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辩证法与诡辩论的区别

浅谈辩证法与诡辩论的区别近年来，随着辩论热、演讲热在校园的悄然兴起，哲学常识课倍受同学们的欢迎。

然而，不少同学分不清辩证法与诡辩论的界限。

我们知道，诡辩论貌似辩证法，但辩证法决不等于诡辩论，辩证法与诡辩论有着严格的区别。

下面就此谈点个人的浅见。

首先，在概念灵活性问题上，是客观地运用概念的灵活性，还是主观地运用概念的灵活性，是辩证法与诡辩论的主要区别。

唯物辩证法认为，概念是反映客观事物的本质及其规律的基本思维方式。

客观事物质的相对稳定性决定了反映它的概念的确定性；客观事物质的变动性决定了反映它的概念的灵活性。

概念的灵活性必须以客观事物的变动性为基础，事物变动的幅度决定着反映它的概念的灵活范围。

一句话，概念的灵活性是客观事物辩证发展的反映。

而诡辩论则是从主观主义出发，以“我的需要”为转移，随心所欲地玩弄概念的灵活性，把概念的灵活性变成主观随意性。

他们随意改变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利用多义词混淆不同的概念，不顾同一概念在不同场合的性质和用法，随意套用。

如“缴学费”这一概念，其本意是学生入学读书时应按学校规定交纳费用。

而现在却被某些官僚主义者用来为其所犯错误进行辩护和开脱，当做逃避罪责的遁词。

时下，有些官僚主义者主观主义的想当然、瞎指挥，造成决策失误，给国家和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

结果，他们只轻描淡写地甩出一句话：“就算（或权当）交了一次学费。

”不反省，不自责，偷换了“缴学费”的本意。

再如：去年三月李登辉在台湾搞的“直驯政治把戏，从逻辑思维上看，也包含有偷换概念的诡辩论成分。

李登辉之流想把台湾２１００万中国人说成是一个独立于中华民族之外的“生命共同体”，然后再援引“主权在民”的学说，把他们杜撰的“台湾生命共同体”等同于“主权在民”的“民”，以此为其“总统”和“台湾主权独立”披上合法的外衣。

众所周知，“主权在民”的“民”是指一国的国民，而非一省的省民。

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台湾的民众是中华民族的一个组成部分。

中国的主权不可分割。

李登辉想把“省民”偷换成“国民”，以此为“台湾主权独立”寻求市场，这种拙劣的诡辩伎俩能够骗得了谁呢？另外，也有故意运用概念的灵活性来开玩笑的。

唐朝时，泾川豪士汪伦，久慕李白大名，欲求一见。

一天，听说李白将来泾川，汪伦便写信迎请，诡云：“先生好游乎？此地有十里桃花。

先生好饮乎？此地有万家酒店。

”诓得李白欣然前往。

李白到后，汪伦告诉说：“桃花者，潭水名也，并无桃花。

万家者，店主人姓万也，并无万家酒店。

”李白听后大笑。

汪伦款留李白数日，临别赠马八匹，官锦十端，并亲自送行。

李白感其盛情，作《桃花潭绝句》回赠：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

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

汪伦的这一玩笑，为文坛留下了一段千古传颂的佳话。

列宁说：“概念的全面的、普遍的灵活性，达到了对立面同一的灵活性，――这就是问题的实质所在。

这种灵活性，如果加以主观的应用＝折衷主义与诡辩。

客观地应用的灵活性，即反映物质过程的全面性及其统一的灵活性，就是辩证法，就是世界的永恒发展的正确反映。

”（《列宁全集》，第３８卷，１１２页）其次，在事物转化的问题上，讲不讲事物转化的条件性，是辩证法与诡辩论的重要区别。

唯物辩证法的理论和社会实践都告诉我们，世界上的任何事物都不是僵死不变的，而是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过渡和转化的。

例如：错误常常是正确的先导；失败往往是成功之母。

但是，要使错误变成正确，失败变为成功，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这个条件就是要善于从错误和失败中总结经验教训。

没有这个条件，就不可能实现转化，坏事永远变不成好事。

在这里，一定的条件是事物转化的前提和关键。

对此，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矛盾着的对立的双方互相斗争的结果，无不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

