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复仇观-文档

鲁迅的复仇观
本文将讨论以下两个问题:1、将鲁迅从日本留学到厦门工作这个时期的复仇观划分成以下三个部分:1)基于民族层面的复仇观;2)遭遇挫折的改革者的复仇观;3)遭遇了背叛的献身者的复
仇观,并考证它们的变化因由。

2、探寻这三种复仇观的渊源。

早期文学活动时的复仇观
(1903年-1909年)
提及鲁迅在这个时期的复仇观,首先要涉及到《摩罗诗力说》(1908年)一文。

鲁迅在早期的文学活动中,主要是突出介绍象拜伦、雪莱那样改革的先行者对专制的反抗和不媚俗的精神。

伴随着他们的反抗之声和行动的是,在俄罗斯、波兰、匈牙利出现了反抗专制追求自由的先行者和诗人。

鲁迅期待通过介绍他们的思想能够唤醒中国人的觉醒。

在《摩罗诗力说》的基调中并不存在着复仇。

但是,鲁迅在《摩罗诗力说》的第八节中提到了波兰诗人斯洛伐斯基的“报复之声”,并介绍了“复仇诗人密茨凯维支”的《死人之祭》中囚徒之歌,他在这里把重点放在了复仇上。

我们来讨论一下这个复仇的内容。

“欲我为信徒,必见耶稣马理,先惩污吾国土之俄帝而后可。

俄帝若在,无能令我呼耶稣之名。

”“渴血渴血,复仇复仇!仇吾屠伯!天意如是,固报矣;即不如是,亦报尔!”这是针对沙皇的民族压迫,表明了被压迫民族波兰人的复仇观,迸发出民族的复仇
感。

“如上所言报复之事,盖皆隐藏,出于不意,其旨在凡窘于天人之民,得用诸术,拯其父国,为圣法也。

”为了将祖国从外族的压迫中拯救出来,各种形式的复仇,即便是通过欺骗和卑劣的形式,也可以被看成是神圣的法则。

只是《摩罗诗力说》并不赞许那些不问含义和目的的复仇。

“凡厥中勇士,等是见放于人群,顾复不离亚历山大时俄国
社会之一质分,易于失望,速于奋兴,有厌世之风,而其志至不固。

普式庚于此,已不与以同情,诸凡切于报复而观念无所胜人之失,悉指摘不为讳饰。

”鲁迅认为,普希金彻底地揭露了当时俄罗斯社会中出现的拜伦式的英雄“诸凡切于报复而观念无所胜人之失”的先天缺陷。

换句话说,《摩罗诗力说》一文并不推崇那些不问内容的复仇,他所要颂扬的复仇是针对被压迫民族的专制以及它们的实施者,即基于民族层面的复仇。

鲁迅还介绍了为了祖国匈牙利而战死的“爱国诗人”裴多
菲的小说《缢吏之缳》。

这是一个执着的复仇故事,让敌人的孙子自杀而报了自己的儿子的仇。

初看这是一个推崇复仇的故事,鲁迅对此的解释是:“观其首引耶和华言,意盖云厥祖罪愆,亦可报诸其苗裔,受施必复,且不嫌加甚焉。

”当时,《嘉定屠城纪略》、《扬州十日记》等在留学生中被广为阅读,明末清初满人对汉人的屠杀事件又被提起。

据此看来,鲁迅的解释中也包含了这样的意图,认同先人的仇可以在现在进行报复的正当性,他赞同对现
在清朝的统治者满人进行报复。

这个也应当被认为是当时的鲁迅和留学生们在民族层面的复仇故事。

《斯巴达之魂》是取材于斯巴达军在浦累皆之战中报了温泉门全军覆没之仇的故事。

“斯巴达鬼雄三百,则凭将军柏撒纽,以敌人颈血,一洗积年之殊怨。

”现在不涉及鲁迅在这个故事中想表达的主题。

鲁迅在这里所提到的复仇是,通过击退波斯这个外族的侵略实现了温泉门之战的复仇。

这种复仇就是不忘外国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属于国家、民族层面的一种复仇。

鲁迅在1925年谈到:“我常常欣慕现在的青年,虽然生于清末,而大抵长于民国,吐纳共和的空气,该不至于再有什么异族轭下的不平之气,和被压迫民族的合辙之悲罢。

”这是鲁迅自身对在清末外族的专制下体会到的“被压迫民族的合辙之悲”。

