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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量才
史量才(1880年1月2日-1934年11月13日),名家修,是南京人,著名报人。

1912年任《申报》总经理,1934年11月13日,死于国民党特务的暗杀。

人物生平
史量才(1880—1934年),杰出的商人、教育家和报业巨子,上个世纪初中国最出色的报业经营者,作为上海的报业大王,史量才曾经说过一句很著名的话:“国有国格,报有报格,人有人格。


1899年中秀才,1901年考入杭州蚕学馆(今浙江理工大学)学习。

曾在泗泾创办养正小学堂。

蚕学馆毕业后,1904年在上海创办女子蚕桑学校(后该校迁至苏州浒墅关)。

同时,先后在南洋中学、育才学堂、江南制造局兵工学堂、务本女校任教,并与黄炎培等发起组织江苏学务总会。

为反对清廷向列强借款筑路,参加收回路权运动,被举为江苏铁路公司董事。

1908年任《时报》主笔。

辛亥革命爆发后,参加江苏独立运动,清理江海关财务,后被选为江苏省议会议员。

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与袁世凯议和期间,史量才又参加了南北议和的协商工作,并在上海海关清理处和松江盐务局担任过一段时间的公职。

亲眼目睹辛亥革命失败的过程和政权的嬗变,史量才逐步看清了反动军阀和流氓政客的争权夺利、尔虞我诈的真实。

对政治感到十分的失望,从此他把主要的精力转向新闻事业,试图通过社会舆论的力量来监督当局,激浊扬清。

1912年,史量才与张謇、应德闳、赵凤昌等合资,以12万元购买了《申报》。

《申报》由英国人美查创办于1872年,是近代中国历史最久的一份报纸。

1909年,美查回国,将该报卖给席裕福。

由于经营不善,《申报》发行量仅7000多份,连年亏蚀,席氏不得不转手出售。

接办《申报》后,史量才出任总经理。

为了能充分施展自己的抱负,不受掣肘,1916年,他收购了合资人的股权,独家经营《申报》,为了改变《申报》经营欠佳的局面,史量才赢得了江浙资产阶级资金上的投入,同时起用张竹平、冯子培、王尧钦等管理人才,对《申报》逐步实行现代化、企业化管理。

史量才以超前的眼光,开拓广告业务,从而大大增加了报纸收入和社会影响。

他以卓尔非凡的经商头脑分析市场行情,适时屯积廉价纸张,以降低成本。

更主要的是,史量才关注社会热点,以“言论自由,不偏不倚,为民喉舌”为标榜。

他常对报社的工作人员强调:“报纸是民众的喉舌,除了特别势力的压迫以外,总要为人民说些话,才站得住脚。


《申报》敢于抨击时弊,揭露当局的黑暗统治,因而声誉雀起,发行量骤增。

1922年11月,英国报界巨子、《泰晤士报》的主人北岩勋爵来到中国,他在参观《申报》馆后,称赞它是中国的《泰晤士报》。

到1931年,该报日发行量增加到15万份,年利润达数10万元,销售量和影响直追当时全国最畅销的《新闻报》。

1927年,他购得《时事新报》的全部产权,1929年,他又从美商福开森手中收买了《新闻报》的大部分股权,一跃而为上海乃至中国新闻界最大的报业集团。

“九一八事变”后,史量才痛感国土沦丧,内战连结,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十分不满,迸发出强烈的民族情感和爱国精神,思想日趋激进,政治态度更加鲜明,开始了他人生道路上的最大转折。

《申报》在他的主持下,成为抗日进步力量的喉舌。

1932年1月,史量才在上海哈同路寓所中成立了“壬申俱乐部”,成员主要为爱国民族资本家及思想进步的知识分子。

他们经常聚会商讨对付日本侵略的对策。

为了调动各界的爱国热情,史量才在王申俱乐部的基础上发起组织了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在成立大会上,史量才指日为誓,“但愿生前不做亡国奴,死后不做亡国鬼”,呼吁国人“如果畏缩退避,恐仍未能保得身家财产,不如一起奋勇向前,抗战救国”。

在与国民党反动当局的斗争中,史量才和宋庆龄、杨杏佛等著名民主人士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申报》对“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这些正义活动进行了全方位的跟踪报道,扩大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社会影响。

