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以前有过世界一流的大学

在领导、管理体制方面，学校设校务委员会，由原北大校长蒋梦麟、南开校长张伯苓、清华校长梅贻琦、教务长、总务长、训导长、5院(文、法、理、工、师范)院长和若干教授代表组成。教务等3长及5院院长均由教授兼任，不设副职。校务委员会设常务委员会，由蒋、张、梅组成。蒋、张年龄资历虽较梅为高，但均有兼职，张还长居重庆，所以公推较年轻有为的梅贻琦为常务委员会主席。蒋、张放手并鼓励梅大胆负责，梅尊重蒋、张，遇重大事件必与蒋、张协商，所以3人合作非常融洽．常委会工作顺利，效率高。校务委员会外，还设有教授会，由全体教授和副教授组成、其职责为：审议教学、研究工作和学风的改进方案，学生成绩的审核及学位的授予，向校委会提建议及处理常委会主席或校委会交议事项等，教授会虽是咨询性机构，但其决议很有权威性，一般都得到施行。另外还有各种常没的或临时的专门委员会，负责对学校的各种专顶事务进行调查研究，写出调查材料和供校领导选择采用的方案。院以下各系系主任也由教授兼任，不设副职。学校专职行政人员不足200人，其社会地位低于教学人员。所以，西南联大既无党派领导，也没有官本位体制，学校能按高等教育规律自主办学。
今天的中国大学，无论在尊重人才和民主治校方面都乏善可陈，如此这般却奢望什么世界一流大学，岂非缘木求鱼？
那么，西南联大是怎么成为世界一流大学的呢？是不是象许前校长说的那样“一流大学是拿钱堆出来的”呢？唯唯否否。
我们知道，西南联大存在的岁月，正是中国最为艰难贫穷的抗日战争时期——哪来的什么钱堆？她所以成为世界一流大学，靠的不外乎下面两点。
首先，是她尊重人才使用人才。
梅贻琦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这里所说的“大师”,是学贯中西、通晓古今、治学有方、诲人不倦、管理有力、成绩卓著、学高德劭的教授。这些教授不是“评”出来的,而是学校根据他的能力“聘”到的。以西南联大中文系、历史系合聘的教授陈寅恪为例,他对国学有很深的功底,能背诵十三经,且对每一字都能正确理解。在语言方面,他精通英、法、德、俄、日、意等国的语言文字,对藏文、蒙古文、满文、阿拉伯文、梵文、巴利文、突厥文、波斯文、暹罗文、希腊文、拉丁文、匈牙利文,甚至中亚现有的包括已经死亡的文字他都通晓。借助这些语言文字,他能解决别人无法解决的问题,在国际上享有很高的威信,被称为“盖世奇才”、“教授中的教授”。象陈寅恪这样的“大师”,在西南联大有一大批。这是西南联大创造辉煌业绩的真正“法宝”。为了网罗人才，西南联大千方百计、不遗余力地从各方聘请名师来西南联大任教。“对校外名家大师,学校总是想方设法延聘,有时学校领导或院长、系主任登门拜请,常常‘三顾茅庐’,即使一般教授、副教授和讲师,只要是学校需要的,无不礼贤下士,尽力争取。”值得一提的是，“ 联大的教师中既有留学欧美,获得博士、硕士学位的教授,也有不少学历不高,但才华出众的学者,如国学大师陈寅恪、钱穆没有大学学历、数学家华罗庚只有初中学历、文学家沈从文只上过小学,但他们大都有出国深造的经历,此丝毫不影响他们当联大的教授”。西南联大享誉海内外的根本原因就是聚集了一批优秀的学者和名家大师。由于西南联大礼贤重士,被当时国民政府教育部称为“囤集教授”。这些做法不仅是西南联大的成功经验,更是我们现在努力的方向。
西南联大的学术能够不断进步,就在于教师成为学术管理的主体。我国创建世界一流大学,提高我国的整体学术科研竞争力,更应该赋予教师民主管理的权力,由学术行政管理向学术民主管理转变,使行政服务于学术,为学术活动的顺利开展提供制度和环境保障。只有这样,民主办学才能落到实处,才能充分调动广大教师的积极性,促进学校的发展。民主而论，主要表现为学术思想自由、学校管理民主和反对国民党政府的专制统治。西南联大教师上课一般不用统一教材，而是阐发各自的学术见解。任何见解，不论中外，不论古今，不论左中右，都可以在课堂讲授，也可以在课外作讲演。但是，必须听取其他教师及同学的不同意见。有的时候，教师们就某个学术问题召开座谈会进行辩论，但即使争论得面红耳赤，并不妨害友情。同时，也有教师去听其他教师的课。学生对老师，无论课内课外，郡可以提问，并与老师辩论。曾经有一个同学不同意授课教授的观点，宁可放弃学分，也不再听这位教授的课。但这位教授很大度，同意该生不听课，只要在学期结束时交一份合格的课程论文就行。后来，这位同学交了一份反对老师观点的课程论文，因质量较好，竟得到教授高分。还有一位教授，因有较多同学反对他的观点，他经过一番苦思后，竟放弃了前一段时间讲课内容，从头讲起。此外，为保证学术思想自由，西南联大主张通才教育，讲究启发式教学法，反对灌输式教学法；转系自由，一二年级基本不定系；图书馆的书库，不仅对教师、研究生大（也包括清华）是“世界一流大学”的话，世界各国的大学都会笑了。那么，中国有过世界一流大学么？答案是肯定的。不过，那不是在现在，而是在上世纪烽火连天的抗日战争年代，那所大学的名字叫西南联大。
