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30年反思--秦晖教授的演讲)

1956 “八大” 开始大批“一长制”，中国工业从此 恢复“政工治厂”。企业 “提倡算政治帐”，取消 经济核算，“不计成本不计盈亏现象相当普遍”， “无人负责和瞎指挥盛行”，甚至“有些单位把规 章制度文件像土改中烧地契那样烧毁”，“车间 ‘自由生产’；仓库‘门户开放’”，[1]直到酿成 三年“人祸”。 1961年的《工业七十条》，刘少奇、薄一等力争后 拒绝列入“车间、工段实行党总支、党支部领导下 的车间主任、工段长负责制”，抵制政工治厂的恶 性发展。[2]中国工业赢得几年喘息时间。 然而“四清”开始后，《工业七十条》就“被扔到 一边”，不用说恢复一长制，就是党委领导下的厂 长负责制也被说成“架空党委”、“没有跳出苏联 一长制的框框”。1965年“上海座谈会”提出“割 去厂长负责制这个尾巴”，学习军队，实行政委制， “企业管理日益‘政治化’”，[3]终于导致文革中 彻底大轰大嗡的“运动经济”和“无计划的命令经 济”。
“八大”转折：理性计划经济向“无计划的命 令经济”或中国式社会主义转型 1949年以前的资源委员会官僚和之后的苏联 专家虽然意识形态与党派背景大异，但都是 理性计划论者，崇尚福特主义、科学管理、 计划均衡、专家治厂等科学主义信条。 1956年苏联模式失色，毛式浪漫主义乘势取 代苏式理性主义，中共八大否定“一长制”， 接着“鞍钢宪法”取代“马钢宪法”，政工 治厂、废弃均衡、五小三边、大轰大嗡，直 到文革中的“运动经济”，一切计划管理几 乎都被废除。
文革前毛泽东与刘少奇、陈云、薄一 波等人的矛盾除去个人因素外，如果 说还有所谓路线的分歧的话，那几乎 就是“命令经济”与“理性计划经 济”，“鞍钢宪法”与“马钢宪法”、 “政治经济学”与“计划科学”的区 别。
“反对修正主义”
在苏联，改革前曾长期坚持以计划经济批判“市场社会主义” 的教条倾向。 而在中国，那时并没有“市场社会主义”的问题，改革前20 余年间不断的“反对修正主义”，与其说是以计划经济反对 市场经济，毋宁说是以胡闹的命令经济来反对理性计划经济 倾向。 当时经济上的“反修”举动，除了反对“三自一包”带有 “反市场”色彩外，他如反对“消极平衡”、反对“条条专 政”、反对“托拉斯化”、反对“一长制”与“管卡压”、 推行消灭分工的“五七道路”、反优化配置的“五小工业” 和“山、散、洞”政策，乃至基本建设中实行“三边主义”、 “首长工程”、“条子项目”等等，都是反对理性计划机制 的。
“鞍钢宪法”vs “马钢宪法”
“加强党的领导，坚持政治挂帅，大搞群众运动，实行两参 一改三结合，大搞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 其实质就是以“加强党的领导”来否定苏联“马钢宪法”的 厂长负责制， 以“坚持政治挂帅”来否定“马钢宪法”对经济核算的要求， 以“大搞群众运动”来否定“马钢宪法”的专家治厂与科学 主义科层管理原则， 而“两参一改三结合”按崔之元的说法就是反对“专业分 工”。强调理性分工确是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的共同特征， 崔之元谓之“福特主义”，亦无不可。从这个角度讲，“鞍 钢宪法”的确既非市场经济亦非计划经济，它是反“福特主 义”的——但反“福特主义”与所谓“后福特主义”完全是 两码事，
339.8（社会总产值 477 52—71）
表B 14年绩效比较（14年和平发展后与战前最高年份之比，%）： 国民经济 项目 苏联1946—1959 405（国民收入） 工业产 农业产 农业人口比重 值 值 下降百分点 480 156 137 17 0（53—66）
中国1950—1963 212.1（社会总产值52—65） 284.5
各种经济体制的区别
纠错机制 市场经济 理性计划经济 “命令经济” 即时纠错 “预先纠错” 无法纠错 实物投入/产 出效率 高 高 低 效用增益 效率 最高 低 最低 积累效 率 一般 高 高 创新效 率 高 低 “高”
市场经济 均衡方式 行为哲学 管理者性 质 治理方式 动态(供求)均衡 经验主义 经理 (对所有者负责) 外部规范竞争＋内 部科层化
