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打到孔家店”应该缓行书屋

论“打到孔家店”应该缓行赵锴军读了《文学自由谈》上的几篇骂孔文章，感到五味杂陈，颇为不爽。

作者堪称“反孔斗士”，他们把文化英雄孔夫子当做皇权专制的总代表，对其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必欲骂倒批臭而后快，有的竟然重提五四时期“打到孔家店”的口号。

呜呼，尚何言哉？反孔斗士们！你们错用心了！孔夫子批不臭，孔家店打不到，你们的矛头应该指向别处，而不是指向奠定中华文化基础的文化先驱孔子。

一孔子是专制主义的代表吗？这个问题值得研究。

虽然孔子有尊君思想，主张恢复周礼，强调上下尊卑等级秩序，说过“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类的话，但要想正确理解这话，我们必须考虑到春秋时代的大背景。

在一个礼崩乐坏的乱世，臣弑君，子杀父，成为家常便饭；列国之间互相征伐，战争频仍，不但百姓生命朝不保夕，甚至诸侯卿大夫士等贵族阶级也如水上之萍，风中之烛，浪中之舟，惶惶不可终日。

孔子要求君臣父子各安其位，各司其职，恢复西周时的社会秩序和太平，何错之有？此外，孔子更有伸民的民主主张，他控诉“苛政猛于虎”，表达了一个知识分子对黑暗统治的控诉。

可以说孔子的伸民的民主主张不轻于尊君的思想。

可惜的是，后世儒生为了取悦皇帝，谋取荣华富贵，把儒学当敲门砖，有意地忽视了孔子的民本思想，过分强调了“礼”，即尊君和等级秩序的思想。

孔子学说的核心是仁。

他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但是，先秦儒学被汉儒们阉割了，神学化了，谶纬化了，被改造成了维护皇权专制的工具。

“独尊儒术”之日便是先秦儒学灭亡之时。

虽然孔子被后世君主们捧到天上，极尽哀荣，但孔子的悲剧在于他的学说被利用来维护他生前反对的东西（专制独裁）（薛涌语）。

所以，儒学不能和专制主义划等号。

张岱年也说，应该注意儒学和专制主义的关系问题。

自汉代独尊儒术以后，儒学受到历代帝王尊崇，于是有人认为儒家的政治学说就是维护专制制度的。

事实上，这是一种误解。

儒家维护等级制度，却不赞同专制主义。

孔子是维护君权的，但却不赞同个人独裁。

孔子曾经说，如果国君乐于“言莫予违”，将有丧邦的危险。

孟子更强调“格君心之非”，后来的儒者也多以直言进谏为要务。

所以我们不能认为儒家是维护专制制度的。

宣扬君主专制的乃是法家。

他还说，古代史籍也透露了先秦时代的民主信息。

西周后期，当时的国人放逐了周厉王，表明当时存在着远古时的民主遗风。

春秋时期，郑国子产“不毁乡校”，更是尊重民主的范例。

只是到了秦汉以后，专制制度才压倒了民主。

但有些思想家，如宋元之际的邓牧，明清之际的黄宗羲，仍在呼唤民主。

应该承认，中国固有传统中有科学和民主的端倪，我们应该有这个自信。

（引自：张岱年，《文化与价值》，新华出版社，北京，2004）“国人”驱逐周厉王的故事是这样的：周厉王暴虐，国都里的人公开指责厉王。

召穆公报告说：“百姓不能忍受君王的命令了！”厉王发怒，寻得卫国的巫者，派他监视公开指责自己的人。

巫者将这些人报告厉王，就杀掉他们。

国都里的人都不敢说话，路上彼此用眼睛互相望一望而已。

厉王高兴了，告诉召公说：“我能止住谤言了，大家终于不敢说话了。

”召公说：“这是堵他们的口。

堵住百姓的口，比堵住河水更厉害。

河水堵塞而冲破堤坝，伤害的人一定很多，百姓也象河水一样。

所以治理河水的人，要疏通它，使它畅通，治理百姓的人，要放任他们，让他们讲话。

因此天子治理政事，命令公、卿以至列士献诗，乐官献曲，史官献书，少师献箴言，盲者朗诵诗歌，瞢者背诵典籍，各类工匠在工作中规谏，百姓请人传话，近臣尽心规劝，亲戚弥补监察，太师、太史进行教诲，元老大臣整理阐明，然后君王考虑实行。

