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惠州府进士初探

明清惠州府进士初探
◎陈友乔
进士是帝国精英、“科举社会”的宠儿。

研究一地人文，进士群体是不可掠过的要目。

关于明清广东进士群体研究，没有这方面的专文、专著以及硕博士论文1。

至于惠州府进士，《惠州文化教育源流》一书有所论及，包括进士赖以产生的文化因素（如学校、家庭、学术传统等）、进士数量、进士群体中代表人物的作为等方面；但该书对明清惠州府进士的时空分布、仕进情况、生成机制缺乏系统梳理2。

因此，这就为本文提供了一定的研究空间。

一、明清惠州府进士的分布及成因
弄清楚数量，是进士群体研究的前提。

本文拟在掌握惠州府进士规模的基础上，进而尝试着对其分布规律进行探究。

1、惠州府进士的数量
关于进士数量，由于统计标准、资料来源的不同，统计结果也不尽相同，甚至大相径庭。

关于惠州府进士，《惠州教育文化源流》一书的统计数字为96人，其中明代45人，清代51人。

该书沿旧志之误，统计有些问题：一是没有严格区分著籍地和乡贯，而是兼收并蓄。

比如，明代李初，江西庐陵人，寓归善，明代陈吾德，归善人，新会籍，该书将二人均计入归善进士。

这类情形不一而足。

二是存在着漏计与错计。

比如，将兴宁漏计；所收明代和平黄周星，前志及《明清进士题名碑錄索引》均无载；将博罗崇祯十三年特科张仲友计入3。

本文主要以著籍地为准，根据《明代登科录汇编》、《明清进士题
1《中国珠江文化史》在第七章《明清时代的珠江文化》之第三节《珠江流域的教育文化》论及广东的科举成就以及社学义学、私塾家馆、书院。

（参见黄伟宗，司徒尚纪《中国珠江文化史》，广东教育出版社，2010年。

）此外，《岭南文献史》在第六章《明代的岭南文献》以专节论及广东的科举成就以及社学、书院等。

（参见乔好勤主编：《岭南文献史》，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明代进士的地理分布》一书中分别按著籍地和乡贯对广东省及其所辖府州县的进士进行了统计（参见吴宣德：《明代进士的地理分布》第第二章之第56～59页以及附录之第271～274页，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9年）。

2参见徐志达、吴定球、何志成等著：《惠州文化教育源流》第四、五、六、七章及附录，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

3参见刘溎年修，邓抡斌纂《惠州府志》卷22《选举表上》载广东地方志办公室辑《广东历代方志集成·惠州府部（四）》，岭南美术出版社，2009年；徐志达、吴定球、何志成等著《惠州文化教育源流》，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410～413页。

名碑錄索引》、《清朝进士题名录》等资料，参合地方志资料，并吸收了学界的一些新成果4，最后得出的统计数字为98人，其中，明代44人，清代54人。

2、惠州府进士的分布
惠州府进士数量在全国并不占优势。

在明代15个、清代19个直省中，广东均排名十二5；在广东省府际（含相当于府的直隶州）之间，惠州府均排名第五，其中，明代占全省进士的5.2%，清代占5.3%；并且，县（含散州）际分布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明代惠州府领一州十县，归善为首县，进士分布呈现出高度集中的两极格局：归善、博罗并驾齐驱，各为15人，两县占惠州府进士总数的68.2%；其余一州八县占31.8%，其中，长宁、和平、连平等州县颗粒无收。

此外，根据吴宣德的研究，按籍计，明代进士府均154.4人，县均17.4人[1]67。

而惠州府仅为全国府平均数的25.7%，惠属各邑无一达标，平均4人，为全国县平均数的23%。

清代惠州府领一州九县，归善仍为首县。

较之明代，其进士分布格局有较大的变化：一是呈现出梯次分明的格局，归善为第一梯队，海丰、连平为第二梯队，其余为第三梯队。

二是两极格局瓦解，归善继续保持领先优势，博罗则退居第三梯队。

三是集中程度有所降低。

归善进士虽最多，但仅比第二梯队的海丰、连平多2人，已丧失昔日遥遥领先的优势；各邑的差距趋于和缓，最多为10人，最少为3人，其中，归善、连平、海丰3县（州）共26人，占惠州府进士总数的48%。

