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的文学复古与史学复兴

明代的文学复古与史学复兴
摘要：明代的文学复古是一个复杂的文学运动，值得我们从多个层面上进行探讨。

明代的文学复古在展开过程中突出了对史学资源的借鉴，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突出史传文学的核心地位，反对理学对文学和史学的干预，强调文史在文辞和叙事上的相通性，建立了以理、事、辞为核心的复古理论。

而史学文学化和心学化史学观的形成，则最终导致文学复古运动走向式微。

关键词：文学复古；经史之别；理事之争；文辞与叙事；文辞化
如果对先秦以来的文学历史进行高度的逻辑概括，我们可以将其分为三个阶段：先秦文学是一个文史哲混融不分的阶段，魏晋六朝则是文学试图独立于经、史的阶段，唐宋古文运动则表现为混融与独立的双向异动。

从这三个阶段的总体发展趋势看，一方面，由于“文以明道”及功利主义的文学观占主导地位，使文学的独立意识受到压抑，文学呈现为一个多元混合体，从而形成一种大文学观；另一方面，不同时代的作家对文学情感和文体特征以及文学技巧的不断强调，使文学的独立性愈加突出。

由于中国文学的这种特殊性和和复杂性，不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创作上，文学都处在经史、文道、文史三个范畴所构成的学术情境之中。

其中，文学与史学的关系尤为密切。

明中期以降，兴起了广泛的文学复古运动。

文学复古借助史学资源展开，成为复古派的一个理论和实践支点。

自此以后，文学借助史学不断扩充，文学得以突破道统的制衡、突破理学的藩篱，并逐渐向文学的独立价值方面发展。

但到晚明，史统却被简单地文学化了，文的趣味超越了史的思想。

史学的文学化导致了一系列的问题，但从另一个角度看，文学的独立价值也随之提高了。

一
经史关系是古代学术的一个重要命题。

就起源而论，经史同出一源，这在宋元以来已是较为普遍的认识。

载道虽高于载事，但从功能上看是并列的。

在“道统说”占统治地位的时代，史统要比文统有更大的空间。

当文学要求有所变革时，借助史统资源便成了自然选择，更何况在文章统绪中，史传文也一直占有重要地位。

明初，朱右在《文统》一文中构建了一个完整的文章统绪——经是源泉，是“千万世之常经”；诸子则有诞杂之弊；文章则自贾、董以来皆有志于斯文，但直至韩愈才能“追配古作”。

其中，史传占有重要地位，《史记》、《汉书》并称为“后世之准程”；韩愈的成功即在于他能够“本经参史”①。

朱右受到元人重视史传的影响，在尊崇经的前题下，构建了一个开放的文章统系。

在这个体系中，史传被视为文章之一端。

宋代以来盛行的“文统说”在道统的统摄下、在与道统的交融与抗衡中吸取史传文的实践经验，以六经为源头，构建了一个完整的文章统绪。

在
这里，史学和文学发生了密切关系。

当然，道统仍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

如王祎认为“道与文不相离”，“文与道非二物也”，主张“文不载道，不足为文”②；他十分推崇司马迁和班固，认为“三代而下，史才如二子者，可谓特起拔出，隽伟超常。

后之为者，世仍代袭，率莫外乎其矩矱”。

但他又提出世间之文有两种：一种是纪事之文，一种是载道之文，但“史者，纪事之文，于道则末也”③。

可见，史统无以抗衡道统，与文统一样都是道统的附属。

元末明初的文统受到道统的巨大影响，宋濂在《华川书舍记》中就将文统与道统合二为一：
自是以来，若之贾谊、董仲舒、司马迁、扬雄、刘向、班固，隋之王通，唐之韩愈、柳宗元，宋之欧阳修、曾巩、苏轼之流，虽以不世出之才善驰骋于诸子之间，然亦恨其不能皆纯，揆之圣人之文，不无所愧也。

上下一千余年，惟孟子能辟邪说，正人心，而文始明。

孟子之后，又惟舂陵之周子、河南之程子、新安之朱子，完经翼传，而文益明尔。

④
文统与道统合一实际上是文统依附于道统，文章渐失去自主性、独立性，成为道学的附庸。

尽管《左传》、《国语》、《战国策》、《史记》诸书占有一定的地位，但六经是根本，诸子、史传只能以补充的形式出现。

明初以后，理学化史学观十分流行，其标志是朱熹《通鉴纲目》在史学界确立了无可争议的地位。

李东阳《历代通鉴纂要凡例》即明言其书之纂辑“一以朱子凡例为准”⑤。

明初史书编纂受到政权的干涉；历史的价值仅在于借鉴。

于是，自明王朝建立以至宣德年间，史鉴书长盛不衰，《明实录》中共记载有二十九部史鉴书。

但史学处于政治的干涉之下，史学的价值仅体现在教化和训诫，足见史统之衰。

⑥
随着道学衰微，朱子之学亦渐失人心，同时也失去了对社会文化的全面控制。

与此同时，文坛上文学意识增强，并逐渐摆脱了道统的掌控。

但文统的自立绝非一朝一夕的事，有一个缓慢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史统的重新发现与树立起到了重要作用。

