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我国劳动教养制度存在的问题及改革路径选择

目录
浅析我国劳动教养制度存在的问题及改革路径选择
浅析新婚姻法中的夫妻互相忠实的义务
我国民法典中的人格权制度的构建
浅析我国劳动教养制度存在的问题及改革路径选择
谷来强
一、案情回放
2007年8月6日，上海市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做出劳动教养决定书，该决定书认定：2007年7月9日，侯某某为向他人索讨赌债，纠集徐某某、张某某、陈某某、胡某、刘某某、颜某等人，携带大砍刀、折叠刀至上海市江场路1400号附近时，被发现并当场查获。

刘某某不服该劳动教养决定，提起行政诉讼，请求依法确认劳动教养决定书违法，并予以撤销并赔偿损失。

对于原告诉上海市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劳动教养行政处罚一案，一审法院认为：被告在劳动教养决定书中，仅对侯某某等七人的行为进行了概括性的认定，对刘某某实行了哪些寻衅滋事行为，则未做出具体的认定;被告做出的劳动教养决定书认定事实不清、主要证据不足，适用法律法规错误，依法应予撤销。

对于原告刘某某诉上海市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劳动教养行政赔偿一案，一审法院认为：被告据此对原告采取的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侵犯了原告的人身权，被告自2007年8月9日起至释放日止，按每天83.66元支付原告刘某某被限制人身自由的赔偿金。

被告上海市劳动教养委员会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给原告刘某某。

一审宣判后，被告对二案均不服，上诉至东营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法院东营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上诉主张不予支持。

案经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现案件已经自动履行完毕，被告共赔偿原告限制人身自由的赔偿金19241.8元。

本案的处理中涉及我国的劳动教养制度适用，从案例中可以看出我国的劳动教养制度存在合法性不足、合理性令人质疑、审批权缺乏监督等诸多问题，这与当前我国依法治国和建设法制社会的治国方略是及不相称的，不得不引起我们的对该项制度的反思。

二、案情评析：我国劳动教养制度存在的问题
(一)合法性不足
现行劳动教养制度的主要依据是：国务院1957年8月3日制定的《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和1979年11月29日制定的《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的补充规定》，1982年公安部制定的《劳动教养试行办法》。

前两种属于国务院行政法规，后一种属于行政规章。

这些依据与现行法律法规存在着很多相互矛盾的地方。

(二)合理性令人质疑
劳动教养作为一种强制性教育改造的行政措施，或作为一种治安行政处罚，其适用的对象主要是“有轻微违法犯罪行为，不够刑事处罚”的人。

但这种处罚比适用犯罪人的管制和拘役这两种刑罚还要严厉，甚至严厉得多。

(三)审批权缺乏监督
目前，劳动教养工作的法定领导和管理机构是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大中城市的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由民政、公安、和劳动部门的负责人兼职组成，并未设置专职的负责人。

它们主要的法定权限有两项：一是审查批准收容劳动教养人员;二是批准提前解除劳动教养和延长或减少劳动教养期限。

实践中，这两项职权分别由公安部门和司法行政部门以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的名义行使，可以不经检察院审查批准和法院开庭审理，缺乏公正合理的法定程序，缺乏互相监督、互相制约的机制。

司法行政部门的劳教机关也不仅对劳教人员提前解除劳教、延长或减少劳教期限拥有审批权，而且还授权劳教场所可以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的名义行使对劳教人员减延三个月期限内(含本数)的审批权。

三、劳动教养制度改革的路径选择
劳动教养制度曾经发挥过其积极的历史作用，但是我们当前更应该正视其存在的不合理之处，尤其是在维护公民基本人权、保障公民人身自由权利方面的明显弊端。

改革不是要彻底否定过去，而是为了面向未来。

当前我国的治安状况并不乐观，把劳教制度完全取消是不切实际的。

因此，根据依法行政的基本理念，对现行劳教制度进行合法、合理的改革，是当前真正有意义的选择。

(一)依法明确适用对象
当前，劳动教养的适用对象，已经由最初的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中规定的四种扩大到现在20余种。

随着治安形势的变化，地方性法规也在扩充其适用对象，从而使劳动教养适用对象增加过多过快，甚至在实践过程中被“灵活地”滥用，一些不应当被劳教的人员。

因此，劳动教养立法时，必须使其适用对象法定化，避免对象上的泛化。

具体而言，主要应适用于以下几类行为人：(1)多次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违法行为人;(2)有犯罪证据但没有必要予以刑事处罚的轻微犯罪行为人;(3)有严重潜在社会危害的违法者;(4)《刑法》规定的由政府收容教养的未成年人;(5)确有司法证据证明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人员;(6)按照现行法律法规应予司法矫治处分的人员。

