释银雀山汉简尉缭子北
《中国文化要略》第十章典籍藏书复习要点
《中国文化要略》第十章典籍藏书一、填空1.中国古代典籍的构成主要有简册、帛书、纸写本和刻印本，甚至还包括石刻书籍。
简册也称简策，可说是中国最早的书籍。
它是用毛笔蘸墨把文字写在竹片或木片上，然后再一片片连接起来，成为一部书。
每根竹片叫“简”，我们习惯上称为“竹简”。
连接起来的竹片, 就称为简册。
连接竹片的材料，主要是麻绳和牛皮绳。
用牛皮绳连接的就叫“韦编”，所以成语有“韦编三绝”。
这种简册大约在商周时代已经出现。
2.古文经指汉武帝时在孔子旧宅的墙壁中发现的一批儒家经典著作。
汲冢古书指晋武帝时在今河南省卫辉市魏襄王墓中发现的数十车竹简，其中有今天所见的《竹书纪年》和《穆天子传》等。
这两次发现都是战国简册。
1972年在山东省临沂市银雀山汉墓出土的西汉竹简, 其中有《尉缭子》、《孙子兵法》、《孙膑兵法》等重要兵书。
1996年在湖南省长沙市走马楼发现了三国孙吴竹木纪年简牍数万片,对研究三国时期吴国的政治、军事、经济等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是我国近几十年来在古典文书方面数量最多、最重要的考古发现。
3. 1973年在湖南省长沙市马王堆汉墓中不但出土了一批帛书，如《老子》、《易经》、《战国策》等，而且还有绘在帛上的三幅驻军分布图, 这是迄今为止所见到的最早的地图实物。
4.我国的纸写本书籍在东汉时已经出现了，但简册和帛书同时存在,古书名。
但“坟典” 一词却成为中国古籍的代称。
2.八索九丘：也是传说中的古书。
据孔颖达解释，记载八卦的书叫“八索”，“索”是“探索”的意思；记载九州地理的书叫“九丘”, “丘”是聚集的意思，九州风气所聚，所以叫“九丘”。
但详细情况如何，没有人能说的清，因为从没有人见过。
3.四书五经：所谓“五经”，始于汉代。
汉武帝设立太学，置五经博士教授弟子，开始有五经的说法。
汉代的五经包括《周易》、《尚书》、《诗经》、《仪礼》、《春秋》，后来用《礼记》代替《仪礼》，把《左传》并入《春秋》，仍为五经。
“四书”的说法比较晚。
银雀山汉墓竹简书法艺术研究
银雀山汉墓竹简书法艺术研究作者：梁青来源：《文物鉴定与鉴赏》2019年第11期摘要：1972年4月，山东临沂银雀山1号、2号汉墓出土了不同书体的先秦竹书，以《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六韬》《尉缭子》《晏子》《守法守令》等为主要内容的竹、木简牍7500余枚，解决了关于西汉书体的种种猜测，填补了西汉时期在书法史上的空白。
银雀山汉简书体堪称竹简书体的精华，可谓秦汉时期隶书的典范，被书法家称为古今汉字分水岭，在古文字研究和书法艺术史上都占在有相当重要的位置，堪称竹简之珍宝。
关键词：西汉;竹简;书法艺术1972年4月，山东临沂银雀山1号、2号汉墓出土了不同书体的先秦竹书，以《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六韬》《尉缭子》《晏子》《守法守令》等为主要内容的竹、木简牍7500余枚，解决了关于西汉书体的种种猜测，填补了西汉时期在书法史上的空白。
并证实了《孙子兵法》与失传了1700多年的《孙膑兵法》同墓出土，解开了历史上“孙武、孙膑其人有无、其书真伪”的千古之谜。
这批竹简代表了我国古代兵学的最高成就，被列为新中国建国30年十大考古发现之一，建国50年影响最大的考古大发现之一，20世纪（100年）100项考古大发现之一。
2013年《国家人文历史》评选中国九大“镇国之宝”，文献书简、银雀山西汉《兵法》竹简成功入选，为孙武、孙膑正名。