对于清朝的专制统治,鲁迅推崇像拜伦那样的反抗精神和行动,提倡民族的复仇。

“时当清的末年,在一部分中国青年的心中,革命思潮正盛,凡有叫喊复仇和反抗的,便容易惹起感应。

”我认为,鲁迅所说的对清朝异族专制的复仇,就是前面提到的在他早期文学活动中民族层面的复仇观。

辛亥革命成功地推翻了清王朝之后,鲁迅的复仇观又变成怎样了呢?“待到革命起来,就大体而言,复仇思想可是减退了。

我想,这大半是因为大家已经抱着成功的希望,又服了‘文明’的
药,想给汉人挣一点面子,所以不再有残酷的报复。

”鲁迅认为,辛亥革命以后,复仇思想并不过分,而是由于汉人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而趋缓。

如果这大体就是当时复仇思想的状况,那么,鲁迅自身对复仇的认识又是什么呢?鲁迅在《杂忆》一文中提到,辛亥革命时满人的房屋仅有少量毁于战火,多数还是保留下来了。

但是,满人却把自己的房屋拆掉,将材料悉数出卖,家家荒废的只剩下一堆瓦砾,人也流落到了各处。

“看到这样的情形,即使你将《扬州十日记》挂在眼前,也不至于怎样愤怒了罢。

据我感得,民国成立以后,汉满的恶感仿佛很是消除了。

”鲁迅这个时期的复仇心理是缘起于外族清王朝的专制。

因此,辛亥革命把外族专制摧毁后,鲁迅目睹了满人的悲惨境遇,能够激起他复仇心理的因素不存在了。

鲁迅在民族层面的复仇心理逐渐冷却了下来。

在清王朝的灭亡到中华民国的出现,以及辛亥革命事实上受挫的这一过程中,鲁迅认为,中国变革所面对的迫切课题仍然是改变中国人的精神面貌。

正如《鲁迅景宋通信集八》中所说的那样,要超越汉满民族,瞄准中国人传统精神的国民性坏根,进行“国民性的改革”。

关于受挫的改革者的复仇观系谱
1,早期文学活动的失败与辛亥革命的受挫
在这里,我们将围绕着前面提到的鲁迅早期文学活动的失败和有关辛亥革命受挫的影响与后面的立论相关联的部分进行论述。

包括前面提到的《摩罗诗力说》等,在鲁迅的早期文学活动
中:(1)显示出反对推进文化发展的卓越个性被庸俗的大众埋没
的个性主义(尼采主义)。

这里表现了鲁迅对承担着中国(汉族)
复兴重任的“精神界之战士”的期待。

(2)显示出提倡民族独立、反对专制崇尚自由的人道主义民族观和反对奴隶精神(主张理想的人性、“立人”的思想)等。

值得注意的是,在鲁迅提倡的那些追求中国变革的主张中,
例如,从他有意突出那些具有反抗精神的诗人的语调中,我们也
可以感受到鲁迅自身所表现出的对中国变革的自信。

也就是充分表现了鲁迅自身做为中国的“精神界之战士”的自信。

但是,与鲁迅的自信相对的是,此间他的几篇论文和《域外小说集》非但没有引起任何反响,而且无人过问。

结果是:(1)使鲁迅明白了自己不是拜伦那样的改革领袖。

由于意识到自己还缺少充当改革领袖的能量,鲁迅陷入了巨大的苦恼之中。

(2)原以为有了卓越的个性就可以使文化繁荣,在中国的变革中起关键作用的个性主义也完全变了味。

鲁迅的个性主义与他自身对中国变革的基本理解相遇时,经由对自己的失望这样的原因,以反面的形式表现出来。

(3)在另一方面,鲁迅还是一直确信自己思想的正确性,只是由于不
被认可而加深了他的孤独感。

鲁迅带着失望于1909年回国,其后1911年以武昌起义为起点的辛亥革命爆发,他以异乎寻常的姿态投入到其中去。

但是,
辛亥革命没能摧毁中国的旧体制和传统的价值体系,结果由于反动派掌权而受挫。

鲁迅对自己崇高的理想抱有坚定的信念,现在
实现这个理想的途径消失了。

鲁迅认为辛亥革命受挫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传统精神中的国民劣根性(就是这使得革命从内部开始瓦解)。