(二)促进处分期限的合理化
从现行立法规定来看，劳动教养的期限为一至三年，必要时可延长一年。

与刑法中的管制和短期自由刑相比，在严厉程度上有过之而无不及，违背了罪(错)罚相当的原则，在实践中会导致种种反常现象。

笔者认为对于矫治期限的设计，一是采用相对确定矫治期限的立法模式，也就是规定矫治的最低和最高期限，具体每个矫治对象适用的期限由法官根据人身危险的不同性质来决定，如戒毒型矫治人员的矫治期限一般应高于普通常习性违法者的矫治期限。

二是应建立健全人格调查制度。

人身危险性是根据矫治对象的成长过程、人格特点、精神状况、违法行为历史等一系列因素做出的判断，客观上要求建立人格调查制度。

三是法官宣布的矫治期限并非不变期限，而是根据矫治对象的人身危险性的增减可以减期、提前解除或延长期限。

矫治期限变更的决定应由执行机关决定，决定过程中应充分听取矫治对象的意见和建议，并进行人身危险性的科学评估，最大限度地防止裁量随意性以及自由裁量权力的滥用，不能单纯地以违法者违法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作为决定处分的定性因素。

(三)完善程序，加强监督
现行劳动教养制度之所以被人诟病，就是由于侦查权、提起权、决定权、复核权集于一身，被称为典型的“警察罚”，打破了公、检、法相互制约的平衡关系;对于违法者实施劳动教养的同时意味着对普通公民人身自由的严厉剥夺。

在劳动教养的决定过程中，程序的正义比管理的效率更为重要。

为此，笔者建议实行决定权的司法化、公开化，也就是必须把决定权交由法院行使，公开审理;学习借鉴一些西方法治国家的通行做法，设计“申请-决定”的程序，在法院内部新设立专门的治安法庭或治安法官，来审理公安机关拟实行违法行为矫治的案件，由公安机关提出申请，法院作为第三方来决定是不是要采取矫治措施以及具体期限;实行简易诉讼程序和二审终审制;赋予司法救济手段和律师辩护等权利，完善监督机制;在当事人上诉期间不得执行判决;对于错误的决定，当事人可以请求国家赔偿。

这可以改变公安机关自侦自鉴自裁自查的处理方式，是确保司法矫治程序正当性的最佳模式。

浅析新婚姻法中的夫妻互相忠实的义务
熊伟
一. 引言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夫妻是家庭的主体和基础。

夫妻和睦换来家庭的稳定和幸福、而家庭的稳定和幸福换来社会的稳定和繁荣。

、而家庭的和睦要求作为家庭主要成员的夫妻之间必须恩爱和睦、互相忠实，这既是社会传统习惯的要求，也是我国相关法律的要求。

婚姻是一叶扁舟，若要达到幸福的彼岸，需要夫妻间互相忠诚、真诚配合、患难与共。

幸福的婚姻使人如沐春风、甜蜜有加;不幸的婚姻让人身心憔悴、饱受创伤。

婚姻需要理解和宽容;需要体贴和信任;需要爱情和忠诚;需要面包和和谐的夫妻生活。

二. 从法律角度定位的夫妻忠实义务及相关概述
按惯例和习惯、关于夫妻忠实义务可以作狭义和广义两种解释。

狭义上的夫妻忠实义务，又称贞操忠实义务，仅仅意味着配偶性生活的排他专属义务。

〈一〉，广义上的夫妻忠实义务，不仅包括夫妻在性生活上互守贞操，不为婚外性行为，也包括夫妻之间不得恶意遗弃配偶他方，不得为第三人利益牺牲、损害配偶他方的利益。

本文所要讨论的夫妻忠实义务是取其狭义的理解，即贞操忠实义务。

在早期，忠实义务不是配偶双方的义务，而是强加给女方单方的义务，这样规定的目的是为了维护男系血统的纯正。

因此，法律对于妻子贞操的要求极为严格，对失贞的妇女处置十分严厉。

反之，对丈夫的通奸行为却极为宽容，使得夫妻在忠实义务上处于不平等的地位，这样的规定是极其不科学的。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特别是人们法律意识和素养的提高以及对人权保护力度的加强，对夫妻忠实义务的认识也更加科学、更加合理。

