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案-略析汉晋时期皇帝宗庙四时祭、禘祫祭问题

略析汉晋时期皇帝宗庙四时祭、禘祫祭问题

'早在先秦时期，祭祀就是当时

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以致文献中有“国之大事，在祀与戎”[1] 的记载。随着商、周以来纯粹宗教意识的逐渐淡化和人文伦理精神的凸显，宗庙祖先祭祀原有的宗教意义也逐渐减弱，强调尊卑、亲疏伦理纲常的蕴义日趋明显，《礼记》曰：“夫祭有十伦焉：见事鬼神之道焉，见君臣之义焉，见父子之伦焉，见贵贱之等焉，见亲疏之杀焉，见爵赏之施焉，见夫妇之别焉，见政事之均焉，见长幼之序焉，见上下之际焉。此之谓十伦。”[2] 宗庙祭祀形式也相应由繁趋简，秦汉以来，四时祭、禘、祫祭（殷祭）逐渐成为皇帝宗庙祭祀的主要形式。本文即拟依据有关文献记载，对汉晋时期皇帝宗庙四时祭、禘、祫祭略加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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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通过近年来对出土的商代甲骨卜辞以及周代早期有关金文铭刻研究表明，商、周早期宗庙存在多种类型的祭祀，尚不存在如《诗经》、《礼记》、《春秋》等文献记载及后儒阐释的四季定时祭制度，四季定时祭祀先祖的制度大致是在春秋、战国时才逐渐形成的。[3] 虽然西汉时人董仲舒论述四时祭名曰：“古者岁四祭。四祭者，因四时之所生孰，而祭其先祖父母也。故春曰祠，夏曰礿，秋曰尝，冬曰烝。”[4] 但从有关文献记载来看，西汉时期皇帝宗庙祭祀类型与董氏之说尚不尽相符。据史书记载：“凡祖宗庙在郡国六十八，……而京师自高祖下至宣帝，与太上皇、悼皇考各自居陵旁立庙，……又园中各有寝、便殿。日祭于寝，月祭于庙，时祭于便殿。寝，日四上食；庙，岁二十五祠；便殿，岁四祠。”[5] 如淳解释“岁二十五祠”曰：“月祭朔望，加腊月二十五”，[6] 即每月于朔、望日在宗庙中举行祭祀祖先礼，一年十二个月，应举行二十四次祭祀，腊月加祭一次，共计二十五次。晋灼对如说提出异议，以为：“《汉仪注》宗庙一岁十二祠。五月尝麦。六月、七月三伏、立秋貙娄，又尝粢。八月先夕馈飨，皆一太牢，酎祭用九太牢。十月尝稻，又饮蒸，二太牢。十一月尝，十二月腊，二太牢。又每月一太牢，如闰加一祀，与此上十二为二十五祠。”[7] 由此不难推断，晋灼所说的“二十五祠”，实际是除每月定期举行一次祭祀外，每逢特定，还要举行诸如“尝麦”、“伏祭”、“貙娄”、“酎祭”、“腊”等各项祭祀，每年总计举行十二次，如逢闰月则加祭一次，与前述之十二次祭祀相加，总计二十五祠。所以，西汉初、中期皇帝宗庙一年祭祀与礼经记载及董仲舒之说的四时祭之制并不相符。虽然西汉元帝时期依据礼经规擘宗庙立庙、毁庙之制时，议者称引礼经以为“宜复古礼，四时祭于庙，诸寝园日月间祀皆可勿复修”，[8] 但是元帝并未采纳这一建议。可以推测，终西汉一代，皇帝宗庙可能始终实行前述二十五祠祭祀之制，而未曾实行四时祭祀之制。

按照礼书确立宗庙祭祀四时祭祀制度明确可考是在东汉时期。光武帝建武二年（26）正月，“立高庙于雒阳。四时祫祀，……余帝四时春以正月，夏以四月，秋以七月，冬以十月及腊，一岁五祀。”[9] 明帝永平三年（60）“冬十月，蒸祭光武庙。”[10] 六年春二月，“王雒山出宝鼎，……夏四月甲子，诏曰：‘……太常其以礿祭之日，陈鼎于庙，以备器用。”[11]由于当时正月宗庙祭祀礼已经举行，陈鼎于庙以告先祖之“礿”祭只能是即将于夏四月举行的宗庙祭祀。据唐陆德明言，“禴”、“礿”二字相通，[12] 因此，东汉皇帝宗庙夏、冬二祭名与《周礼》“以祠春享先王，以禴夏享先王，以尝秋享先王，以烝冬享先王”[13] 的记载基本一致，则春、秋祭祀之名大概也应与《周礼》记载相同。

在有关史籍中的记载中，曹魏宗庙“四时祭”名称混淆不一。魏明帝景初元年（237），改太和历曰景初历，“至于郊祀、迎气、礿祠、蒸尝、巡狩……，皆以正岁斗建为历数之序。”[14]而沈约《宋书》载明帝诏则曰：“今推三统之次，魏得地统，……至于郊祀迎气，礿、祀、烝、尝，……皆以正岁斗建为节。”[15]“尝”为宗庙秋祭名，“烝”为冬祭名，由此可以断定，二书所

