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怎么又回来啦

中国青年报 China Youth Daily【冰点】1999年10月18日星期一
你们怎么又回来啦本报记者王伟群
张楠那天下班，走进军博地铁站。

等车时她在报摊上顺手买了几份报纸。

这已经成了习惯，热热闹闹的小报上说不定就有自己用得着的线索。

张楠是中央电视台“相约夕阳红”栏目的编辑。

“相约夕阳红”是一档谈话节目，请来嘉宾，请来观众，就某一话题大家谈。

节目成功的关键是要找到“有意思”的话题。

坐在车里的张楠，翻着报，哗啦哗啦一目十行，突然她看到了一个标题：《李老汉和他的四个儿子》。

说的是山东一个贫困山村的李老汉，含辛茹苦供养四个儿子上了大学。

没想到，在大城市找到了铁饭碗的儿子，却一个个都辞去公职，又回到村里来了。

把个老汉气得要死。

要是能把老汉和儿子们都请到演播室来，对呀，多好的题目！
报选题的时候，这个题目当场就被通过。

张楠赶紧打电话跟山东取得联系。

放下电话，火车票也已经订好了。

“你还没干够啊？中了，完成任务了！”
李老汉叫李好元。

家住山东平度市大田镇一个叫大后寨村的偏僻山村里，这里曾是青岛市的扶贫对象。

全村乃至全镇都没有什么像样的乡镇企业，农民多在土里刨食，最多开个磨坊、豆腐坊什么的，有的妇女就用玉米皮、麦秸秆编个筐啊篮啊换个酱油钱。

山外面天翻地覆，这里总是静悄悄的。

老汉有五个儿子，家里人口多，也就比旁人更困难些。

而且这五个儿子没一个下地干活的。

儿子长到读书的年龄，李老汉就对他们说：“你们只管读好书，旁的什么也不用管。

”
李好元总是忘不了，他小的时候，父亲刚把他送到村里的小学校去读书，日本鬼子就打过来了，村里再也顾不上请教书先生，学校也不复存在。

后来过了11年，到了1948年的时候，这里渐渐太平了，李好元也长成个大小伙子，本来该是家里的壮劳力了。

可父亲说，啥也不用你干，你给我上学去。

村里的先生说，你上我这儿来住吧。

李好元回家跟娘商量。

娘说，俺们不去了，家里连个铺盖也没有。

先生说，没有铺盖就跟我合用一个，还是来吧。

就这么着，李好元总算读了四年书。

别看大后寨村穷，可在村里，有文化的人最受尊重。

村里人说，有文化的人办事漂亮。

逢年过节，写写画画，结婚啊、订婚啊，写个手续啥的，不是也得有文化嘛。

很多年以后，李好元成了村里的党支部书记，他带着乡亲们种花生。

种出来的花生个大饱满产量高。

乡党委决定开个会，请李老汉在会上介绍经验。

这下他可慌神儿了。

干活行，让我说话，说些什么？唉，要是有文化，把它们划拉到小本本上，看着说，一条一条，怎么发动的、怎么安排的，时间怎么抓的，那有多好。

不会写，只能用脑子想。

在会场上，他紧张得不得了，说了这个忘了那个。

老汉说：“我当时说得驴唇不对马嘴，心里特别苦闷。

”
从此，李老汉就再也不让孩子们沾农活儿了。

一心一意只管念书。

男孩子总是更好动贪玩，为这个，几个孩子没少挨老汉的棍棒。

老二李德顺还记得父亲打自己的事。

“我上初中的时候，学校在邻村，中间要过一条大沟，晚上自习挺害怕的，我就想做一把小火柴枪，害怕的时候，放上一枪，给自己壮胆。

那天晚上我正做着，老师来家访了，从窗户上看见我没在做作业，立刻告诉我父亲，结果父亲不问青红皂白，把我狠狠打了一顿，屁股都打红了。

”
“这种痛苦的遭遇我也有。

”老四李德新立刻接上话茬。

“中学的时候，星期天，我和同学上山抓蝎子，又好玩又可以换钱。

父亲不让我去，说，什么也不用你们干，你就给我好好念书。

可我还是去了。

回来的时候，父亲拿着凉鞋，照着我使劲打，连鞋带都打断了。

”
老五是家里的老疙瘩，最小，挨的打也最少。

回忆起过去，他心里挺不是滋味的。

“从我记事的时候，我印象中就总是记得我们家的煤油灯，一到晚上，我四哥趴在炕头写作业，我妈就在一旁做针线，就着同一盏煤油灯，很暗，火苗忽闪忽闪的……”
十几年前的中国北方农村，对很多人家来说，能吃饱饭就算是不错的了，可李老汉家更难。