二
就整体而言，明初文学和史学的衰落是无庸讳言的。

但古学复兴也已初露端睨，这首先表现在人们对待史传文的态度发生了变化。

王鏊在《重刊左传详节序》、《春秋词命引》二文中解释了学习《左传》的理由：一是“其词婉而畅，直而不肆，深而不晦，鍊而不烦绳削，有若剩焉而非赘也，若遗焉而非欠也”，“词命往来，亦皆婉而切，简而庄，巽而直”，足为后世法；二是自司马迁以至韩愈、欧阳修都能各得《左传》之精华：“迁得其奇，固得其雅，韩得其富，欧得其婉，
而皆赫然名于后世，则左氏之于文可知也已”；三是《左传》亦不背经旨，且正可由此进入“经”：“若夫究圣人笔削之旨，以寓一王之法，自当求其全以进于经”
⑦。

这里，王鏊主张学韩、学苏、学《左传》，显现出其独特取向，即对“文辞”十分重视，这与当时流行的对道统的尊崇有很大不同。

弘正之际，前七子派崛起，“所慕尚则动以六经、《左》、《国》、秦汉、六朝为言，如退之辈且鄙俚之置之度外耳”⑧。

崇尚六经已不具有指标性意义，学六朝也是专指少部分人，并非复古之主流，唯学《左》、《国》、秦汉才是核心。

屠隆《文论》有云：“弘、正之际，学《左》、《国》者，得其高峻而遗其和平，学《史》、《汉》者得其豪宕而遗其浑博。

”⑨汪道昆也曾说：“弘嘉之际，作者烝烝，秦齐代兴，一禀左氏、司马。

”⑩康海以学《史记》闻名，朱孟震在《刊对山先生全集序》中说：“嗟呼，文自司马氏以来，作者代起，盖千有余年，而无能得其似。

先生崛起弘正间，逸才天授，不假人力，遂升子长之堂而入其室，与李何王马彬彬然朋炳交映，斯亦间世之杰哉！”《左传》、《国语》、《史记》、《汉书》成为文学复古的目标和核心资源。

当然，还有《战国策》，而且对《战国策》的重视和提倡更具开端意义。

为什么史传成为复古运动的师法目标甚至理论支点呢？这是因为其他可以借鉴的资源都面临着枯竭的局面，唯有借助史统才能振兴古学。

对这一点，顾璘看得很清楚，他在《赠吕泾野先生序》一文中说：
今天下之师三：曰文辞，曰经义，曰道学。

文辞者，选辞炼文，拟量作者，掞国家之章采，诚不可缺，然其务华失实，不底于大义，使人荡而忘本，君子所惧也。

经义者，抱六艺之遗，寻绎衍说，涉猎支肤，不为无助，然破裂圣真，假筌蹄以干利禄，一切不求之身，徒美口耳而已。

道学者，谈性命之微，别天人之分，虽未必实有诸己，然指示门户，分析幽眇，庶几究大道之实际；及其弊也，立异尚新，不遵先圣之途轨，概执玄论，渎诸僝孺，失区别之教，悖善诱之法，使人躐意高远，废下学而希上达，视二前端，取利差大，其害亦遂以甚。

”
既然文辞、经义、道学都存在着无法克服的弊端，唯一可资借鉴的就只有史传了。

李梦阳则从另一个角度入手，他在《论学》上篇第五中说：“经史体殊，经主约，史主该，……天下好古之士，惑于是，惟约之务，为湔洗，为聱牙，为剜剔，使观者知所事而不知所以事。

