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巴金散文对中国散文优秀传统的继承和发展》.docx

巴金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享有世界声誉的重要小说家和散文家。

其小说创作受到西方文学更多的影响;其散文创作则主要是受到中国古典散文、现代作家中的鲁迅、朱自清、叶圣陶、夏丐尊等散文的影响，有着鲜明的民族特色。

巴金出版了近40种散文集。

这个数量，在现代大作家中是相当突出的。

特别是其晚年写作的《随想录》《再思录》，以巨大的“历史感”和深刻的理性批判精神，在国内外激起强烈反响，被誉为是继鲁迅杂文之后，中国现代散文创作的又一座高峰。

文学的民族传统，是一个民族文学的血脉，是一个生生不息、可以转换的张力结构。

研究巴金散文创作与中国散文优秀传统的承传和创新关系，对于弘扬民族优秀传统和使中国文学走向世界，是能提供宝贵的历史经验的。

1958年4月，巴金在《谈我的散文》里有这样的自述:我不仅学过怎样写“散文”，而且我从小就读过不少的“散文”。

……老师(指私塾老师———引者)平日讲得少，而且讲得简单。

他唯一的办法是叫学生多读书，多背书。

我背得较熟的几部书中间有一部《古文观止》。

这是两百多篇的选集:从周代到明代，有“传”，有“记”，有“序”，有“书”，有“表”，有“铭”，有“赋”，有“论”，还有“祭文”。

里面有一部分我背得出却讲不清楚;有一部分我不但懂，而且喜欢，象《桃花源记》《祭十二郎文》《赤壁赋》、《报刘一丈书》等等。

读多了，读熟了，常常可以顺口背出来，也能慢慢体会到它们的好处，也能慢慢摸到文章的调子。

但是我仍然感谢我那两位强迫我硬背《古文观止》的私塾老师。

这两百多篇“古文“可以说是我真正的启蒙先生。

我后来写了二十本散文，跟这个“启蒙先生”很有关系。

……我们有很好的“散文”传统，好的散文岂止两百篇，十倍百倍也不止。

“五四”以后，从鲁迅先生起又出现了写新的散文的能手，像朱自清先生、叶圣陶先生，夏丐尊先生，我都受过他们的影响。

巴金说“外国的散文”，他“读得很少”，对他“不会有多大的影响”。

经历了“十年浩劫”的洗礼，巴金突出强调散文创作要师承和弘扬“春秋笔法”和“鲁迅笔法”。

他师承和发扬“鲁迅精神”和“鲁迅笔法”，这很好理解，无须多说。

巴金在《作家靠读者养活———关于传记及某些文艺现象与徐开垒谈话》《再思录·怀念二叔》《巴金全集第十七卷代跋(一)》里，反复突出强调散文创作应师承和弘扬“春秋笔法”。

巴金这样评说他心仪的“春秋笔法”:我年轻时候就受唠叨，一开头便反来复去讲个不停，唯恐别人不理解我的用意。

……我写了几十年，想了几十年，现在才明白为什么一句顶一万句?为什么沉默胜过哀号?我知道力量并不来自言多，文章写得长绝非胜利。

我还有一位作文老师，那就是我的二叔，二十年代初期每天晚上我和三哥到他的书斋听他讲解《春秋左传》，他得意地宣传所谓“春秋笔法”，当时我似乎一窍不通，今天我却也懂得只要瞄准箭垛，一字更能诛心，用不着旁敲侧击的吱吱喳喳。

…………中国人爱说“中国特色”，那么“春秋笔法”也应当是“中国特色”吧。

这里，我们主要从巴金散文创作中的尊情尚理、情理交融;巴金创作的浪漫寓言象征型散文;巴金散文创作中的同类近似意象和意念的自觉反复，以及巴金晚年的散文创作对“春秋笔法”和“鲁迅笔法”的师承发展诸侧面，来考察巴金散文对中国散文优秀传统的继承和发展。

一尊情尚理，情理交融，是中国古典诗文创作，甚而是中国古典美学的重要特点之一。

既强调“为情而造文”，也注重“情理并至”，要求情和理的交融与统一。

情理说在不同历史时期对情和理各有偏重，有尊情说和重理说之别，但更重视的是情理的交融和统一。

六朝时的刘勰在《文心雕龙》里十分明确地指出情理的交融统一是文章的根本:“夫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经正而后纬成，理定而后辞畅，此立文之本源也”(《情采》)，“情理设位，文采行乎其中”(《熔裁》)，诗文创作“必以情志为神明，事义为骨髓，辞采为肌肤，宫商为声气”(《附会》)。

