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汉宣帝时期的灾异
《汉书·京房传》原文及翻译译文
《汉书·京房传》原文及翻译译文《《汉书·京房传》原文及翻译译文》这是优秀的文言文翻译译文文章，希望可以对您的学习工作中带来帮助！1、《汉书·京房传》原文及翻译译文《汉书·京房传》原文及翻译汉书原文：京房，字君明，东郡顿丘人也。
治《易》，事梁人焦延寿。
延寿常曰:“得我道以亡身者，必京生也。
”其说长于灾变，以风雨寒温为候:各有占验。
房用之尤精。
初元四年举孝廉为郎。
永光间，西羌反，日蚀，又久青亡光。
房数上疏，先言其将然，所言屡中。
天子说之，数召见问。
房对曰:“古帝王以功举贤，则万化成，瑞应著。
宜令百官各试其功，灾异可息。
”诏使房作其事，房奏考功课吏法。
上令公卿朝臣与房会议皆以房言烦碎令上下相司不可许上意向之时诸刺史奏事京师上召见诸刺史令房晓以课事刺史复以为不可行是时，中书令石显专权。
房尝宴见，问上曰:“幽、厉之君何以危?所任者何人也?”上曰:“君不明，而所任者巧按。
”房曰:“知其巧按而用之，将以为贤邪?”上曰:“贤之。
”房曰:“然则今何以知其不贤也?”上曰:“以其时乱而君危知之。
”房曰:“若是，任贤必治，任不肖必乱，必然之道也。
幽、厉何不觉寤而更求贤?”上曰:“临乱之君各贤其臣，令皆觉痞，天下安得危亡之君?”房因免冠顿首，曰:“今陛下即位已来，日月失明，星辰逆行，山崩泉涌，地震石陨，夏霜冬雷，春凋秋荣，陨霜不杀。
《春秋》所记灾异尽备。
陛下视今为治邪，乱邪?”上曰:“亦极乱耳!今为乱者谁哉?”房曰:“明主宜自知之。
”房指谓石显，上亦知之，谓房曰:“已谕。
”房罢出，后上令房上弟子晓知考功课吏事者，欲试用之。
房上中郎任良、姚平，曰:“愿以为刺史，试考功法。
”石显疾房，欲远之，建言宜试以房为郡守。
元帝于是以房为魏郡太守，秋八百石，以考功法治郡。
房自知数以论议为大臣所非，与石显有隙，不欲远离左右，及为太守，忧惧。
去月余，石显短考功课吏法于上，房竟征下狱，后弃市，时年四十一。
董仲舒新儒学思想的核心内容是什么？
董仲舒新儒学思想的核心内容是什么？董仲舒新儒学思想的思想核心董仲舒思想的核心是“天人感应”“君权神授”。
他认为天是最高主宰，皇帝代表天的意君临天下，受命于天而进行统治，天和人息息相关，皇帝要依照天意办事。
天人关系说先秦时就有之，但董仲舒杂揉诸家，加以发展，吸收了阴阳五行学说和对自然现象的比附来详尽论证，将这个学说发展成为天人感应学说。
董仲舒认为《春秋》一书记录了几百年的天象资料，所以后世灾异要以《春秋》为根据来解释。
他通过援阴阳五行学说解《春秋》考察其中与天灾人事的联系，从而建立起“天人感应”学说。
“天人感应，君权神授“是董仲舒天人关系的核心。
董仲舒认为有“天命”、“天志”、“天意”存在，认为：“天者，万物之祖，万物非天不生。
”、“为人者天也，人之为人本于天，天亦人之曾祖父也。
”、“天者，百神之君也。
”、“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春秋繁露·为人者天》)天是宇宙间的最高主宰，天有着绝对权威，人为天所造，人副天数，天人合一于是天命在论证君主权威的重要性得到了空前提高。
把君权建筑在天恩眷顾基础上，君权乃天所授。
人君受命于天，奉天承运，进行统治，代表天的意志治理人世，一切臣民都应绝对服从君主，“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 ”(《春秋繁露·玉杯》)从而使君主的权威绝对神圣化。
这有利于维护皇权，构建大一统的政治局面。
天人感应在肯定君权神授的同时，又以天象示警，异灾谴告来鞭策约束帝王的行为。
认为：“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
” (《汉书·董仲舒传》)这就使得臣下有机会利用灾祥天变来规柬君主应法天之德行，实行仁政;君王应受上天约束，不能为所欲为，这在君主专制时期无疑具有制约皇权的作用，有利于政治制约和平衡。
“天人感应”为历代王朝帝王所尊崇，影响深远。
天人感应对皇帝的警策作用，据《汉书》、《后汉书》记载，汉宣帝、汉元帝、汉成帝、光武帝等几个皇帝，在出现日食、旱灾、蝗灾、洪灾、地震等灾异时，都下罪已诏。
《将军王去荣以私怨杀本县令,当死》原文及翻译译文
《将军王去荣以私怨杀本县令，当死》原文及翻译译文1、《将军王去荣以私怨杀本县令，当死》原文及翻译译文《将军王去荣以私怨杀本县令，当死》原文及翻译资治通鉴原文：将军王去荣以私怨杀本县令，当死。
上以其善用炮，敕免死，以白衣于陕郡效力。
中书舍人贾至不即行下，上表，以为：“去荣无状，杀本县之君。
《易》曰：‘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
’若纵去荣，可谓生渐矣。
议者谓陕郡初复，非其人不可守。
然则他无去荣者，何以亦能坚守乎?陛下若以炮石一能即免殊死，今诸军技艺绝伦者，其徒实繁。
必恃其能所在犯上复何以止之，若止舍去荣而诛其余者，则是法令不一而诱人触罪也。
今惜一去荣之材而不杀，必杀十如去荣之材者，不亦其伤益多乎!夫去荣，逆乱之人也，焉有逆于此而顺于彼，乱于富平而治于陕郡，悖于县君而不悖于大君欤!伏惟明主全其远者、大者，则祸乱不日而定矣。
”上下其事，令百官议之。
太子太师韦见素等议，以为：“法者天地大典，帝王犹不敢擅杀，是臣下之权过于人主也。
去荣既杀人不死，则军中凡有技能者，亦自谓无忧，所在暴横。
为郡县者，不亦难乎!陛下为天下主，爱无亲疏，得一去荣而失万姓，何利之有!于律，杀本县令，列于十恶。
而陛下宽之，王法不行，人伦道屈，臣等奉诏，不知所从。
夫国以法理，军以法胜;有恩无威，慈母不能使其子。
陛下厚养战士而每战少利，岂非无法邪!今陕郡虽要，不急于法也。
有法则海内无忧不克，况陕郡乎!无法则陕郡亦不可守，得之何益!而去荣末技，陕郡不以之存亡;王法有无，国家乃为之轻重。
此臣等所以区区愿陛下守贞观之法。
”上竟舍之。
《资治通鉴第二百一十九卷》译文：将军王去荣因为私仇杀了本县县令，按罪应当处死。
肃宗因为他善于使用石炮，下敕书免其死罪，让他作为一名普通战士在陕郡效力。
中书舍人贾至没有立刻颁下敕书，上表认为：“王去荣行为不端，杀死本县的长官。
《周易》说：‘臣子杀死君主，儿子杀死父亲，都不是一朝一夕的原因，而是长久演变的结果。
《汉书·夏侯胜传》原文及翻译译文