”就经学而言，因为惑于六经，便产生了湔洗、聱牙、剜剔之弊。

就学史而言，“宋儒兴而古之文废”，直接影响到史传文，就是“而今之文，文其人，无美恶，皆欲合道，传志其甚矣”。

因此，他主张以古文革除迷经惑史之弊：“夫文者，随事变化，错理以成章者也。

不必约，太约伤肉；不必该，太该伤骨。

”
复古派是反对理学的，并以此为复古文学理论的核心。

仔细考察就会发现，复古派对理学的批判也是借助史学资源展开的。

李梦阳在《战国策序》一文中为其辩护时，就强调史之道具有“忠焉质焉”的特点，并且具有多重价值：“录往者迹其事，考世者证其变，攻文者模其辞，好谋者袭其智。

袭智者谲，模辞者巧，证变者会，迹事者该，是故述者尚之。

”何景明《汉纪序》的论证最为充分：
夫学者谓经以载道，史以载事。

故凡讨论艺文，横分事理而莫知反说，讫无条贯，安能弗畔也哉？《易》列象器，《诗》採风谣，《礼》述仪物，《春秋》纪列国时事，皆未有舍事而议于无形者也。

夫形理者事也，宰事者理也。

故事顺则理得，事逆则理失。

天下皆事也，而理微焉。

是以经、史者皆纪事之书也，但圣哲之言为经尔。

故纪事者，苟非察于性命之奥，以尽事物之情者，亦难与论于作者之门矣。

何景明认为“经、史皆纪事之书”，将二者置于同等重要的地位，并且强调经史的共同特点是“纪事”。

当然，只有“察于性命之奥，以尽事物之情者”才能与于作者之门。

李梦阳也强调“述者尚之”，俨然以“述者”自命，同样显示出新的思想动向。

台阁体的主将们主张学习韩、欧；欧、曾之文，着眼点在于论理。

他们特别推崇曾巩，认为曾氏能“言于濂洛之学未著之先”，所得甚正。

因此，在他们的理论中，理、道是核心，即黄佐《眉轩存稿序》所说的“道术尚一”。

台阁派的创作就围绕着理、道展开，他们并不承认日常生活的价值，毋宁说，他们更愿意将理、道贯注于日常生活之中。

日常的凡琐、细微作为生命形态，往往不能尽合于理、道，故本身没有价值。

就这一点而言，他们对欧、曾的认识正合于宋儒主张，因为“夫学至宋而支，是故易舍文而浚画，治外道而衍数，学略敬而饬文心，离事而求体道，析于理气，烦训散经，约哉夫子之学也”，其核心正在“离事而求体道”。

而七子派则不认同理学的反日常化和反生活化，更注重日常生活的价值。

李梦阳反对理学，《论学》有云：
宋儒兴而古文之文废矣。

非宋儒废之也，文者自废之也。

古之文，文其人，便了如画焉，似而已矣，是故贤者不讳过，愚者不窃美；而今之文，文其人，无美恶皆欲合道，志传其甚矣。

是故考实则无人，抽华则无文，故曰宋儒兴而古之文废。

或问何谓？空同子曰：嗟，宋儒言理，不烂然欤？童稚能谈焉，渠尚知性行有不必合耶？
李梦阳认为，宋儒所言之理虽耀人耳目，结果却是“考实则无人，抽华则无文”。

另外，这种童稚能谈的“理”，却是“性行有不必合”，理与实、性与行相悖离，这揭到了理学的要害。

他还说：“流行天地间即道，人之日为不悖即理，随发而验之即学，是故摭陈言者腐，立门户者伪，有所主者偏。

”道、理、学是三而一的。

道行于天地之间，应用于人伦日常即是理，随性情所发而验证理的存在是学术的根本，理不再高于日常，而史传文学正是以对生活常态的观照为其特征。

史既能与经并存，各司其职，一主理，一主事，无主从之别，因而能够成为人们学习的对象；同时，史传对日常细节的关注也为人们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内容。

而细节的展开是基于史传的叙事性，叙事恰是一个沟通文、史的重要范畴。

对宋代以降文章普遍存在的议论化及其对元明以后的影响而言，叙事是人们得以抗衡宋学的根本，而这也是这一时期人们的普遍认识。

前七子提倡先秦两汉之文，实质上是想以此抗衡强大的理学观影响下的文统论。

此前频繁出现的有关文统的各种说法，这时消失了。

所谓文统，在李、何手中分裂为”文”统与“史”统，而且他们所主张的先秦两汉之文，主要属于史学范畴。

这是同文统合法性的公开对立，更明示了弘正之际散文经典范式的意义。

这个时期，文学复古运动对史学资源的借鉴，是在史学相对固守理学化史学的情况下进行的。

复古派所做的，只是将史传从文统中剥离出来，为其所用。

史学复兴的局面要到嘉靖年间才出现。

三
史学复兴局面的出现是从经史关系的探讨开始的。

尽管此前的各种论述也以经史关系为切入点，但未能形成对经史关系的新论述。

明代史学的大发展是在阳明心学产生之后，后七子对史学的借鉴也更深入。

心学对史学的影响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经史关系的重新认识，二是心学化史学观的形成并普及于世。