四是在科举实力总体平稳的格局下呈现出局部此消彼长的态势。

博罗从第一梯队沦为第三梯队，连平、和平实现零的突破而有新的表现，尤其是连平跃居第二梯队，表现出强劲的后发优势。

4关于惠州府进士数量，吴宣德在其研究中，对明代惠州府及其所属州县进士进行了统计（参见吴宣德著《明代进士的地理分布》，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72页）；但是，笔者不赞成其将崇祯十三年特用出身263人以及崇祯十六年11人纳入进士研究（参见龚延明等：《明代登科录进士总数考》，《浙江大学学报》，2006年第3期；陈长文：《崇祯十三年赐特用出身科年考实——兼谈明代进士题名碑立石问题》，《文献》，2005年第3期）。

5参见吴宣德著《明代进士的地理分布》，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59页；沈登苗：《明清全国进士与人才的时空分布及其相互关系》，《中国文化研究》，1999年冬之卷。

3、惠州府进士分布探因
进士地理分布的不均衡是一个普遍现象。

通过对这种差异性进行分析，可以抉发出影响分布的各种因素。

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历代科举人才的产生都不均衡，其地理分布折射出各地经济和文化教育水平的差异。

[2]324”
明代惠州府进士分布不均衡的原因，可论列如下。

一、归善为首县，作为惠州府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其进士较多，自不待言。

二、博罗虽不是首县，但其人文发展程度较高：博罗人文开发较早，是惠州府建置较早的属县之一6；此外，有毗邻府城的地缘之便，可得其人文教化之沾溉。

三、和平、长宁、连平建置时间不长，人文开发较晚，这是其无所斩获的主要原因。

其中，和平为正德十四年（1519）置县，长宁为隆庆元年（1567）置县，连平最晚，为崇祯六年（1633）置州。

至于清代，大致有几方面的原因：一、归善继续保持领先优势，如前所述，乃是由于其作为地域性行政中心，“较普通州县更容易获得科举上的优势。

[1]83”二、博罗之所以丧失其优势，除了绅士移居之外，还有重要一点，即明清鼎革的影响。

易代之际，岭南是抵抗清军最为激烈的地区之一。

在这场天崩地坼的巨变中，博罗世家大族子弟在抗争失败后拒不与清廷合作。

即以博罗韩氏为例，可为岭表士大夫抗争史的缩影。

著名的遗民僧函可，俗名宗騋，是韩日缵的长子。

他志在恢复，经历了九死一生。

在鼎革丧乱中，“其弟驎、马录、骊以抗节，叔父日钦、从兄如琰、从子子见、子亢以战败，寡姊以城陷，妹以救母，马录妇以不食，骊妇以饮刃，皆死。

即仆从婢媵，亦多视死如归者。

[3] 353”因之，一如岭南其他地区，博罗入清后“学者无闻，人才浅露”[4] 365。

三、连平、和平有的新表现，主要归因于客家文化的作用和影响。

客家文化“自明代初露头6关于博罗建置时间，其说不一：一为秦始皇三十三年，与龙川并隶南海郡，嘉靖《惠州府志》、光绪《惠州府志》、崇祯《博罗县志》等主是说；一为西汉所置，道光《广东通志》主其说。

姑将两说并存，待考。

角以后，清代更有进一步发展，外出读书求学成为一种社会风气”，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进士地域分布格局，使得东江客家亚文化区内的连平等地“大有后来居上之势”[4]370。

二、明清惠州府进士的仕进等级构成
进士被称为甲科，分为一、二、三甲三个等级。

就仕进情况而言，在科、贡两途中，贡不如科目，甲榜进士重于乙榜举人[5]266。

而在甲科之中，一甲进士与传胪被称为“巍科”，其初仕情况相对稳定，受职早，起点高，明显优于二、三甲。

进士的结构比例、巍科人物的多少，是反映一地科举实力和文教水平的重要参数。

明清惠州府进士98人。

就进士的结构比例而言，一甲颗粒无收，二甲21人占21.4%，三甲77人，占78.6%。

就巍科人物而论，明代全国共有394人，广东为10人，清代全国531人，广东17人[6]63；而惠州府明代阙如，清代仅1人。

进士的殿试成绩，也就是其仕进起点。

明清惠州府进士在数量及其结构方面并没有优势可言，因而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其整体仕进成就。