在我国婚姻法对夫妻忠实义务作出界定前，对夫妻忠实义务是属于道德义务还是法律义务存在争议，有这么几种观点。

一是有人认为夫妻忠实义务从根本说是一项道德义务，甚至仅是一项并非公认的道德义务。

⑵二是认为夫妻忠实是夫妻之间两性关系的义务，这实际上也是排他的权利，法律明确夫妻之间有相互忠实的义务，旨在以立法方式端正人们的婚姻态度。

⑶三是认为夫妻忠实是一项法律义务，违反此义务的配偶和第三者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并且另一方可以报告当地公安机关或司法机关申请排除障碍。

⑷新婚姻法
吸收了争论的成果，对夫妻忠实义务进行了规定，使其上升为法律义务，但是，我们应当明确这并不意味着夫妻忠实义务与道德无关，而是我国法律
所体现的德治与法治的有机统一，治理这一问题必须做到两者的互补与和谐，这一点是我们认识夫妻忠实义务法律性质的前提。

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对夫妻忠实义务的法律性质还要注重从以下两个方面加以理解：
<1>、夫妻忠实义务的法律性质定位。

笔者认为，配偶权是基于夫妻法律规定的夫妻身份地位而产生的基本身份权。

从法律性质上看，具有权利义务的复合性，即在配偶权中权利和义务不可分割，行使权利亦即履行义务。

原则上这种身份权权利人不得放弃，甚至可以认为权利人有行使它的义务。

配偶权虽然本质上是权利，却是以义务为中心。

权利人在伦理道德的驱使下自愿或非自愿的受制于相对人的利益，因而权利中包含着义务。

所以，虽然夫妻忠实义务名为“义务”，实际上，我个人认为，在本质上它却是权利与义务的复合体。

是男方的义务，意味着这也是女方的权利;同样，是女方的义务，意味着这也是男方的权利。

这两个方面相互依存，缺一不可。

<2>、夫妻应当相互忠实是夫妻双方共有的权利和义务。

即丈夫有要求妻子对自己忠实的权利，而同时自己负有对妻子忠实的义务，相对应而言，妻子有要求丈夫对自己忠实的权利，而同时自己负有对丈夫忠实的义务。

这里，还有一点需要加以强调说明，有的学者认为夫妻忠实义务不仅拘束配偶权权利主体，而且拘束其义务主体。

一方面，它要求配偶之间相互保持爱情专一、感情忠诚，相互忠实于对方;另一方面，它还拘束配偶权的其他义务人，即从配偶权的绝对权的性质出发，要求一对配偶以外的任何其他人，都对该对配偶负有不得破坏该对配偶的贞操义务，任何负有这样义务的人与配偶一方通奸，破坏配偶一方的贞操，便构成了侵害，就是违背了忠实义务，就要承担责任。

这种观点有合理的成分，但是，对忠实义务的主体的定位却不敢苟同。

因为，对夫妻忠实义务而言，它的主体只可
能是有夫妻关系的配偶双方，至于上述观点所表述的第二个方面固然是存在的，但是，它并不是夫妻忠实义务的内容，而是基于其他的规定派生出来的，所以，在对夫妻忠实义务进行法律定位时，对主体的界定也是尤为重要的，那就是主体只可能是夫妻双方，而不存在第三方，至于对有过错的第三方则要按其他的相关法律规定追究责任。

三、在我国婚姻法中夫妻互相忠实义务规定有其必要性和现实意义
在婚姻法修订以前，对要不要将夫妻忠实义务规定在婚姻法中存在着激烈的争论，存在认识上的误区，主要有以下三种观点：
.(一)。

“无为说”。

这种观点认为婚姻本身包含夫妻忠实义务，就要求夫妻相互忠实，而法律没有必要另做规定。

但是，法律的适用有一条基本原则，就是“法无规定不违法”，既然法律不规定，那么侵权的一方完全有理由依此进行反驳，而法律也无法对其进行制裁，只能依靠道德或者舆论进行批判。

所以，“无为说”站不住脚。

(二)。

“不通说”。

该说认为这个规定用意是好的，但是在实际生活中却行不通。

他们认为在现实生活中，总有部分当事人有不忠实配偶的言行，如果法律规定夫妻应当相互忠实，一方违背此义务，他方就有权寻求法律帮助和救济，不论是自行捉奸还是请求公安机关帮助或者通过其他的途径，均可能会出现一幕幕捉奸闹剧。

不通说主张者本身并不否认夫妻应当相互忠实，主张增设照顾无过错方这一原则。

在离婚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体现对无过错方的照顾及追究过错方的民事责任，从而维护法律公平和公正的理念。