1942年的西南联大，有教授177人，占全校工作人员总数的22．3%（美国麻省理工学院1940年的这一比例为22．0％），其中有一批各学术领域的大师，他们占解放前中央研究院院士的32．1％。在这些大师招引下，西南联大招考的本科生和研究生，都是当时全国最优秀的学生。因此，西南联大从1938年5月4日上课起，到1946年5月4日宣布结束，不过短短8年，却在成为闻名中外的民主堡垒的同时，更在教学和科学研究工作中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入校受教者8000余人，毕业生2522人。许多人后来都成为“中兴业”的“人杰”，还有约1000人在海外成为各行各业中的佼佼者。1955—1957年间，中国科学院选出的学部委员190人，西南联大校友就有118人，占总数的62．1％”；1991一1992年间补选中青年学部委员210人，西南联大校友仍有14人当选。另据清华大学校友联络处1996年3月统计，中国科学院1955-1995年间，7次共选聘学部委员、院士815人(含外籍院士14人)，其中西南联大和清华校友就有256人(含外籍院士4人)，占总数的31．4％；中国工程院1994、 1995年共选聘院士312人，其中西南联大和清华校友有64人，占总数20．5％；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1955、1957年共选聘学部委员64 人，其中西南联大和清华校友有18人，占总数的28．1％。(《清华校友通讯》复33期，清华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04页)西南联大培养的杰出校友不胜枚举，我们这里仅举一些特例，比如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杨振宁、李政道，“两弹元勋”邓稼先，核武器专家朱光亚，半导体专家黄昆，数理逻辑学家王浩，气象学家叶笃正，创建三元流动通用理论的气动热力学家吴仲华，使我国返回式卫星居世界前列的卫星总设计师王希季，我国中远程火箭总设计师屠守锷，在美国最早参加电子计算机的开发者陈同章，享誉美国的政治学家邹谠、历史学家何炳棣，作家汪曾棋，诗人穆旦等。除育人外，如朱光亚所说：“西南联大在科学研究工作上也作出了令人注目的成绩，在国内外各类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数百篇，出版了若干很有影响的学术专著，而且师生们还结合社会需要，包括抗战的需要，进行工程技术和其他应用学科的研究或调查研究，取得不少成果。”
长江日报4月15日报道 “中国目前没有世界一流大学。”12日晚，做客华中科技大学“科学精神与实践”讲座的北京大学原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许智宏如是说。许智宏认为，世界一流大学主要有3个标准：一是有从事一流研究工作的国际知名教授;二是有一大批影响人类文明和社会经济发展的成果;三是培养出一大批为人类文明作出很大贡献的优秀学生。“如果满足这三个条件，才能称之为世界一流大学。”许智宏表示，虽然莫斯科大学的校长，还有季羡林教授都讲，北大已经是世界一流大学了，但他认为中国目前还没有真正的世界一流大学。
其次——也许是更重要的是：学校实行的民主管理。
以教授治校、学术自由和学生自治为核心的民主管理思想构成了西南联大管理的特色,也成为现代中国高等教育一笔重要的思想遗产。教授治校的民主管理思想更应成为我们今天学习的重点。西南联大的校务委员会和教授会是校级民主管理机构。校务委员会全部由教授组成,教授会则全是由教授和副教授组成。尽管教授会不是最高权力机构,但它却直接影响着学校大政方针的决策。因为,凡是学校发展、教学、科研、行政以及对外事务的重大问题,都得通过教授会审议后才做出决定,体现了决策的科学性和民主性。当前,在我国一些大学中,学术委员会的决策权主要集中于校级,校级以下各院系都是校级决定的执行层。虽然也有学术委员会、学位评定委员会等学术民主管理机构的存在,但多从属于行政部门,未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对学生管理，除学籍管理和学业管理极严外，主要采取学生自治方针。学校训导处(西南联大原无训导处，经国民政府教育部一再督促，始于1939年11月7日设立)婉拒了国民党的“党团委托任务”，其工作大纲规定：“本校训导方法注重积极的引导，行动的实践。对于学生之训练与管理，注重自治的启发与同情之处置。”大体上说，在不违反校规及法律的前提下，西南联大对学生的管理，主要是通过学生自治会、学生社团和学生的各种自主活动进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