学校就在邻村或是镇上，孩子们住校，一星期回家两次。

母亲给准备好三天吃的地瓜和咸菜疙瘩，早晨起来，儿子就提着篓上学校了。

吃饭的时候，孩子们把地瓜拿到伙房请人帮着腾一下，热乎了，就着咸菜疙瘩，一边一口。

几年中学就是这么过来的。

老五上中学的时候，已经是八十年代中期了。

老五说：“那时候家里条件好一些了，我有的时候可以吃上豆腐乳，还有玉米饼子，咸菜疙瘩有时也切成丝，炒一炒，这也特别难得。

每次吃豆腐乳，我都舍不得一次吃完，一定要留出一小块，到了晚上自习以后特别饿了，才敢拿出来吃。

”
这么多年过去了，说起这些事，老五眼圈都红了。

苦撑苦熬，终于到了1984年。

这一年，老二高中毕业，顺利地考入河北矿业大学工程经济系。

这是李家多少代人中出的第一个大学生！
李老汉喜泪横流。

“比结婚、比娶媳妇还高兴，倒回去多少辈，老祖宗就没有考上大学的，连个高中学问的都没有。

这是我一生中最高兴的。

”
老汉摆了酒席，把村里人都请来。

那天，老汉喝了不少酒，说话的时候舌头都硬了。

“这种时候，我能少喝了嘛？”
儿子走了，老汉琢磨开了，供个大学生可不比上中学，玉米饼子地瓜就咸菜就中，这可需要现钱的。

从此，老汉辞了村里所有的工作，借了点钱，盖了三间小屋，买了粉碎机、轱辘磨，开了个小磨坊。

村里的电没个准头，白天经常停，有时半夜才来电，啥时候有电了，老汉和老伴就啥时候起床磨粉。

那时候，磨一斤玉米给1分5，磨一斤小麦给8厘。

一分一厘，一点一点把钱攒着，孩子上学去的时候，就让他们带个200块钱，一学期就这么多，再加上国家给的助学金，紧一紧也过下来了。

1985年，老三考入武汉大学法律系国际法专业；
1987年，老四考入上海外语学院外贸专业；
1988年，老五考入上海同济大学燃气工程专业；
一年一个喜讯。

一家子出了四个大学生，而且个个都是上的名校。

老汉做梦都能笑出声，说起话来，声音亮底气也足，走起路来胸膛也挺高了。

从1984年老二上学到1992年老五毕业，李老汉和老伴整整推了8年磨。

最多的时候，他得同时供养三个大学生。

鞋穿烂了，也不敢花钱再买新的。

这期间，老二毕业分到了平度市水利局的一家企业，老三分配到江苏省公安厅出入境管理处，老四在山东省工艺品进出口公司，老五在青岛市煤制气公司上班。

每个人终于都跳出了农门，都成了城里人，而且几乎都在大城市上班。

过城里人的生活，吃商品粮，每天上班下班，节假日可以逛公园，李老汉觉得这简直是上了天堂，到顶了！
老五李德科报到上班的那天，老汉长长地出了一口气。

他大着嗓门对老伴说：“把这些东西处理了，再也不推磨了。

”
老伴有点犹豫：“还是这玩意儿稳当。

”
“稳当啥，你还没干够啊？中了，完成任务了！”
“孩子大了，打又打不得，说他们又不听。

”
这一年的春天，小平同志到南方视察。

随即在中国出现了一个新的发展热潮。

李老汉的磨坊连机器带房子，2500元就出手了。

李老汉一点也不心疼，高兴还高兴不过
来呢。

接下来的那个春节，几个儿子都回来了，一家子团团圆圆。

老汉看着一个个长大成人的儿子，心里像喝了蜜似的，从里甜到外。

“我跟孩子们说，我供你们读完大学，你们都找到了吃饭的饭碗，我的任务完成了，该过春节了，我特别高兴。

”
年三十的中午，在饭桌上，儿子为父亲斟满了酒。

郑重其事的样子，像是要发生点什么事。

父亲一仰脖儿，把杯中酒干了。

这时，老二开口了：“爸，我得把工作辞了，回村儿。

”
“砰”的一声，老汉把酒杯重重地摔在桌子上。