但是，该说有个致命的错误，就是其论点和对策在法理上有矛盾。

你既然主张不把忠实义务进行规定，又如何保护无过错方，如何惩罚过错方呢?这个对策没有法律依据，夫妻没有相互忠实的义务，何来的过错与惩罚?
(三)、“倒退说”。

该说认为将夫妻忠实义务规定在婚姻法中是立法及社会道德的倒退。

持这种观点的人的错误在于他没有看到后果。

不可否认，在当今社会，非传统的两性关系正在发展，但是，可以肯定的说，传统的婚姻关系仍然是社会的主流。

如果按照“倒退说”的想法，已婚者不必忠实于配偶，完全凭感觉，那样只会进一步加剧时风日下、道德评价混乱的局面。

另外，此说完全没有考虑子女的利益，而在现实生活中，子女可能是夫妻关系出现问题时最大的受害者。

通过对上述几种错误观点的分析，可以看到看到他们都有各自无法克服的缺陷，同时也证明了我国新修订的婚姻法在总则部分对此加以规定的必要性和正确性，这一规定有特定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首先，对夫妻忠实义务的规定符合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和性质，符合一夫一妻制的根本要求。

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一夫一妻制是我国婚姻家庭关系的根本制度。

而随着改革开放和其他多
种因素的影响，我国也出现了例如“卖淫嫖娼”、“包二奶”、“包二爷”等丑陋的社会现象，这是与社会主义制度格格不入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要求国家和社会对这种现象加以规定和管理，对相关违法犯罪行为进行处理和制裁。

其次，对夫妻忠实义务规定是夫妻双方共同一致的内在要求。

夫妻双方都希望能够在法律中对这一义务加以规定，从而对双方的行为加以界定，从法律和道德的角度对夫妻双方的行为加以约束。

于是可以有一个基本的原则加以参照和遵循，当有一方违背这个义务的时候，另一方可以拒理依法力争维护自己的权益，要求对方负责。

这样规定就可以为双方提供一个行为的准则，在作出相应行为的时候，就要考虑自己的行为是否违背了法律的规定，从而起到社会一般预防的重要作用。

再次，法律对忠实义务加以规定是对配偶、子女身心健康法律保障的要求。

法律对夫妻忠实义务加以明确，就可以对配偶的身心健康提供法律保障，夫妻双方生活在一起，也会对后代及社会风气、道德等上层建筑发挥应有的积极作用，从而进一步促进我
国的精神文明建设。

同时，我国作为一个新世纪的法治国家，如果法律对此没有明确的规定，也是名实不符的。

而且，对子女而言更加重要，它可以使子女在良好的家庭氛围中健康成长，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同时，夫妻的行为也会对子女有耳濡目染的影响，法律的规定必然促进这种良好影响。

最后，法律对其加以规定，为其他调整婚姻关系的制度提供了法律上的理论依据。

“法无规定不违法”，只有对其加以规定，在保护无过错方和惩罚过错方时才能作到有理有据。

另外，它还可以为处理婚姻家庭中出现的其他问题，如离婚损害赔偿等提供法理依据。

所以，新婚姻法的关于夫妻忠实义务的规定符合我国国情和国际立法惯例，有其特殊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有其特殊的必要性。

三、现实生活中存在的问题和解决对策
虽然新修订的婚姻法对夫妻忠实义务已作出明确的规定，但第四条的规定只是一个不可诉条款，在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的解释中指出，“当事人仅以婚姻法第四条为依据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受理，已经受理的，裁定驳回诉讼。

”也就是说，在诉讼中不能直接以它来处理和解决纠纷。

有的学者认为，这一条司法解释属于倡导性条款，只是以立法的形式明确告知社会，体现的是德治结果，而非法治目标。

所以，如何根据法律的规定来维护当事人尤其是受害一方的权利，如何对违背夫妻忠实义务的一方进行处罚，应该引起我们的强烈关注，在立法、法律解释及法学理论研究中都要继续探索和深入。

下面就几个比较典型的问题进行分析和提出相应的建议和对策：
(一).对“忠实”的法律性质定位要作出明确的界定。

夫妻忠实义务已经写入新修订的婚姻法中，并写入到总则之中，这足以表明了立法者及广大人民群众对这个问题的重视程度，但是，笔者认为，立法或者司法解释应该对何为“违背夫妻忠实义务”作出明确的界定，这也是把这条不可诉条款具体运用到现实生活中的一个重要前提。

