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外阅读】孔子：铺展诗意的人生画卷

【课外阅读】孔子：铺展诗意的人生画卷

说起孔子，我们的眼前经常会交错出现一个双目炯炯神采奕奕的智者、一个手执卷帙语重心长的精神导师和一个蹙额凝眉的政治失意者的形象。这些无疑都是孔子，可哪一个又是真正的孔子呢？

孔子生活在周王室衰微的时代，虽然系出高门是名将之后，但早年丧父导致他幼年时期的生活极为贫苦。好在孔子自幼聪慧好学又对礼仪情有独钟，在年纪很轻的时候就成为名士，引起时人的广泛重视。孔子博闻强记才识过人，又有一腔治国安邦的人生理想，但在那个礼崩乐坏的特定时代，他对“礼”的推崇与遵崇却几乎成了他不能受到重用的全部原因，虽周游列国十四年，他的政治抱负却始终没有得到实现。

几十年的坚持不懈的人生追求让孔子吃尽郁郁不得志的苦头，前路已无知己，但孔子仍旧一往情深地走下去，满怀憧憬地期待着实现自己人生理想的那一天。“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可以说是孔子终生行事的鲜明写照，而这一执着甚至可以说是执拗的处世原则也成就了孔子卓而不群的诗人气质。

一

我们经常可以在《论语》中读到孔子对无意出仕的弟子的嘉许，那么孔子真的是对政治持无所谓态度，甚至充满抵触情绪吗？可我们分明都知道孔子一生最大的遗憾也是最大的悲剧就是政治上的失意，是自己治国方案的无处施行。“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隐”是孔子的原则，所以他从不曾阻止子贡等人的出仕，自己也会因为鲁国自大夫以下都不守礼法就不再继续在鲁国做官，也会因为灵公的无道而离开卫国。

孔子讲求为政以德，他认为“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在选拔官员时要选取正直的人。孔子认为礼在于内心，礼仪产生于仁义之后，人没有仁爱之心就不配讲礼乐，就连“入太庙，每事问”也多不是因为不够渊博，而是出于谦逊有礼的礼仪需要。他赞成周朝的制度，于是对许多眼前事都有自己的看法，如他在季氏那里观八佾之舞发出“是可忍孰不可忍”之叹，对季氏越礼祭祀泰山颇有微辞，对管仲仿照国君立照壁、设反坫都提出过自己的批评。

孔子在世界上早已成为中国文化的代名词，“孔子所以取得这种历史地位是与他用理性主义精神来重新解释古代原始文化——‘礼乐’分不开的。他把原始文化纳入实践理性的统辖之下。”1可以说“礼”的意识在孔子的思想中是根深蒂固的，从小时候做游戏经常学做祭祀的礼仪动作起，这个概念就已经深深地贯注在了他的生命之中，后来他在许多国家都受到排挤和打击也大多因为这一点。当齐景公赏识孔子向他问礼、问政时，晏婴以繁琐的礼仪不适合齐国的国情为由使景公疏远了孔子；卫出公想请他出来执政，他却要“必也正其名”；在陈绝粮是因为楚要聘请孔子，陈和蔡的大夫们担心他的才干会危急自身；当楚昭王想封七百里地方给孔子时，令尹子西进行了看似合理的阻挠，他说当年文王武王的封地都不足五百里却成就了大事，“今孔丘得据土壤，贤弟子为佐，非楚之福也”。

因为致力于“礼”和“以礼治国”，孔子的学说在濒于乱世的时候得不到各国君主的采纳，但人们的相关评价却也证实了孔子的才干。在楚国之得比文王、武王，一方面在于子西想使自己的说服更有力量，另一方面也说明他真正看到孔子的实力。而鲁定公任用孔子做大司寇的时候，齐大夫也曾意识到“鲁用孔丘，其势危齐”。事实的确如此，鲁定公任命孔子做中都长官后治理效果很好，孔子被提升为司空，又被任命为大司寇。《史记·孔子世家》中说：“与闻国政三月，粥羔豚者不饰贾；男女行者别于涂；涂不拾遗；四方之客至乎邑者，不求有司，皆予之以归。”2

但这个时候孔子的诗人意气又占了上风，当鲁接受了齐国所馈的女乐疏于政事又没有按礼法将祭祀的肉分给大夫之后，孔子立刻了开了鲁国。这样的绝决也许是残酷的现实让孔子对鲁国的政治彻底失去了信心，更也许是十分理想化的孔子对所谓的“邦无道”缺少了几分抗争的勇力与气度。

无论一度在多个国家的“政治出走”是出于主动还是被动，政治理想的不得施展在事实上都使孔子无比苦闷，而苦闷中的孔子甚至两度差一点出任叛乱之臣的辅政者来实现自己的政治蓝图。

公山不狃叛乱季氏时召请孔子，急于施展抱负的他竟意欲出山，想依据费在东方建立一个像周那样的王朝，并因此引起了子路的不悦。孔子此次虽然未能成行，但性格深处的急迫

与天真却可见一斑。到了中牟宰叛乱时使人召孔子，他竟也想过前往。子路以孔子曾说过的“其身亲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进行劝谏，孔子却说：“不曰坚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淄。我岂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到一个政治抱负无处施展的急躁的孔子，也不难看到一个内心满是怀才不遇之感的怨愤的孔子，而“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三年有成”的豪言壮语似乎也因之带上了些咬牙切齿的味道。

总之，面对政治的孔子是一个诗人般矛盾的孔子，他一方面承受着重重打击，一方面又热衷并相信可以以一己之力改变天下的状况，并且为之执迷不悔。

二

作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教育家，孔子开启了官学之外个人创办私学的先河，可以说是中国教育体制史上第一位伟大的改革家。而作为以才德著称于当世的大贤，孔子又的确颇具开馆课徒的资本。孔子少年习《易》，一生勤加钻研，曾有韦编三绝的故事传于后世；年少时就通晓于礼，不时有成年人上门求教，甚至十七岁便得到了鲁国大夫的赏识，使之特意留下遗言让自己的儿子孟懿子去向孔子处学礼。

孔子一生育人无数，许多人在诸多方面得到过他的教诲，民间更有“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之说。孔子兴办私学，将有教无类作为自己的办学原则，使得不少平民子弟从中受益，而他因材施教的教育方法对有层次地启迪人的心灵更是贡献巨大，并一直延续到今天。

孔子在教学中以《诗》《书》《礼》《乐》为教材，把学生精通礼、乐、射、御、书、数六艺作为教学目标。在具体的教学活动中，孔子从学问、言行、忠恕、信义四个方面教育弟子，并为弟子制订了不揣测、不武断、不固执、不自以为是四条禁律，要求他们应当特别谨慎处理斋戒、战争和疾病。当弟子学习过程中遇到困难时，孔子总是要让他们自己进行深入的思考，直到确实无法解决时才会为他们进行讲解，同时他还要求弟子要学会举一反三、触类旁通。孔子极力推崇《诗》，并将其纳入自己的教育体系，一个根本的原因就在于“《诗》三百思无邪”。“思无邪”是孔子判断事物的一个重要的审美原则。他做人讨厌巧言令色，认为巧言会乱德，而有仁德的人无需善辩，只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影响他人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