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辩证法与诡辩论的区别

浅谈辩证法与诡辩论的区别

近年来，随着辩论热、演讲热在校园的悄然兴起，哲学常识课倍受同学们的欢迎。然而，不少同学分不清辩证法与诡辩论的界限。我们知道，诡辩论貌似辩证法，但辩证法决不等于诡辩论，辩证法与诡辩论有着严格的区别。下面就此谈点个人的浅见。

首先，在概念灵活性问题上，是客观地运用概念的灵活性，还是主观地运用概念的灵活性，是辩证法与诡辩论的主要区别。

唯物辩证法认为，概念是反映客观事物的本质及其规律的基本思维方式。客观事物质的相对稳定性决定了反映它的概念的确定性；客观事物质的变动性决定了反映它的概念的灵活性。概念的灵活性必须以客观事物的变动性为基础，事物变动的幅度决定着反映它的概念的灵活范围。一句话，概念的灵活性是客观事物辩证发展的反映。而诡辩论则是从主观主义出发，以“我的需要”为转移，随心所欲地玩弄概念的灵活性，把概念的灵活性变成主观随意性。他们随意改变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利用多义词混淆不同的概念，不顾同一概念在不同场合的性质和用法，随意套用。如“缴学费”这一概念，其本意是学生入学读书时应按学校规定交纳费用。而现在却被某些官僚主义者用来为其所犯错误进行辩护和开脱，当做逃避罪责的遁词。时下，有些官僚主义者主观主义的想当然、瞎指挥，造成决策失误，给国家和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结果，他们只轻描淡写地甩出一句话：“就算（或权当）交了一次学费。”不反省，不自责，偷换了“缴学费”的本意。再如：去年三月李登辉在台湾搞的“直驯政治把戏，从逻辑思维上看，也包含有偷换概念的诡辩论成分。李登辉之流想把台湾２１００万中国人说成是一个独立于中华民族之外的“生命共同体”，然后再援引“主权在民”的学说，把他们杜撰的“台湾生命共同体”等同于“主权在民”的“民”，以此为其“总统”和“台湾主权独立”披上合法的外衣。众所周知，“主权在民”的“民”是指一国的国民，而非一省的省民。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台湾的民众是中华民族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的主权不可分割。李登辉想把“省民”偷换成“国民”，以此为“台湾主权独立”寻求市场，这种拙劣的诡辩伎俩能够骗得了谁呢？

另外，也有故意运用概念的灵活性来开玩笑的。唐朝时，泾川豪士汪伦，久慕李白大名，欲求一见。一天，听说李白将来泾川，汪伦便写信迎请，诡云：“先生好游乎？此地有十里桃花。先生好饮乎？此地有万家酒店。”诓得李白欣然前往。李白到后，汪伦告诉说：“桃花者，潭水名也，并无桃花。万家者，店主人姓万也，并无万家酒店。”李白听后大笑。汪伦款留李白数日，临别赠马八匹，官锦十端，并亲自送行。李白感其盛情，作《桃花潭绝句》回赠：

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

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

汪伦的这一玩笑，为文坛留下了一段千古传颂的佳话。列宁说：“概念的全面的、普遍的灵活性，达到了对立面同一的灵活性，――这就是问题的实质所在。这种灵活性，如果加以主观的应用＝折衷主义与诡辩。客观地应用的灵活性，即反映物质过程的全面性及其统一的灵活性，就是辩证法，就是世界的永恒发展的正确反映。”（《列宁全集》，第３８卷，１１２页）

其次，在事物转化的问题上，讲不讲事物转化的条件性，是辩证法与诡辩论的重要区别。

唯物辩证法的理论和社会实践都告诉我们，世界上的任何事物都不是僵死不变的，而是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过渡和转化的。例如：错误常常是正确的先导；失败往往是成功之母。但是，要使错误变成正确，失败变为成功，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这个条件就是要善于从错误和失败中总结经验教训。没有这个条件，就不可能实现转化，坏事永远变不成好事。在这里，一定的条件是事物转化的前提和关键。对此，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矛盾着的对立的双方互相斗争的结果，无不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在这里，条件是重要的。没有一定的条件，斗争着的双方都不会转化。”（《毛泽东选集》，第５卷，３９８页）而诡辩论则不然，他们脱离事物转化的条件，信口雌黄，“眼睛一眨，老母鸡变鸭”。他们任意地把坏事说成好事，把好事说成坏事，把失败说成胜利，把胜利说成失败。“文革”期间，国产的“风庆”轮沉没了，这当然是件坏事，是一次失败。可“四人帮”的军师张春桥却说：“‘风庆’轮就是沉了，也是伟大胜利。”当群众提出疑义时，

他竟摆出“理论家”的架势说：“难道马克思主义就不允许沉船吗？”这哪里是什么马克思主义？这分明是强词夺理的诡辩！诚然，马克思主义是允许工作出现失败的。但是，马克思主义要求我们要尽可能地把工作做好，争取少失败、不失败，最终取得成功，取得胜利。船沉了，是损失，是失败，马克思主义决不会把它叫做“伟大胜利”。在挫折和失败面前，马克思主义要求人们要勇于面对现实，敢于承认失败，善于从失败中吸取教训，努力把失败转化为成功，转化为胜利。可见，唯物辩证法是有条件的转化论，诡辩论则是无条件的乱变论。再次，在个别与一般的关系问题上，是坚持个别与一般的对立统一，还是任意割裂个别与一般的联系，是辩证法与诡辩论的又一重要区别。唯物辩证法认为，任何一个具体事物都是个别和一般的统一，世界上的事物之所以千差万别，是因为它们各自包含有特殊的矛盾，具有区别于其他事物的特殊本质，即具有个性。然而，世界上的事物又是互相联系的，同类事物中包含有某种共同的本质，也就是具有共性。所以，个别和一般的关系，也就是事物的个性与共性、特殊性与普遍性的关系。个别和一般是互相联结、不可分割的。例如：我们说“香蕉是水果”、“楼房是房屋”等，都包含着个别与一般的对立统一。你如果上街买香蕉，也可以说去买水果，这没有错，因为个别包含有一般，香蕉是水果的一种。可是，你如果既不买香蕉，也不买苹果、桔子等，硬要买一种抽象的、一般的水果，那是永远也买不到的。世界上没有脱离个别的一般，也没有不同一般相联系的个别。正如列宁所说：“个别一定与一般相联系而存在。一般只能在个别中存在，只能通过个别而存在。任何个别（不论怎样）都是一般。”（《列宁选集》，第２卷，７１３页）

诡辩论在对待个别与一般的问题上与辩证法截然不同，要么割断个别和一般的联系，要么将个别混同于一般。两千多年以前，我国有个叫公孙龙的哲学家，曾经提出过一个“白马非马”的著名命题。据说，有一次公孙龙牵着一匹白马出关，把关的人对他说：“喂！公孙龙先生，把你的马留下吧！法令规定是不许马出关的。”公孙龙说：“嘿！我牵的是马吗？不是！我牵的是白马，不是马，白马和马是两回事，不能混为一谈。”可以想见，守关的兵士当然不会听信公孙龙的诡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