那么，如何界定它的含义呢?笔者认为，对其的定位既不能范围过大，过于笼统、概括，现实生活中无法进行
操作，也不能太过狭隘、以偏概全，不能全面反映现实生活中的现象。

要尽可能的能够将现实生活的现象加以总结概括。

根据本文所述，本文所讨论的夫妻忠实义务是狭义的忠实义务，就是配偶夫妻生活的排他专属义务。

只有夫妻配偶中的一方侵害了双方夫妻生活的专属性权利，才能根据他(她)的行为来追究责任，否则，就不能根据法律对夫妻忠实义务的规定对当事人处罚。

有的学者从广义出发，认为除了夫妻生活义务的忠实以外，配偶一方还不能因个人原因或者其他非法目的对另一方的人身、荣誉、财产(包括夫妻共同财产和采用约定财产制的对方财产)等合法权益造成损害，否则，也认定为违背了夫妻忠实义务。

笔者坚持狭义的夫妻忠实义务的定位，至于对上述行为(广义)的处罚，应该根据其他民事法律而不是婚姻法中的夫妻忠实义务的规定进行追究。

更进一步分析，怎么界定夫妻有一方的行为已经违背了夫妻忠实义务呢?也就是说，在法律上如何给“忠实”进行定位。

笔者认为，可以概括以下几种行为确定为其违背了夫妻忠实义务，应该对其作出谴责：一是重婚行为，包括两种即法律重婚和事实重婚，法律重婚是指在先前婚姻合法存续的情况下又于他人履行法定结婚程序，事实婚姻是指在先前婚姻合法存续的情况下又于他人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的。

二是有配偶而与他人同居的行为，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包二奶”。

三是通奸行为，是指男女双方自愿的、暂时的发生性关系的行为。

四是卖淫嫖娼行为，这种行为无疑也违背了夫妻忠实义务，应该受到法律的谴责。

所以，对“忠实”的定义和适用要有明确的界定，不仅在学理上要求明确，在法律上更应该尽量具体，只有这样，才能更好的发挥它的功用。

(二).是否将违背夫妻忠实义务作为法定离婚事由?对于应否将违背忠实义务作为法定离婚事由历来存在着激烈的争论，修订之前的《婚姻法》规定，“夫妻感情确已破裂”作为离婚的法定事由，后来的立法又对“夫妻感情确已破裂”规定了几种具体的法定情形，对离婚的适用提供了确切的法律依据。

但是，法律一直没有把违背夫妻忠实义务作为法定
离婚事由之一。

原来的“夫妻感情确已破裂”的标准不仅对于法官掌握判断夫妻感情已破裂标准难度极大，而且在确定夫妻感情是否破裂的离婚理由上，给法官以主观臆断的极好借口，往往造成一些与事实不符的判决。

针对这种情形，最高人民法院作出了司法解释，就如何确定夫妻感情破裂规定了具体的使用标准，但是，违背夫妻忠实义务能否作为法定离婚事由仍在讨论中，没有得到法律的认可。

所以我个人认为，目前还不宜将违背夫妻忠实义务作为法定离婚事由。

首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三条的规定，当事人仅以第四条即夫妻忠实义务为依据提起诉讼，人民法院不受理，从这一条的法律精神可以看出立法者的意图，将其规定为法定离婚事由不仅于此冲突，而且时机还不成熟。

其次，将此规定为法定离婚事由可操作性有待考证。

根据婚姻家庭关系自身的特点以及法律精神看，这一问题还要更多的依靠德治，就是通过提高人们的道德水平来最终解决，而不宜直接通过公共权力加以硬性的处理，因为在司法实践中存在如何取证等一系列问题，结果可能会适得其反，难以收到预期的效果。

最后，有的学者认为应将违背忠实义务作为法定离婚事由，他们认为如此规定的实质，是将违背忠实义务的法定离婚事由确定为无过错一方当事人提出离婚的法定事由，而违背忠实义务的过错方不得将其作为自己提出离婚的法定事由，即不得故意先实施违背夫妻忠实义务的行为然后据此提出离婚。

这样规定的目的，就是要保护无过错一方配偶的合法权益，不能让无过错一方当事人因此而受到损害。

这种观点乍听起来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第22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符合第32条第2款规定“应准予离婚情形的”，不应当因当事人有过错而判决不准离婚。

所以，如果按前述学者观点附条件将其规定为法定离婚事由，就和该条司法解释形成冲突造成矛盾，更不利于法律的实施和适用，必将会在司法实践中带来更多的问题，而难以达到预期的效果，所以我个人认为，规定这一条的时机尚不成熟，还不宜将违背夫妻忠实义务作为法定离婚事由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