1932年至1933年间,史量才还创办了几项社会文化事业。

其中有以俞颂华为主编的《申报月刊》,以李公朴为馆长的“申报流动图书馆”及由李公朴主持的“申报业余实习学校”和“申报妇女实习学校”。

这些进步、带有公益性质的文化事业对中国社会作出了贡献,为抗日救亡工作培养了大批进步青年。

1934年10月,因胃病复发,史量才前往他在杭州的寓所秋水山庄疗养。

11月13日傍晚,在回程途中遭国民党特务暗杀。

章太炎先生在为史量才写的墓志铭中赞道:“史氏之直,肇自子鱼。

子承其流,奋笔不纡。

”“唯夫白刃交胸,而神气自如。


智斗袁世凯
意欲收买
袁世凯窃取大总统后,又做起了皇帝梦,紧锣密鼓
复辟帝制,组建筹安会作为推动帝制的机关,又唆使其亲信党羽杂凑成各界请愿团,要求改变国体。

袁世凯深知舆论的厉害,以威逼与利诱并举,使报章为其恢复帝制宣传鼓吹。

虑及东南巨埠上海的报章举足轻重,便调拨专款15万大洋,派御用文人、《亚细亚报》总经理薛大可南下行贿报界。

《申报》是其收买的首选对象,因该报是沪上资深大报,发行量达万余份,覆盖面广,影响力大,总经理史量才更是报界的名人。

[2]
薛大可一到上海,即开始暗中活动。

他有个赵姓朋友的儿子在《申报》当秘书,遂请赵秘书带口信给史量才,大意谓:只要《申报》不发表反对帝制的议论,支持袁世凯做皇帝,可给予巨额津贴。

当时,史量才正遭受一场冤屈官司被罚大宗赔款,经济上陷于困顿境地。

薛大可以为史量才正缺钱用,正可封他的口,殊不料却碰了一鼻子灰。

公开拒贿
史量才要秘书转告薛大可:报章职责高于天,但以良心立论,不受津贴。

不仅于此,他还起草了“申报馆经理部主笔房同人启”的《本馆启事》,向社会大众公开了行贿者的阴谋,以及拒绝贿买的心志。

《本馆启事》刊登在《申报》1915年9月3日头版头条,所占位置与字体引人注目。

启事开门见山,一上来就点明了刊登这份启事的原委是:“有人携款15万,来沪运动报界,主张变更国体者。

”随之表明向来不受贿买的操守:“按本馆同人,自民国二年十月二十日接手后,以至今日,所有股东,除营业盈余外,所有馆中办事人及主笔等,除薪水分红外,从未受过他种机关或个人分文津贴及分文运动。


针对这次贿买事,史量才严正声明务必恪守的原则立场:“此次即有人来,亦必终守此志。

再本报宗旨,以维持多数人当时切实之幸福为主,不事理论,不尚新奇,故每遇一事发生,必察真正人民之利益,秉良心以立论,始终如一,虽少急激之谈,亦无反复之调。

此次筹安会之变更国体论,值此外患无已之时,国乱稍定之日,共和政体之下,无端自扰。

有共和一日,实难赞同一日。

特此布闻。


反对帝制
12月12日,袁世凯宣布恢复帝制,下令改1916年为“洪宪元年”,废除民国纪元。

史量才在上海报业同业组织——上海日报公会会议上主张,报纸刊头不用洪宪纪年。

果然,到了“洪宪元年”的1月1日,《申报》仍用民国纪元“中华民国五年”,沪上多家报纸跟着照此办理。

日复一日,10天已过,《申报》刊头还是民国纪年而不见“洪宪”字样。

袁世凯得悉后大为恼怒,敦促内务部电令沪海道尹公署查办,内中有语云:本年改洪宪元年,今查上海
各报仍有沿用民国五年者,应即知照各报馆,如再沿用,不奉中央政令,即按报纸条例严行取缔,停止邮递……
沪海道尹公署将内务部电文抄录给上海日报公会,“希即传知各报迅即更改”。

1月11日,日报公会转发给了《申报》馆。

史量才大智大勇,钻了公文中“查照办理沿用民国五年者”的空子,于1月12日的刊头上,只去了“中华民国五年”,但并未调用“洪宪纪元”。

并通过一则《启事》,公布了内务部电令,公告“本馆因此不再沿用。


到了1月24日,史量才又接到了日报公会转来的上海警察厅公函,大意谓:如不用洪宪纪元,即奉部饬停止邮递,本厅管辖地内,如3日内犹不遵改,一律禁止发卖,并将报纸没收。

巧妙抵制
为了报纸生存,继续发挥万民之喉舌的作用,史量才只得答应遵改,但还是玩起了“花招”。

一是所加“洪宪纪年”四字的位置,在报纸名称下的第4行即西历日期、星期及旧历年、月、日之后,而原来的民国纪年在报纸名称下的第一行,十分醒目;二是原先的民国纪年字体相当于现在的小5号字,而“洪宪纪年”只相当于现在的8号字,小得如芝麻一般,连笔画都分辨不清。