由于鲁迅无法通过自己的力量或借助于外部的帮助找到对此进行改革的方法,他对中国变革的未来、对自己更加绝望了。

由上可知,鲁迅是经受了挫折的改革者。

他既体验了早期文学活动的失败,又经历了辛亥革命的挫折。

鲁迅一方面深入思考辛亥革命受挫的原因,一方面陷入了厌世的个人主义之中,他憎恶整个旧社会。

另外,令他感到失望的是,自身失败的原因之一就是自己作为改革领袖的能力不足,而且,对于自己
过于自信的自责,使他陷入了几近自虐的苦恼之中。

但是,1918
年以后,鲁迅依旧保持着上述的心态,与此同时,他认为,国民的
劣根性是使得中国变革受挫(也是他自己受挫)的根本原因,整个旧社会就是它的具体表现,他开始对之进行尖锐的攻击。

2,1918年以后受挫的改革者复仇观的系谱
如果要从鲁迅的作品中举出受挫的改革者的复仇观,那么,
这个系谱中就少不了以下的作品。

①《工人绥惠略夫》(1920年译),②《复仇》(1924年,《野草》),③《复仇•其二》,④《孤独者》(1925年,《彷徨》)。

1918年以后,鲁迅重新开始了写作活动,1920年左右他读了《工人绥惠略夫》一书。

绥惠略夫的复仇特征是:(1)1905年俄罗斯革命的低潮期中,绥惠略夫受挫后完全处在孤立无援的境地。

(2)绥惠略夫憎恶旧社会中那些过着舒适生活的统治阶层,
同时也憎恶那些民众(他们迫害那些为他们谋幸福的改革者,并且糟蹋了自己的生活)。

(3)被警察追捕的绥惠略夫对整个旧社会实施无差别杀人的复仇,导致了自我毁灭。

这个特征在于,失败的改革者坚信自己是正确的,同时,由于他们受到整个旧社会的敌视,又处于孤立和被迫害的境地,因而,他们对包括浑浑噩噩的民众在内的整个旧社会采取复仇的态度。

