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历史剧：集体记忆的影像建构

革命历史剧：集体记忆的影像建构作者：龙念来源：《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03期[摘要]革命历史剧是一种独特的大众文化现象，是集体记忆的影像载体。

革命历史剧的流行是现实社会语境下官方意志和民众心态的不谋而合。

在当下社会大众传播语境中，革命历史剧从叙事框架、人物塑造和细节描摹的三个层面进行流行式的文本创新，迎合观众对不同时空历史情境的参与渴求，从而凝聚共识，达成集体认同，完成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

[关键词]革命历史剧；集体记忆；意识形态[中图分类号]J9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1763（2013）03—0088—04近年来，以《解放》、《潜伏》、《人间正道是沧桑》、《五星红旗迎风飘扬》、《雪豹》、《黎明之前》等为代表的革命历史剧热播于荧屏，并斩获了飞天奖、金鹰奖等各大奖项。

这些电视剧在历史观念、叙事策略、影像生产等方面都已形成了相对稳定的模式，通过展现近百年来中国历史的波澜壮阔，表现出强烈的时代情感和革命精神，并以此与观众的精神生活产生了密切的互动，成为具有丰富意涵的大众文化现象。

作为电视类型剧的革命历史剧缘何在当前电视荧屏上屡屡出现，又为何会受到社会大众的广泛欢迎？本文将借助集体记忆理论，考察革命历史剧存在且流行的深层原因，并藉此透视现实社会大众传播语境中的文化再生产。

一革命历史剧：集体记忆的影像载体每一种影像类型是时代的产物且随着文化环境的变迁而呈现出动态的发展演变。

革命历史剧的诞生、发展和演变自然也与不同时期的社会文化密不可分。

早在1981年，中国大陆第一部电视连续剧《敌营十八年》播出，该剧讲述了解放前夕共产党员江波深入虎穴，与敌人斗智斗勇、巧妙周旋，一步步粉碎敌人的阴谋诡计，最终迎来解放的故事。

当时，诸如此类的“主旋律”电视剧发挥着精神引导、爱国教育的重要功能，也切合了那一时期民众内心对于革命历史的集体记忆。

以后，随着中国经济市场化趋势的日益凸显，中国电视剧产业也开始以市场为目标得以重构，青春偶像剧、家庭伦理剧、古装剧、军事剧等电视类型剧不断涌现且逐渐增多，交替成为电视剧市场的主流。

尤其是随着80后、90后群体的相继成长与壮大，独具魅力的青春偶像剧、古装剧一度倍受青睐，而拥有明显宣传教化意识的革命历史剧则遭到了“冷落”。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随着电视剧市场竞争的日趋激烈，“古装热”、“言情热”等浪潮一波波袭来又一次次消退，类型剧的创作陷入了瓶颈，只有极少数注重文化内涵与精神价值的电视剧才能真正在喧嚣的市场上脱颖而出，而这其中，就不乏以质取胜的革命历史剧，如2008年的《潜伏》，2009年的《人间正道是沧桑》，2010年的《雪豹》，2011年的《黎明之前》等等，这些新时期的革命历史剧在收视和口碑上都取得了不俗的业绩。

可以说，新时期革命历史剧的存在和流行，是现实社会语境下官方意志和民众心态“合谋”的一种结果。

一方面，官方需要革命历史剧来对革命精神和革命历史进行传播，以集体记忆的建构来实现其宣传教育、呼唤民众的目的，并进而维护主流意识形态的合法性；另一方面，现实语境中的社会大众缺乏对革命年代的历史记忆，只能通过各种历史文本来获悉有关过去的点点滴滴，而革命历史剧无疑正是建构革命历史集体记忆的重要影像载体。

适因于此，新的革命历史剧陆续登场，掀起了新一轮的革命历史剧热播浪潮，而这一浪潮在本质上也是对当下时代革命历史集体记忆匮乏的一种回应。

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3期龙念：革命历史剧：集体记忆的影像建构法国社会学家哈布瓦赫曾开创性地提出了“集体记忆”的概念，他认为，个人的记忆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由他所在的社会所建构的，“人们通常是在社会中才获得了他们的记忆的。