对此,广大读者当然心知肚明。

相关事件
史量才
1912年秋天,在社会急剧转型之际,三十二岁的史量才得到张謇等实业家的支持,以十二万元从席子佩手里买下了已有四十年历史的《申报》(当年9月23日订约,10月20日正式移交),从此踏上办报之路,开创了一生的事业。

他毕业于杭州蚕桑学堂,在上海创办了蚕桑女子学校,曾在《时报》做过兼职和专职编辑,接触过近代报业。

正是他将《申报》发扬光大,发展成中国影响最大的报纸之一,在百年报业史上放射出夺目的异彩。

民国五年(1916年)还清了张謇等在《申报》中的股款,从而使《申报》摆脱了张謇等影响。

自任总经理,开始对版面内容有所改变。

《申报》以采访国内外大事和社会新闻为主要内容,对时政不时发出批评,如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为了扩大销路,史量才招罗了一些鸳鸯蝴蝶派的文人,为他主持副刊“自由谈”,连载了不少才子佳人的小说。

在他的苦心经营下,《申报》销路大增,史量才在报界的威望也不断提高,1927年,他又收买了《新闻报》股权,成为上海报业大王。

他凭借在报界的实力,向其他产业发展,1921年,参加创办中南银行,还发起设立民生纱厂,帮助扩大五洲药房,协助复兴中华书局。

他实力日增,在哈同路(今铜仁路)购买了豪宅,有花园假山,珍奇异玩,美奂美轮。

他是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对军阀和蒋介石,不敢公然反对,又认为报纸是民众的口舌,总要为人民说话,才站得住脚。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更坚定了爱国、民主立场。

他聘请爱国民主人士黄炎培做《申报》的设计部长,请李公朴主持《申报》流通图书馆和业余补习学校。

他一改“自由谈”的面貌,聘请进步作家黎列文主持,专以发表新文艺作品,经常刊登巴金的《沙丁》、茅盾的《林家铺子》等比较进步的左翼作家的作品。

在《申报月刊》创刊上刊载胡愈之的《动荡中之世界政治》等进步文章。

他自恃《申报》的机构在上海租界里,国民党政府奈何不了他,所以在国民党政府有关重大政治经济举措上,常常旁敲侧击予以批评。

在他同意下,《申报》还先后刊登鲁迅和陶行知化名“不除庭草斋夫”反对蒋介石政权的文章,并发表了几篇《剿匪评论》,反对蒋介石围攻红军。

他以中南银行名义,出席南京经济会议时,拒绝认购巨额债券,在十九路军上海抗日时期还捐出了巨款。

这些举动深为蒋介石不满。

1932年6月,南京中央大学发生了殴打兼职校长段锡朋事件,当时中大校长一职虚悬近半年,经费也业积欠达半年之久,因此当行政院简派教育部次长段锡朋兼代校长后,早已不满的学生以段系官僚政客,不符合校长人选标准,向段当面质询,段则扬言捉拿为首喊打
的学生,由此引起学潮,《申报》据实报道了此事的前因后果,并发表了评论文章,认为教育日益败坏,最大根源在官僚主义的侵入,并批评了国民党政府诸多政治和军事举措。

时任教育部长的朱家骅在盛怒之下,罗列《申报》危害党国的罪状,向蒋介石举报,1932年8月,上海警备司令部受蒋介石指示,下令上海租界以外的国统区,一律禁止《申报》的邮递,后经过史量才多方求助,蒋介石才解除了禁令,但要求由国民党中宣部派员指导《申报》的编辑和发行,遭史量才拒绝。

对国民党当局的“不抵抗”政策颇为不满,
赞同宋庆龄的政治主张,在《申报》上全文刊载了宋的宣言;还发表社论,同情学生抗日救亡运动。

他说:“人有人格,报有报格,国有国格,三格不存,人将非人,报将非报,国将不国!”顶住了国民党当局施加的种种压力。

沪战结束后,上海地方维持会改组为上海地方协会,仍被推为会长。

支持宋庆龄、蔡元培、杨杏佛等所发起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运动,反对国民党当局不顾民族危亡而进行的“剿匪”内战。

为此,《申报》被蒋介石手令禁止邮递达35天之久。

国民党当局任以中山文化教育馆常务理事、上海临时参议会会长等职,不为笼络,虚与委蛇。

由于思想倾向进步,国民党当局威逼利诱均无效,遂遭忌恨,直接导火索为其刊登国母文章后,蒋介石阅后批上6个红字,申报禁止邮寄,于是长达35天的停刊,随后,在与蒋的一次会面合照时,蒋威逼说:“我有100万军队……”史却说:“我有100万读者……”于是蒋遂下定了去除史的决心。

1933年底,宋庆龄用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名义,起草了一份英文宣言,抗议蒋介石派人暗杀邓演达,杨杏佛将它翻译成中文,要求史量才设法发表,史量才虽然没在《申报》上刊登,但通过关系,在某通讯社的稿件上发表了。

