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若虚的汉宋孟学批评管窥

王若虚的汉宋孟学批评管窥
高俊
【摘要】《孟子辨惑》是金代著名学者王若虚的重要著作.其对《孟子》的解读,包括两大方面.一大方面是从思想角度解读,并细分为两个小方面:第一,针对汉宋诸家对《孟子》的注解进行评论,因为诸家有思想上的汉学、宋学之分,所以王若虚的评论有平衡汉、宋的特点;第二,自己对《孟子》的解读.另一大方面是从文献学角度进行句读、训诂等考辨,并兼论诸家的得失.纵观《孟子辨惑》的内容,王若虚以对汉宋诸家注解《孟子》的批评为基础,进而从义理与考辨两个角度阐释他的《孟子》解读观.这对于了解孟学在金代的传播,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和思想史意义.
【期刊名称】《兰州工业学院学报》
【年(卷),期】2018(025)005
【总页数】6页(P127-132)
【关键词】王若虚;孟学;汉宋;批评
【作者】高俊
【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陕西西安 710119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I206.2
王若虚，字从之，号慵夫，晚年又自号滹南遗老，藁城人。

金章宗承安二年(1197年)进士，历任管城县令、门山县令、国史馆编修官、应奉翰林文字、著作佐郎、
平凉府判官、左司谏、延州刺史、直学士。

金代经学家、文献学家。

现存《滹南遗老集》四十六卷，《孟子辨惑》一卷便保留其中，然而与《论语辨惑》存有《序》和《总论》不同，《孟子辨惑》既无《序》，又无《总论》。

根据周春健《金人王若虚<孟子辨惑>考论》中提及《孟子辨惑》的刊刻与流传有三种情况：“一种是
随《滹南遗老集》全本的刊刻而流传，一种是随‘四书辨疑’或‘经史辨惑’之类形式而流传，一种则是以‘孟子辨惑’的单行本形式流传[1]。

”但周先生并没有
具体论述《孟子辨惑》的文本存佚问题。

依据书籍的发展历史，序作为书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可或缺，我怀疑今本《滹南遗老集》中《孟子辨惑》并非足本。

根据李定乾、胡传志校注的《滹南遗老集》，《孟子辨惑》分为十四节。

可以从思想与文献考辨两个方面解读，但二者又是相互联系的。

在训解字义中有对诸家的评论，而在思想解读中又体现字义训解的特点。

1 问题缘起
《孟子》一书诞生于战国，秦代躲过秦始皇焚书，在西汉文帝时曾一度立为传记博士，至武帝时废置。

东汉则出现注解《孟子》的专著，《汉书·艺文志》将《孟子》著录于《诸子略·儒家类》。

三国至隋是孟学的沉寂期，唯晋朝有一部綦毋邃的《孟子》注。

到了唐代，杨绾、皮日休请求将《孟子》列为经书未被认可，但经韩愈等人的推崇，《孟子》的地位大大提高，正如董洪利所说：“尽管《孟子》在有唐一代未被列为经书，没有得到官方的认可，但它在学术史上的地位却比魏晋六朝时期有了很大的提高[2]。

”直到宋神宗时期，《孟子》立于官学，升为“兼经”。

徽宗宣和年间(1119—1125年)《孟子》首次被刻于石，与原十二经合为十三经，正式进入儒家经典行列。

后经朱熹的推崇和最终确立，合入“四书”，成为儒家文化范式。

依周淑萍的观点，由汉至唐，孟学的演进可以概括为：“民间少数个人自发的推崇与官方的普遍冷落，同时，伴随有非孟者的指斥和非议；尊孟者多致力于孟子其人其书地位的提升而疏于对孟子思想的诠释[3]。