《汉书·夏侯胜传》原文及翻译译文1、《汉书·夏侯胜传》原文及翻译译文《汉书·夏侯胜传》原文及翻译汉书原文：夏侯胜字长公。
少孤，好学，从始昌受《尚书》及《洪范五行传》，说灾异。
善说礼服。
征为博士、光禄大夫。
会昭帝崩，昌邑王嗣立，数出。
胜当乘舆前谏曰：“天久阴而不雨，臣下有谋上者，陛下出欲何之?”王怒，谓胜为妖言，缚以属吏。
吏白大将军霍光，光不举法。
后十余日，光卒与安世白太后，废昌邑王，尊立宣帝。
光以为群臣奏事东宫，太后省政，宜知经术，白令胜用《尚书》授太后。
迁长信少府，赐爵关内侯，以与谋废立，定策安宗庙，益千户。
宣帝初即位，欲褒先帝，于是群臣大议廷中，皆曰：“宣如诏书。
”长信少府夏侯胜独曰：“武帝虽有攘四夷、广土斥境之功，然多杀士众竭民财力奢泰亡度天下虚耗百姓流离物故者半蝗虫大起赤地数千里或人民相食畜积至今未复。
无德泽于民，不宜为立庙乐。
”公卿共难胜曰：“此诏书也。
”胜曰：“诏书不可用也。
人臣之谊，宜直言正论，非苟阿意顺指。
议已出口，虽死不悔!”于是丞相义、御史大夫广明劾奏胜非议诏书，毁先帝，不道，及丞相长史黄霸阿纵胜，不举劾，俱下狱。
胜为人质朴守正，简易亡威仪。
尝见，出道上语，上闻而让胜，胜曰：“陛下所言善，臣故扬之。
尧言布于天下，至今见诵。
臣以为可传，故传耳。
”朝廷每有大议，上知胜素直，谓曰：“先生通正言，无惩前事。
”胜复为长信少府，迁太子太傅。
受诏撰《尚书》、《论语说》，赐黄金百斤。
年九十卒官，赐冢茔，葬平陵。
太后赐钱二百万，为胜素服五日，以报师傅之恩，儒者以为荣。
(节选自《汉书•夏侯胜传》，有删节)译文：夏侯胜字长公。
少年丧父，但他很好学，跟随(汉朝鸿儒、经学家夏侯)始昌学习《尚书》和《洪范五行传》，论说灾异(自然灾害或某些异常的自然现象)夏侯胜擅长讲述礼服典制，因此被征召为博士、光禄大夫。
这时恰逢汉昭帝驾崩，昌邑王继位后经常出游。
有一次夏侯胜挡着昌邑王坐的车子上前进谏道：“天久阴而不下雨，就要有臣下图谋皇帝的事发生了，陛下还要出门到哪儿去呢?”昌邑王大怒，说夏侯胜是妖言惑众，就把他绑起来交付官吏处置。
汉武帝之后西汉如何走向衰亡
汉武帝之后的西汉霍光雄才大略的汉武帝依靠文治武功开创了西汉的鼎盛局面，不过，他的连年征战和种种好大喜功的举动，也对社会造成了极大的破坏，“海内虚耗，户口减半”，农民起义不断发生，阶级矛盾十分尖锐。
汉武帝的明智之处在于，他看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晚年颁布了著名的轮台诏，表示“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然而，汉武帝在下轮台诏两年之后便去世了，其“与民休息”政策在汉昭帝、宣帝时得到了实施。
汉元帝时，朝政危机加剧，西汉开始衰败；到汉平帝时，外戚王莽施展计谋，终于以新朝取代了西汉。
霍光辅政“昭宣中兴”汉武帝之后，汉昭帝（前86年至前74年）和汉宣帝（前73年至前49年）相继即位，昭宣时期，西汉又维持了近四十年的兴盛局面，史称“昭宣中兴”。
“昭宣中兴”局面的出现固然是社会积累和劳动人民辛勤劳动的结果，但辅政大臣霍光亦功不可没。
霍光字子孟，是骠骑将军霍去病的同父异母弟，十几岁入朝为郎，后任侍中。
霍去病死后，霍光为奉车都尉、光禄大夫，在宫中二十多年，小心谨慎，不曾有过，深受武帝信任。
汉武帝晚年欲立少子刘弗陵为继位者，但弗陵年幼，须由大臣辅政，武帝认为唯有霍光最合适。
于是命画工画周公辅成王朝诸侯图送给霍光，并对霍光说：“立少子，君行周公之事。
”汉武帝死后，刘弗陵即位，是为昭帝。
昭帝年仅8岁，不能听政，“政事一决于光”。
霍光辅政期间，忠实地执行了武帝生前规定的政策，史书称他“因循守职，无所改作”。
同时，他也经历了几件对西汉政权发展非常重要的事件。
第一件事：召开盐铁会议。
汉昭帝关注民间的疾苦，他即位不久，即派官员巡行郡国，了解民间的生活情况。
始元六年（前81年）霍光以汉昭帝的名义召开了盐铁会议，召开这次会议的主要目的是“问郡国所举贤良文学民所疾苦”，议论盐铁官营问题。
在会上，贤良文学在大将军霍光、丞相车千秋的支持下批评了武帝时期律令繁苛的弊政，主张罢去盐铁官营及酒的专卖。
不过，御史大夫桑弘羊与霍光的政见不同，他力主盐铁官营，依然坚持武帝前期的治国方针。
前汉王朝覆灭的肇始人“汉宣帝”
前汉王朝覆灭的肇始人“汉宣帝”汉宣帝是武帝之曾孙，继刘贺之后被霍光拥立为皇帝。
汉宣帝能够继承皇位是在偶然下必然发生的结果。
汉宣帝是戾太子刘据之孙，在其出生不久就因蛊惑之罪被牵连入狱。
狱吏邴吉可怜曾孙无罪，暗中保护，才是汉宣帝得以生存下来。
后蛊惑之罪结束宣帝被掖庭供养，但汉宣帝此时并未享受到皇帝成员的待遇，只是依存于外祖母史家。
自汉昭帝之时，掌握汉朝中央政权者是霍光，汉昭帝死后无后嗣，霍光主持立昌邑王刘贺为帝。
刘贺继承帝位之后不满霍光专权，与霍光形成激烈的冲突。
霍光在刘贺继位二十七天后将其废除。
在邴吉的建议下。
霍光立病已为帝，并改名为询，是为汉宣帝。
汉宣帝之所以能继承帝位是因为如下原因：第一，汉宣帝生于民间，在即位之前政治背景单一，并无深厚的政治关系，便于霍光继续掌握朝中大权。
第二，汉宣帝是武帝太子刘据之孙，是为嫡出，其继承皇位名正言顺。
虽其祖父时发生蛊惑之狱，但武帝末年以为刘据平反，并将蛊惑之狱的始作俑者王充诛杀。
第三，汉宣帝由于起于细微，其继位后必然会对霍光的拥立感激，也不会如昌邑王时与其发生政权的争夺。
第四，邴吉的帮助。
第五，汉宣帝自己的努力。
《汉书·宣帝纪》记载：受《诗》于东海澓中翁，高材好学，然亦喜游侠，斗鸡走马，具知闾里奸邪，吏治得失。
《汉书·邴吉传》中记载：后吉为车骑将军军市令，迁大将军长史，霍光甚重之，入为光禄大夫给事中。
昭帝崩，无嗣，大将军光遣吉迎昌邑王贺。
贺即位，以行淫乱废，光与车骑将军张安世诸大臣议所立，未定。
吉奏记光曰：「将军事孝武皇帝，受襁褓之属，任天下之寄，孝昭皇帝早崩亡嗣，海内忧惧，欲亟闻嗣主，发丧之日以大谊立后，所立非其人，复以大谊废之，天下莫不服焉。
方今社稷宗庙群生之命在将军之一举。
窃伏听于众庶，察其所言，诸侯宗室在位列者，未有所闻于民间也。
而遗诏所养武帝曾孙名病已在掖庭外家者，吉前使居郡邸时见其幼少，至今十八九矣，通经术，有美材，行安而节和。
汉宣帝刘询为何会坐牢
汉宣帝刘询为何会坐牢汉宣帝刘询(前91年―前49年)，西汉第十位皇帝，前74年—前49年在位，他是史上唯一受过牢狱之苦的皇帝，那刘病已为何会坐牢?以下是小编为你整理的刘病已坐牢的原因，希望能帮到你。
刘病已坐牢的原因刘询(前91—前49)，汉武帝刘彻的曾孙，戾太子刘据的孙子，史皇孙刘进的儿子。