凡此种种,迫使蒋介石下了暗杀史量才的决心。

1934年11月13日,史量才与妻儿等人由杭州回沪,在行驶至海宁附近翁家埠达闸口时,遭国民党特务枪击,不幸去世,从此,报界再无人敢与国民党抗争。

历史评价
69年前的11月14日(1934年),当时全国最繁华城市发行量最大的报纸《申报》受到致命一击——报社总经理史量才在沪杭公路上被拦道的国民党军统特务赵理君、惯匪李阿大等凶手枪杀,遇难时54岁。

这一天,是中国新闻界的又一个黑色的纪念日。

此前,1926年4月26日,《京报》社长邵飘萍在北京前门大街南端的天桥刑场遭北洋军阀杀戮,仅40岁;同年8月6日,《社会日报》主笔林白水被军阀枪杀在天桥刑场,年仅52岁。

本来,他们都可以躲过被枪杀的噩运,只要笔下留点情,不要太不顾及报纸的声誉,甚至只要“裤腰带松一松”,“送上来的金钱该收就收”,无论是《申报》,还是《京报》、《社会日报》,都会好好生活着,而且可以尽享荣华富贵。

谁知,他们偏偏要做捍卫正义与监守良知的报人,偏偏不畏死,最后真的当了烈士。

一个被杀了还不够,还有两个、三个勇敢者站了出来,以死报死。

如果说真理是上帝的化身,那么,他们把自己最宝贵的生命奉献给上帝。

这就是中国报人的骨气和勇气。

中国知识分子历来是敢于献身的。

1946年7月15日,西南联大教授闻一多先生在云南大学参加李公朴先生追悼大会时,发表最后一次演讲,“你们杀死了一个李公朴,会有千万个李公朴站起来。

”“我们都会像李公仆先生那样,跨出门去,就不准备再跨回来!民主是杀不完的!”
著名的民主斗士李公朴先生,作为史量才的朋友,也是《申报》的积极加盟者。

1932年,创办于1872年的〈申报〉超过15万份发行量,进入黄金时代。

史量才明确宣告“无党无偏、言论自由、为民喉舌”,坚持“国有国格、报有报格、人有人格”的方针,聘请著名进步人士黄炎培做申报设计部长,请李公朴主持申报流通图书馆和业余补习学校,约请鲁迅、巴金、茅盾为“自由谈”文艺作品撰稿人。

捍卫言论自由,并不是用嘴巴随便说说就可以捍卫的,而是靠吃豹子胆才能为的。

著名报人徐铸成在专著《报海旧闻》中写道:蒋介石对《申报》不大听话大为不满,让杜月笙随史老板来南京谈话。

蒋沉下脸来直露底色:“不要把我惹火,我手下有一百万兵。

”史量才冷冷地回答:“对不起,我手下也有一百万读者。

”这句被认为是“敬酒不吃吃罚酒”的话,也为他后来被枪杀埋下了伏笔。

不为权力所吓倒,不为金钱所打动,史量才的人格就是《申报》的报格,史量才的献身就是《申报》的永生。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本来,这是一句刺客的诗,今天用在被刺者身上,却令人产生一种特别的“易水寒”感觉。

古往今来的邵飘萍、林白水、史量才、储安平们,无一不是心怀“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夙愿,他们以行动证明,他们正如闻一多先生所言的“跨出门去,就不准备再跨回来”。

男子汉,大丈夫,生命若无价值,活着不如死去。

遗憾的是,作为中国新闻史上创办历史最长、影响最大的一份报纸,《申报》在出版77年之际,不幸于1949年5月27日停刊,一共出版25600号。

此后,历史上的史量才和《申报》几乎被人淡忘了。

今天,我在史量才先生遇难纪念日之际作一提醒,不是担心历史上先生的形象不够高大,而是担心自己有一天也会忘记史量才这个人。

更遗憾的是,史量才的没有真的让《申报》永生,抗战结束后,国民政府以附逆为名接管《申报》,从此史量才留下的《申报》完全被国民党CC系控制。

此后于1946年5月再强迫史量才之子出让51%股份给政府,然后改组申报董事会,调整报社工作机构,并由政府委派杜月笙为《申报》董事长,已创办74年的《申报》改变其民营性质,成为国民党官方报纸。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后,《申报》遂因系国民党党产而宣布停刊。

至此这份由英国人创办的中国新闻史上创办历史最长、影响最大的一份报纸历时78年,发行25600号后终于也成为历史,结束了其坎坷的一生。

唯1982年上海市委和市出版局做出决定,委托上海书店以影印的方式保存并出版了全套《申报》,庶可现旧中国百年之风雨,并慰史量才先生拳拳之遗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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