其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三品以上的高阶官员较少。

明清两代共11人，占11.2%。

其中，尚书2人，总督1人。

二是中下级官员所占比重较大。

两代共78人，占79.6%，其中，四、五品的中级官员28人，占28.6%；六、七品的下级官员50人，占51%。

就总体而言，虽然明代惠州府进士数量要少于清代，但其仕进情况却优于清代。

其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官员品级总体优于清代。

三品以上的高阶官员明显多于清代，明代为10人，占22.7%，清代仅1人，占1.9%；六七品的下级官员大大少于清代，明代为14人，占31.8%，而清代多达36人，占66.7%。

二是重量级人物大大多于清代。

明代涌现出了叶梦熊、杨起元、韩日缵等名公巨卿，为政学两界声名显赫的全国性人物。

相对而言，有清一代则声光黯淡，没有出现与明代相俦匹的人物。

但是，清代有其特色，那就是出现了一些进士家族，如连平颜氏、何氏、和平徐氏等，为惠州乃至广东的科举文化增色不少。

其中，以连平颜氏最显，为岭南乃至全国赫奕的阀阅世家，有“一门三世四节钺；五部十省八花翎”之说。

明代兵部尚书叶梦熊明南京礼部侍郎杨起元
明礼部尚书韩日缵清闽浙总督颜伯焘
明代惠州府进士仕进情况优于清代，大致有两方面的原因。

其一，庶吉士制度的补偿、矫正作用。

明代从二、三甲进士中考选庶吉士送翰林院进学。

庶吉士“一入史馆，即与六卿抗礼，……二十年间，便可跻身卿相清华之选，百职莫敢望也。

[7]316”惠州府有庶吉士5人7，其初仕起点并不高，仅杨起元为二甲，其余均为三甲。

得益于庶吉士制度，李学一、杨起元、韩日缵等3人均跻身朝廷大僚：李学一为苑马寺卿，从三品；杨起元为吏部侍郎，正三品；韩日缵为礼部尚书，正二品。

因之，如果没有庶吉士制度，他们循着殿试成绩进入仕途，很难会取得如此成就。

如有的论者指出的，庶吉士制度“不仅对于减少考试偶然性的负面影响具有积极意义，而且对选拔边远落后地区人才进入统治核心具有重要意义。

[8]133”其二，清代官制满汉差异的总体格局限制了惠州府进士的仕进成绩。

满汉职官之间的差异在满洲政权创立之始即已现端倪。

入关后，清朝统治者对这种差异以制度和条文的形式进一步加以确认和强化，“首崇满州”，压抑汉官。

迨至晚清新政，迫于时势，虽然清朝统治者曾作出试图消融职官制中满汉畛域的姿态,但由于改革主导者狭隘的民族本位立场，使得改革流于形式，并随着武昌城的隆隆枪炮而终局。

由于长期存在的满汉畛域，造成满汉职官政治上的不平等，这是惠州府进士品级总体较低的主因。

7据光绪《惠州府志》卷21《选举表》以及卷32《人物传》，有庶吉士5人，即李实、李学一、杨起元、曾舜渔、韩日缵等5人。

三、明清惠州府进士的生成环境
明清惠州府进士数量不多，结构也欠优，但有着不俗的表现。

故此，有必要对其生成机制进行探究。

1、民风淳朴