这已经与我们看到的在鲁迅早期文学活动中出现的民族层面的复仇观不同了。

由此可以看出,鲁迅通过这个故事明确地意识到自身也存在着失败的改革者那样的复仇心态,这也可以看成是在辛亥革命受挫的过程中产生的。

第二,我们以《复仇》(1924年,《野草》)为例。

首先我们来看鲁迅后来的说明。

我在《野草》中,曾记一男一女持刀对立旷野中,无聊人竞随而往,以为必有事件,慰其无聊,而二人从此毫无动作,以致无聊人仍然无聊,至于老死,题曰《复仇》,亦是此意。

但此亦不过愤激之谈。

譬如这是一对男女持刀对峙,或是处死改革者,如果是为了排解无聊,面对着围观的民众,也会让自己与之一直对峙到干枯为止。

这样使得群众更加无聊,让他们在无聊中老死,这就是复仇的含义。

这一群民众大概就是经历了失败的改革者从憎恶的视角所看到的民众。

这种复仇的方式是经历了失败的改革者对于旧社会,特别是对不自觉地表现出国民劣根性的群众,充满了憎恶的
复仇心理的表现。

第三,《复仇(其二)》(1924年,《野草》)中耶稣为了拯救受难的人们来到了人间,但是在“四面都是敌意”中被钉在了十字架上。

耶稣的复仇方式是,先是拒绝喝掺了没药的酒,冷眼看着那些把神之子钉在十字架上的愚民们,痛恨眼前的这些人,悲悯
他们的前途。

而且,由于钉杀了人之子,使得他们的罪恶更加血污,血腥。

这里表达了鲁迅对那些非但不能理解改革,反而帮助消灭想拯救他们的改革者的复仇心理。

第四,对《孤独者》(1925年10月,《彷徨》)的思考。

辛亥革命的失败使得身为改革者的魏连殳产生了失望,即使在痛苦的失意中,也没有放弃变革中国的理想。

但是,他在失去了唯一的知己之后走上了自我毁灭的道路。

魏连殳通过自我毁灭,即顺从于原来是变革对象的旧社会,践踏自己的理想,从而对整个旧社会
实施复仇。

这可以被理解成,鲁迅的憎恶中充满着厌世的个人主义和复仇的心态通过直接的形象得以淋漓尽致的表现。

正如上述那样,通过这个系谱可以看出作为受挫的改革者鲁迅的复仇观中的一种特点。

《复仇》中通过持刀对峙的两人站立至干枯从而实现复仇。

《复仇(其二)》中把身为人之子的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使得复仇更显凄惨。

《孤独者》中通过魏连殳的自我毁灭实现了对旧社会的复仇。

鲁迅在这个系谱中的复仇观是通过自我毁灭实现复仇的,其中充满着自虐的复仇色彩。

这恐怕就是鲁迅以自己的经验形象化地表现复仇的心态。

换言之,这是作为
改革者的鲁迅独特的二重受挫经验的表现。

可以说,《孤独者》之后这个系谱的复仇观在鲁迅的作品中再也没有出现过。

原因在于,作为受挫的改革者的复仇观在《孤独者》中已经基本实现了走向新生的净化。

1925年,女子师范大学事件作为新旧力量的一次交锋,军阀政府支持的旧势力粗暴地镇压了新势力,鲁迅的声援没能达到明显的效果。

因此,鲁迅变得灰心丧气,受挫的改革者的复仇感复燃,使自己陷入了充满憎恶和厌世的个人主义之中。

1925年夏,事件的参与者女子师大学生许广平积极劝慰并鼓励鲁迅说,像他这样的改革者对于当时尚处在弱小阶段的新势力来说有着不可替代
的作用,因此,鲁迅重新振作了起来。

之后,随着女师大事件的平息,鲁迅1925年10月在《孤独者》中,将当时激愤的心情彻底地吐露了出来,终于实现了走向自我新生的净化。

换言之,这时鲁迅把这种阴沉的复仇心理发泄出来,进而走上重新探索中国变革的道路。

也可以说,鲁迅已经找到了克服这种心情并重新行动的支柱和知己。

3,关于实现自新净化的可能条件
这里,我们简单地探寻一下鲁迅在1924年至1926年中思考中国变革方法的变化和发展。

因为这就是受挫的改革者的复仇心态在《孤独者》中最终实现了净化的条件。

我想,现在的办法,首先还得用那几年以前《新青年》上已经说过的“思想革命”。

还是这一句话,虽然未免可悲,但我以为除
此没有别的法。

而且还是准备“思想革命”的战士,和目下的社会无关。

待到战士养成了,于是再决胜负。

在1925年中,鲁迅所主张的变革中国的方法是,以改革传统的国民劣根性作为基本的课题,即通过思想改革的方法唤醒有希望的青年知识分子,在他们中间培养“思想革命”的战士,为改革积蓄力量。

对此,鲁迅大致认为:“思想革新的结果,是发生社会革新运动。

这运动一发生,自然一面就发生反动,于是便酿成战斗……。

”可以说,鲁迅在展望中国变革的时候对思想改革作了恰如其分的评价。

“改革最快的还是火与剑,孙中山奔波一世,而中国还是如此者,最大原因还在他没有党军,因此不能不迁就有武力的别人。

”未来的中国变革需要觉醒了的人们通过武力打倒军阀和旧势力。

鲁迅眼前要解决的是,即使他的文学活动对实力的增强“只能稍作辅佐而已”,他也要将力量集中在培养思想改革的战士和改革传统的国民劣根性上。

在打倒军阀和旧势力之前,首先要唤醒国民,这是根本的前提,不这样就不可能打倒军阀和旧势力。

军阀在1926年的三•一八惨案之前,只是被鲁迅当成“麻木,没有良心,不足与言”的敌人放在一旁,留待以后再解决。

但是,鲁迅参加了1925年开始的、以女子师大事件为标志的新旧力量之间的具体斗争,这场斗争使得他明白了阻挡在新势力面前的、由军阀政府以及与他们沆瀣一气的文人等旧势力所组成的墙壁有多厚。