刘询出生后不久，就赶上了征和二年(前91)七月的那场有名的“巫蛊之祸”。
由于汉武帝疑神疑鬼，江充苦苦相逼，苏文颠倒是非，刘据兵败自杀，刘据的生母卫皇后被逼自缢，刘据的爱妾、儿子、儿媳等人全部遇害，只有嗷嗷待哺的刘询保住了一条活命，被关进监狱，刘询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位真正坐过牢的皇帝。
小小年纪就身陷囹圄，史所罕见。
刘询入狱时，还只是一个出生仅数月的婴儿，加上刘据确有冤情，因此受到了廷尉监邴吉的保护。
邴吉同情刘询，不但挑选了两名女囚轮流乳养刘询，而且经常偷偷地送他一些衣服和食物。
在邴吉的悉心照料下，刘询倒也能健康茁壮的成长。
刘病已出狱的原因四年后，也就是后元二年(前87)初，汉武帝听说“长安狱中有天子气”，于是下令处死所有犯人。
危急时刻，邴吉紧闭牢门，据理力争，刘询才又一次保住了性命。
不久，汉武帝病逝。
汉昭帝刘弗陵即位后，大赦天下，刘询才得以重见天日。
刘询出狱后，邴吉将他送到了祖母史良娣的老家，太祖母非常可怜这个孤儿，不顾年老体衰亲自抚养。
邴吉又将刘询遇赦的消息及时上报掖庭，掖庭为刘询提供将生活费，还将刘询的名字记入刘氏宗室族谱，这为刘询将来登基创造了条件。
汉昭帝去世后，权臣霍光立昌邑王刘贺为皇帝。
刘贺不守礼仪，放纵淫乱，即位不足一月就被废掉。
接着，霍光又迎立混迹民间的刘询为皇帝。
那么，霍光为何偏偏选中刘询呢?笔者认为，其一，刘询出自民间，根基薄弱，易于操控;其二，刘询没有处理朝政的经验，便于霍光揽权。
元平元年(前74)八月，十八岁的刘询正式登基，即汉宣帝。
灾异还是祥瑞？——“行西王母诏筹”事件解读
哀帝建平元年正月丁未日出时ꎬ有著 天白气ꎬ 广 如 一 匹 布ꎬ 长 十 余 丈ꎬ 西 南 行ꎬ
如雷ꎬ西南行一刻而止ꎬ名曰天狗ꎮ 传 曰:“言之不从ꎬ则有犬祸诗妖ꎮ” 到其四年 正月、二月、三月ꎬ民相惊动ꎬ 哗奔走ꎬ传行 诏筹祠西王母ꎬ又曰“从目人当来”ꎮ 十二 月ꎬ白气出西南ꎬ从地上至天ꎬ出参下ꎬ贯天 厕ꎬ广如一匹布ꎬ长十余丈ꎬ十余日去ꎮ 占曰: “天子有阴病ꎮ”④( « 汉书������天文志» )
② 如陈鸿琦先生« 西汉晚期“ 西王母行诏筹事件” 考辨» ( 台湾« “ 国立” 历史博物馆学报» 第 ４ 期ꎬ１９９７ 年) 认为这是一起别 有用心之人虚构的政治流言ꎻ柳存仁先生« 关于西王母筹» ( « 华学» 第九、十辑ꎬ上海古籍出版社ꎬ２００８ 年) 从宗教的角度讨论了行 西王母诏筹事件的民间宗教意义ꎬ并且讨论了西王母与王政君的关系ꎬ以及与保存在« 合校太平经» 中的“ 师策文” 之间可能存在 的关系ꎬ但他对于上述这两点都没有展开ꎮ 刘茜、朴基成先生« 试论‹ 太平经合校› 中“ 师策文” 与哀帝建平四年的宗教运动之关 系» ( « 嘉兴师院学报»２０１２ 年第 ２ 期) 是一场宗教运动ꎬ而“ 师策文” 是它的行动纲领ꎻ马怡先生« 西汉末年“ 行西王母诏筹” 事件 考:兼论早期的西王母形象及其演变» ( « 形象史学研究»２０１６ / 上半年) 则试图复原这一事件的本来面目ꎬ对事件进行了详细梳理ꎬ 并讨论了西王母形象塑造与王政君之间的关系ꎬ多有发明ꎮ 一些研究汉代思想史、政治史以及研究西王母的论文或专著中也会涉 及这一事件ꎬ如姜建设« 从两期社会恐慌事件透视西汉晚期的社会危机» ( « 郑州大学学报»２０１２ 年第 ４ 期) ꎮ
天灾地变济苍生
56谈天说地天灾地变济苍生文 l 景志刚【“漫话土地”之二十九】正如儿女不能选择生己养己的父母，人们同样不能选择繁衍生息的土地。
大地就像一位喜怒无常的神祇，带给我们的不仅有风调雨顺的璀璨文明，也有山崩地裂的灾难记忆。
从上古传说中的旷世洪水，到世纪之初的汶川地震，天灾地灾从未断绝，考验着人类历史的韧性。
而对灾害的预防、治理和赈济，也成为历代治乱兴衰的焦点和治国理政的关键。
天灾地变：大地的愤怒自人类文明的曙光映射在东方大陆，对天灾地变的恐惧便深深烙印在华夏先人的头脑中。
无论是“共工与颛顼争为帝，怒而触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维绝……”，还是“女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积芦灰以止淫水”，抑或“洪水滔天，鲧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无不寄托了人们战胜灾害、守护家园的梦想。
“天地之物，有不常之变者，谓之异，小者谓之灾。
”中华大地幅员辽阔，地形地貌多样，地质构成复杂，气候差异悬殊，既造就了多姿多彩的壮丽山河，也带来了层出不穷的自然灾害。
据有关统计，从商汤十八年（公元前1766年）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1937年）之间的3703年里，水患、旱灾、虫害、冰雹、风灾、地震、疫病等各类灾害多达5285次，平均每年1.5次，从东到西、由南至北，概莫能外。
不仅给人民带来无尽的灾难，也给国家带来极大的祸害，因灾致贫、因灾起乱乃至因灾灭国屡见不鲜。
古代科学技术不发达，面对突如其来的巨大灾难，人们难以抗拒也无法解释，只能将其简单归因于上苍的惩罚，认为是天人感应的结果。
周幽王二年（公元前780年）关中地区发生大地震，大夫伯阳父分析：“天地之气，不失其序；若过其序，民乱之也。
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蒸，於是有地震。
”西汉大儒董仲舒也曾系统论述过天地、国家与灾害的关系：“灾者，天之谴也；异者，天之威也……凡灾异之本，尽生于国家之失。
”东汉学者班固则更加明确地提出：“天所以有灾变何？所以谴告人君，觉悟其行，欲令悔过修德、深思虑也。
”以今天的眼光看，这些天谴论的观点尽管并不科学，但其警醒世人、引导统治者积德向善的功用仍值得称道。
西汉宣帝刘询传[鉴赏]
![西汉宣帝刘询传[鉴赏]](https://img.taocdn.com/s3/m/d16c8d63a517866fb84ae45c3b3567ec102ddc09.png)
西汉宣帝刘询传幼受“巫蛊”事件株连汉宣帝（前91—前49）刘询，原名病已，武帝的曾孙，戾太子的孙子。
在位二十五年（前74—前49）。
戾太子刘据是武帝与皇后卫子夫所生，他与妃史良娣生子名叫刘进，号称“史皇孙”，史皇孙与夫人王翁须生子名叫刘病已，号称“皇曾孙”。