”虽然宋代非孟与尊孟继
续发展，并且广为扩大，但从总体来看，宋代是孟子的升格运动时期，是《孟子》一书经典地位的真正确立时期。

至于金代，恰如周春健所说：“由于汉化程度更高，《孟子》也在国子监、国语译经、科举考试等领域得到更广泛的流传，孟子著述亦更丰富[4]。

”王若虚的《孟子辨惑》便是金代孟学著作的代表之一，对了解孟学
在金代的流传情况至关重要。

2 王若虚汉宋孟学批评态度
王若虚在《孟子辨惑》中本着独立、自得、不迷信的批判意识，评论了赵岐、司马光、苏轼、张九成、郑厚、程颐、朱熹、张栻、李觏、吕祖谦十人对《孟子》的注解，诸家情况见表1：
表1 王若虚对《孟子》注解的评论情况引用书目年代作者征引次数对孟子态度
《孟子注》东汉赵岐3尊孟《孟子疏》北宋孙奭1尊孟《旴江集》北宋李觏1非
孟《疑孟》北宋司马光1疑孟《河南程氏书》北宋程颐1尊孟书名不详北宋苏轼
6非孟《孟子传》南宋张九成4尊孟书名不详南宋郑厚1非孟《孟子集注》南宋
朱熹4尊孟《癸巳孟子说》南宋张栻2尊孟《南轩集》南宋张栻1尊孟《左氏博议》南宋吕祖谦1尊孟《东莱集外集》南宋吕祖谦1尊孟
注：笔者未将王若虚对《孟子》原文的4次引用归入赵岐、孙奭的《孟子注疏》中。

从表1可知，王若虚所引诸家可分为两个时期：一个是汉代，一个是宋代。

学术
史将经学发展分为两个阶段，即汉学与宋学。

这是由四库馆臣提出的，《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经部总叙》说：“自汉京以后，垂二千年……要其归宿则不过汉学、宋学两家互为胜负[5]。

”并且《四库全书总目·四书章句集注》中写道：“盖考证
之学，宋儒不及汉儒；义理之学，汉儒不及宋儒[5]。

”大体上汉学以章句训诂为主，宋学以哲理阐发为主。

王若虚身处金代后期，入元后不仕，并且金代官方刻印的经书包括《孟子》，所以王若虚看到汉代人与宋代人注解《孟子》之著作是可能
的。

从王若虚对诸家的评论来看，分为两种类型，第一种是态度激进的否定；第二种态度中和，既有肯定，又有否定。

3 王若虚汉宋孟学批评内容
3.1 思想角度的评论
3.1.1 态度激进的否定
1) 李觏。

李觏《旴江集》卷二中认为嫂溺援之以手也在礼的范围之内，与苏轼的
说法相同，但都在王若虚的批评之列。

《孟子·离娄章句上》：“男女授受不亲，
礼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权也[6]。

”孟子在此处强调遵循礼的规定是常态，但并
不能拘泥于这样一成不变的规定，而要选择因事而变的灵活原则，重点突出在死规定中的活方法。

苏轼与李觏仅仅停留在文字表面，认为嫂溺援之以手也是礼，并没有懂得孟子强调的“权”的意义，即在不同事情面前，采用权变的方法处理，打破程式化的僵局，改变刻板的规则。

为此，王若虚驳斥到：“孟子云此固正礼，然有时而从权耳，岂谓权即非礼乎[7]？”相较于苏轼、李觏，王若虚的确深刻理解了
孟子所要表达的“权”的思想，并没有着眼于文字的浅层表现，而是透过文字深抵文本所要传递的深层内涵，把握了孟子的真实用意，因此他评论苏轼、李觏是“以辞害志”。