载诸祭名并非是依据季节次序进行排列的，而有可能是对《诗经·小雅·天保》为求押韵而颠倒四时祭祀名称笔法的仿照。[16] 另外，曹操于建安二十一年（216）春二月甲午曾颁布《春祠令》，[17] 其中，“祠”有可能是曹魏宗庙四时祭中春祭的名称。既如此，则曹魏宗庙四时祭制度沿用东汉之制应无疑义，只是在具体仪节方面或许会有所改易。从西晋武帝司马炎泰始年间杜预奏称“故今礿祠烝尝于是行焉”[18] 一语来看，西晋皇帝宗庙四时祭祀制度与东汉、曹魏之制不会有很大的出入。

综合上述可知，先秦时期宗庙祭祀种类繁多，文献记载的四时祭大致是在春秋、战国时期逐渐形成的。西汉时期宗庙祭祀名称、时间与礼经记载皆不相符，东汉时皇帝宗庙已经按照《周礼》的记载确定四时祭之制。此后，曹魏、西晋皆沿而无改，只是在具体仪节上或许有所变易。

二

宗庙禘、祫祭礼是中国经学史上争讼纷纭而迄无定论的一个疑难问题。根据孙希旦之说，以往在禘、祫祭问题上主要存在如下争议：“一曰二祭之大小，二曰所祭之多寡，三曰祭之年，四曰祭之月。”[19] 从文献有关记载来看，汉晋时期在皇帝宗庙禘、祫祭问题上存在的争议主要涉及禘、祫二祭名实是否相同，禘、祫祭举行时月是否因受三年丧礼等因素影响而有所变更两个问题。本文即拟以此为切入点，对汉晋时期皇帝宗庙禘、祫祭礼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具体形态以及演变的动态轨迹作一粗略的考察。

商周时期已经出现祭祖先的宗庙禘祭礼。董莲池先生以为，禘祭是殷王一年中任何一个季节都可举行的一种祭典，用以祭祀先公、先王、先臣以及除上天之外的其它诸神祇。西周禘祭则是在夏、秋两季于宗庙内专以祖考为对象的一种祭典，以专祭为主。[20] 春秋、战国时期天子、诸侯宗庙有禘祭礼的实行，却并未记载实行祫祭礼。因此，西汉时刘歆、东汉时贾逵就认为禘、祫祭是“一祭二名，礼无差降。”[21] 唐代孔颖达承绪此说，进一步论证曰：“传无祫文，然则祫即禘也。取其序昭穆谓之禘，取其合集群祖谓之祫。”[22] 这种视禘、祫祭为名虽异而实相同祭祀在西汉时期还有所反映。

虽然西汉元帝在位期间议宗庙礼制时，韦玄成曾奏言曰：“毁庙之主臧乎太祖，五年而再殷祭，言壹禘壹祫也。祫祭者，毁庙与未毁庙之主皆合食于太祖。”[23] 其说盖本于《春秋公羊传》“大祫者何？合祭也。其合祭奈何？毁庙之主陈于大祖，未毁庙之主皆升合食于大祖”的记载。[24] 但史书关于西汉皇室祭祖仅记载有“日祭”、“月祭”、“时祭”三种主要礼仪，并未言及韦玄成所说的禘、祫祭礼。《汉书》记载祫祭只有西汉平帝元始五年（5）春正月“祫祭明堂”[25] 一例。东汉初，张纯曾曰：“汉旧制三年一祫，毁庙主合食高庙，存庙主未尝合祭。”[26]由于张纯“在朝历世，明习故事。”[27] 娴习西汉有关礼制，故其所言应有所本，因此，西汉时期皇帝宗庙可能实行祫祭礼。由于西汉在元帝定宗庙礼制前并无毁庙之制，在此之前尚不存在韦玄成、张纯等人所说的“毁庙主”、“存庙主”问题。由此可以判断，西汉皇帝宗庙祫祭礼制度的确立当不早于元帝永光、建昭年间（前39—前38）。据后世史书记载，平帝元始五年还实行过禘祭礼，张纯曾曰：“元始五年，诸王公列侯庙会，始为禘祭。”[28] 西晋司马彪也记载曰：“元始五年，始行禘礼。”[29] 问题在于，这次实行的禘祭与《汉书》记载的上述春正月在明堂举行的祫祭是否是指同一次祭祀？唐代李贤认为是指同一次祭祀，因此折中史书记载异说曰：“盖禘、祫俱是大祭，名可通也。”[30] 即便如此，此次实行的禘祭也可能对以往宗庙祫祭礼制有所变革。据张纯所言，西汉皇帝宗庙实行的祫祭时，在高庙合祭毁庙主，而存庙主不与祭，而元始五年实行的宗庙禘祭礼就有可能采取毁庙与未毁庙帝主皆合祭于高庙的形式，否则，张纯就没有必要将此次禘祭与其所说的西汉祫祭旧制相提并论了。

综合上述，西汉时皇帝宗庙除实行日祭、月祭、时祭礼外，至元帝以后可能曾实行过毁庙帝合祭于高庙而未毁庙帝不与祭的祫祭礼，至平帝时可能曾对这种祫祭礼加以变革，实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