而在中国，那时既没有人吃西方经济学这碗饭， 也没有人搞坎托洛维奇那套东西。 “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直到改革前夕还是旧 体制的唯一理论描述。 它除了宣示“政治正确”外的确缺乏学术魅力， 甚至连促进“计划理性化”的功能也没有，因 而很快在西方经济学传入后显得陈腐不堪。
表A 20年绩效比较（20年和平发展后与战前最高年份之比，%）： 项目 苏联1921—1940 中国 1950—1969 国民经济 611（国民收入） 工业产值 852 农业产值 141 162.9 农业人口比重下 降百分点 15.1 2
“乔厂长”比“普隆恰托夫经理”能干？ 乔厂长” 普隆恰托夫经理”能干？
匈牙利经济学家沙巴说：东欧的前计划经济运行得相对成功 ，这使转轨成为“一次痛苦的长征”。而中国文革式的倒行 逆施，则使得转轨“成为一场愉快的郊游”。 改革前中国式命令经济与中东欧理性计划经济相比的极端无 效率导致它可以“无代价放弃”和“放弃即受益”（无论是 改行理性计划，还是改行市场机制都能得到纯增益）。 改革前中国绝大多数国民（农民）处在有束缚而无保障的状 态，改革初期他们“失去的只是锁链”，而东欧人则要面临 “摆脱束缚与失去保护”的艰难选择。 文革的“负帕累托过程”更使“走出文革”意味著人人受益 的帕累托改进。 于是无论在效率还是在公平性方面，改革头十年都相当成功 ，而且无需付出什么明显的“代价”。
命令经济与计划经济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J·希克斯：真正无交往无分 工的“自给自足”并不存在，传统经济中可能有相 当规模的分工与要素流动，只是它并非因市场、因 自由人或自由法人间的交换而起，而是“典型官僚 政治中”“由上层指导的专门化”。他把这称之为 “指令经济” 。从桑弘羊、王安石直到洋务派，我 国的法家经济传统中这一成分并不小。
表C 32年发展绩效（32年和平发展后与革命前最高年份之比，%）： 项目 中国 1952—1984 职工年人均实际收入 农业人口比重下降百分点 32 3ቤተ መጻሕፍቲ ባይዱ3 （1949—1981） 129.4
苏联 1921—1940；1946—1959 390
再“理性”的计划经济也难免改革关
它虽然可以做到运筹学与线性规划下投入产出函数的“最优化”，却无 法适应每个人千变万化的消费偏好； 虽然可以做到静态的“计划均衡”，在极端的“分配经济”中甚至可以 消除市场试错过程中难免的过剩与不足交相波动，但却无法拥有动态均 衡的市场竞争所产生的创新激励； 虽然在实物指标上它可以很有“效率”地生产出大量的产品，但在以可 感知福利为基础的效用增益效率方面却远不如市场经济。 而最根本的是正如布哈林当年所说：计划经济“必须消灭所谓劳动自由 ，因为‘劳动自由’是同正确组织起来的‘计划’经济和劳动力的计划 分配不相容的”。何止“劳动自由”，在无视个人偏好的情况下“消费 者主权”不复存在，个人成为整体机器上的“螺丝钉”，劳动、消费乃 至整个生活以至思想，在逻辑上都有被“计划”的趋势，在这一点上“ 理性计划”与非理性的胡闹并无本质区别。而这后果远比科尔奈讲的“ 软预算约束”要严重。
“政治经济学”vs“计划科学”
政治经济学在马克思那里是专用于批判资本主义的，但计划 经济本身是否有自己的经济学？马克思并没有涉及这个问题。 十月革命后苏联盛行的看法是：政治经济学将随资本主义的 消亡而消亡。此后只有“计划科学”。列宁时代就提出学习 “泰勒制”与“福特制”。20年代涅姆钦诺夫的统计分析理 论与30年代坎托罗维奇的最优化模型建构，分别为计划经济 中的经济信息处理与系统最优化控制奠定了“科学”基础。 而“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却长期受冷遇。普列奥布拉任斯 基与布哈林虽被镇压，计划经济下无“政治经济学”而只有 “计划科学”的看法在30年代仍然是主流。 斯大林虽然指令要搞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但直到1954年， 苏联才出版了包含“社会主义”内容的《政治经济学教科 书》。而这时斯大林已死，苏联也已在没有“政治”经济学 的情况下靠“计划科学”完成了工业化。随着理性计划经济 的发展与早期命令经济成分的消失，“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的地位从赫鲁晓夫时代逐渐式微，数理经济学、尤其是坎托 罗维奇所开创的“最优化计划”成为苏联理论经济学的主流。