在这里，条件是重要的。

没有一定的条件，斗争着的双方都不会转化。

”（《毛泽东选集》，第５卷，３９８页）而诡辩论则不然，他们脱离事物转化的条件，信口雌黄，“眼睛一眨，老母鸡变鸭”。

他们任意地把坏事说成好事，把好事说成坏事，把失败说成胜利，把胜利说成失败。

“文革”期间，国产的“风庆”轮沉没了，这当然是件坏事，是一次失败。

可“四人帮”的军师张春桥却说：“‘风庆’轮就是沉了，也是伟大胜利。

”当群众提出疑义时，他竟摆出“理论家”的架势说：“难道马克思主义就不允许沉船吗？”这哪里是什么马克思主义？这分明是强词夺理的诡辩！诚然，马克思主义是允许工作出现失败的。

但是，马克思主义要求我们要尽可能地把工作做好，争取少失败、不失败，最终取得成功，取得胜利。

船沉了，是损失，是失败，马克思主义决不会把它叫做“伟大胜利”。

在挫折和失败面前，马克思主义要求人们要勇于面对现实，敢于承认失败，善于从失败中吸取教训，努力把失败转化为成功，转化为胜利。

可见，唯物辩证法是有条件的转化论，诡辩论则是无条件的乱变论。

再次，在个别与一般的关系问题上，是坚持个别与一般的对立统一，还是任意割裂个别与一般的联系，是辩证法与诡辩论的又一重要区别。

唯物辩证法认为，任何一个具体事物都是个别和一般的统一，世界上的事物之所以千差万别，是因为它们各自包含有特殊的矛盾，具有区别于其他事物的特殊本质，即具有个性。

然而，世界上的事物又是互相联系的，同类事物中包含有某种共同的本质，也就是具有共性。

所以，个别和一般的关系，也就是事物的个性与共性、特殊性与普遍性的关系。

个别和一般是互相联结、不可分割的。

例如：我们说“香蕉是水果”、“楼房是房屋”等，都包含着个别与一般的对立统一。

你如果上街买香蕉，也可以说去买水果，这没有错，因为个别包含有一般，香蕉是水果的一种。

可是，你如果既不买香蕉，也不买苹果、桔子等，硬要买一种抽象的、一般的水果，那是永远也买不到的。

世界上没有脱离个别的一般，也没有不同一般相联系的个别。

正如列宁所说：“个别一定与一般相联系而存在。

一般只能在个别中存在，只能通过个别而存在。

任何个别（不论怎样）都是一般。

”（《列宁选集》，第２卷，７１３页）诡辩论在对待个别与一般的问题上与辩证法截然不同，要么割断个别和一般的联系，要么将个别混同于一般。

两千多年以前，我国有个叫公孙龙的哲学家，曾经提出过一个“白马非马”的著名命题。

据说，有一次公孙龙牵着一匹白马出关，把关的人对他说：“喂！公孙龙先生，把你的马留下吧！法令规定是不许马出关的。

”公孙龙说：“嘿！我牵的是马吗？不是！我牵的是白马，不是马，白马和马是两回事，不能混为一谈。

”可以想见，守关的兵士当然不会听信公孙龙的诡辩。

这个故事的真实性如何，我们暂且不论，可是，认为白马不是马，这就不对了。

白马和马是有差别的两个不同的概念，白马属于个别，特指白颜色的马，马属一般，泛指各种颜色的马，当然“不能混为一谈”。

但是，这种差别不能夸大，白马尽管颜色与其他马不同，可它仍然是马。

法令规定不许马出关，这里的“马”指的是一般，应包括各种颜色的马，公孙龙牵的白马当然也不能例外。

在这个故事里，公孙龙的错误就在于夸大了白马和马的差别，否定了二者的联系、统一，只看到白马的个性，抹杀了白马与其他马的共性，从而陷入了诡辩论。

第四，在真理二重性问题上，是坚持真理相对性与绝对性的统一，还是只讲甚至夸大相对性而否认绝对性，也是辩证法与诡辩论的区别之一。

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认为，真理作为正确反映客观事物本质及其发展规律的认识，是客观的，既有绝对性，也有相对性。