“你说什么？”老汉瞪着儿子，眼睛都红了。

“我在那个厂干了6年了，干不出什么来，我早就不想干了。

再说国家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我想回村办企业。

”
老三、老四、老五一块儿敲边鼓，讲国家大好形势，讲党的方针政策。

老汉根本听不进去。

“你们毕业了，我才轻松几天，你们又要回来？！”老汉吼着，饭也不吃了，摔门回自己屋里闷着。

这是老汉最窝心的一个春节了。

老二不听父亲劝告，回到了村里，办了一个小型的玩具礼品加工厂。

这其实是兄弟四人密谋已久的。

办玩具礼品厂是老四出的主意。

这里劳动力多，成本又低，玩具礼品不需要什么高科技，只需盯住市场，适销对路。

老二说，我也不是有多大的事业心，就是想干点事，在原单位窝了好几年，发挥不了什么作用。

对儿子的举动，李老汉无可奈何。

“农村人收入不多，都想走出去。

孩子们倒是出去了，到了城市，成了国家干部，人家都羡慕他们。

我辛辛苦苦供他们，就是想让他们走出穷山沟，为国家去办大事。

老二的厂是国有单位，有国家拨款，保证他们开支，不像有的厂没钱，还得在职工开支上打转转。

他可好——唉！”
老汉长叹一声说：“不管怎么样，一个铁饭碗砸了，还有另外三个保着呢。

”
话音儿还没落呢，老五又辞了公职，捧了个泥饭碗，到一家韩国商社工作，连商量都没和老汉商量。

老汉生气归生气，但好歹孩子还在青岛上班，还是城里人。

可让老汉怎么也想不通的是，不久之后，老三、老四、老五，陆陆续续，全都辞掉了城里的工作，回到了大后寨村这个偏僻的小山村。

1996年的春节，全家又团圆了，这又成了李家四兄弟密谋的时机。

这之前，老三李德良、老四李德新早已下决心辞去工作，回到家乡把二哥的企业做大、做到国际上去。

又是中午饭的时间。

老四的媳妇还记得那天的事：
“我爸他们几个在里屋谈事，我们三个在外屋准备碗筷。

一会儿就听到里面我爸吼了起来，拍桌子瞪眼，吓得几个儿子都退出来了。

”
谈话没法再继续下去。

老三说：父亲觉得别人都好说，我是万万不能辞职的。

公安厅是什么地方？那是管人的地方，又是国家机关，又保险，说什么也不能走。

那年的春节，父亲经常冲我们拍桌子，冲我们喊。

我们也没法说服他，几天假到了，就匆匆回去了。

说服不说服也就那样了，反正我们得辞职。

到了1996年年底老五李德科也回来的时候，李老汉已经没力气吼了，他对儿子们的选择只能是干瞪眼。

“你说我怎么办？孩子大了，打又打不得，说他们又不听。

真难！”
回忆起当时哥儿几个的密谋，老四李德新显得胸有成竹：“我二哥离家最近，失落感最强，
他工作的时间也最长，最有经验。

所以我们设想，让他先下海，创一个企业。

看看怎么样，然后再决定我们怎么办。

我们想最坏的结果是我们失败了，无非就是再去给别人打工。

最坏的结果就是跟从前一样。

风险跟收益是成正比的。

要有收益必须有风险。

我们那么年轻，有什么风险不敢面对？
“现在市场化那么深入，国有企业也有可能破产，市场经济就是谁有能力谁干，谁干得好谁生存，干得不好谁关门谁倒闭。

不管你是国有的、私营的、外企的。

现在我们处在改革开放那么好的大环境下，我们应该适应它，我们要发挥出我们的聪明才智来。

“虽然国家不再给你保险了，但是你赚了钱了，你自己可以给你自己保险嘛，你病了可以自己掏钱看病，为什么非要国家给你掏医药费呢？我们有能力，有信心自己照顾好自己，在这同时，也是对社会最大的贡献。