专家汝企和点评，《孙子兵法》是世界上最早的军事著作，其作者孙武是春秋时期的军事家，有“兵圣”的美誉，他留下来的唯一著作——《孙子兵法》，不但成为其后中国历代研习兵法者必读之书，而且较早就有十余种文字的译本发行海外，在世界上也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从1号墓出土了三铢钱和半两钱而无五铢钱来判断，墓葬年代上限不会早于三铢钱始行武帝建元元年（前140），下限不会晚于五铢钱始行武帝元五年（前118）。
从2号墓出土竹简《汉武帝元光元年历谱》和半两钱来判断，墓葬年代上限汉武帝元光元年（前134）。
根据以上分析，两座汉墓应为汉武帝统治时期的西汉早期墓葬。
银雀山汉墓竹简
刑（形）28〔背〕 ?孫子曰：昔善……勝，以侍（待）適（敵）之可勝。不可勝在己， 可勝在適（敵） 。故善者 28 〔正〕……□使適（敵）可勝。故曰： 勝 可智 （知 ） 【□】不可為也。不可勝，守；可勝，攻也。守則有餘， 攻則 29 不足。昔善守者，臧（藏）九地之下，動九……眾人之所知， 非善 30 ……曰善，非□□也。舉【□□□□□】力，視日月不為明目， 聞雷霆不為蔥（聰）耳。31 所胃（謂）善者，勝易勝者也。故善者之戰， 無奇【□】 ，無智名，無勇功，故其勝不貸（忒） 。不【貸（忒） 】者 32 …… □□勝□後戰，敗【□□□□】33 而後求勝。故善者脩（修）道□□法， 故能為勝敗正。法：一曰度，二曰量，三曰數，四曰稱，五曰勝。地 34…… 生稱， 【稱】生勝。勝兵如以洫（鎰）稱朱（銖） ， 敗兵如以朱（銖）稱洫（鎰） 。稱勝者戰民也，如決積 35 水於千 （仞）36……
《銀雀山漢墓竹簡(壹)》: 9: .《銀雀山漢墓竹簡(壹)》?孫子兵法 上編 17 【九 變】 ……瞿（衢）地……地則戰，82 ……攻，地有所不爭，□……於九 83 …… 能得地 84 ……利，故務可信；雜於害，故憂患可 85 …… 不攻□【□□□】不可攻。故將有五【□□86□□】殺。必生，……潔廉， 可辱。愛民，可 87 ……危，不可不察也。88 《銀雀山漢墓竹簡(壹)》: 10: .《銀雀山漢墓竹簡(壹)》?孫子兵法 上編 18 【行 軍】 ……處高，戰降毋登， 【 □】處山之 89 ……此處水上之軍……交軍沂澤之中， 依 90……死後生，此處□91……凡四軍之利，黃帝之 92 …… 百疾， 陵丘隄□處其陽，而右倍（背）之。此兵之利，地之助也。上雨水，水流至， 止涉侍（待）其定【□□□】93 天井、天窖、天離、天 、天 ，必亟去之， 勿【□□□】遠之，敵近之。吾 94 ……□ （ 葦） 、小 林、 翳澮 （薈 ） 、 可伏匿者，謹復索之，姦之所處也。敵近而□者，恃其險也。敵遠□95 …… 進者，其所居者易 96……軍者也。□庳（卑）而備益者，進也。 辭強而【□】敺（驅）者，退也。 輕車先出居 （側）者【□□□□□】97 請和者，謀也。奔走陳兵者，期也。 半進者，誘也。杖而立者，飢也。汲役先飲 98……而不進者，勞拳（倦）也。 鳥□者，虛也。夜 者，恐也。軍獶（擾）者，將不重也。99 …… （甀）者不反（返）其舍者，窮寇也。□□閒閒□言人者， 失其眾者也。數賞者，窘也。數罰者 100……相去也，必謹察此。 兵非多益毋 101 ……而罰之，則不服，不服則難用也。卒已槫親而罰不行， 則不用。故合之以交，濟之以 102 ……行，以教其民者，民服；素□103 …… 《銀雀山漢墓竹簡(壹)》: 11: .《銀雀山漢墓竹簡(壹)》?孫子兵法 上編 21 【地 形】 《銀雀山漢墓竹簡(壹)》: 12: .《銀雀山漢墓竹簡(壹)》?孫子兵法 上編 21 九 地 ……地，有輕地，有爭地，有交地，有瞿（衢）地，有重 104 地，有泛地， □圍地，有死地。諸侯戰【□】地為散 105 ……而得天□之眾者為矍（衢） 。 入人之地深，倍（背）城邑多者，為重。行山林、沮澤，凡難行之道者， 為□106 ……□寡可【□□】吾眾者為圍。疾則存，不疾則亡者，為死。 是故散【□107 □□□】輕地則毋止，爭……□，瞿（衢）108 ……則行， 圍地則謀，死地則戰。所胃（謂）古善戰者， 能使適（敵）人前後不相及也。 109 ……適（敵）眾以正（整）將來， 侍（待）之【□】何？曰奪【□□□□】110 聽【□□】之請（情）主數（速 ） 也， 乘人之不給也 111……食；謹養而勿勞，并……謀，為不可賊（測） 。
