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精神

大学的身份认同无疑是复杂且充满艺术的，栖 息其中的人们本应该具有一系列的高尚品质， 不唯上，同时也不唯下。“独立之精神 自由 之思想”，如果这仅仅是奢侈的目标，那自然 毫无意义。政府与大学之间存在一种莫名其妙 的关系。在国外，最好的大学大多是私立的， 而在中国，一个好大学需要政府的经费大支持， 行政关系上也是隶属关系——所以有人说这里 的大学类似国家机关。现实是，它那种敢为天 下先、特立独行的品质正不断遭受侵蚀，并越 发恃宠而平庸。
八十年代中国大学校园被后来人，尤其是“七 十年代、八十年代生人”视为一个神话。“白 衣飘飘的年代”据说“白衣胜雪，诗社满地”， 人们狂热而执着地讨论着与这个国家、民族未 来有关的伟大事业。哲学、诗歌、历史、思想 史——这些在今日看来如此虚无缥缈的东西在 当时激起了一代人如饥似渴的热情。77年的恢 复高考堪与改革开放、发展经济相提并论，大 学重新成为一个精神圣地——那时候，人们胸 怀天下，没有现在的人功利、目光短浅。打破 禁忌，补回落下的几十年的落后，在当时显得 如此义不容辞和勇敢。
1998年5月在北京举行的“世界大学校长论坛”应该给人们留下深 刻印象。相比较西方大学校长们所担忧的——迅速工业化和商业 化使大学校园充斥着一种明显的实用主义气息，大学可能会降格 为“一种庸俗的教育场所”——，中国的大学校长们则明显表现 出一种盲目的乐观：大学要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接轨，“主动适 应社会，主动服务社会”。这类同与生产车间里的生产线：面对 市场上当前的需求，迅速且多花样切入“最有经济效益”那个点， 从而组织批量生产，为其提供产品和服务。然而大学毕竟不是生 产车间那么简单、随心所欲地进行“短线投资”，它应该是培养 一个人崇高精神和获得迅速有效学习能力的地方——世纪末网络 的兴起激发了学校内计算机专业的红火，然而几年后的泡沫无疑 充满戏剧色彩。这个例子嘲讽了那些嘲讽基础学科（或曰“冷专 业”）不懂适应社会的高明观察家们——扎实的基础学科（诸如 数学、汉语、哲学等）虽然在变化面前多少显得木讷，却以其自 身特点让科学（不仅仅指自然科学）保持严谨和冷静。
解放后的大学一直没有可圈可点的神奇，直到七十年 代末才重新开始而持续近十年时间。《北大往事》、 一套六册的二十年高校文学经典丛书，都让人沉浸于 七、八十年代生人永远无法亲身体验的那种氛围中。 也许，从那些淋漓尽致展现了大学生活的故事中，可 以找到令人着迷理由的最有效关键词：理想主义和趣 味——它与才情、浪漫以及责任感有关。试举：在未 名湖畔的草地上，人们点起烛火，有人在弹着吉它吟 唱，有人在朗诵诗歌。“我们是追逐太阳的人”，用 现在的眼光，“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想的”；其实他 们也在这样看待以后的人们。考试带壶白酒当水解渴， 贴海报论文交友，这些故事今日看来已让人感到一种 莫名的忧伤了——大学里已不再好玩了 。
与青春相伴的一个关键情感是迷惘。有人选择 遁入书斋，在自己的精神家园构建与过去、现 在、未来有关的形而上；有人则主动适应外界 的种种压力，不说教也不颓废；还有一类人则 彻底压抑或放纵自己的欲望，以形而下的方式 作灰色的反应。其实年轻饱含了很多有趣或深 远的意思，但恰恰与享受或一直颓废无关。请 每个有信心的年轻人记住这句话： “在这个舞台上 我们前程远大”
大学精神
“我们曾像早晨的蝉一样软弱 翅膀是湿的 叶片是厚厚的，我们年轻 什么也不知道，不想知道 只知道，梦会飘 会把我们带进白天 云会在风中走路 湖水会把光亮聚成 闪烁的镜子 我们看着青春的叶片”
