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哲元在华北自治前后

宋哲元在华北自治前后
作者：王恩收
来源：《档案天地》2011年第05期
宋哲元原系西北军冯玉祥旧部，中原大战战败后被张学良收编。

先任陆军东北边防军第三军军长，不久又改任国民革命军第29军军长。

1935年，宋哲元任平津卫戍司令、河北省政府主席兼冀察绥靖公署主任等职。

1935年至1937年“卢沟桥事变”前，华北日军阴谋利用宋哲元，煽动华北五省自治，使冀鲁晋察绥变成日伪自治区，以达到不战而统治华北的目的。

这期间，宋哲元心境微妙。

这可从宋哲元抵制南京政府的币制改革看出。

1935年11月3日，国民党中央宣布实行币制改革，白银国有化。

这一改革是由美国1934年实行的购银法案引起的。

该法案使中国白银大量外流。

为了避免白银外流，蒋介石决定白银国有，不许民间使用白银货币，而以法币代替白银，为全国统一货币。

中国的币制改革遭到日本的强烈反对。

这是因为日本担心这一改革会加强中国的经济统一和政治统一，对日本侵华不利。

关东军司令官南次郎声称要对此采取断然措施。

日本驻华使馆武官高桥对宋哲元威胁说：“白银国有与现银集中上海是陷华北经济于绝境，并阻碍日本利益。

如贵方不能自动防止，则日本将以实力完成。

”在日本侵略者的逼迫下，宋哲元只得下令禁止白银南运上海。

从1935年开始，日本侵略者就想把华北从南京政府管辖中分离出去，成为受日本“指导下的”的第二个“满洲国”。

1935年10月，日本外相广田弘毅提出对华三原则：一、彻底消灭反日运动；二、中日满密切合作；三、共同防共。

驻日大使蒋作宾立即向蒋介石报告。

蒋介石当时正忙于指挥陕北“剿共”，往返于陕、豫、晋三省之间，根本无心与日对抗，便电告汪精卫可以考虑。

11月20日，旧驻华大使有吉自上海到南京，与蒋介石谈华北问题两小时之久。

有吉要求南京政府不能压制华北自治运动，中央军不可北调，并指责中国币制改革未先与日协商，有碍中日合作。

蒋介石的回答是：凡违反国家主权，妨害行政统一之自治运动，均难容忍。

对于华北局面，我们已商定办法，军委会北平分会将撤销，另派大员与日方商讨调整关系，允许考虑广田三原则。

但华北发生事故，必至陷于无以商谈之结果。

这种语调最明显表露出蒋的处境与性格。

他要采取“拖”的策略，以待他从“围剿”红军中腾出手来，但不能过一定限度。

过了，他也要硬。

此前11月初在关东军支持下，华北驻屯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已经拟订了一个建立以宋哲元为委员长、土肥原为总顾问的“华北共同防共委员会”的所谓“华北高度自治方案”。