武帝晚年多病，心生疑忌。
这时卫皇后已失宠，江充用事。
江充与卫皇后、太子刘据有矛盾，深怕武帝死后被太子所害，打算先下手谋害太子。
当时迷信，以为用巫术诅咒用木偶人埋于地下，可以害人，称为“巫蛊”。
征和元年（公元前92 年），丞相公孙贺追捕游侠朱安世，朱安世诬告他用巫术诅咒皇帝，武帝轻信，结果公孙贺被捕死于狱中。
次年，江充用朱安世之法，诬告太子刘据在宫中埋了木偶人，以巫术诅咒皇帝。
太子刘据闻知大惧，乃发兵杀了江充及胡巫。
武帝发兵追捕，刘据以兵对抗，在长安激战五日，死了数万人，结果刘据兵败自杀。
史称“巫蛊之祸”。
当时有人替太子鸣冤叫屈，说巫蛊之事多不可信，武帝才感到太子“惶恐无他意”，而族灭江充家，为太子作“思子宫”。
太子刘据本有三男一女，他本人受害，夫人与子女也受株连，只遗下一个孙子刘询。
巫蛊案发时，刘询才生下几个月，但也被监禁在郡邸狱中。
当时廷尉监邴吉受命处理巫蛊郡邸狱，怜愍刘询年幼无辜，便命两个谨厚的女犯保养，私给衣服食物，多方照顾。
邴吉治巫蛊事，连年不作决断。
后元二年（公元前87 年），武帝病重，另派人严治犯人。
不久，大赦。
此时邴吉就将刘询送到他的祖母史良娣老家。
年已老迈的史良娣之母贞君怜愍刘询幼孤，亲自抚养①。
后来刘询由掖庭收养，才由宗正登记上了宗室簿。
当时掖庭令张贺怜爱刘询，注意奉养，以私钱供给教书。
刘询长大，娶了暴室啬夫许广汉之女为妻，依靠许广汉兄弟及祖母家史氏生活。
继承皇位刘询因幼遭家难，生长于下层，不仅知道节俭，好学，而且“亦喜游侠，斗鸡走马，具知闾里奸邪、吏治得失”。
他还喜欢旅游，走遍了三辅之地，虽经历困难，也自觉快乐。
元平元年（公元前74 年）四月，昭帝去世，因昭帝无子，霍光先是召昌邑王刘贺入京即位，不久觉得刘贺“淫乱”，乃废除之，而建议另立刘询为帝。
汉宣帝文言文翻译
原文：汉宣帝，讳询，字次卿，汉武帝之子，元帝之兄也。
宣帝即位，年二十一。
初，宣帝以太子立，常居太子宫。
及即位，尊皇后为皇太后，立子奭为太子。
宣帝性宽仁，好文学，尊儒术，信赏必罚，政事清明。
宣帝在位二十五年，卒于地节四年，寿六十有二。
庙号中宗，谥曰元皇帝。
译文：汉宣帝，名询，字次卿，是汉武帝的儿子，元帝的哥哥。
宣帝即位时，年仅二十一岁。
起初，宣帝作为太子被立，经常居住在太子宫中。
等到即位之后，他尊称皇后为皇太后，并立自己的儿子奭为太子。
宣帝性格宽厚仁爱，喜好文学，尊崇儒家学说，实行赏罚分明，政治清明。
宣帝在位期间共二十五年，于地节四年去世，享年六十二岁。
他在宗庙中的称号为中宗，谥号为元皇帝。
宣帝在位期间，国家政治安定，社会繁荣。
他崇尚儒术，提拔贤能，重视教育，使得国家文化得到极大的发展。
宣帝深知治国之道，以德治天下，宽以待人，严于律己，因此深受百姓爱戴。
宣帝在位期间，对外实行和亲政策，与周边国家保持友好关系，使得边疆安宁。
对内则注重民生，减轻赋税，兴修水利，使得百姓生活得到改善。
宣帝还重视法制建设，严格执法，使国家法制得以完善。
宣帝在位期间，发生了一些重大事件。
如地节四年，宣帝亲自率军平定了边疆叛乱，巩固了国家的统一。
同年，宣帝还颁布了《新仪》，对国家的礼仪制度进行了改革，使得国家制度更加完善。
宣帝在位期间，文化繁荣，出现了许多著名的文化人物。
如司马迁、班固等，他们所著的《史记》、《汉书》等，至今仍为人们所传颂。
此外，宣帝还提倡儒学，使得儒家学说在汉代得到了空前的重视和发展。
宣帝在位期间，国家政治清明，百姓安居乐业。
他的一生，为国家、为民族、为子孙后代留下了宝贵的财富。
宣帝的功绩，被后人传颂，成为我国历史上的杰出帝王之一。
总之，汉宣帝是一位具有卓越政治才能和深厚文化底蕴的皇帝。
他在位期间，国家政治稳定，文化繁荣，民生改善，为我国历史留下了辉煌的一页。
他的一生，是一部充满传奇色彩的历史画卷，值得我们永远铭记。
文景之治汉武帝与汉宣帝的盛世
文景之治汉武帝与汉宣帝的盛世文景之治，是中国历史上两位伟大的汉朝皇帝汉武帝和汉宣帝在位期间的称谓。
汉武帝刘彻在位前期，采取开拓疆土、稳定国内政策，使汉朝国力大增；而汉宣帝刘询在位时，继承汉武帝的基础上，大力实施儒家思想，推动社会经济的繁荣发展。
两位皇帝的执政之世，被誉为盛世，给后世留下了深刻的影响。
一、汉武帝的盛世治理汉武帝即位后，他首先采取了开拓疆土的政策。
他积极出兵北方，开辟了丝绸之路，促进了东西方的交流，使中原文化得以向西方传播。
同时，他还注重治理国内，加强中央集权，推行简化官制，减轻赋税负担，使百姓生活得到显著改善。
其次，汉武帝在文化、教育方面也做出了巨大贡献。
他重视儒家思想的传承与发展，加强了学校建设，推广儒家经典，提倡儒家教育，使儒家成为当时的主流思想。
这对于推动社会稳定、促进科技进步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同时，汉武帝还注重发展经济，大力发展农业、手工业和商业。
他实施减税政策，降低商人的税负，促进了商品经济的繁荣。
此外，他还鼓励人们迁徙，推动了各地资源的开发利用，为国家经济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二、汉宣帝的盛世治理汉宣帝继承了汉武帝的基业，进一步推行儒家治国理政。
他制定了一系列优良的法律制度，加强了官员的考核制度，提高了官员素质，推动了官员廉洁从政的作风。
此外，汉宣帝还重视农业生产，制定了一系列的农田政策，推动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增加了农民的收入。
他还注重城市建设，修筑了许多水利设施，提供了良好的生活和发展环境。
汉宣帝还重视文化教育，他注重培养和选拔人才，推动了文化艺术的繁荣。
他还加强了与外国的交流，吸收和吸纳外来文化，丰富了中原文化的内涵。
三、文景之治的影响文景之治的时期，不仅国家经济繁荣，人民安居乐业，社会稳定和谐，还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中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
文学、历史、艺术等领域都迎来了新的繁荣。
好的治理使得汉朝经济持续增长，科技、农业、手工业等方面也得到了迅猛的发展。
文景之治的两位汉朝皇帝，为后代政治家和统治者树立了榜样。
《通鉴纪事本末 恭显用事(节选)》
是时，中书令石显颛权（颛，通“专”。独揽大权。），显友人五鹿充宗为尚书