——顾城《窗外的夏天》
中国近代大学历史
1895年，中国近代第一所大学——北洋 大学堂（天津大学的前身），似乎并没 有给今人带来足够的启示。1898年京师 大学堂成立；到1912年，大学堂改名北 京大学。随着后来蔡元培担任北大校长， 旧式大学融入了新的精神，以至三四十 年代为后来几代学人奉为奇迹的西南联 大（1938-1946），大学经历着一个又一 个历史时期的推搡和自身改革。
事实上，学院派们应该更加勇敢、更加 独立地向民众提出理性的建议或塑造进 步观念；历史证明，大众媒体是塑造民 众精神生活的一个关键手段——对学院 派来说，未来的年代，不能退回书斋。
青春就是我们的一切
“中学阶段，学生伏案学习；在大学里， 他应该站起来，四处瞭望。” ——怀特海
试图用任何言辞定义“青春”无疑是徒劳的， 一个年轻人，如果他可以，他应该拥有两个历 史：行为张狂史和心灵张狂史。对于前者，校 园民谣、地下摇滚，用坚硬姿态展示了一种肆 无忌惮的蓬勃；哲学、思想史，则为进一步逼 近智慧提供了武器。其实，大学应该是一个提 供灵魂自由飘荡的场所，那里的人们可以不停 地犯错误，不停地批判，永远保持一种奋发的 生机，不知疲倦吸收人类历史遗留的伟大文 明……
考察世纪末以来学院派身份
“大学乃是一切知识和科学、事实和原 理、探索和发现、实验和思索的高级保 护力量；它描绘出理智的疆域，……在 那里对任何一切既不侵犯也不屈服。” ——纽曼
大学是知识分子最为集中的地方，事实 上，它所承担的不仅仅是教师传授知识、 学生学习知识。它应该成为这个社会前 进的引导者和推动者，并且不时以批判 为己任。与世俗社会保持一定的距离是 必须的，“象牙塔”新的定义应该是： “不封闭自己，同时是精神领袖”。
他们的大学气质
“我国本有‘士君子’一名词……大概 ‘君子’尤重行谊，而‘士’则必学问 上有相当之造诣者，方足当之。前者尤 重人格上之修养，后者则重学问上之修 养。今如不取古人之形式或意义，而取 其旨趣之所在，则今之大学学生，不可 不勉之为绩学之‘士’，不可不勉有 ‘君子’之风。” ——郑晓沧
据说历史总在重复，所以我们一直活在记忆之中；脆 弱的人们无法忍受这个时代理想主义的缺席和人文的 荒凉，于是不知疲倦从书卷中寻找他们的大学气质。 19世纪西方最有影响和代表性的大学理念是德国的威 廉· 洪堡（Willian Von Hunbldt）和英国的约翰· 冯· 亨 利· 纽曼（John Henry Newman）所倡导的。虽然这两人 的理念存在不少差异，但所引导开去的成为后来世界 各大学模式的基本起源，——英国的学院模式，理想 为Gentleman（绅士）；德国的研究型模式，理想为 Scholar（学者）——包括美国由此形成的第三种模式， “服务社会”、强调大学与社会的联系的大学模式。 他们主张：大学应培养人的理性、理智和心灵，并不 为当时由于自然科学的发展和国家工业化的兴起所带 来的实用的、功利的目标所动。
昔日代表学校高峰的中央大学（1949年中国大陆中央 大学改为南京大学）已成为历史，1952年全国那场以 苏联办学模式为样本的院系调整在重新分配资源的背 景下为中国大学未来铺下了一条并不顺畅的道路。① 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开始，政治生活的逐渐不正常 开始波及国家教育核心——大学。到六十年代末，毛 泽东煽动起来的大大小小红卫兵运动，事实上已让学 校陷于瘫痪之中，北京“五大学生领袖”这样的历史 词汇多还留在老一辈人的脑海中。无数的青年被剥 夺了受教育的权利，被迫把他们生命中最美好的时光 虚掷在广大农村、边疆的修理地球、无所事事之中； 一代人、一个民族的科学精神、人文精神家园自觉不 自觉成为一片荒漠。大学在这场耻辱的起义中无奈而 软弱地缺席……