2) 程颐。

对程颐的批评虽然只有一节，但通过对程颐的批评，王若虚上升了高度，批评了像程颐解读方式的一类人，由小见大，由点到面，由浅入深。

程颐在注解“与伤惠”时说：“可以无与而与之，则却于合当与者无以与之。

如博施济众，固圣人所欲也，然五十者方衣帛，七十者方食肉，如使四十者衣帛，五十者食肉，岂不更好？然力或不足，则当衣帛食肉者，反不足矣。

所以伤惠[7]。

”王若虚批：“迂阔之甚也。

”他的理由是“孟子亦曰与之不当，则将以为惠而适害之耳[7]”，并认为程颐是“曲说”。

可见，王若虚对《孟子》的解读追求的是文本所要表现的原初意义，探求的是作者想要表达的真实意图，寻求的是经典所要再现的本始构想。

3) 苏轼。

《孟子辨惑》中提到苏轼的共有六节，都是在思想上否定他。

① 批评苏轼对《孟子》的解读是“其论差胜，自以去圣人不远，及细味之，亦皆失其本旨[7]”。

② 批评苏轼对“旧假不归”的解读是“几于不解事”。

③ 在经与权的解读上，批评他“可谓以辞害志矣”。

④ 苏轼认为孟子对子产以舆济人于溱洧的评论
是不对的，王若虚批评苏轼“非也”。

⑤ 苏轼以孔子去食存信之义，破孟子礼轻
食色重的理论，并认为如果信从孟子的说法，则“礼之亡无日矣”。

王若虚的态度是不以为然的。

⑥ 针对苏轼对孟子性与善的说解，王若虚批评说：“其说近于释
氏之无善恶，辨则辨矣，而非孟子之意也[7]。

”单从苏轼对《孟子》的说解方面
来看，王若虚是持批驳态度的。

4) 张九成。

论及张九成的共有四处。

① 批评他对孟子的整体解读是“最号深知者，而复不能尽[7]”。

② 认为他故意迎合孟子的说法。

孟子评价子产以乘舆济人于溱洧一事，王若虚就批评他：“既知其出于一时而复求子产之病，以实孟子之言
[7]。

”③ 批评他的学术品行。

针对苏轼的观点，他“亦疑其非而置之不说[7]”。

④ 针对不合理的怀疑，予以否定。

第十四节“孟子对齐宣‘闻诛一夫纣，未闻弑
君也，’而说着疑焉[7]”。

这里的说者，王若虚并没有指明，胡传志、李定乾的
校注与周春健《金人王若虚<孟子辨惑>考论》一文均认为是张九成，张九成《孟
子传》中写到：“余读此章，诵孟子之对，毛发森耸，何其劲厉如此哉[8]！”今
从此说。

王若虚在此否定怀疑论者，肯定原典的真实性。

5) 郑厚。

郑厚的话语不见于《孟子辨惑》，但从王若虚对张九成的批评中，提到“此郑厚辈所见”，因此郑厚亦在否定的行列之内。

6) 朱熹。

提到朱熹的共有三节。

其中有一节批驳思想。

朱熹对“久假而不归”的
解读是：“‘假之终身而不知其非真有[7]。

’又有云‘假之虽旧终非己物[7]。

’”王若虚批评说：“陋哉斯言也[7]。

”他的理由是：“天下之人不能皆上性，君子
多方教人，要以趋于善而已。

故利而行之，勉强而行之，皆在所取，以为成功则一
也。

若如朱氏之言，自非尧舜，举皆徒劳而无益，谁复可进哉[7]？”并且再次批评朱熹的注解为：“甚矣，好高而不通也[7]。

”《四库全书总目·滹南遗老集》据苏天爵的“雅以辨博自负，为说非之”，纠正说：“其间疑朱子者有之，而从朱子者亦不少，实非专为辩驳朱子而作[5]。

”周春健在《<孟子辨惑>的撰作流传与王若虚的解经学》一文中指出《孟子辨惑》援引汉宋孟学著述总计31次，而引朱熹《孟子集注》共4次，所占比例仅约13%[9]。

由此亦可证明王若虚撰著《孟子辨惑》并非出于“以辨博自负，为说非之”。

我认为仅从《孟子辨惑》一卷来看，两家之说有待商榷。

其一，《四库全书总目》是从《滹南遗老集》全集着眼，而非仅仅从《孟子辨惑》入手，二者是整体与个体的关系。

依据本论文的研究对象来看，在《孟子辨惑》中，王若虚对朱熹的注解的确是持批评态度的。

但此观点与四库馆臣的观点不是相悖的关系，而是因着眼点不同，切入视角迥异而造成的总体与部分的关系。

其二，周先生仅从对《孟子集注》引用率低，便断定并非出于“以辨博自负，为说非之”，未免牵强。

依前表可知，王若虚对《孟子集注》的引用高达4次，引用率高达14.81 %，在征引次数方面，位列第二位，由数据可知，《孟子集注》的引用率并不低。

况且顺着周先生的观点推理，王若虚引用李觏的著作1次，引用率仅为3.7 %，非常低，应当不是为“辨博自负”，但从前面对李觏的分析可知，王若虚是持否定态度的，虽然不能肯定，但也不能完全排除有此种因素起作用。