令，二人用事（①当权；执政：赵太后新用事｜又因厚币用事者。②行事：感情用 事｜意气用事｜照例用事。）。房尝宴（②<形>安闲。《雁荡山》：“雁荡经行云漠 漠，龙湫qiū（水潭）宴坐雨濛濛。（从雁荡山经过时看见白云漠漠,在龙湫附近静坐 观赏风景时对着细雨蒙蒙。）”）见，问上曰：「幽、厉之君何以危？所任者何人 也？」上曰：「君不明，而所任者巧佞（虚伪浮滑，巧言谄媚：便捷巧佞之俗成，其 流必至于乱。）。」房曰：「知其巧佞而用之邪？将以为贤也。」上曰：「贤之。」 房曰：「然则今何以知其不贤也？」上曰：「以其时乱而君危知之。」房曰：「若是， 任贤必治，任不肖必乱，必然之道（③<名>规律；法则。《庖丁解牛》：“臣之所好 者道也，进乎技矣。”）也。幽、厉何不觉寤而更（③<副>重新。《琵琶行》：“莫 辞更坐弹一曲，为君翻作琵琶行。”）求贤？曷（（hé）何故；为什么。）为卒任不 肖以至于是？」上曰：「临乱之君，各贤其臣，令皆觉寤，天下安得危亡之君？」房 曰：「齐桓公、秦二世，亦尝闻此君而非笑之。然则任竖刁、赵高，政治日乱，盗贼 满山，何不以幽、厉卜之而觉寤乎？上曰：「唯有道者能以往知来耳。」
房因免冠顿首（磕头，叩头下拜(常用于书信、名帖中的敬辞)。）曰： 「今陛下即位以来，《春秋》所记灾异尽备。陛下视今为治邪？乱邪？ 上曰：「亦极乱耳，尚何道（⑦<动>说；谈论。《桃花源记》：“不 足为外人道也。”）！」房曰：「今所任用者谁与（表示疑问口 气。）？」上曰：「然，幸其愈于彼，又以为不在此人也。」房曰： 「夫前世之君，亦皆然矣。臣恐后之视今，犹今之视前也。」上良久 乃（⑤<副>才。《祭十二郎文》：“闻汝丧之七日，乃能衔哀致 诚。”）曰：「今为乱者谁哉？」房曰：「明主宜自知之。」上曰： 「不知也；如知，何故用之。」房曰：「上最所信任，与图事帷幄 （幄，帐幕，篷帐。指帝王、天子决策之处或将帅的军帐。代指帝 王。）之中，进退天下之士者是矣。房指谓石显，上亦知之，谓房曰： 「已喻（①<动>明白。《兰亭集序》：“未尝不临文嗟悼，不能喻之 于怀。”不可理喻：喻，开导，晓喻，使明白。没法跟他讲道理。形 容蛮横或固执。）。」房罢出（退出。），后上亦不能退（③<动>离 开朝廷；不再任职。《陈情表》：“臣之进退，实为狼狈。”）显也。
【“周礼十二荒政”与古代赈灾救荒制度】
【“周礼⼗⼆荒政”与古代赈灾救荒制度】《尚书·皋陶谟》云：“洪⽔滔天，浩浩怀⼭襄陵，下民昏垫。
”禹“暨益奏庶鲜⾷”，“暨稷播奏庶艰⾷”。
“鲜⾷，懋迁有⽆，化居。
烝民乃粒，万邦作乂。
”这段话是说⼤禹在灾荒之时，为民众提供⾕物和⾁⾷。
还发展贸易，互通有⽆，以使民众安定之。
⽤《史记·夏本纪》之⾔就是：“令益予众庶稻。
”“命后稷予众庶难得之⾷。
⾷少，调有馀相给，以均诸侯。
”这是古⽂献关于周代之前荒灾应对措施的⽂字记载。
钩稽⽂献，夏商之时的救灾赈灾难得其详，但在《周礼·地官·⼤司徒》⾥，则出现了⾮但是中国，更是⼈类历史上⾸次提出、全⾯⽽系统的⼗⼆条荒政制度：以荒政⼗有⼆聚万民：⼀⽈散利，⼆⽈薄征，三⽈缓刑，四⽈弛⼒，五⽈舍禁，六⽈去幾幾，七⽈省礼，⼋⽈杀哀，以荒政⼗有⼆聚万民：⼀⽈散利，⼆⽈薄征，三⽈缓刑，四⽈弛⼒，五⽈舍禁，六⽈去九⽈蕃乐，⼗⽈多婚，⼗有⼀⽈索⿁神，⼗有⼆⽈除盗贼。
《周礼·⼤宗伯》⾔“凶礼”云：“以凶礼哀邦国之忧。
以丧礼哀死亡，以荒礼哀凶札，以吊礼哀祸灾，以襘礼哀围败，以恤礼哀寇乱。
”《左传·僖公元年》也有“夏，迁邢于夷仪，诸侯城之救患也。
凡侯伯救患、分灾、讨罪，礼也。
”的说法。
中国古代的赈灾救荒之制，⾄周代已然⼤备，后世在荒政措施上均没有超出此原则，⽽仅略有变通⽽已。
凶礼之中，吊、襘、恤三者主要为先秦时期天⼦与诸侯国以及诸侯国之间的礼仪，随着⼤⼀统时代的到来，后世逐渐合并为以恤荒、赈灾、劳问的荒政措施为主。
然虽世变代异，明权制变，⽽其义实归于⼀。
另者，荒政吊恤之礼，以哀、祸、灾、寇、乱皆主于哀戚矜敬，礼从其宜，⽆取缛节繁⽂，其礼皆从简。
⽽这其中，儒家对荒政提出的“散利”、“薄征”、“恤民”、“移民通财”等⼀系列原则，更是儒家“仁爱”思想的重要体现和具体运⽤。
后世经过历代政府不断完善，救荒赈灾已成为国家的重要制度之⼀。
《礼记·⽉令》云:“季春之⽉，天⼦布德⾏惠，命有司发仓廪，赐贫穷，赈乏绝。
东汉三公因灾异被免现象考论
宣称“ 朕” 与“ 吏” 共 同对 日食 负责 。 这大 概 是 有 史 以 来 的第 一次 。 此后 ， 类 似 的诏 书屡见 不 鲜 。 如元 帝 永
光 三 年冬 十一 月 诏 ： “ 乃 者 乙 丑地 动 ，中冬 大雨 ， 大
舒要 求制 约皇 权 ； 另 一方 面 ， 他认为： “ 是故《 春秋 》 君
不名 恶 ， 臣不 名善 ， 善 皆归 于君 ， 恶 皆归 于 臣 。 臣之 意， 比于地 。 故 为人 臣者 ， 视 地 之事 天也 。 为 人子 者 ， 视 土之事 火也 。虽 居 中央 ， 亦 岁七 十二 日之 王 ， 传于 火 以调 和养长 ， 然 而弗名 者 ， 皆并 归 于火 ， 火 得 以盛 。 不敢 与父 分功 美 ， 孝之 至也 。是故 孝子 之行 ， 忠 臣之 义， 皆法 于地 也 。 ” ［ ４ １ ３ ９ ７ 为君 主公 开 移过 于 臣下 及 臣 下公 开 代君受 过 提供理 论基 础 。 西 汉初 。 宰相 开 始与 “ 阴阳” 挂上 钩 ， 有 了对 “ 灾 异” 负责 的 资格 。 陈平 在 回答 汉 文帝 询 问时 说 ： “ 宰
相者 ， 上 佐 天子 理 阴 阳 ， 顺 四时 。下 育 万 物 之宜 ， 外
平 当为相 “ 未久 ” 。 可见 ， 不 仅天人 感 应理 论 的归咎 对 象 开 始转 移 ，而且 天人 感应 理论 的解 释权 也 开始 转
移。 从 第 三点 也 可 以看 出 ， 皇帝 一点 也不 怀 疑 自己拥
认 为 ，平 当怀 疑皇 帝会 把灾 异归 咎 于平 当 ．才上 书
“ 乞骸 骨 ” 。 再次 ， 哀 帝让 平 当不要 怀 疑 的论 据 是 因为
汉宣帝刘询的故事
汉宣帝刘询的故事汉宣帝刘询（前91年―前49年），西汉第十位皇帝，前74年—前49年在位。
原名刘病已，汉武帝刘彻曾孙，戾太子刘据之孙，史皇孙刘进之子。
刘询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贤君，在位期间，全国政治清明、社会和谐、经济繁荣、四夷宾服，史称“孝宣之治”，又称“孝宣中兴”，史家称西汉国力在其治下最为强盛。
在以制定庙号、谥号严格而著称的西汉一朝，刘询是四位拥有正式庙号的皇帝之一。
后元二年（前87年）春二月，刘病已尚不满五岁。