”
建厂之初，李德顺只有七八间破房子，20多工人。

村里人对此议论纷纷。

“他们家这么穷，供了四个大学生，不容易，人家都是往外走，到国外去，你怎么往家回啊？是不是没能力，要不怎么不搞大型企业，搞这么个小企业。

”
“你说国家下那么大的本钱把你们培养出来，你现在光顾自己。

”
“回来可惜了的，一家出四个大学生，不容易，如果我处在他们的位置上，我是不会回来的。

”
一直到张楠和她的同事到村里采访的时候，还能听到这样的说法，但大部分村民后来改变了态度。

张楠请李老汉和几个儿子一同到北京，到夕阳红的演播室，和观众们一道聊聊自己家里的事。

老汉挺兴奋地答应了。

演播室里的一场争论
在那天的演播现场，这家人和观众之间、观众与观众之间，发生了一场有趣的争论。

老四：我们要用企业家的眼光看问题。

回到家里有我们的原因，我们觉得以前的单位不能充分发挥我们的能力。

我们受过高等教育，多少也算是半个知识分子吧，我们还能做更多的事。

我们的村子很贫穷，但无论如何，我们是这个村子的一部分。

从小父老乡亲把我们培养成人，现在我们学成了，就总想着，如果有机会能和父老乡亲一块奔小康，改变家乡面貌，是我们最大的心愿。

家乡的人就是种那么几亩薄地，日子非常艰苦。

我想我们可以搞个厂，加工玩具礼品出口。

这个厂虽然设在农村，但我们做的生意已经是国际化市场大循环的一部分。

我们的产品全部出口，我们的用户都是在发达国家，而不是落后的农村。

如果我们没有知识、没有文化、不懂外语，我们能做这件事吗，肯定不能。

老二：偏远的山村，没有别的东西可做，所以我想，我应该搞个企业，广大的农村劳动力不成问题，又有地方，如果有了项目，就可以运转了。

我们就搞了一个玩具礼品厂。

雇了很多人来干。

李老汉：对这一点我就不满意。

他辞了公职。

万一形势有个移动怎么办。

以前我们村的地主富农，你懂什么叫地主富农吗？他种了100亩地，雇了两个半人，南北前后才10间房子，就划了个地主，一直管制到1978年。

可你看他们，雇了好几百号人，买了两栋楼，你说如果划成分得划个什么？
主持人：您说得划个什么？
李老汉：我看比地主还地主，是大地主。

我想不通。

观众席上。

老者一：我想说说我的闺女，我的闺女在国家教委，头几年派驻外使馆，呆了两年多，挺好的工作、挺稳定的。

双学历，法律和外语。

头两年，突然提出辞职。

就是为了到社会上显示自身的价值。

当时我和她母亲都接受不了。

因为我们都是从旧社会过来的。

我小时候，
吃饭爱换碗，我母亲就打我一顿。

说老换碗将来没有稳定的职业。

我工作了，参加铁路以后，一下工作了41年，一直到了退休。

老者二：我这个人喜欢正宗派，什么叫正宗派，就是国家培养的。

你求了学，你应该有抱负。

你虽然成了法人，但是这是你自己封的法人。

我不喜欢。

我喜欢正式的东西，干部是名副其实，专家也是名副其实。

我不同意他们辞了职自己干。

因为我们国家条件还是好的，还是有力量的，还是有机会的。

那为什么要想到个人，为什么想不到国家呢？那不是资产流失吗？国有资产也包括人才啊。

中年一：我生在农村，农村需要科技人才，农村需要科学技术。