11日，土肥原以此案为蓝本，向宋哲元发出最后通碟，限其在20日以前宣布自治。

宋哲元更加动摇。

17日在致蒋介石的电文里，一面表示不做丧权辱国之事，一面又强调自己“力量薄弱，只能支撑一时，不能永久”。

19日，宋更不顾国民党中央的反对，自行与日方谈判自治，引起社会各方面的不满和反对。

11月25日，殷汝耕在通县成立“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自任委员长。

11月26日，南京行政院决议，何应钦北上为行政院驻平办事长官。

查办殷汝耕。

但宋哲元不以为然。

日本军事当局继续施加压力。

11月26日，土肥原再次发出最后通碟，限宋30日前宣布自治。

宋如坐针毡，一方面向南京请辞冀察绥靖主任的新职，同时又邀请河北、山东的地方实力人物商震、韩复集赴平商谈华北问题，向南京施加压力。

11月30日致电蒋介石，露出实行华北自治的打算：“情势危迫，民情愈益愤激。

议论纷纭——倡导自治者有之，主张自决者有之。

阻，有所不能。

”宋哲元把大汉奸殷汝耕的冀东伪政权也算在“民情”之内了。

要蒋“因势利导”，拿出“慰民望，定民心之有效办法”，暗示蒋接受华北自治的局面，否则难以转危为安。

12月初，天津《大公报》发表社论，劝宋哲元万勿制造分裂，违反民意，捏造自治。

宋哲元立即下令停止该报邮寄。

第二天，天津教育界电何应钦、宋哲元、商震，本主权统一，领土完整二原则，挽国家于垂危。

南京政府也出来干预。

国民党一中全会决议开放言论，保障新闻报纸，令纠正平津公安局非法扣留报纸。

12月9日，北平爆发“一二·九”运动，反对华北自治，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宋哲元以退为进，甩手不干了。

他赴西山休息，说一切听命何应钦负责处理。

蒋介石、何应钦被迫同意宋哲元的办法。

何应钦电告蒋：“遵照钧座指示之最后办法”处理。

取最后办法就是华北自治。

12月18日，冀察政务委员会正式宣告成立，以宋哲元为委员长；委员17人，其中亲日派委员7人。

这个自治委员会的成立，是国民党政府对日妥协的结果，也是蒋介石争取地方实力派的一种手段，更是地方实力派在蒋日夹缝之间自谋生路的一种方式。

蒋介石想用该委员会作为对日关系的缓冲。

宋哲元想用该委员会作为对蒋讨价还价的资本，皆有所想，皆有所图。

而日本人却实现了入主华北的第一步设想。

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后，宋哲元不得不与日本表示友好，对日方的某些要求作出让步。

他在就职时发表书面谈话说：“冀察两省，与日本有特殊关系。

”此后又与驻屯军订立了《华北中日防共协定》，并与驻屯军司令田代商定了所谓华北经济提携的“四原则，八要项”。

在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的同一天，南京学生五千余人游行请愿，反对华北自治组织。

“一二·九”运动后的平津学生组织扩大宣传团，向乡村宣传抗日救国。

12月20日，武汉学生两万余人大游行，要求讨伐殷汝耕，全国动员，维护领土主权完整。

同日，上海学生五千余人冒雨跪向市政府请愿。

12月22日，太原、武汉学生游行示威。

12月24日，上海律师公会、全国商会联合会等十四团体电宋哲元，谓“流芳遗臭，公能自择”。

另电南京政府请中止冀察自治，讨伐叛逆。

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宋哲元不得不反省自己的行为，他感到自己做的有些过分，必须回转。

因而在以后的做法中他开始转变。

例如委员会成立之时，他应日方要求用了一批汉奸、政客做委员，如王揖唐、王克敏等人；但反日力量还是据于主导地位，如张自忠、万福麟等抗日将领。

日方不满，屡次提出齐燮元、汤尔和、章士钊等人当委员，宋哲元想拒绝又不敢，想出一个办法：进一个亲日派，就进一个反日派。

进齐燮元、汤尔和时，便增加刘汝明、冯治安。

有了章士钊的任命，又提出邓哲熙来拉平。

宋哲元对日态度的转变，真正开始在1937年2月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之后。

最后终于导致华北驻屯军挑起以宋哲元为对象的“七七”事变。

“七七”卢沟桥事变后，日军大举侵犯。

宋哲元发誓：“宁为战死鬼，不做亡国奴”。

他激励所部，奋勇杀敌。

但终因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二十九军被迫撤退，改编为第一集团军，宋哲元任总司令。

1938年春，又任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

宋哲元长年率军督战，日夜操劳，肝病复发，遂于1940年3月辞职离军改任军事委员会委员，到西安蔡家坡休养，途中行至其夫人长淑青的家乡四川绵阳，病情加重，医治无效，1940年4月5日病逝于绵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