“五里不同风，十里不同俗。

”因之，惠州府各邑民风亦有等差。

总的来说，负山靠海的地理环境，使得惠州民风淳朴。

香山黄佐曾揭橥惠州府地理环境与民风之关联，“惠居五岭东南，罗浮甲于天下，重凕环之。

其民钟气于山，大都朴野悃愊。

故讦狱讼
鲜，而椎鲁顽昧或不免焉。

岁部使者至，莫不喜其淳而加简恤。

[9]109”曾任惠州府推官的泰和人杨载鸣亦指出，“惠俗鲜诈而多质，其讼狱无坚根深穴而近情。

故虽地大以富不逮广、潮、琼，而亦无健且险之患，稍一绥辑，即为乐土。

[9]577”惠州淳朴的民风，是其地文教之兴的重要因素。

2、士风向学
士风与民风相表里。

士风之醇驳，很大程度决定着该地文运之隆替，人才之高下。

明清惠州府士风醇茂，人才日兴。

归善“士好礼而文”；博罗“与归善搢绅先生犹行古道者有人，故士胥兴起”；河源“士诗书，民生业，未闻竞竞焉”；兴宁“士尚文行，民厌奢靡，能急义”[9]577。

在好礼向学之风的濡染下，惠州府出了一些笃志力学的读书种子。

杨天祥，祖籍博罗，迁归善塔子湖。

杨氏读书白鹤峰下之时，“昼不踰阈，夜不阽席。

冬夜以冻水沃足，致跛。

其诵书之法，以心对书，以耳听声，不求上口，亦不求强解。

每简以百遍为度。

当其读时，虽事至物来，一切不闻，食寝俱废，必诵数足，然后应之。

”他曾向友人及诸昆弟谈及其苦学之状：“予自弱冠，厉志读书，至今十五年。

一年之中，除令节家庆及疾病之日，不过六十日，其三百日皆诵读。

日不下一简，一年不下九百简，十有五年，不下一万五千简。

[10]361～362”李鹏举，归善人，李学一之父。

李氏平生好读书。

他告诫李鹏举勤奋读书，惟有读书，才是激扬家声的不二法门：“人家留得读书、为善二种子在，则门祚不患不光大。

今人只要了己身目前之计，好聚财，好肥田大宅，便自以为子孙久远之计，此计之短也。

[11]82”
3、学校的培育
明清惠州府学校之多，师儒之盛，在广东乃至全国，都可谓得风气之先8。

明代惠州府有儒学9所（惠州府儒学及所属八县儒学），书院 22所，精舍2 所；清代有儒学11所（惠州府儒学及十属儒学），书院21所，义学10所。

由于学校实际上还承担了以提高科举竞争力以外的社会教化职能，从而使得进士数量与学校、书院的数量没有直接的联系。

但是，通过科举选拔的“人才”绝大多数接受了地方学校教育，故而地方学校教育与科举成就之间密切关联，至少有两方面的表现：“一是地方教育的绝对质量可能为科举的成就提供必要的保障；……二是地方学校为应付科举而特别准备的教育，其水平的高低也可能会导致地方科举成就的变化。

[1]154～155”因此，众多的学校，对于惠州人文的振起，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8据统计，明代广东书院居全国第三，惠州府在广东省居第二，仅次于广州；清代广东书院居全国第一，惠州府在广东居第四，位于广州、潮州、肇庆之后（参见黄伟宗，司徒尚纪《中国珠江文化史》，广东教育出版社，2010年）。