所以政事得到推行而不违背事理。

百姓有口，好象土地有高山河流一样，财富就从这里出来；好象土地有高原、洼地、平原和灌溉过的田野一样，衣食就从这里产生。

口用来发表言论，政事的好坏就建立在这上面。

实行好的而防止坏的，这是丰富财富衣食的基础。

百姓心里考虑的，口里就公开讲出来，天子要成全他们，将他们的意见付诸实行，怎么能堵住呢？如果堵住百姓的口，将能维持多久？” 厉王不听。

于是国都里的人再不敢讲话。

三年以后，便将厉王放逐到彘(今山西霍县东北)地，并死在那里。

“子产不毁乡校”的故事出自《左传·襄公三十一年》。

故事包含着典型的公共关系思想。

对于乡人聚会议政的乡校，然明主张毁掉，子产不同意，他说，“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

”用今天的话来说，子产把乡校作为获取群众议论政事的反馈信息的场所，而且注意根据来自公众的意见，调整自己的政策和行为。

子产执政后，重视听取百姓的议论，还把刑书铸在鼎上公告于世，努力疏通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关系，颇得百姓的爱戴，从而使郑国强盛起来。

因此，把孔子当做专制主义的代表，是天大的误会。

在孔子的时代，后世的君主专制还没有产生。

在《学而时习之》一书中，薛涌认为，孔子反对当时的兼并战争，主张“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主张恢复周礼，也就是恢复西周时期在周天子的权威下所有大大小小的诸侯国和平共处相安无事的的局面。

而中国在秦汉以后走上君主专制的道路，也是孔子所代表的文化精神失传的结果。

二可以说，儒学跟科学民主并不矛盾，完全可以兼容。

不少西方学者也以他者的眼光，在儒家思想中看到了民主的内涵和潜能，以及西方国家借鉴儒家思想以改进自己的民主制度的可能。

安乐哲（Roger T. Ames）说，民主作为一种人类社群的生活理想，可以在不同的文化环境中按不同的节奏与时间表运行。

今天，我们打算通过实用主义大师约翰·杜威(John Dewey, 1859-1952)的眼光，结合他关于人类社群的思想，对中国的“先人的民主”进行考察。

我们的结论是令人惊奇的，因为，我们会看到，在许多方面，中国更接近杜威的社群主义民主理想，而杜威自己的国家却没有达到这种程度。

我们相信，在未来东西文化进一步交流的过程中，美国和其他西方民主国家有可能因为中国的影响，越来越接近杜威的社群主义民主。

社群主义者桑德尔（Michael Sandel）没有否认，独立自由的自我是一种个人解放、个人洒脱的理想，他们不受外在道德式社群关系的约束。

但是，仅仅追求独立自由的自我并没有给美国社会带来什么好处，事实上已经阻碍了美国的进步。

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那些表面上看似不民主的概念其实都有一定的价值，例如礼仪制度下的社会角色和社会关系、等级制度、服从和互相依赖等等，我们以前都把它们与儒家哲学相联系，而没有认识到它们的民主价值。

在当今世界各种文化日益相互依赖的情况下，借鉴儒家思想资源对于美国民主来说，可以是一个新的更有活力的方向。

至少，当代美国的问题可以对一些亚洲国家起到警戒作用。

我们注意到，一些亚洲国家有抛弃儒家思想的倾向，却没有认真研究儒家思想对有亚洲特色的民主可能做出的贡献。

正如弗里德曼（Edward Friedman）所说，所有文化都包含矛盾性的政治潜能，如果中国领先欧洲实现了民主化，那么历史学家们可能宣称，整个中国文化都是民主的，而且这种民主是独一无二的。