王阳明对经史关系的论述打破了理学的束缚，他说：
以事言之谓之史，以道言之谓之经。

事即道，道即事。

《春秋》亦经，《五经》亦史。

《易》是包牺氏之史，《书》是尧、舜以下史，《礼》、《乐》是三代史。

其事同，其道同，安有所谓异乎？
王阳明主张经史无二，道事不分，与朱熹主张先经后事，道高于事不同。

经史并重，事道不二，打破了尊经轻史之论。

在尊经的时代能发出这种言论，亦可谓惊世骇俗。

到王世贞便更进了一步，他提出了“道系于史”的观点：
夫道存于宇宙之间，奚物而非道？奚事而非道？史不传则道没，史既传而道亦系之以传。

万事万物都是“道”，道在百姓日用之中——这与理学所讲之“理”的抽象化、非日常化正好相反。

因此，经史关系也发生了巨大转变。

尽管经史有别，但经史无二，甚至“史不传则道没，史既传而道亦系之以传”，道系于史以传。

更进一步，王世贞还提出了“天地间无非史”的论断：
天地间无非史而已。

三皇之世，若泯若没；五帝之世，若存若亡。

噫，史其可以已耶？《六经》，史之言理者也。

曰编年，曰本纪，曰志，曰表，曰书，曰世家，曰列传，史之正文也。

曰叙，曰记，曰碑，曰碣，曰铭，曰述，史之变文也。

曰训，曰诰，曰命，曰册，曰诏，曰令，曰教，曰劄，曰上书，曰封事，曰疏，曰表，曰启，曰牋，曰弹事，曰奏事，曰檄，曰露布，曰移，曰驳，曰喻，曰尺牍，史之用也。

曰论，曰辨，曰说，曰解，曰难，曰议，史之实也。

曰赞，曰颂，曰箴，曰哀，曰诔，曰碑，史之华也。

虽然，颂即四诗之一，赞、箴、铭、哀、诔，皆其余音也。

附之于文，吾有所未安，惟其沿也，姑从众。

史的范围非常广，以至于几乎所有的文体都是“史”，只不过有正、变、用、
华之别而已。

在“天地间无非史”这个宏观架构下，道系于史、经重于史的观点得到全面支撑，甚至走出了六经中心论。

王世贞就曾说过：“吾读书万卷，未尝从六经入。

”而文章为史之变，文史关系被重新界定，文学对史学更加倚重，文学对史学的借鉴便是必然的了。

王世贞身为文坛巨子，又是史学家，他对经史、文史关系有过一个完整的论述。

《艺苑卮言》：“吾尝论孟荀以前作者，理苞塞不喻而达之辞。

后之为文者，辞不胜而跳诸理。

六经也，四子也，理而辞者也；两汉也，事而辞者也；六朝也，辞而辞者也，错以事而已。

”六经四子是“理而辞者”，两汉的史传是“事而辞者”，六朝则强调单纯的文辞，因而是“辞而辞者”，这是因为“后世始歧而二三之，各立门以相高”才产生了这种分歧。

类似的论述还出现在《念初堂集序》中，他指出存在着“辞而不能胜则归理，理穷而无所得则复趣辞，舍事而谈理则空，舍理而谈事则俗”的现象。

他所反对的是“辞不胜而跳诸理”的理学化倾向，这是他一贯的立场。

如他对曾巩的批判：“子固有识有学，尤近道理，其辞亦多宏阔遒美，而不免为道理所束。

间有闇塞而不畅者，牵缠而不了者，要之为朱氏之滥觞也。

朱氏以其近道理而许之。

”如果“为理所束”，“闇塞而不畅”，就是以理害辞，理学家所倡导的理辞关系就不能成立。

理学家文论的核心理论是理、辞关系，为了联通理、辞，便发展为理、气、辞三层关系。

王世贞对于理学家文论的颠覆正始于此。

他在理、辞之间加上了“事”，以“事”代“气”，构成了理、事、辞的关系。

“气”要受“理”的控制，而“事”则具有独立价值。

当然，在理、事关系上，他一方面主张不能舍事而谈理，另一方面也提出不能舍理而谈事，应该在理、事之间达到一种平衡。

这样，也就避免了“辞而不能胜则归理，理穷而无所得则复趣辞”的循环重复。

可以说，王世贞建立了一个包括理、事、辞三要素的理论体系，将经、史、文融贯于其中，并且更重视“事辞”，这是他的理论核心。

当然，这也不是王世贞的孤论，顾起元在《陈尧勋诗序》一文中将修辞之士与谈学之士相比较，指责修辞之士“意不胜，奈何靡而饰诸辞”，谈学之士“辞不胜，奈何跳而匿诸理”，与王世贞的观点非常接近。

可以说，史学的复兴促进了文学复古运动的深化，借助史学资源，以后七子为代表的复古文学运动才得以再次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