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精英与乡村治理_20世纪前期中国乡村政治传播机制

113东方论坛2007年第5期民 间 精 英 与 乡 村 治 理*——20世纪前期中国乡村政治传播机制章 兴 鸣（江南大学 法政学院，江苏 无锡 214122）收稿日期：2007-09-03作者简介：章兴鸣（1975-），男，湖北浠水人，博士，江南大学法政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政治传播和公共政策。

*本文为2007年度江苏省教育厅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指导项目（项目批准号07SJD810010）成果。

摘 要：在传统乡村，以士绅为主的基层精英阶层在沟通协调国家与社会关系，实施社会教化，维持官民良性互动等方面发挥着主导作用。

到20世纪前期，现代传媒对乡村地区几乎不产生直接影响，由于民间精英的城市化和劣质化，国家权力组织也未能有效地渗入基层，从而导致了乡村治理的困局。

关键词：民间精英；乡村治理；政治传播中图分类号：D6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7110（2007）05-0113-05在中国传统社会的绝大部分时间里，自然村庄一般被认为是只包含庶民的一个个闭塞而又有政治结构的单位。

随着西方势力的入侵和传统社会的现代型进程的开启，到20世纪前期，传统乡村治理结构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20世纪前期国家政权屡次试图渗入村庄，但大多公共事务仍由传统的村庄权威来处理，中国大部分村庄都仅仅是极其有限地被纳入村外的政治体系。

关于20世纪前期中国乡村由传统向现代转型进程中的乡村治理问题，黄宗智、王奇生等学者做了深入分析。

黄宗智认为，将中国传统乡村基层中立足于国家与社会之间，并受到两方面的影响的公共空间称为“第三领域”，而正是依靠这些第三领域准官吏的帮助，正式的国家机构才能实现对全社会的控制。

[1]（P420-443）王奇生认为，传统士绅的上下沟通是中国传统基层社会权力结构的基本构架，到20世纪前期，传统士绅阶层的衰落和知识分子的城市化，传统乡村的治理结构遭受破坏，而国民党政府由于组织能力有限，未能有效地推进乡村建设，最终导致了乡村的败落。

[2]（P549-590）本文试图从政治传播的视角寻找20世纪前期乡村治理困局的成因。

通过描述这一时期乡村政治传播机制的演进历程，评价其对乡村治理的直接影响，考察20世纪前期中国乡村治理的演变，这对于拓展当代中国政治学研究的理论视域是一个初步尝试。

本文的研究框架为分析和解释当代中国政治发展中的一些现实问题提供了另一种解答思路。

一、沟通与整合：传统乡村的政治传播机制传统乡村内生权力结构与外置权力结构往往是二位一体的，在大部分时间里构成一个高度和谐的政治沟通机制，这种二位一体权力结构的载体就是以士绅阶层为代表的民间力量。

在中国传统社会的绝大部分时间里，“皇权不下县”，负责县以下公共事务的是乡里、保甲之类组织，它们大体上只协助正式国家组织征收赋税和维护地方治安，并不构成政权组织实体。

在县以下的基层社会，实际存在着三个非正式的权力系统在运作：一是附属于县衙的职业化吏役群体，二是里甲、保甲等乡级准政权组织中的乡约地保群体，三是由具有生员以上功名及退休官吏组成的乡绅群体。