也正是在社会中，他们才能进行回忆、识别和对记忆加以定位。

”[1]也就是说，只有参与到集体的互动与交往之中，人们才有可能产生回忆。

作为一种影像传播方式，革命历史剧的播出通过营造一种“虚拟的现场感”将观众的意识集结到对革命历史的体验中，实现了仪式性的集体互动与交往。

传播的仪式观认为，传播“不是为在空间上扩散讯息，而是为在时间上保持社会稳定；不是一种告知信息的活动，而是共同信念的表达。

”[2]以此观之，革命历史剧的收视实践将处于不同空间却拥有同样的观剧行为的观众们带入了一个共同参与、体验、建构的“仪式”中，观众则在这场“仪式”中生成了一种虚拟的互动与交往，从而建构起共同的集体记忆。

进而言之，集体记忆源于社会，而同时，任何社会的发展及其文化的形成，也都离不开社会民众的集体记忆。

从功能论的角度来看，集体记忆是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而其功能的发挥主要体现为一种“凝聚性结构”。

扬·阿斯曼认为在每个文化体系中都存在着一种“凝聚性结构”，“这种凝聚性结构包含了共同的价值体系和行为准则，而这些对所有成员都具有约束力的东西又是从对过去共同的回忆中剥离出来的。

”[3]凝聚性结构的意义在于使民众产生归属感和认同感，而集体记忆就是凝聚性结构得以产生和存在的基础。

当前，我国现代化进程的迅猛推进和社会生活流动性的加强逐步加深了社会个体之间的疏离感，此时，具备情感凝聚力量的集体记忆就显得尤为重要。

革命历史剧正是通过对那段令人热血贲张的革命历史的再现，将现代社会的人们带入了风云激荡的历史情境中，以对爱国主义的红色主题和拼搏奉献的民族精神的诉说建构起一个“精神共同体”。

由此来看，革命历史剧对集体记忆的建构显然与当下的社会语境有着一种深层的勾连。

革命历史剧作为集体记忆的一种重要载体，其文化再生产的意义不容忽视。

适因于此，藉由集体记忆理论，对革命历史剧进行具体的观照，显然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那么，我们要问，在中国当下的语境中，革命历史剧又是如何来建构集体记忆的呢？这就必须转向文本分析。

二文本创新：建构集体记忆的新尝试文本是集体记忆的依托，因此，通过影像文本叙事艺术的提升来提高观众对革命历史剧的关注度和认可度，是成功建构革命历史集体记忆的必由之路。

正如上文所提及，新兴的革命历史剧如《潜伏》、《人间正道是沧桑》等之所以能在各种不同的电视类型剧中脱颖而出，正是得益于其文本的创新与突破。

细究之，新时期热播的革命历史剧的文本创新，集中体现在叙事框架、人物角色、细节设计三个层面。

（一）叙事框架的拓展新中国成立初期，革命历史剧的叙事负载着政治宣传的重任，讲述的是“革命的起源神话、英雄传奇和终极承诺，以此维系当代国人的大希望和大恐惧，证明当代现实的合理性”。

[4]集体记忆之于现实的功能是维护秩序、统一思想，它主要通过建构无产阶级的革命记忆和共产党领导人民推翻“三座大山”的族群记忆来完成这一任务。

相比较而言，当下的革命历史剧跳出了传统的集体记忆的叙事框架，以切合时代性的维度来重新观照历史。

在讲述革命起源时，其文本摆脱了“暴力—复仇—革命”这一陈旧的阶级斗争逻辑，淡化国共两党意识形态的对立，着重突出民族存亡的大背景，使电视剧呈现出“民族与伦理同构”的模式。