真理的绝对性和相对性既是对立的，又是统一的。

绝对性寓于相对性之中，相对之中有绝对，二者密切相联、不可分割。

诡辩论割裂真理绝对性和相对性的联系，只讲真理的相对性，不讲真理的客观性和绝对性，或者夸大真理的相对性，否定真理的客观性和绝对性。

我国先秦哲学家庄周在《齐物论》中讲过这样一段话：人睡在潮湿的地方会得腰疼病，泥鳅也这样吗？人爬到高树上觉得胆怯，猿猴也这样吗？人、泥鳅、猿猴，究竟谁选择的住处合适？……于是，他得出结论说：“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

”科学常识告诉我们，人和其他各种动物的生存环境与生活习性彼此各不相同，各有自己特殊的生存环境和生活习性。

哪种动物适宜生活在哪种环境中，这是客观的。

让各种动物生活在适宜自己生活的环境里，各得其所，这对于各种动物来说，就是是；若反其道而行之，赶猿入水，驱鱼上岸，就是非。

庄周因不同物种不能适应同一自然环境而混淆是非，抹杀真理的客观性、绝对性，陷入了相对主义的诡辩论。

在当代，在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上，辩证法与相对主义的诡辩论也是不同的。

辩证法反对把马克思主义看做僵死的教条，认为马克思主义要向前发展，它的个别原理、结论也是可以改变的。

同时，辩证法又认为马克思主义是客观真理，它的基本原理、原则没有过时，仍然是我们必须坚持的。

而相对主义的诡辩论却恰恰相反，他们打着“发展”的旗号，宣扬马克思主义“过时了”、“不灵了”，从而否定马克思主义是客观真理，企图取消马克思主义。

第五，在事物的现象和本质问题上，是透过现象看本质、抓主流，还是抓住事物某些表面现象的相似之处，故意混淆不同事物的本质区别，也是辩证法与诡辩论的一个区别。

唯物辩证法认为，现象是事物的外部形态和外部联系，是本质的外部表现。

现象是表面的、多变的、丰富多样的，有真象和假象之分。

本质是事物的内部联系，这种内部联系是由事物自身的特殊矛盾构成的。

本质隐藏在事物内部，是相对稳定的。

世界上既没有离开本质的纯粹的现象，也没有不表现为现象的赤裸裸的本质。

现象和本质是对立统一的关系，它们既各有特点、互不相同，又互相依存、不可分割。

诡辩论割裂现象与本质的内在联系，抓住事物表面现象的某些相似之处，把不同质的东西混淆起来，搞乱是非界限。

例如：搞市场经济与“一切向钱看”、重视金钱的作用与“金钱万能论”、放开物价与胡乱要价、学习外国与崇洋媚外……这些东西都有各自质的规定性，彼此有着严格的界限，但是，也确有貌似之处，只有通过辩证分析，才能分辨清楚。

而有些人却抓住它们表面上的相似之处，加以夸大乃至划上等号，有意或无意地混淆不同事物的本质区别，为其错误的行为辩护。

所以，列宁说，诡辩论就是“离开事变的内部联系而抓住事件的表面相似之处”。

（《列宁全集》，第２１卷，９９页）“抓住事件的表面相似之处”，这也是古今一些江湖骗子利用巫术、占卜、算命、相面等手段招摇撞骗、谋取钱财的惯用伎俩。

他们乞灵于一些似是而非、模棱两可的乩语，随机应变，作出适合需要的解释。

例如：用“父在母先亡”来测探问卜者父母的存殁，以示灵验。

其实，这句话能作“多可论”的解释：一是可解释成“父亲在，母亲先死了”；二是可说成“父亲在母亲之前死了”；三是假定父母都健在，则可解释成将来两人死亡时间的先后，反正两人死亡有先有后；四是如果父母亲都去世了，也可解释父母死的时间先后。

根据第一点和第二点，不管谁先死，都能左右逢源。

既然“父在母先亡”这个乩语可以针对各种情况的需要而自圆其说，那么，它也就总是“正确”的了，“灵验”也就“灵”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