根据费正清的描述，上述三种权力系统之间的沟通机制大致如下：首先，县衙门的命令通过衙门胥吏向下传达。

这些命令很少是直接发到各家各户去的，多是把命令传给乡约地保。

衙门吏胥虽直接代表统治者和人民接触，但其社会地位特别低，受人奚落和轻视。

乡绅是不出面和衙门吏胥直接在政务上往来的。

同样，乡约地保也是一个苦差，大多由平民百姓轮流担任。

当乡约地保从衙门吏胥那里接到公事后，就得去请示乡绅。

乡绅如果认为不能接受的话就退回去。

因为违抗了命令，这时乡约地保就会被胥吏送入衙门。

于是，乡绅乃以私人关系出面和地方官交涉，或通过关系到地方官的上司那里去交涉。

交涉成了，县衙命令自动修改。

乡约地保也就回乡。

[2]（P550）传统自然村庄的规模和流动性等方面的特点决定了村庄内信息是高度共享的。

传统村落的规模一般不会超过个人所能熟知的人数，这一人数也是共享信息的村落群体的规模。

同时，村落成员的流动性不大，村落居民往往世世代代生活在同一地域，村庄的社会交往很少超出自然村的界限，这为相互熟知提供了条件。

村落中的流动成员一般是姻亲，但即使姻亲也很少超出方圆数里的范围。

村中通行的乡间辈份关系，每人都知道他（她）相对于每个其他人的辈份。

[3]（P232）一个村子里的每个人对其他成员的情况都非常了解，发生于这一群体之间的一切事件都会传遍整个群体。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真实再现了中国传统乡村的社会意识形态——人情社会。

由于乡村基层是国家和社会二位一体的组织体系，家族担负着政治、经济和道德教化等功能，是基层传播的最主要的组织载体。

家族在结构上包括家庭，通过亲属关系和伦理纲常组合起来。

个体与家庭、由小家庭组织起来的大家庭、以及宗族之间是不同程度的结合。

费孝通把这种结构关系称作“差序格局”，即以自我为中心，然后推己及人，“像水的波纹那样，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愈推愈薄”。

[4]（P27）“差序格局”是一种亲疏格局，亲近近的，疏远远的，随地理空间与血缘关系的不断延伸，亲密程度也在逐渐稀释。

“差序格局”同时也是一种信息传播格局，村民之间的信息共享因血缘关系的远近而出现差别，假设一个家庭发生一件并不光彩的事情，“家丑不外扬”，信息的传播也会沿着“内”“外”有别的“差序格局”层层扩散，层层稀释。

传统乡村政治传播机制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国家通过制度化的社会教化机制对广大群众进行宣传教育，以维持对乡村社会的整合。

教化实施一般由国家提供主导思想，朝廷大力倡导，地方政府对可当社会楷模的家族予以表彰，士大夫积极传布和身体力行。

传统乡村社会教化的基本组织形式是“乡约”制度。

“乡约”最早设立于宋代，由民间士绅自发组织，以“礼治”、“教化”为手段的基层控制形式。

它最初完全是一个单纯的教化组织，其主要作用是讲读乡约，旌善罚过，以励风化。

到明清时期，“乡约”逐渐成为基层普遍设立的一种民间教化组织，其具体形式有明代的“宣谕”和清代的“讲约”。

[5]明代的“宣谕”已形成制度，明中后期，许多州县已经建立了乡约，朔望讲读圣谕或约规已经成为明朝社会教化的重要形式，以补充“州县官簿书纷烦，不能专力教化”之不足。

清朝的历代统治者都把乡约视为“教化齐民”的主要形式和有效手段，认为“乡约行，则一乡之善，恶无所逃，盗息民安，风易俗移，皆得于此”，“凡为忠臣，为孝子，为盛世良民，皆由此出”。

[5]清廷规定：“凡直省州县乡村巨堡，及番寨土司地方，设立讲约处所，拣选老成者一人，以为约正；再择朴实谨守者三四人，以为直月。

每月朔望，齐集耆老人等，宣读《圣谕广训》、钦定律条，务令明白讲解，家喻户晓。

该州县教官仍不时进行巡导。

如地方官奉行不力。

督抚查参”。

[5]“乡约”、“宣谕”、“讲约”等社会教化机制成为对广大群众进行宣传教育，以正社会风气的重要措施，作为政治信息传播的重要形式，在传统乡村的政治整合中发挥了重要功能。

教化往往通过各种官方或民间的仪式进行。

政府官员代表全民举行最高层次的祭礼仪式，将朝廷的政治文化权力加之于民间符号体系之中；而乡绅族长则通过祭祀活动表现其领导地位，乡村的祭礼将地方精英及国家政权联络到一个政治体系之中。