汉武帝病重，往来于长杨宫、五柞宫之间，望气者说长安有天子气，汉武帝便派遣内谒者令郭穣，把长安二十六官狱中的犯人抄录清楚，不分罪过轻重一律杀掉。
郭穣（ráng）夜晚来到丙吉所在的官狱，丙吉紧闭大门，说道：“皇曾孙在此。
普通人都不能无辜被杀，何况皇上的亲曾孙呢！”邴吉一直守到天亮也不许郭穣进入，郭穣只好回去报告汉武帝，并趁机弹劾丙吉。
或许此时方知自己有曾孙在世的汉武帝也醒悟过来，说：“这是上天让这样做的吧。
”因而大赦天下。
郡邸狱诸犯也因武帝的大赦和邴吉的坚持而得以出狱。
大赦仅几日后武帝驾崩；第二天汉昭帝即位。
刘病已的保姆胡组雇期满该回家时，曾孙恋恋不舍，丙吉于是便用自己的钱雇佣胡组，让她留下来和郭征卿一起抚养了皇孙几个月，才让她回家。
而后丙吉将刘病已送到其外家——祖母史良娣家里，把他交给史良娣的兄长史。
武帝崩，临终前留下两道遗诏，一道为霍光、上官桀、金日磾封侯；另一道将刘病已收养于掖庭，并令宗正将刘病已录入皇家宗谱。
汉昭帝始元二年（前85年），霍光等遵遗诏受封为侯。
刘病已亦从史家搬出，被养育于掖庭，其宗室地位得到法律上的承认。
此时掖庭令张贺因曾是刘据的家吏，怀念刘据的旧恩，同情刘病已，就对刘病已体贴入微，用私人的钱供给刘病已读书。
待刘病已年长，张贺多次向其弟张安世称赞曾孙材美，并想把孙女嫁给刘病已。
当时是元凤四年，昭帝刚刚加冠；张安世任右将军，与霍光共同辅佐昭帝；张安世的小儿子张彭祖又与刘病已同席研读经书，二人关系极好。
《中国哲学简史》笔记
《中国哲学简史》读书笔记中国传统哲学的主要精神既是入世的，又是出世的。
由于有这样的一种精神，中国哲学既是理想主义的，又是现实主义的；既讲求实际，又不浮浅。
入世和处世是对立的，正如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是对立的一样。
中国哲学的使命正是要在这种两极对立中寻求她们的综合。
而中国哲学的背景：中国是个大陆国家，中华民族历来依靠农业来维持生存。
直到今日，中国的农业人口还在全体人口中占到百分之七十五至八十。
在一个农业国家里，财富的首要基础是土地。
因此，在中国历史上，一切社会、经济思想以致政府的政策措施都以土地的分配和利用为中心。
在一个农业国家里，无论和平时期或战争时期，农业都同为重要。
在中国历史上，各种社会、经济的理论和政策都重农轻商。
在一个重农轻商的国家里，商人自不免受到轻视。
在中国的传统社会里，把民众按行业分为士、农、工、商四等，士通常是来自地主阶级，农就是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这两种行业受到社会的尊重，任何人出身于“耕读世家”往往引以为傲。
读书人通常并不亲自耕地，但他们一般出自于地主家庭，家庭的兴衰和农业生产的好坏直接联系在一起，农业收成好，他们受益；农业收成坏，他们也受连累。
因此，他们的宇宙观和人生观都主要反映了农民的思想。
再加上他们受过教育，使他们得以表达农民自己没办法表达的思想，这种表达在中国就采取了哲学、文学和艺术的形式。
儒家的人生观、哲学观是崇尚礼乐、强调人与社会的和谐统一，以维护现实既定的宗法秩序，儒家的思想是积极入世的追逐功利的；并且其哲学观具体说来就是礼乐、仁义、忠恕、中庸。
墨家约产生于战国时期。
创始人为墨翟。
墨家是一个纪律严密的学术团体，其首领称“矩子”，其成员到各国为官必须推行墨家主张，所得俸禄亦须向团体奉献。
墨家学派有前后期之分，前期思想主要涉及社会政治、伦理及认识论问题；后期墨家在逻辑学方面有重要贡献。
墨家对古代文明持批判态度，墨子质疑周代早期的传统典制、礼仪、音乐、文学的合理性和实用性，并力求使之简化；主张兼爱（人与人平等相爱）、非攻（反对侵略战争）、天志（相信天的意志）、明鬼（相信有鬼）。
东汉大瘟疫，持续200多年
东汉大瘟疫，持续200多年天师道一、汉末魏晋的大瘟疫东汉魏晋南北朝时期，按照气候学家竺可桢和陈焕然先生的研究，属于中国历史上的寒冷期，因此自然灾害频繁发生。
在众多的灾异当中，瘟疫影响最为严重。
据史籍记载，从东汉安帝到东晋时期，爆发了一场持续200多年的大瘟疫。
张志斌先生的《中国古代疫病流行年表》一书曾将正史中关于瘟疫的记载一一摘出，我们发现东汉末年到东晋时期，瘟疫几乎伴随始终。
东汉末年，由于皇帝昏庸、宦官专权、官员贪腐无能，进一步加重了灾难的后果。
在《后汉书》桓、灵二帝的帝纪中，充斥着灾异的记载，桓、灵二帝就曾因为灾异而频频颁发罪己诏。
俗话说“大战之后必有大疫”，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持续的战乱进一步加剧了疫病的流行。
东汉末年战乱频发瘟疫所影响的范围很广，对于百姓的生命安全威胁极大。
东汉末年，曹植在《说疫气》中写道：“家家有伏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声。
或合门而亡，或举族而丧者。
”疫病如此严重，古人也在探寻疾病的起源。
但由于这一时期人们对疾病认识的落后，只能用他们知识结构中的阴阳、“天人合一”等观念来解释瘟疫。
他们认为是统治者失德，阴阳失调而导致疫病。
正如曹植所言：“此乃阴阳失位 , 寒暑错时 , 是故生疫。
”东汉末年，面对疾病，皇帝只能频繁下罪己诏祷告神灵、安抚百姓，同时派遣行药使者发放药物，这样的做法对于抗疫本就是杯水车薪之举，而药物又被各级官吏中饱私囊。
老百姓该怎样应对空前的灾难，就成了一个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
影视剧中的汉桓帝二、道教的横空出世当民众陷入绝望时，就会祈求神的帮助。
这时候，道教以天神代理人的身份出现，开始在百姓中传播开来。
学者一般认为太平道和天师道等宗教团体的出现标志着道教的诞生，而这两个团体，都是在东汉末年疫病流行的环境下产生的。
巨鹿人张角乘机创立太平道，自称“大贤良师”，广招弟子，并命令弟子打着宗教的幌子给百姓画符施药。
《后汉书》称张角“符水咒说以疗病，病者颇愈，百姓信向之”。
古代泰山地震的政治影响分析
古代泰山地震的政治影响分析本文从网络收集而来，上传到平台为了帮到更多的人，如果您需要使用本文档，请点击下载按钮下载本文档（有偿下载），另外祝您生活愉快，工作顺利，万事如意！在华夏名山大川中，泰山因其独有的居东方位，与古代政治密切联系在了一起。
在科技不发达的古代社会，人们认为只要泰山稳固，天下就平安，从而形成了“泰山安则天下安”的文化理念;而泰山灾异，却被视为不祥之兆，预示着改朝换代或者社会动荡不安，形成了对泰山的畏惧心理。