我们的年代
任何年代都有它的转型期，二十世纪九十年代 也不例外。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国际国内 形势都发生了许多深刻的变化，市场经济在政 治制度层面上的最终确立，一反面反映了整个 社会不可阻挡的发展经济的要求，另一方面也 为它的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言必谈经济” 成为一种时髦，一种“必然”，所有的人都不 能置身其外。作为培养未来社会发展人才的场 所，大学面临了一个既要“适应社会变化”又 要“保持自身气质”的尴尬局面——而作为诸 多大学中的头羊，北京大学在那个时代就有过 “推倒南墙”、“重建南墙”这类颇有“新闻” 价值的怪异举动。
与大学改革有关
“目前还没有就政府应当在何种程度上 参与高等教育达成一致意见。在日益复 杂化和科层化的环境中如何保持大学内 传统的并且有价值的教授治校和根本性 的学术决策模式，将是所要面对的挑 战。” ——菲利普· 阿特巴赫 G·
正如蔡元培之于北大，梅贻琦之于清华，罗家伦之于中央大学， 一个杰出的教育家对于一所大学的影响有时是不可估量的。与现 在不同，那时的校长们“权力”和魄力要大得多，这虽然与当时 的国内环境有密切关系，但也给今天的高校改革中一个重要因素， 大学的管理者（或曰管理层）提供了范本。从以前的行政官员治 校到后来的“教授治校”，不断发展的新形势对大学管理提出了 越来越高的要求。事实上，教授的权力因管理人员的增加和大学 职责的减少正在受到削弱。潜流下的政治作风渗入大学的起始以 不严谨和强行介入危及体制改革。而同时，在“言必谈市场”的 年代，商业思维不容忽视地和“与国际接轨”口号几乎亦步亦 趋——“大学就是工具”，这种呼喊给人不容忽视的警醒。有多 大的改革决心则可得相对应的改革效果。至于尝试引入学生参与 校务工作，使管理更具有合理性，也是一个值得注意的思路。
今天学生不再为塑造人格而学习了，考试只是 一种短暂的应付；海报栏上满是招聘、商业广 告，学术讲座、大字报式的政论和人文讨论越 来越退居幕后；学生越来越乖了，也越来越不 好玩了，除上网打游戏、在寝室打牌，日子就 这么一天天过去；未来的人们为竞争活着， “睡在上铺的兄弟”、“同桌的你”都已成为 往事；人人试图心怀好意面对未来，却做着一 点也不够坦诚和勇敢的事情。青春无悔？真该 见鬼去了。
一个好大学应该有它自己的传奇，这种期待与 任何一个年轻人的梦想心理有关。“五四”时 的北大里名人、怪人荟萃一堂，蔡元培“兼容 并包”的思想在改革后的新北大体现得淋漓尽 致。二三十年代的清华以拥有“清华四导师” 为自豪，包括后来的钱钟书则更是故事不断。 到了抗日时期，北大、清华、南开三校一并暂 迁至云南昆明，取名西南联大——随之，三校 精英不断思想交汇碰撞，在当时艰苦的条件下 充分保持了自由的学术气氛。那段时期恐怕是 中国百年现代大学史上最激动人心的回忆。
学院派身份得到体现的另一方面是大众传媒与 他们的自觉不自觉结合。在这个喧嚣的年代， 参差多姿的生活方式、观念已深刻地改变着这 个社会的每一个人：政治权威已很难再具有以 前的一呼百应效果，而反复刺激人们头脑的唯 生产力已让人变得迟钝——文化的权威或曰更 多持有人，学院派们，却有让人信赖的理由。 知识的重要性使他们更受尊敬，这无疑是件好 事，而大众传媒可以为自己在市场更赢得信心 而与他们结合在一起，肩负起共同“建设”人 们观念的责任——这与以前结合政治领袖灌输 意识形态有着根本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