资料来源：杨载鸣纂《惠州府志·学校志》，载广东地方志办公室辑《广东历代方志集成·惠州府部（一）》，岭南美术出版社，2009年。

资料来源：刘溎年修，邓抡斌等纂《惠州府志·学校志》，载广东地方志办公室辑《广东历代方志集成·惠州府部（四）》，岭南美术出版社，2009年。

4、官绅的奖掖
地方长吏、士绅的崇文兴教，也是明清惠州府文教之盛的重要原因之一。

其作用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移风易俗。

魏校，号庄渠，昆山人，嘉靖初为广东提学副使。

在其任内，魏氏废淫祠，建学校，对于开启惠州人文，功德无量。

邑人郑维新指出，“惠尚淫祠，昔人谓粤之遗俗，然未能易之者。

至是始毁之，尽即之为社学为书院，而弦歌俎豆其中。

民用不惑，邪闢正崇，庄渠之功。

[9]113”二是兴学助学。

发展地方文教事业，是士大夫最重要、最常见的文化职能之一。

地方官绅热心于倡建学校。

在明代惠州府的24所书院、精舍中，有12所为地方官绅倡建；在清代31所书院、义学中，有26所为地方官绅倡建。

地方官绅还以多种形式支持士子勤学上进，如捐修学校、增置膏火、奖勤励优、资助寒门子弟等。

明代惠州知府李玘，“考课诸生，择其秀者居之校舍，厚其廪饩，而稽其勤惰，郡士益奋于学。

[12] 594”清代归善士绅陈鸿猷，“惠守伊秉绶迁惠阳书院于丰湖，鸠工集费，悉鸿猷所赞助。

[12]660”三是以师儒自任。

登坛授业，地方官绅不仅优为之，而且乐为之。

明代广东布政使司参议周应治，“按部至惠，公暇即遍游罗浮、西湖诸形胜，聚十校子弟为之辨析。

而四方闻者，亦莫不负笈至，生徒聚者日益众，户外愿受教屦常满。

[13]353”清代惠州知府江国霖，“考校郡士，规条整肃，无敢越次讙譁者。

月课文皆手定甲乙，指诲谆切，人人喜得师。

[12]609”士绅中以杨起元为典型。

作为一代文宗，杨氏多次在乡邦讲学。

万历八年（1580），时任翰林院编修的杨氏以养病告归，在永福寺讲学。

“庚辰，以养病归。

入奉二人之欢，出兴鹅湖之教，构楼丰山若终身，日订江门、新建盟谊。

来学者接踵，谈经论道，迄无宁日。

[14]”万历二十一年（1594），丁父忧回乡守制期间，杨氏“与诸生讲学不倦”[15]卷三十八。

万历二十六年（1599），丁母忧期间，杨氏为府学、县学诸生讲学。

“於是多士云集，执经而问者无虚日。

[16]集部167册”。

四、简短的结语
科举成就是一地人文发展程度的重要表征。

一般说来，“科举中心实质上就是教育中心和文化中心,也基本上是人才中心。

[6]66”进士不仅作为帝国官员的最重要来源在政治、社会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和影响，他们还以其高度的文化自觉、较高的文化素养
推动了地方文教事业。

明清是惠州文化教育最为耀眼的时期9，惠州府进士不仅在仕进上有着不俗的表现，而且对振起惠州人文发挥了重要作用。

明清惠州府进士的科举、文化成绩表明，惠州不仅是岭南重要的科举中心、人才中心，而且是岭南重要的文化中心。

这为近现代惠州乃至岭南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参考资料：
[1] 吴宣德．明代进士的地理分布[M]．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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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司徒尚纪．广东文化地理[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
[5] 陈宝良．明代儒学生员与地方社会[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6] 沈登苗．明清全国进士与人才的时空分布及其相互关系[J]．中国文化研究，1999,(冬之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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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广东地方志办公室辑．广东历代方志集成·惠州府部（一）[M]．岭南美术出版社，2009．
[10] 广东地方志办公室辑．广东历代方志集成·惠州府部（三）[M]．岭南美术出版社，2009．
[11] 李鹏举．谈读书[A]．徐志达等编．惠州文征[C]．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3．
[12] 广东地方志办公室辑．广东历代方志集成·惠州府部（四）[M]．岭南美术出版社，2009．
[13] 叶梦熊．归善天泉书院记[A]．徐志达等编．惠州文征[C]．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3．
[14] （明）周以典．文懿复所杨先生传[O]．光绪乙未重镌本．
[15] 郭棐．广东通志[O]．万历三十年刊本．
[16] 杨起元．贺郡侯梁湖程公荣擢海南兵宪序[A]．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编纂委员会．四库全书存目丛书[C]．济南：齐鲁书社，1997．
9据有的研究者统计，就岭南文献及作者地区分布而言，惠阳地区分别为338种、84人，均居第三，仅次于广州市、佛山地区，其中明清惠阳地区作者68人.，居第三；就岭南文献刻印地域分布而言，惠阳地区1209卷，居第三，仅次于广州市、佛山地区；就地方志著录数量的地域分布而言，惠阳地区为56部，仅次于韶关地区，居第二，其中明清著录54部。

（参见罗志欢：《岭南历史文献》，广东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2版，第107页，134页，263页。

）
作者简介
陈友乔，男，湖北仙桃人，1972年3月出生，历史学博士，现任惠城区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科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