比如，在《人间正道是沧桑》中，杨立仁与杨立青同胞兄弟政见不同，人生轨迹迥然相异；《亮剑》中李云龙与楚云飞亦敌亦友、惺惺相惜。

但他们在关乎中国存亡的抗日战争中，都超越了各自的政治立场，表现出同仇敌忾、共御外侮的民族大义。

这时，民族主义超越党派与阶级观念，重新绘制出抗日战争的历史图景，使革命历史集体记忆的建构更为完整与生动，而同时，受众对于历史的认知也更为复杂与深入。

（二）人物形象的立体化塑造早期的革命历史剧在塑造英雄形象时，总是严格遵循二元对立模式，人物形象也就此被概念化、符号化。

当下的革命历史剧则突破了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其对正面角色的书写也实现了从高大全式的英雄到个性凡人的转变。

如《永不磨灭的番号》中的李大本事，《雪豹》中的周文，《中国地》中的赵老嘎，《我的兄弟叫顺溜》中的顺溜，他们大多出身草莽而投身行伍，胆识过人又略带莽撞，机智中透露出狡黠，铁骨铮铮中饱含着男儿柔情，桀骜不驯却胸怀民族大义，既有大无畏的气概，也有百折不挠的坚毅精神，演绎着英雄性与凡俗性的辩证统一。

而与此同时，文本也不再以政治意识形态的立场来预设人物的命运走向，而是将人物放置在具体的历史情境中，着重刻画英雄人物的成长过程，从多个不同的角度来对人物复杂的心理和情感进行深度的剖析。

可以说，革命历史剧通过对英雄人物个体命运的书写，既维护了集体记忆中革命理想的崇高，又使人物形象性格鲜明，血肉丰满，富于人情味，实现了个性对理念的超越，个体对生活的回归。

（三）细节的关注与描摹革命历史的集体记忆往往依托于宏大叙事来建构，通过展现国家、民族在现代化进程中所经历的风雨，以及共产党人领导人民群众一步一步走向胜利与辉煌的奋斗历程，来彰显“大历史”的力量。

而当前，革命历史剧则在着重刻画重大历史事件、营造宏大革命场面的同时，也注重展现生动真实、精彩纷呈的细节，突出“小历史”的质感。

首先，日常生活被纳入了历史的取景框，如电视剧《人间正道是沧桑》，其剧作时空跨度达二十五年，不仅是中国革命史的书写，更是杨立青一家生活变迁史的展示，日常生活的微妙变化使得文本凸显出社会变迁影像志的意味。

除此之外，细节描摹也成为推动情节发展的重要伏笔，如电视剧《潜伏》中扑朔迷离、险象环生、跌宕起伏的剧情塑造，就主要得益于其文本在细节上的缜密安排以及伏笔的巧妙设置，比如地板上的香灰、学老母鸡叫、翠平的手雷、假结婚证等细节前后呼应，逻辑严密，在悬疑与探究、揣摩与斗智中展现出隐蔽战线的云谲波诡。

总之，在当下的革命历史剧中，宏大叙事与细节描摹互为映衬，水乳交融，国家民族的命运与个人际遇也就此汇合，个体的命运发展在历史底色的衬托下显得分外真实与感人。

正如考维尔蒂所说，只有那种“既有因袭的一面又有天才创新的一面”的作品，才属于“艺术作品”。

[5]革命历史剧的影像实践很好地印证这一规律，它们契合时代的境遇，在类型的框架中展现出文本的创新与活力，并且这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受众的期待，借此，革命历史剧编织出既具有思想高度又具有生活厚度的集体记忆，并以此来影响当下的芸芸众生。

三集体记忆中的意识形态诉求文本建构且形塑着人们的集体记忆，进而凝聚共识，达成集体认同，而其最终指向则是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

约翰·费斯克曾说：“一个类别的常规与主流意识形态密切相关的时候，那个类别就比较流行。

”[6]这句话很好地解释了革命历史剧集体记忆建构的内在本质。

作为一种文化传播活动，革命历史剧建构的集体记忆蕴藏着明显的国族话语，其对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弘扬与主流意识形态高度吻合，我们将着意于“历史与现实”、“物质与精神”、“集体与个人”三个视角，分析革命历史剧集体记忆建构过程中的意识形态诉求。

（一）历史观照现实：重塑对国族合法性的认同“晓古以通今”，对历史的追溯一直都是建构现实合理性的重要法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