其中，作为泰山最大灾异的地震，历来被封建统治者特别看重，来不得半点马虎和懈怠。
因为在最高封建统治者心目中，泰山地震不仅能导致政坛不稳、险象环生，还能会对社会生活产生深远影响。
古代泰山地震的特殊政治影响力，形成了旧时特有的社会现象，即臣民看着君王的脸色行事，而君王则看着泰山的安危行事，由此可见泰山在人们的思想意识中处于何等重要的地位。
一、泰山神圣地位的形成泰山崛起于华北平原之东，凌驾于齐鲁平原之上。
因其基础宽厚而产生稳固感，形体庞大而产生厚重感，大有“镇坤维而不摇”之威仪。
所谓“稳如泰山”、“重如泰山”，正是其自然特征在人们心理上的真实反映。
但泰山真正成为历代统治者眼中的一座“政治山”，则源于先民对太阳、对东方、对大山的原始崇拜。
远古时期，由于东夷部落最先开凿了中化文明之源，而后世历代部落首领又均在泰山文化圈内有所活动，所以深受东方民族文化的影响，泰山渐同国家政权发生关系，由一座自然山渐成一邦之镇、一国之尊。
泰山的神圣地位之所以在中国古代思想界得到确认，首因应推古老五行学说的诞生及盛行。
泰山在五岳中位居东方，为东岳。
按五行学说，东，于五行属木，于五色属青，于四季属春。
在中国古代文化中，这些元素均与生命和生长有关，加之日月经天，自东而始。
因此，古人常把东方以及象征东方的泰山视为万物生长之源、起始之地。
由于日月又分别代表着阴阳明暗，因此，东方及泰山又成为古人视野中的阴阳交替之所，是起始、交代、更替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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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汉宣帝时期的灾异作者：赵天昱来源：《湖北函授大学学报》2017年第03期[摘要]灾异学说在中国古代是一种重要的政治思想和手段。
西汉的董仲舒进一步提出了“天人合一”的思想，这种思想在汉宣帝时期被朝廷所承认。
由于汉宣帝早年受戾太子案的牵连，地位低微。
所以他在补偿心理的驱动下，运用灾异学说这种政治手段，为自己谋取利益。
根据宣帝支持“毂梁”学而不是支持“公羊”学，以及汉宣帝对萧望之的厌弃和对宦官的任用可以看出，宣帝并不相信灾异学说，只是将其作为政治手段而已。
[关键词]灾异学说；汉宣帝；政治手段西汉的灾异现象作为西汉政治文化中的重要部分，广受学者关注。
灾异现象从一般的自然现象变成具有政治意义的重要事件，是在汉代“公羊学”学说盛行的文化背景下出现的。
关于灾异与政治的关系研究上，顾颉刚在《秦汉的方士与儒生》中指出了西汉的灾异学说否定了汉家受命于天这一理论，但没有体现灾异与政局变动的微妙关系。
张荣明在《权力的谎言》中认为“君主是祥瑞与灾异的承担者。
”帝王实际上才灾异的操纵者，因为帝王拥有着对灾异的最终解释权，灾异在政治生活中也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对于汉宣帝的研究，辛德勇在《建元与改元》中分析了汉宣帝与霍光的斗争，指出了宣帝地节改年号的原因。
灾异对政治的影响，前辈专家学者都已经有了非常多的研究，但灾异说是在汉宣帝时期才开始大放“异彩”，成为汉宣帝的一项重要政治手段。
可是汉宣帝并没有支持对灾异学说有着详细论证的“公羊学”，反而增设了“毂梁”博士。
这与汉宣帝个人的出身背景，以及心理又有着什么样的关系，鲜有学者涉及，本文拟从汉宣帝为切人点，讨论灾异对政治的影响。
一、灾异学说在汉宣前的发展灾异学说应起源于《尚书·洪范》。
箕子在回答武王关于如何治理国家时，讲到了“次八日念用庶征，次九日向用五福，畏用六极。
”，也就是说君主的行为会和天象的变化相关联。
在《左传》中，这种观念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左传》作为《春秋》的注，对《春秋》中的具体事件进行详细的说明，其中也体现了作者对《春秋》里事件的看法与态度。
《春秋》僖公十五年九月载：“己卯，晦，震夷伯之庙。
”《左传》：“‘震夷伯之庙’，罪之也。
于是展氏有隐慝焉。
”这种想法在春秋时期是得到比较普遍的认可的。
汉武帝时期的董仲舒则继承了《春秋》中的精神，建立起了一套完整的体系，用“五行”“阴阳”学说来证明灾异存在的合理性。
董仲舒认为“凡灾异之本，尽生于国家之失，国家之失乃始萌芽，而天出灾害以谴告之。
”董仲舒指出君王如果不根据灾异的情况来对自身进行调节的话，会引来上天更大的惩处，希望用这种灾异的理论来对君主的行为加以限制。
汉武帝虽然采用了董仲舒“大一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理论，但对这套灾异学说并不感兴趣，《汉书·董仲舒传》载“仲舒治国，以《春秋》灾异之变推阴阳所以错行……先是辽东高庙、长陵高园殿灾，仲舒居家推说其意……仲舒弟子吕步舒不知其师书，以为大愚。
于是下仲舒吏，当死，诏赦之，仲舒遂不敢复言灾异。
”汉武帝不喜欢这套理论，但是同时他难以完全避开灾异学说。
灾异与祥瑞同属于董仲舒“天人感应”的范畴，两者本来就不可分离，汉武帝恰恰是一个喜欢祥瑞的人，汉武帝时期祥瑞便不断出现。
汉武帝享受着众多儒生通过祥瑞为他歌功颂德，想完全规避灾异的存在也是不现实的。
汉武帝晚期各种灾害频现，大风、蝗灾、地震、陨石、日蚀接连发生，已经是不可忽视的社会问题。
钱穆指出“于是言符瑞者终不敌于言灾异，而仲舒要为开先路之大儒矣。
”这种灾异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并为众多儒家学者使用，成为了劝诫君王，甚至攻讦汉王朝的有效武器。
武帝末年，社会已经人口锐减，财政紧张。
汉武帝死后传位于年仅八岁的少子刘弗陵，即是后来的汉昭帝，少主即位大臣辅政的局面使得汉昭帝时期的政局颇为动荡。
昭帝元凤三年正月发生了一件事，眭弘以虫食出的“公孙病已立”的文字，推出了汉天子应当退位，并从民间寻找贤德的人将帝位禅让出去的结论，所依据的就是《春秋》与董仲舒的理论。
当时的执政者霍光对这件事的态度是“恶之”，并以妖言惑众的罪名斩杀了眭弘。
汉昭帝二十一岁暴毙身亡，霍光迎立昌邑王刘贺为皇帝，夏侯胜发现天阴久不雨，根据《洪范》推断出有臣子在图谋加害君主，然而此时霍光果真在阴谋废立之事。
对于这件事霍光的表现是“大惊，以此益重经术士”。