“它们是无所不为的,满口仁义,行为比什么都不如。

我明知道笔是无用的,可是现在只有这个。

”通过这个
事件,鲁迅文学活动的力量不断地在实际中被检验。

正如鲁迅在《一点比喻》中所说的那样,在他对中国变革的展望中,开始对作为敌人的军阀以及与他们交结在一起的文人的具体实力有了更
深的了解。

同时,经历了女子师大事件,鲁迅认识到文学活动几乎无法有效地战胜现实中的强权者,由此产生了从事文学活动是否是“失败者的征象”的疑问。

在1926年的三•一八惨案中,军阀政府对于请愿的游行队伍进行了“便是在人类中也极少有的”的残酷屠杀。

鲁迅对此又有怎样的应对呢?
“现在似的发明了许多火器的时代,交兵就都用壕堑战。

这并非吝惜生命,乃是不肯虚掷生命,因为战士的生命是宝贵的。

在战士不多的地方,这生命就愈宝贵……以血的洪流淹死一个敌人,以同胞的尸体填满一个缺陷,已经是陈腐的话了……这回死者的遗给后来的功德,是在撕去了许多东西的人相,露出那出于意料
之外的阴毒的心,教给继续战斗者以别种方法的战斗。

”
在三•一八惨案中,觉醒了的改革者轻易就成了凶暴
军阀的牺牲品。

因此,鲁迅认为,不要浪费战士的生命,为了将来的战斗,应该比以前更加努力地积蓄力量,即主张堑壕战。

鲁迅改变了自己的看法,他认识到,原先被置于改革视野之外的军阀势
力是传统的国民劣根性最直接的代表,也是目前改革中必须提防的最直接的敌人。

由此看来,三•一八惨案之后,对包括学生在内的牺牲者的内疚暂且不提,鲁迅心头燃烧的是对军阀以及
他们的帮凶文人的强烈憎恶。

这种憎恶的指向是明确的,即军阀和他们的帮凶文人。

这种憎恶明确针对军阀及其帮凶文人,在内容上与以整个旧社会为复仇对象的受挫的改革者的憎恶是不同的,其中明确地包含了中国变革的走向。

通过女子师大事件、三•一八惨案这些在现实中新旧势力的斗争,包括作为中国
变革所要面对的精神层面的改革在内,加深了鲁迅对于具体权力构造的变革问题的认识。

在深刻认识了中国变革所要面对的问题和自己的敌人的背景下,鲁迅憎恶对象和憎恶方式的变化是有可能的。

在女子师大事件的平息与三•一八惨案即将出现的1925年10月中,受挫的改革者的复仇心态在《孤独者》中有可能完成走向新生的净化,上述鲁迅不断深化的认识便是其中的条件之一。

遭遇了背叛的献身者的复仇观系谱
1,作为长子及反哺的个性主义者的付出
(1)作为长子为周作人夫妇所做出的牺牲
许广平在《鲁迅回忆录》中介绍了鲁迅在经济上支助周作人夫妇以及兄弟失和的缘由。

许广平所提到的鲁迅作为长子的付出,主要有如下这几项:①鲁迅从日本留学回来后去当教师,是由于
早期的文学活动不尽顺利以及“因为我底母亲和几个别的人很
希望我有经济上的帮助。

”这几个别的人就是指周作人夫妇,因为他们仅靠公费无法在日本生活,鲁迅回国从教,从而能在经济
上支助他们。

②八道湾住宅的购买与修缮全都是鲁迅一手操办的,
八道湾共同生活时,鲁迅将全部工资都交给周作人的夫人。

为了应付一家生活的庞大开支,鲁迅曾四处借钱。

③鲁迅不仅要负担周家的生活费用,而且还要接济周作人夫人的娘家。

其中包括羽太重久三次来中国的费用和福子的每个月的学费。

鲁迅抱着“我总以为不计较自己,总该家庭和睦了罢”的态度支撑着一家人的生活。

即使这样也无法弥补与弟媳羽太信子之间的裂痕。

当鲁迅责备家里的佣人随意将东西拿走时,羽太信子却问佣人为什么被鲁迅发现。

然而,屈从于妻子的周作人从自身出发,选择了宁可牺牲兄弟情谊,也要与信子平安相处。

1923年7月鲁迅与周作人夫妇决裂。

鲁迅8月2日搬到砖塔胡同,10月买了西三条胡同的房子,1924年5月修缮完毕入住。

同年6月鲁迅到八道湾取尚未搬走的书籍和杂物。

下午往八道湾宅取书及什器,比进西厢,启孟及其妻突出骂
詈殴打,又以电话招重久及张凤举、徐耀辰来,其妻向之述我罪状,多秽语,凡捏造未圆处,则启孟救正之,然终取书、器而出。

