认同。

古罗马时期，城市道路笔直宽阔，建设了大量的宣扬统治者功绩的纪念性建筑：广场、凯旋门、记功柱以及供奴隶主享乐用的剧场、斗兽场等。

西方中世纪城市多为有机生长，大多数城市都是在封建主的城堡周围逐渐“生长”起来的。

很少有按规划建造的。

由于战争频繁。

城市的设防要求提到很高的地位．产生了一些以城市防御为出发点的规划模式。

文艺复兴时期，教堂或城堡不再是城市的中心，市政厅广场成为新的城市中心，这标志着神权与封建政权地位的下降以及资产阶级人权地位的上升。

许多城市进行了改建．改建主要集中在一些局部地段，如广场建筑群方面。

三、中西古代城市规划思想比较
西方以神学为中心，上帝至高无上，神庙和教堂及其广场占据城市中最好最高的位置。

中国则以体现人间的统治秩序为中心，君王至高无上，城市中以皇宫和官署为中心。

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自然哲学观，朴素的“天圆地方”的人地观，导致了方格网城市形态的形成。

王城居中，中轴对称，反映了中国古代城市规划中皇权至上、以帝王为中心的思想。

有机生长是西欧中世纪城市建设的主线，大多数城市都是在封建主的城堡周围逐渐“生长”起来的，建筑群具有优美的连续
感、丰富感和活泼感，给人以美的享受，城市景观统一且多样化。

而规则布局则是中国封建城市建设的主线，反映中国封建城市建设与发展成就的主要是都城和一些府城，是政府主观意志的产物，其城市设计突出了皇权的无处不在。

文艺复兴时期，人与自然的大发现使西方人地关系产生彻底的“天人分离”，人的价值理性得到了充分张扬。

西方城市规划中出现了一种理想主义思潮，以各种几何形状作为城市形态构想，城市平面轮廓、结构呈现出一种规则的几何图案模式。

到了十七世纪后半叶，资产阶级唯理主义在城市建设中完全占据了统治地位。

在城市建设中追求抽象的对称和协调，寻求纯粹几何结构和数学关系，强调轴线和主从关系，如法国的凡尔赛宫。

中国城市建设也讲求中轴对称和主从关系，但其思想根源却来自儒家文化的“居中不偏”“不正不威”的宗法礼制观念，以强调封建帝王至高无上的权势。

四、中西古代城市形态比较
相同点：
西欧和中国的城市形态基本上都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比较规则的，中国
以都城为代表，西欧以商业交通型城市为代表；另一类是不规则、蛛网状的。

中国的工业、商贸城市都属此类，西欧以城堡型或要塞型城市为代表。

这种现象说明西欧与中国城市都同时沿着两条路线并行发展，一条是有意识的布局，以人的意志为主导的发展。

另一条是无意识的自组织，以经济因素为主导的发展。

另外，从道路系统来看，中西古代城市的城墙、城门与城市核心决定了城市主要交通线路，通向城门与市中心的道路为主干道。

不同点：
中西古代由于文化、哲学思想不同，导致了城市规划思想的差异，进而造成了城市形态的不同。

中国古代的城市规划以都城规划为代表。

唐长安、元大都、明清北京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三座都城，它们的布局都体现了皇权至上、等级严格的宗法礼制思想。

都城多方正规则布局，中轴线对称，宫殿居中，左祖右社，前朝后市，旁三门，道路系统呈规整的方格网状，形成一套严整的规划制度。

府城、州、县城一般也都按这制度布局，差别只是城市规模大小不同，功能区多少不同。

西方中世纪代表性城市是法国的卡卡松城和德意志的诺林根城，平面形态为椭圆形，城市中心区为教堂、市政厅及其广场。

城市一般分为教会区、皇室区、商人区，有些城市还有学院区、修女院区(牛津、威尼斯等)。

城市道路系统不规则，弯弯曲曲，多为蛛网状的放射环状系统。

街道曲折多变的原因一是城市随地形变化有机生长，二是强调市中心的核心作用，放射环状道路可以起到包围和保护核心区的作用。

市场遍布全城，居民可沿街居住或营业。

中世纪欧洲的城市，往往只是封建经济中心，以商人为主的市民是城市的主人，封建政治的力量比较薄弱。

由于西方基督教势力的强大，城市以教堂、市政厅和具有市民公共活动中心意义的广场为中心，街道由此呈放射状向外伸展，城市轮廓也很自由。

与西方城市相比，中国古代城市一直是主要作为各级封建政权的统治据点而存在的。

虽然也有市场，但很大程度上带有纯粹满足封建主物质消费需要的性质。

市场的主人备受歧视，没有独立的政治地位，被称为“市井小人”，经济活动受到很大限制。

市场的主人是封建最高统治者皇帝或各级政权的代表及权贵官僚，城市是层层政权控制下的政治中心，是封建统治的强大堡垒。

所以中国古代城市在城市形态上就表现为方正规则布局，宫城居中，道路网的布局及道路尺度基本是考虑哲理或象征意义的需要，而与交通的实际需求并不匹配。

城市发展受经济、政治、文化等因素的影响很大。

中西古代由于文化、哲学思想不同，导致了城市规划思想的差异，进而造成了城市形态的不同。

从经济角度来看，西方重商主义的经济活动代表个人利益，表现为城市的自发有机发展；中国重农主义的政府行为代表国家利益，表现为城市的秩序规划发展。

从政治角度来看，中国古代的封建专制制度，形成了宫城居中，中轴对称的布局。

西方社会的民主制度，形成了教堂、市政厅及其广场为城市中心。

从文化及哲学思想角度来看，中国古代儒家哲学思想占统制地位，儒家提倡“居中不偏”，“不正不威”，反映在城市规划上就表现为宫城居中及中轴线对称的布局。

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自然哲学观，“天圆地方”的朴素人地观，导致了方格网状的城市形态。

西方的民主文化和以神学为中心的世界观，反映在城市规划上就表现为以神庙、教堂、市政厅及其广场为中心。

结语：
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强调战略思想和整体观念，强调城市与自然结合，强调严格的等级观念。

这些城市规划思想和中国古代各个历史时期城市规划的成就，集中体现在作为“四方之极”、“首善之区”的都城建设上。

而从西方古代社会来看，早在古希腊的城邦建设中便出现了希波丹姆模式的城市建设体系。

建筑师从当时的哲学思想和实用两方面出发，探讨了城镇的形态，从而发展了这一体系。

其主要特征是采用了方格网式的街道系统，并与城市的市场和公共建筑群结合起来。

两者由于文化、哲学思想不同，导致了城市规划思想的差异。

参考文献:
1、吴志强城市规划汇刊
2、李德华城市规划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