因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老者三：现在有个很奇怪的理论，叫作实现自我价值。

为什么下海才是实现自我价值？为什么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为党和人民工作就不能实现自我价值？我想不通。

老者四（女）：咱们国家还是国有大中型企业是国家的主体吧？你在这个地方建了一个礼品玩具工厂，你可能挣到钱了，也许给国家争了光了。

但是国家培养了你那么多年，你那个100多人的厂子，它的效益如何呢？你拍拍屁股走了，实现自己的价值去了。

我觉得，还是应该在自己的岗位上实现为国争光。

（掌声）
老五插话：我们自己最了解自己的岗位。

我走了以后，我所在的煤气公司设计室的另外30多人可以多分到我的600多元钱。

我那个工作高中生完全可以做，人浮于事。

如果我觉得自己的岗位上确实能够有所作为，能够实现自我价值，我也不会辞职走了。

老者五：老人都有一个思想，希望子女平安。

不是有个歌吗常回家看看。

他们下了岗，能不能混下去，他们的父亲会为他们揪心的。

李老汉：我同意刚才同志们说的，我觉得在某些方面挺对不起国家的。

大学生一：我是来自福建闽西老区的农村学生。

我现在在人大上学。

我认为报效国家不见得非得要留在国有企业，或是说留在政府部门。

其实在很多部门都能为国家做贡献。

尤其现在是市场经济，现在十五大和九届人大都明确提出私有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一再肯定私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

主持人：假如你也面临同样的问题，你会怎么选择？
大学生一：假如我也面临这样的境地，而且我有这个能力，我一定会去这么做。

大学生二：我觉得这里有一个误区：在国有企业就是给国家做贡献，自己干就不能给国家做贡献。

不是这样的，这个观念一定要转变。

假如你在国有企业，它给国家创造的税收是100万，而私营企业创造的税收是200万，当然私营的贡献更大。

老者五：李老汉家的事情说明了什么呢？说明我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的正确。

过去我们党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发挥专长，使我们国家经济得到发展，国家富强起来，这就是为国家做贡献。

当然在一个岗位上，如果能够发挥专长是更好的，但是他们讲了，他们在原有的岗位上发挥不了作用，而且靠自己的努力短期内发挥不出来。

所以我赞成他们辞职。

中年二：这四个人，不管回来不回来，这都是最佳组合。

我也搞过几天企业，你看他们又懂技术，有懂外语，又有跟外商打交道的经验，你现在能够从工艺品上赚外国人的钱，不也是为国争光吗，不也是为国家做贡献吗？
大学生二：我觉得这是市场经济这支看不见的手调节的结果，为什么他们没有选择汽车工业或其他的东西，为什么他们没有选择其他的地方，而是选择了农村，我觉得就是这只手作用的结果。