清末叶燮在《原诗》里主张诗文创作“情必依乎理，情得然后理真，情理交至”，描写“理、事、情”;并且认为作诗“情胜于理”，作文“理胜于情”，同时“情理并至”。

刘勰和叶燮的有关论述，都是中国古代诗文创作实践的很好理论总结。

巴金视为自己思想和创作的“老师”之一的鲁迅的散文创作的实践和理论，也是尊情尚理、情理交融的。

鲁迅多次说他的杂文(自然也包括他的散文)是为了“释愤抒怀”(《华盖集·题记》)的。

鲁迅作为启蒙思想家和社会改革家，他散文创作的“释愤抒怀”，总是同他的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同他的改造中国社会和改造中国的国民性和社会理想联系在一起的。

从而鲁迅的散文也是尊情尚理、情理交融的，也是中国古典散文的这一优秀传统的新发展。

人们公认巴金有一颗崇高、博大、真诚、热烈的“燃烧的心”。

l931年巴金翻译了高尔基的短篇小说集《草原的故事》，他非常敬佩其中的人民英雄丹柯。

“高举着自己`燃烧的心'领导人们前进。

”巴金自己也是这样。

他用“把心交给读者”来概括他的全部文学活动。

认识巴金这颗“燃烧的心”，是理解包括散文在内的巴金一切创作的关键。

先哲孟子说过，“心之官则思”。

这是千古不易的名言。

因此，巴金那颗“燃烧的心”，不仅像“雪下的火山”那样，沸腾着激情的岩浆，也迸射着他关于中国革命道路、文学创作，以及生命价值的探索的“哲学思考”①火花。

1940年巴金在为他所译的克鲁泡特金的《面包与自由》而写的《前记》里指出，克氏该书“的确是一本热情的书。

但是单用`热情'的这个形容词是不够的。

同样重要的这是一本理性的书。

”因此，他称《面包与自由》是一首“真理的诗”。

我们并不认为巴金散文就是“真理的诗”，但是说巴金的散文包含着“热情”和“理性”这既矛盾又统一的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那是符合作家创作本体的。

1934年元旦，巴金在《新年试笔》里反复谈到他的探索:“我从不曾让雾迷了我的眼睛，我从不曾让激情昏了我的头脑。

在生活里我的探索是无休息，无终结的。

”“我是一个有血有肉的青年，我忠实地生活在这黑暗混乱的时代里。

因为忠实，忠实地探索，忠实地体验，就产生了种种矛盾，而我又不能够消灭它们。

”由于这种种探索，巴金的心灵中“充满了矛盾”和“冲突”:“感情和理智的冲突，思想与行为的冲突，理想与现实的冲突，爱与憎的冲突”，这种种矛盾和冲突像网一样把巴金罩住了。

巴金把他这种由于探索而陷入矛盾和痛苦的带有悲剧性质的命运称之为“一个过渡时代的牺牲”。

巴金从未掩饰过他信仰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和卢梭、马拉等为代表的革命民主主义。

他以它们作为反封建的思想武器，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指南。

它们给了巴金同这些封建旧势力，以及与蒋介石集团为代表的新军阀进行斗争的信念、力量和勇气。

关于巴金同安那其主义的关系，人们谈论的够多了，至于巴金散文创作同法国大革命前后的思想家和政治家如卢梭、罗伯斯庇尔和马拉等人们的关系则相对注意不够。

巴金在1926年编过《法国大革命的故事》，1934年写过历史小说《马拉的最后》《丹东的悲哀》《罗伯斯庇尔的秘密》，l939年创作了散文《卢骚与罗伯斯庇尔》《马拉、歌德与亚当·鲁克斯》，1947年写了《静夜的悲剧》的散文。