赞成这种说法的最重要的理由是，在中国的传统里，确实存在支持民主化的传统资源。

至少，这些资源在帮助中国人消化外来的西方民主思想的同时，可以将民主的概念转化为与中国传统更为吻合的思想方式。

同样重要的是，这些思想方式为提倡民主的人们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持，帮助他们与他们自己社会中试图阻碍民主化进程的更保守，甚至更顽固的敌人进行斗争。

在《尚书》中，我们读到这样的话，“民可近，不可下。

民为邦本，本固邦宁。

”在《孟子》那里，我们可以发现一句更为熟悉的话，“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

”有此可见，在儒家思想中，作为人类社群的“民”是天下国家的根本。

儒家强调道德先于刑罚，而这正是任何社群主义民主价值观的基石。

儒家思想之所以在传统社会中长期有效，是因为其强调道德优先于法律，并将道德作为确保社会和谐的主要手段。

在儒家思想里，甚至在更宽泛的古代中国思想中，有足够的命题与西方民主思想相协调一致。

由此思想出发，不难反驳任何对杜威式儒家民主主义可能产生的怀疑。

孔子对德治的强调也有重要意义。

《论语》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像实用主义者一样，孔子强调紧密的、内心自发的人际关系的重要性。

孔子强调协调个人与家庭，进而协调个人与社群之间的关系，力图建立一个繁荣昌盛、自治的人类社群，并将其视为保障个人自由的最重要条件，也就是说，只有这样的人类社群才能确保个人和社群的理念共享以至完全融合。

儒家民主主义模式靠两个强大的却又是非形式化的力量来维系，一是“耻”字，二是“礼”字。

虽然“强迫”作为一种维系秩序的手段是有效的，但孔子拒绝采用这种手段。

在孔子看来，自治（self-ordering）是明确的追求。

在中国古代传统中，家庭被视为社会的细胞。

个人首先是家庭的成员，每个人都先要在家庭内部关系中认识自己，然后才扩展到更为广泛的社会关系中去。

正如《大学》所说，“自天子以至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

”国家是家庭的延伸，对国家的认识是在修身的过程中逐步加深的，对自身的认识也是在人与人的角色和关系中逐步深化的。

儒家民主主义同意这种以家族为核心的思想，因为这为“公民”（citizen）和“公共个人”(public individual) 这样的概念提供了比自由主义民主传统更加合理的解释。

鉴于世界各文化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求助于被正确理解的儒家思想资源可以为一种更加切实可行的新型美国民主指出一个可能的方向。

至少，美国当代的社会问题可以向那些倾向于抛弃儒家遗产的亚洲国家敲响警钟，告诫他们不要急于这样做，否则他们将无法探索儒家对于一种更加安全的亚洲式民主可能做出的贡献。

（以上引自：安乐哲，《和而不同：比较哲学与中西会通》，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看来，国人远远没有认识到儒学对中国民主宪政的重大意义。

邻国对儒学的态度也颇值得国人借鉴。

有人说，上个世纪“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腾飞也和这些国家的儒家传统价值有关。

在没有打到孔家店的日本和韩国，早已实现了宪政民主，在其他东南亚国家，如印尼和泰国等，民主之树也在成长。

儒学是中华文化的根，必须培土固本，浇灌施肥，中华文化这课大树才能枝繁叶茂，郁郁葱葱。

绝对不可以连根拔掉，否则失去根基的中华文化必将枯萎。

我们后生小子应当创造性地转化传统的儒家文化，以之为砧木，使之接纳民主宪政的嫩枝（接穗），假以时日，必能收获宪政民主的累累硕果。

这样我们既能保持中华文化的认同，又能顺应民主宪政的时代潮流。

日韩等国家的例子已经证明这是绝对可行的。

三孔子的思想不但对中国文化影响至深至远，还对全世界的文化作出了极大的贡献。

早在西汉时期，儒学就传播到阿拉伯和东南亚，唐朝时传到朝鲜、日本和越南等国家。

儒学对日本的影响令人赞叹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