因此，本文认为在思想方面，单从《孟子辨惑》着眼，王若虚可能有“以辨博自负，为说非之”的因素掺杂在其对朱熹的批评中。

7) 吕祖谦。

对吕祖谦的评价共有两处。

其一是针对吕祖谦的“气变则言随之变”的理论批评到：“此论似高而实非也[7]”。

其二，吕祖谦对《孟子·万章章句下》关于孔子集大成之说的解读，亦得到王若虚的否定。

3.1.2 态度中和的肯定与否定参半
1) 赵岐。

《孟子辨惑》引用赵岐的注解共有3次，除一次是训诂方面外，其他两
次都是对其思想的评价。

其一，赵岐在注解“以意逆志”时，获得了王若虚的称赞，认为他“最知言”。

但对孟子的整体认知却：“赵氏虽及知此，而不能善为发明，是亦无大功于《孟子》[7]。

”其二，赵岐在注解《孟子·滕文公章句上》阳虎的“为富不仁矣，为仁不富矣”时论述到：“言有可采，不以人废[10]。

”王若虚批评他“误矣”。

理由是：“虎之口，岂有善言哉？至于仁富不能两立，则理势之固然者。

故孟子举之，以为滕文厚敛之戒[7]。

”
2) 张栻。

直接评价张栻思想的共有两处。

① 称赞张栻对“久假而不归”的说解是：“其说甚好[7]。

”② 对孟子总体思想已有所领悟，但辞不达意。

在说解《孟子·告子章句下》的任人问屋庐子一章，称：“孟子之言，未可瑕疵，南轩颇见其旨，但辞不达耳[7]。

”
3.2 文献考辨角度的评论
他虽然对宋儒有批评，但也继承了宋儒的疑经思想，在阅读经文的过程中，对字义的训释，语句的阐发都可见出他的疑经观念。

1) 对《孟子·公孙丑章句上》：“自反而不缩，虽褐宽博，吾不揣焉[6]。

”王若虚推测“不”字为衍文，并批评注释《孟子》的学者“依违不辨”。

2) 对《孟子·公孙丑章句上》：“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长也[6]。

”这一句注解的诸家句读不一，王若虚认为句子可能有脱误。

态度严谨，提出“未可为断然之说也[7]”，亦见其学术之严谨的作风。

3) 对《孟子·离娄章句下》：“夫章子，岂不欲有夫妻父母之属哉？为得罪于父，
不得近，出妻屏子，终身不养焉[6]。

”“养”的解释，赵岐、朱熹认为是奉养之意，而王若虚认为是蓄养之意。

两者蓄养的主体不同。

赵岐、朱熹认为蓄养的主体是章子，而王若虚则认为蓄养的主体是妻儿，并批评两家“非也”。

4) 对《孟子·万章章句下》：“智，譬则巧也；圣，譬则力也[6]。

”依据自己的理解，怀疑此句有误，并将其改为：“智，譬则力；圣，譬则巧[7]。

”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知，王若虚批评诸家的原因可以概括为汉宋以来，无论是尊孟者还是非孟者，他们对孟子的解读都有不正确的地方。

我们不议论王若虚考辨评论的得失，仅从其考辨评论的对象角度分析，便可见其思想的继承因素。

可他并没有拘于宋儒的藩篱，也没有止步于汉儒的高度，在借鉴诸家思想、调和矛盾中有所创新，申发己意。

正如他疑经中并没有宋儒的激进，训解经文，阐发字义时也没有汉儒的固守，在吸收中有所超越，在批评中有所提高，在考辨中有些新意。

4 王若虚汉宋孟学批评方法
对于《孟子》的解读，王若虚在参考、评论汉宋诸家的同时，也运用了自己的方法，大体分为四个方面。

4.1 以意逆志
王若虚称《孟子》一书：“其辞劲，其气励，其变纵横而不测[7]。

”《孟子》的
行文因其强烈的辩说性，遣词造句都有一种劲在其中，这股劲即是一种气，是一种压倒性的气场，是一种占优势的气魄，是一种闻而生惧的气励。

这种气所生之劲使对手不觉畏惧，这便是《孟子》文风的力度，是“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檄文。