足见法国大革命的历史素材和“历史的教训”一直牵动巴金的心。

巴金的这些创作显然同他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有关。

无须多说，巴金的这种探索，既洋溢着激情，又有着深刻的理性，表现为两者的辩证统一。

巴金在散文里以充满激情的笔调来写法国大革命前后几个代表人物的悲剧命运，其中凝聚着他对民主革命道路的探索和“历史的教训”的总结。

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巴金是信仰安那其主义的。

安那其主义注重实际行动，轻视文学创作。

这种偏见对巴金有深刻的影响。

巴金原来想步克鲁泡特金的后尘，成为一个改造中国的改革家，但在实际生活中，他却成为一个有影响的作家。

越是这样，巴金就越是陷入他想从事社会改革运动的初衷，和他的文学创作实践之间的“思想和行为”的深刻矛盾。

在文学创作中，巴金也遇到了一系列的矛盾。

巴金以文学为武器进行战斗，他的创作在广大青年之中引起巨大反响，但有时也遭到国民党检查老爷的严令查禁，遭到他的朋友和某些左翼文艺批评家的误解和批评，有时甚而陷入某种不怀好意的“围攻”;在文学创作中，他的空想社会主义理想，他对光明未来的呼唤，他对“青春”和“生命”的热爱，他对下层劳动人民的同情，同当时的黑暗现实构成尖锐的矛盾，这就是巴金自己常常诉说的“感情和理智的矛盾，爱和憎的矛盾”，光明和黑暗的矛盾。

巴金的散文就是对这一系列多重复合的复杂矛盾的情理兼容的倾吐、探索和解剖。

清醒意识到自己心灵深处存在的种种矛盾，并对之作无情的解剖和坚定的探索，在这点上巴金近似于鲁迅。

正因为巴金在许多散文中对心灵深处的众多矛盾作大密度的解剖和探索，这就保证了他散文的感情和思想有一定的深度，借用周作人在《(杂拌儿之二)序》里评价俞平伯的散文《中年》的话来说，巴金的散文里边也“兼有思想之美”。

与此同时，由于巴金如此坦诚地毫无保留地展示他心灵深处的众多矛盾，他把读者视为最可信赖的朋友，把自己的心整个儿地交给读者，也由于巴金探索思考的出发点是让他的生命如何为灾难深重的祖国和人民发挥更大的价值，完全出于一片赤诚，巴金的这类散文也就有着一种至真至诚的感情力量和人格力量，有其独特的思想和艺术魅力。

二中国古代神话传说、庄子散文，屈原的《卜居》、宋玉的《对楚王问》、陶潜的《桃花源记》、苏轼的《前赤壁赋》和《后赤壁赋》，鲁迅的《野草》，都是浪漫寓言象征型的散文。

这其中，庄子在《齐物论》里关于长梧子“梦中梦”和庄生梦蝶的描写，以及关于“景”(影子)与“罔两”(影子的影子)的对话，《至乐》里关于庄子在梦中和骷髅对话的寓言，苏轼《后赤壁赋》里，关于苏子畅游赤壁时道士化鹤“横江东来”，以及他在梦中同道士的对话，鲁迅《野草》中《影的告别》和7篇抒写梦境和梦思的散文诗，均属于非写实的浪漫寓言象征型的散文和散文诗，对巴金同类散文和散文诗的创作有深刻影响。

此外，如魏晋志怪小说，唐宋传奇小说，元明戏曲、《红楼梦》和《聊斋志异》等小说戏曲，也有大量的神奇瑰丽的梦境和梦思描写，也对巴金同类的散文和散文诗写作有着深刻的影响和启发。

一般说巴金建国前的散文，都有质朴、清新、流畅、抒情的特点。

在巴金散文中，除了自然本色、质朴清新、直抒胸臆的散文外，还有一批专写梦景、梦思、变形幻觉的带着鲜明的浪漫寓言象征色彩的散文。

这类散文不是外在客观世界的如实再现，而主要是作家内心世界的真实表现，也不是作家思想感情的直接宣泄和倾吐，而是其巧妙的升华和象征。

巴金的这类散文精品常为一般人所忽视，然而它们却有着神奇、玄妙、幽深的特点，有其独特的思想深度和艺术魅力。

这可以说是我国散文中自庄周的《庄子》到鲁迅的《野草》的一个重要传统。

同庄子、鲁迅一样，巴金爱做梦，爱说梦，爱写梦。

在《龙·虎·狗》集的《梦》中，巴金说:“据说至人无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