这是个优化的资源配置，这样的例子今后还会有很多。

（掌声）中年三：我是房山区一个村的党支部书记。

我表明一下我的观点吧，如果这四个大学生到我们村去，我立刻让位，我给他们提供一切优惠条件，支持他们。

（掌声）中年四：他们有工作还要回去，就是因为他们找不到自己的位置。

所以他们才要回家。

中年五：中国的情况是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

（掌声）。

我想这是他们要离开岗位，回家，展现自己才华，实现个人价值的原因之一。

可能这是我们年轻人有共同的语言。

想到一处去了。

我不希望他们只是空话，我希望他们真正的能够如他们所说，造福一方百姓，把家乡的经济带动起来，发展起来。

（掌声）
“我们现在是青岛最大的玩具礼品厂，年创汇接近1000万美元。

”
正如有些发言的观众所希望的那样，李家兄弟的新世纪玩具加工有限责任公司越做越大。

一家瑞士商人为它投了资，它于是成了一家中外合资企业。

这样就有了进出口权利，有资格上广交会，也有资格申请国际博览会的摊位了，这为他们赢得了不少的海外订单。

老四介绍起自己的企业滔滔不绝，一口一个“我们”：
“我们力量壮大了。

我们充分发挥出我们的聪明才智。

现在我们有300多固定工人，然后在农村开了50个玩具礼品加工点，它们像一个网络一样。

每年，有8000多农村闲散劳动力，足不出户，就在家里、在炕头上为我们加工玩具礼品。

我们现在是青岛最大的玩具礼品厂，年创汇接近1000万美元。

我们在欧洲和美国建立了两个点，我们聘请了一个美国人一个德国人为我们设计和提供信息。

他们给我们打工，我给他们开工资。

我是总经理，我哥是董事长。

“我们现在进一步开拓国际市场，正在筹办德国、美国两个分公司，搞跨国化经营。

我们还拓宽了领域，我二哥是学机械的，我们现在又投了200万元，做了一个机械加工厂。

我过去的同事老是问我，你感觉怎么样，我说，咱们不说钱，最重要的是我找到了我的最佳位置。

”
我跟老五李德科聊起办厂之初的情况，
“你们招的工人都是乡里乡亲，有没有什么碍于情面不好处理的事，碰到这种事你们怎么办？”
“有。

亲戚家的孩子，出差丢了5000块钱，按制度必须赔偿，但当时真的拿不出那么多钱，就打了个欠条。

后来他要调走，我们就让他还了钱再走，这下，亲戚之间见面脸色就不好看了。

还有一个亲戚，是我们厂的车间主任，当时我们弟兄几个都出差在外，他中午喝了很多酒，躺在办公室的桌子上就睡着了。

这个影响很坏，我们了解了之后立刻把他开除了。

工人们都看着我们呢，当时面子上很难堪。

后来他来承认错误，那也不行，还是开除了，直到现在都是我们的反面教育典型。

”
村里人的看法也渐渐改变了。

觉得这个娃娃厂，不仅给自己，也给周围的人创造了财富。

这对国家有利，对大家也有利，对个人也有利。

挺好。

每个进厂的工人都要接受职业培训，车间里头正正规规，窗明几净，工人们穿着干净的工作服，没有偷懒的。

干得多才能挣得多。

每年，这里的工人都能挣个几千块。

家家户户的老人孩子都在自己家里给他们缝啊、编啊，用的多是庄稼地里的材料。

就像那个小熊扛着的笤帚就是玉米穗做的，小兔子的家就是玉米皮编的。

做出来的东西可爱极了。

到时间了，技术人员就去指导验收。

不管李老汉怎么想不通，李家和村里人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1998年李老汉借着开国际博览会的机会，跟儿子们去了欧洲。

说起那段事，老汉话里话外，透着一股自豪和得意，还夹带着各种手势。

“怎么说呢？我从这里上了飞机，迷迷糊糊的，广播员说，现在到了莫斯科上空了，大家可以观观光。

我趴在窗子上往外看，嗯，我怎么能到苏联老大哥头上呢。

我像是做梦似的。

到了德国的法兰克福，呆了5天，又到了意大利米兰，又从米兰到了威尼斯，那是水城，没个汽车，全城都没个汽车，水路，尽是水。

从意大利上了瑞士，到了日内瓦。

联合国的办事机构不是在那里吗？嗯，我要到那里去看看。

又到了比利时，布鲁塞尔，又上了荷兰，总共也就走了8个国家。

从荷兰就上了卢森堡。

你别看是农户，都用上了生产机器，那小车，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