深刻的说理性与浓重的论辩性以这种气为载体，王若虚看到了孟子文章的这股气，但并没有拘泥于此，而是逐层深入，由词到句，纵观全篇，看到孟子行文的变化莫测。

在字字铿锵的文势中，在随文含气的文风中，孟子以其变化不定的行文方式表达他的学说思想，这是王若虚读《孟子》后对其文风的深刻认识，也是他通过对《孟子》的文风探究，推知孟子品格思想的重要方法。

4.2 知人论世
王若虚认为：“盖孟子之言，随机立教，不主故常，凡引人于善地而已，故虽委巷野人之所传，苟可驾说以明道，皆所不择[7]。

”王若虚把握住了《孟子》一书的
主体思想，强调对《孟子》一书的解读要了解孟子其人，指明《孟子》一书并非墨守成规，而是求新求变，并且《孟子》的读者指向性并非仅限于高层，教育方式也
非死守故常，拘于常规，而是因物而起，因事而变，将教育从框架式的陈规，改用为生活中的启发，教育的模式变化了，教育的方法亦在改变。

但它的终极指向便是引人为善，寻求人的自然品性，发扬人的本真品行，探索人的心性理路，最终目的是弘扬善的美好特质。

王若虚正因为领悟到孟子思想精髓之一的善，结合孟子的解读主张——“知人论世”，进而直抵主旨，揭示出孟子的深层意义是弘道，并对
道有其独创性见解。

此道便是孟子的思想主张，在王若虚看来，孟子的终极关怀是引人为善，在充实善的学说中，只要有助于阐发观点，以便弘扬道，任何学说皆可作为自己学说的有力支撑，不会碍于门户之见，拘于学派之别，阻于时代之差。

正如孟子所说：“予私淑诸人也[6]。

”王若虚一语中的地说到：“盖急于救世而然[7]。

”结合孟子所处时代而论，王若虚的话是切中要害的，从侧面反映出他对《孟子》领悟之深入，见解之独到，说解之透彻，辨惑之精恰。

王若虚可谓是真正理解了“知人论世”的涵义，故而他对《孟子》一书的评论不免让人眼前一亮，开拓思维。

对吕祖谦的“气变则言随之变”理论，提出“言之邪正，顾人何如，岂气所能变哉[7]”？并在举出的阳虎的例子后补充说：“虎之口，岂有善言哉[7]？”王若虚所
要强调的恰恰是言论要看它的主人，要根据人的品行考察他说话的高度。

《孟子》中有“知人论世”的主张，它和“以意逆志”都是文学批评的重要方法，亦可以用在诸多方面。

品评人物要看他所处的时代，反之亦然，两者相辅相成，互为表里。

正是接受了孟子“知人论世”的理论，王若虚才否定了赵岐“言有可采，不以人废”的观点。

针对张九成对孟子答齐宣王“闻诛一夫纣，未闻弑君也”一句的怀疑，王若虚依旧运用“知人论世”的方法，提出“警时君之语”的见解。

考察《孟子·梁
惠王章句下》，孟子与梁惠王表面上讨论臣子杀掉君主的合法性问题，深层次所讨论的是君主施政不当的惩罚尺度问题，孟子此论的用意的确是警醒齐宣王。

王若虚的解读是恰当的。

4.3 人性论
性善是孟子的核心学说之一，讨论的是人性的问题，是人兽相分的根本差异，它是伦理的高度，道德的广度，品行的深度，是儒家思想的重要理论，也是维护人际关系的基本纽带。

王若虚借鉴性善论，认为：“天下之人不能皆上性，君子多方教人，要以趋于善而已[7]。

”正是接受了孟子的性善论，他才认为君子引导人是向善的
方向寻求，要使人性达到善的高度。

与孟子理论不同的是，孟子主张人生下来便具有善性，而王若虚并没有说明人性的本原是善还是恶，但他品评了人性的高度，认为人性并非都是上性，因而王若虚的人性论是有等级的人性论，但他认为上性便是善性，善是人性的高度升华，人性最终的理想归宿和终极目标是趋于善。