《汉书·天文志》还有数次关于昌邑王有荒淫无道的言行而将被废除的灾异预兆，最后霍光废除昌邑王的时候，出现灾异也是原因之一。
二、灾异学说在宣帝时期发展运用灾异学说大行其道是在汉宣帝时期。
昌邑王被废后，汉宣帝即位，当时霍光权势熏天，汉宣帝对此颇有忌惮。
霍光死后，霍氏仍然占据朝堂的半壁江山。
此时萧望之的以灾异批评霍氏专权的话令汉宣帝非常欣喜。
萧望之认为当年季氏的专权，导致了鲁国的大雨雹，而当今的灾异，正是由于霍氏专权引起的，希望汉宣帝能够“唯明主躬万机……令公卿大臣朝见奏事……则庶事理，公道立，奸邪塞，私权废矣。
”萧望之暗指今朝堂上有臣下权力过大，暗指霍氏，并希望汉宣帝能够亲自掌权，决策国家政事。
这番话深得汉宣帝之心，后汉宣帝就以造反为由，诛杀了霍氏家族，萧望之则在霍氏被灭后得以重用。
汉宣帝对灾异学说的运用十分娴熟，多次利用灾异为自己带来利益。
宣帝小时候受戾太子案的牵连，襁褓之中的时候，就下了邸狱，“至后元二年，武帝疾，往来长杨、五柞宫，望气者言长安狱中有天子气”，从日后来看，这个“天子气”所指应是汉宣帝。
宣帝少年时期也有异事发生，“时会朝请，舍长安尚冠里，身足下有毛，卧居数有光耀。
每买饼，所从买家辄大雠，亦以是自怪。
”朝请在汉代是指诸侯在春秋两个季节来长安朝见天子，而关于“尚冠里”，颜师古注为“舍，止也。
尚冠者，长安中里名。
帝会朝请之时，即於此里中止息。
”宣帝在这样一个诸侯来朝权贵众多的地方被传有异事发生，这为他后来即位埋下了舆论基础。
而后有说宣帝去买饼的时候，买家会被同行群起而攻之，就是暗指宣帝能为店家带来更多的顾客与财富，这样宣帝在百姓之间的声望也是很好。
由于宣帝在成为帝王之前屡有不凡征兆，因此他即位后更是直接承认了灾异学说。
宣帝就借用灾异之名暗指霍氏专权。
当时灾异频现，霍家自己都认为灾异发生的原因在自己身上，霍光之子霍山说：“尝有上书言大将军时主弱臣强，专制擅权，今其子孙用事，昆弟益骄恣，恐危宗庙，灾异数见，尽为是也。
”如此指向明确的舆论之后怕是有宣帝的暗中的操纵。
宣帝时期羌人叛乱，赵充国奉旨平叛，在平叛的过程中赵充国采用了坚守不出战略，宣帝颇为着急，他在责问赵充国为何不出兵的诏书中用了“今五星出东方，中国大利，蛮夷大败。
”宣帝用星象为理由，敦促赵充国尽快出兵。
在昌邑王为王时，“见大白狗冠方山冠而无尾，此服妖，亦犬祸也。
”汉宣帝降罪于昌邑王，使昌邑王没能留下后人，符合了先前所出现的异象。
宣帝承认了灾异的存在，对祥瑞的需求就更多了，他需要更多的来自于上天的认可。
神鸟、甘露等祥瑞之兆纷纷面世。
汉宣帝年间所见祥瑞次数众多，种类繁多，宣帝自己又着意宣扬，经常在祥瑞出现后发布诏令庆祝，祭拜祖先宗庙，给民众赏赐，更改年号，这些都是用祥瑞证明自己的贤德。
三、灾异学说在宣帝时期发展的原因汉宣帝个人的早期经历对他的性格产生了影响，从更长远的方面来看，也影响到了他对灾异学说的偏好。
奥地利心理学家阿尔弗雷德·阿德勒，认为儿童小时候如果受到忽视或者缺少陪伴容易产生自卑感。
汉宣帝小时候遭遇政治变故，下过邸狱，后来被养在掖庭。
汉宣帝本为汉武帝的嫡系子孙，早年却地位卑微，依靠于祖母的娘家，这确实是个容易产生自卑感的环境。
自卑感会促使人努力获得他人的承认，汉宣帝刚即位之初就迫不及待地想获得他人的承认。
汉宣帝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为他的曾祖父立庙乐，满堂文武都没有异议，唯独夏侯胜认为，“武帝虽有攘四夷广土斥境之功，然多杀士众，竭民财力，奢泰亡度，天下虚耗，百姓流离，物故者半。
蝗虫大起，赤地数千里，或人民相食，畜积至今未复。
亡德泽于民，不宜为立庙乐。
”夏侯胜的观点是符合事实的，但是宣帝要为汉武帝立庙乐的目的却不并不单单为了宣扬武帝功绩，更多的是为了表明自己是武帝的子孙，继承皇位是名正言顺，毋庸置疑。
皇位经由汉武帝传到汉昭帝，再到昌邑王，传到宣帝时已经是几经易手，宣帝与昭帝并非直系的血缘关系，向上溯源，只能是汉武帝。
从个人情感上来说，汉宣帝应该也不会对杀了他祖父母和父母的汉武帝抱有好感。
其他的公卿大臣想必是体会到了这一点，但是夏侯胜仍然坚持“诏书不可用也”，落得一个被治罪的下场，最终也并没有能阻拦宣帝为自己正名。
有自卑感的人在追求认可时，会难以忍受其他人对他们提出异议，并且对事情有强烈的掌控的欲望。
这在汉宣帝身上都有明显的体现。
宣帝在执政时极难容忍他人意见与自己相左，哪怕是他自己宠信的臣子。
《汉书·平当传》中将平当与萧望之比较，则是“每有灾异，当辄傅经术，言得失。
文雅虽不能及萧望之、匡衡，然指意略同。
”可见萧望之的灾异之说应是十分符合宣帝的喜好，霍氏倒台后，萧望之也是连连得以晋升。
但是萧望之总归是个儒生，当他在西羌问题和平常仓问题上的观点与汉宣帝的意思相反时，他便被厌弃，远离了政治中心。
宣帝对宦官非常信任，其中又数石显、弘恭最受信任。
《汉书》载：“宣帝时任中书官，恭明习法令故事，善为请奏，能称其职。
恭为令，显为仆射。
”“宣帝不甚从儒术，任用法律，而中书宦官用事。
中书令弘恭、石显久典枢机，明习文法”。
朱子彦在《论中国封建社会的宦官干政》一文中指出，宦官干预政治是君主抑制臣权的表现。
宣帝任用宦官，也正是他对政事控制欲的表现。
四、灾异学说在宣帝时期发展的实质汉宣帝看中灾异，并非是信奉《春秋》中的微言大义，而是看中灾异学说为他带来的权力上的便利。
西汉的灾异理论当是来源于的董仲舒的“天人感应”之说，君主根据异象，对照《春秋公羊传》中的记载，来改正自己的错误。
但是汉宣帝所支持的却是毂梁学。
《春秋毂梁传》一书中，很少提到灾异之事，偶尔会有一两条对灾异的解释，也旨在表达人应有独立的思考，而不是完全依附上天的垂怜。
但是汉宣帝依旧选择了扶持毂梁学，陈苏镇先生在他的《汉代政治与学》一书中，讨论了汉宣帝扶持毂梁学的原因，主要从继承其祖父戾太子的政治遗产，发扬毂梁学宽容仁厚的政治作风，打压公羊学的儒士风气三个方面来讲。
但是说到底总归还是为了更好的掌握权力运用权力，汉宣帝才会在选择了灾异学说的同时也扶持毂梁学，并尽力调和二者之间的矛盾。
宣帝设立毂梁学的原因仿佛是因为卫太子爱好毂梁学，实际则是宣帝早有预谋地扶持毂梁学，汉宣帝此时的毂梁学已经不是从瑕丘江公那里传来的真正毂梁学了，而是经过汉宣帝授意，刘向加工过的毂梁学。
《汉书·五行志第七上》载：“汉兴，承秦灭学之后，景、武之世，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阴阳，为儒者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