传统的传播媒介，如儒家经典教义、家族的宗谱、嗣堂等等，在宣传强化伦理规范中起着重要作用；另外，一些民间文艺形式如戏曲、评书等，也会在政治社会化过程中派上用场。

在这一机制中，士绅阶层掌控乡村公共空间的话语权，依据传统儒家道德行为标准进行信息“把关”，实施教化的权力。

以士绅为主体的基层精英在乡村政治传播机制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

在乡村内生权力与外置权力这一双层社会政治结构中，“国家直接的权力限于这个双层的社会政治结构的上层。

在下层，它一般只能透过士绅间接行使权力，并靠吸引下层结构中的上移分子进入上层来控制自然村”。

[3]（P229）基层精英是政治信息的传播者，也作为传播媒介而起作用，相对封闭的传播环境有助于维持基层精英作114为信息传播者的功能，“地方士绅一言一动，乡里倚为重轻”。

士绅阶层为主的基层精英既与国家官僚体系休戚与共，又与基层民众保持着密切联系，成为沟通国家和农民的中介。

作为官僚系统的触角的延伸，基层精英配合官府向人民征收赋税，维持地方治安；作为基层民众的代言人，他们又是地方利益的代表，有时甚至会与损害地方利益的官府发生冲突。

正是以士绅阶层在官民之间上下沟通，并形成一种良性互动关系，在一定程度上维持了传统国家与社会的整合。

[2]（P551）二、断裂与阻滞：20世纪前期的嬗变近代西方政治、经济势力的入侵，造成了中国千年未有之变局，在此背景下，传统乡村政治传播格局也发生了缓慢却是深刻的变化。

1、现代传媒对乡村影响的有限性与间接性现代传播媒介的兴起和发展，使其成为思想启蒙的先锋和革命的利器，对20世纪初的一系列社会变革产生了重要影响，极大地推动了中国政治发展。

但在全国的广大乡村，直到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发生之前，现代传播媒介的影响是微弱的。

新式传媒的受众基本限于通商口岸或沿海城市中接受过现代知识的居民。

辛亥革命前，“广袤的内地同外国还没有接触，这里是传统思想和受到旧式教育的文人士大夫的天下，士绅们不读报纸，仍然埋头攻读经典，他们的精神思想几乎完全不受通商口岸的影响”。

[6]（P446）中国的广土众民和历史悠久使得西方的冲击在乡村地区只不过是一丝波澜，而不是大的风浪。

传统乡绅们思想闭塞，墨守成规，对外界的情况麻木不仁，边远地区尤其如此。

20世纪前期现代传媒在乡村的影响非常有限，但它已使得传统封闭的传播环境已经越来越难以维持了。

近代大众传播的兴起和发展，使以往不知有报纸的农民“今日渐知有报纸，闻讲报社之讲演，则鼓掌欢呼。

惟恐其词之毕，而恨己之不能读者。

”《申报》在1906年2月25日刊登《论阅报者今昔程度之比较》一文，分析了大众传媒对农民的间接影响，认为与城市居民相比，农民接触报刊的机会要少得多。

农民因无购报、阅报能力，充其量他们只能算是新式传媒的间接受众。

[7]2、乡村内生权力结构的崩坏与官民互动常轨的断裂传统国家通过科举制度，利用儒家规性意识形态，将官僚集团与绅土集团统摄于共同的国家统治目标之下。

在科举废除，帝制倾覆后，士绅的“继替常轨”中断，传统士绅逐渐从政治社会的权力中心退居到边缘。

士绅群体本身也发生分化，一部分有钱有势的大士绅迁居都市，留存乡村的传统士绅或老成凋谢，或消极因循，逐渐丧失传统的沟通整合功能。

到20世纪30年代初，拥有科举功名的最末一代士绅已经整体没落，另一部分留在乡村的小士绅逐渐蜕变为单纯的地主和高利贷者，其中又游离出一批作恶乡里的劣绅。

民国时期虽然还有“绅”的称谓，但与传统士绅不同，不再以“功名”身份获取社会地位，而是强权武力或财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