也是王若虚通过对《孟子》的解读所独有的人性观。

他说：“孟子语人每言性善，此止谓人之资禀皆可使为君子，盖诱掖之教[7]。

”此处王若虚再次肯定孟子的性善理论，
并突出强调孟子主张的人性本初便具善性这一特点，正因为从人的初始阶段即具有善的因子，所以经过引导便会趋向善的历程。

之所以都可以达到君子的崇高境界，是因为人性深处与生俱来的品性。

但此处王若虚对孟子人性本善的解读，是孟子思想的论说，是孟子主张的再现，而不是王若虚本人的人性观，与其说是他对孟子思想的阐发，不如说是对孟子思想的传达，是对孟子主张人皆有善性这一理论基础的说明，他解读的结果是孟子提倡性善，重在引导人性的善因，达于君子的至美阶段。

王若虚的这两句话有所不同，前一句强调自己的人性论，善在他的理论中并不是起点，而是终点，君子引导人的最终趋向是达到善。

而后一句重点说明的是孟子的性善论。

但从中可以看出，善在王若虚的人性观中是上性，是至高境界，是人美好品质的彰显。

他的善乃人性终极论，是以孟子的人性本善论为基础的生发与创新。

可见孟子的性善论对其影响颇深。

4.4 义利观
义是孟子思想的核心之一，它是评论道德的尺度，是衡量行为的准绳，是议定伦常
的标杆。

孟子对义的取舍是他评论事件是否符合自己价值观的标尺，是他践行自己理想人格的方式，是他弘扬救世济众的理论。

王若虚深知义在孟子学说中的重要性，深刻认识到义对孟子学说的建构性，深入探究了义对孟子学说的理论性。

所以程颐对“取伤廉”的解释在王若虚的激进否定行列，他说：“如朋友之馈，是可取也，然己能自足则不可取。

取之便伤廉[7]。

”王若虚批驳说：“予以为孟子之意，止
谓于义何如耳，岂论己之有无哉？义所当取也，己虽有馀，取之何害？果不当取，虽其不足，亦不可也[7]。

”首先王若虚重新解读了孟子的取伤廉之说，他认为孟
子此处只强调义，与自己的有无没有关系。

在立论后，他又根据对方的论点反驳，深刻论述义与有无的关系。

在他看来，义是一种价值尺度，义的重点是衡量取舍的结果是否符合公众的标准。

只要与社会的认可一致，与公认的理论不相背离，便是与道义相合的。

参照义的准则，自己的有无对取舍是不构成限定因素的。

从中见出，王若虚不仅在思想上吸收《孟子》，而且在论辩技巧上也吸取《孟子》的方式，先立自己的论点，紧接着用对方的漏洞驳倒对方。

可见王若虚在解读《孟子》的过程中，也在化为己用。

5 结语
王若虚对《孟子》解读的方向是汉学、宋学所分别侧重的方向。

宋学偏重于义理的阐发，推究经典的深刻意义，探求作者的精妙思想。

汉学则偏重于字词的训释，通过文本研讨深邃的思想。

虽然两者切入点不同，但是殊途同归，都是为了解读文意，以期与作者对话。

王若虚恰是结合了这两种方法，因而他的解读不能仅仅归于一学，也正是他两者兼备，所以在文献考辨中能见出它背后的思想性，在思想阐发过程中又离不开文献训释的基础。

正如刘辉所说：“王若虚是金代经学成就的代表，继承和吸纳了汉唐、宋代的经学成就，形成了自己的揆以人情约之中道、依经立意崇实求真、重经而不废传、遍引诸子断以己意的解经原则和特色[11]。

”李定乾赞赏说：“他真不愧金代的大批评家、大学者。

他学有根底，所以能正本清源，洞察入微，
加上他批评心态非常冷静客观，又能冲破崇古卑今的传统观念，所以能言人所未言，发人所未发，其批评颇为中肯又发人深省[12]。

”金代的《孟子》解读著作保留至今的不多，而王若虚的《孟子辨惑》实数有限著作中的代表性之一。

《大金国志》称赞王若虚“诚可为一时名流矣[13]”。

可见他关于《孟子》的解读，对中国孟学史是有较大贡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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