据说鲁迅那天对周作人夫妇说:“你们说我有许多不是,在
日本的时候,我因为你们每月只靠留学的一些费用不够开支,便
回国作事来帮助你们,及以后的生活,这总算不错了吧?但是周作人当时把手一挥说(鲁迅学做手势):‘以前的事不算!’”
既然周作人一方的态度如此地强硬,协商和好的可能性就不存在了。

鲁迅对周作人夫妇的愤怒和作为遭受背叛的献身者的复仇感并未因此立即溢于言表。

但是,鲁迅在生前尚未发表的《俟
堂专文杂集》的题记中写道:
曩尝欲著《越中专录》,颇锐意?集乡邦专甓及拓本,……以十余年之勤,所得仅古专二十余及?本少许而已。

迁徙以后,忽遭寇劫,孑身逭遁,止携大同十一年者一枚出,余悉委盗窟中。

日月除矣,意兴亦尽,纂述之事,渺焉何期?聊集燹余,以为永念哉!甲子八月廿三日,宴之敖者手记。

甲子八月二十三日是公历1924年9月21日。

“宴之敖者”根据许广平的说明,指的是被家中的日本女性(周作人之妻)赶出去的人。

鲁迅被赶出八道湾,未能带走所有的书籍,文中提到的“寇劫”、“盗窟”无不透露着他的痛惜。

许寿裳曾描述了当时的状况:“我问他:‘你的书全部都已取出了吗?’他答道:‘未必。

’我问他我所赠的《越缦堂日记》拿出了吗?他答道:‘不,被没收了。

’”作为献身者的鲁迅充满着对恩将仇报的周作人夫妇的愤怒和复仇感。

(2)作为反哺的个性主义者对文学青年的帮助
鲁迅度过了沉默的1923年之后,从1924年到1926年他以奉献的精神从事了各种不求回报的活动。

其内容是按照前面提到的、他设想的中国变革的步骤而进行的。

①作为培养思想改革的战士的重要一环,他倾力培育文学青年。

②他致力于通过开展立足于现实的文学和思想活动,唤醒更多的知识分子,反抗旧社会和旧势力(包括女子师大的事件)。

那么,到底是什么能够让鲁迅变成近乎自虐地“将血一滴一
滴地滴过去”那样的泥土?大致就是来自鲁迅自身存在着的对中国变革和自己的绝望心态。

另外还要考虑到的是:
我的‘彷徨’并不用许多时,因为那时还有一点读过尼采的《Zarathustra》的余波,从我这里只要能挤出――虽然不过是挤出――文章来,就挤了去罢,……于是也就决定,还是照旧投稿了。

鲁迅在1924年反复说到上述的内容。

《查拉图思特拉如是说》读后的余波,对于不是超人的人来说,就是导致其无奈堕入“从我这里只要能……挤出文章来,就挤了去罢”这样的自虐态度中。

按照鲁迅当时的生活方式来看,这种态度表明了他决意以无私奉献和自虐的方式,把自己变为培育优良个性的泥土。

换言之,他的反哺的个性主义以无私奉献的方式呈现,是由于作为先觉者的鲁迅在受挫时依旧相信自己思想的正确性。

虽遭遇挫折,鲁迅还是凭借着先觉者所具有的恰如其分的自觉意识,选择了以《Zarathustra》的余波那样的方式,使得反哺的个性主义更具有无私奉献的内容。

结果使得鲁迅的活动带有浓厚的献身和自虐的色彩。

正是在这里显现出了体验过挫折、感受过绝望的鲁迅所特有的先觉者的自觉意识。

因此,从1924年到1925年,鲁迅全身心投入到推进中国的变革和培育文学青年的事业中去。

鲁迅丝毫没有对文学青年们透露出工作的辛苦,也不大指望得到他们的感谢。

文学青年们应该是十分感谢被他们尊为师长的鲁迅吧。

但是,他们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