理性计划经济 静态(计划)均衡 理性主义 技术专家 (对统治者负责) 内外一致科层化
“命令经济” 无均衡 浪漫主义 政工人员 (责任关系不明) 非科层化强权 (权力意志＋大轰大嗡)
消费者主权、效用增益效率与人道问题
“帕累托最优计划”是否可能，引起了关于“电脑乌托邦” 的争论。 但这种设想最大的问题，与其说在于它不可行或行之无效率， 不如说在于它不人道。它无论如何“科学”，也是排除了消 费者主权或更广义的个人效用主权，把人当作完全划一、没 有生命的物体，当作生产—消费机器上的一个零件看待。例 如，这种经济完全可以给一千个人配置出一千双鞋，不多一 双，也不少一双。既没有过剩也没有不足。它还可以通过精 确计算做到所有的材料都物尽其用。根据这一千双鞋所需要 的材料安排皮革、橡胶等的供给，达到既不多也不少，所有 经济环节环环紧扣、精确衔接。它完全可以做到每个人都有 鞋穿——但唯独不考虑个人的喜好，它把消费者主权与效用 原则排除在外，给你什么你就得接受什么。 从理论上、从物质生产的效率来说，它可以做到最优化。但 所谓“效率”不只是物质生产效率，更主要是讲效用增益效 率，就是要满足人们主观福利偏好的效率 满足人们主观福利偏好的效率。从这个角度看， 满足人们主观福利偏好的效率 这种经济就没有效率，至少远不如以个人效用主权为基础的 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那么有效率。
失去的只是锁链： 失去的只是锁链： 改革前期的公正性增益
走出旧体制，用马克思的话说就是“两种意义上的自由”过程：既摆脱了束缚， 也失去了保护。 苏联初期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新经济学》把“苏维埃经济”的发展分为两个阶 段，前为“社会主义原始积累”时期，后为“社会主义积累”时期。发展普遍福 利是后一阶段的事，而在之前的“社会主义原始积累”时期，苏维埃的任务是“ 比资本主义更严厉地‘剥削’农民”。因此整个斯大林时代，农民受到严厉的束 缚，却没有什么福利可言。甚至多次出现饿死大量农民的“体制性饥荒”。如果 那时发生转轨过程，农民的热情恐怕不会亚于中国式的“改革奇迹”。 然而苏联毕竟在“理性计划”下相对有效地利用牺牲农民利益乃至生命换来的“ 原始积累”，完成了工业化与城市化过程。到1960年代不仅农民已是少数，而 且工业积累也已不必靠“剥削”农民。相反，工业“反哺”农业的过程已经出现 。苏联农业中不仅国营农场比重已超过集体农庄，而且自1966年最高苏维埃通 过“关于全苏集体农庄实行有保障的工资制”决议后，集体农庄成员的福利保障 也与城市国营企业工人大体相当了。 于是当市场经济转轨开始时，苏联农民的感受与我国农民在1980年代改革时的 感受相差悬殊，而与我国1990年代国企改革时工人的感受却有类似之处：失去 保障的“代价”成为严重问题和不公平感的根源
“中国奇迹” 的由来与前景：
改革30年反思
清华大学历史系 秦 晖
上篇
双重效率增益与“走出负帕累托过程” 双重效率增益与“走出负帕累托过程”
中国奇迹1978中国奇迹1978-1989 1978
“走出文革”的改革
邓说：改革其实1975年已开始，只是当时叫“整 顿”。“整顿”并非走向市场，但确是走出文革。 “修正主义”（苏式计划）得势，市场因素继兴。 与其说邓开创了“中国式社会主义”，不如说他恰 恰否定了毛的中国式社会主义，在此基础上一方面 苏式社会主义（理性计划）得有一定程度发展，另 一方面市场经济或“中国式资本主义”也随之而兴。 在这个时期，计划理性化与初步市场化都给经济带 来改善，而此两者亦渐由互补而至抵牾。
“科学”的悖论
科学主义的过分扩张一方面以“理性的僭妄”压抑 了人性，另一方面也会冲击中世纪式的“神性” 。 一些数理经济学家由于其强烈的科学主义现代性取 向，对掌权政客“反科学”的恣意妄为与瞎指挥深 恶痛绝，往往容易发展出离经叛道的异端倾向。早 在20世纪60年代，老一代数理经济学家涅姆钦诺夫、 维恩斯坦等人就激烈批评“僵化的经济体制” 。[1] 当时要求改革的新派经济学家都由他们构成，转轨 后最狂热地主张自由市场的也是前数理经济学家。 然而，又恰恰是被数理经济学高度“最优化”了的 俄国计划经济，成为最难搞市场化转轨的经济体。 于是有了所谓东欧拥有“最好的经济学家与最差的 经济”这样一种奇怪的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