银雀山汉简《孙子兵法》字体信息初探
九 地 ：第 １２０号 简 ａ２
· ９６ ·
■ 行 军 ：９２号 简 一ｌ
银 雀山汉 简 《孙子兵 法 》字体信息初探
以上 三 个 “之 ”隶 变痕 迹 非 常 明 显 ，就 显 得 比较 随 意 ，潦 草些 。应该 更 接 近 小 篆演 变 初 期 ，通 过 这些 笔 画演 变可 推测 哪些 是 秦末 或 汉 初不 同时期 抄写 的简片 。
西 汉早 期 的文 字隶 变 现象 已经 反 映 出 了篆 书 与隶 书 的本 质上 的区别 ，与东 汉成 熟 时期 的 隶 书在 字 体风 格上 已经没 有 太大 的 区别 ，只是 成 熟 的隶 书 在 笔 画 的 “掠 折 ”“雁 尾 ”方 面 表 现 的更 为 突 ｆｌＪ。
３．时 代 剧 变 的 产 物 秦 末汉 初 ，是 秦统 一六 国和汉 朝 初建 社会 发生 剧 变年 代 ，文 字 由秦 篆 向汉隶 转 变是 时代 发展 的需要 。银 雀 山汉 墓 竹 简在 书写 方 面的 简 化 与草 率 ，是其 走 向成 熟隶 书 的必 然 过程 。在 促进 隶 书字 体 的发 展 中 ，简化 和草 率 演变 带来 大量 的 异体 字 的产 生 ，人们 更 加愿 意 使用 方便 快捷 的 隶 书 ，篆 书 也 随着秦 朝 的灭 亡 而被 隶 书 替代 。
从古 代哲 学 、军 事学 、文献 学 、文字学 以及古 早 期萌 芽 阶段 ；
代历 法 、书 法艺 术等 方 面进 行 了大 量研 究 。学
第 二 时 期 景 帝 一 宣 帝 五 凤 元 年 （公 元 前
术界 对 文字 形 体 研 究 主要 集 中在 构 形 层 面 ，这 １５６年一 前 ５７年 １，近成 熟 阶段 ；
关键 词 ：汉 筒 《孙子 兵 法 》 隶 变 中 图 分 类 号 ：Ｂ２２ 文 献 标 识 码 ：Ａ 文 献 编 号 ：２０９５—９１７６ （２０１８）０３—００９５—０４
银雀山汉简，镇国瑰宝
《孙子兵法》《孙膑兵法》是中华民族文化宝库里的瑰宝，千百年来，这两部凝聚着先哲智慧的兵书一直为后人所继承发扬，特别是《孙子兵法》被尊为《武经七书》之首，被誉为“兵学圣典”。
纪洲丽银雀山汉简，镇国瑰宝“孙子武者，齐人也。
以兵法见于吴王阖闾。
阖闾曰：‘子之十三篇，吾尽观之矣’”“孙武既死，后百余岁有孙膑。
膑生阿鄄之间，膑亦孙武之后世子孙也……世传其兵法。
”司马迁在《史记·孙吴列传》中对“二孙子”身世及其著作的记述虽略微简单，但却清楚地讲明孙武、孙膑生活的时代、二人的渊源关系及各有兵法传世。
东汉史学家班固在《汉书·刑法志》中也对孙武和孙膑及兵法情况作了明确的论述。
可在《隋书·经籍志》中，却不见有关《孙膑兵法》的著录，致使孙武与孙膑、《孙子兵法》与《孙膑兵法》的关系混淆不清，无法考证，因而引起后人的种种怀疑和争论。
孙子与孙膑是否为同一个人，《孙子兵法》与《孙膑兵法》是否为同一部兵书？1972年一次轰动海内外的考古大发现，彻底揭开了这个千古之谜。
惊世发现1974年6月8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的位置刊发《著名的〈孙子兵法〉和失传的〈孙膑兵法〉等竹简在山东临沂银雀山发掘的西汉前期墓葬中发现》的文章，提到这一发现“对于研究先秦儒法斗争历史和古代考古人员在银雀山汉墓发掘现场清理出土的竹简。
In 1972, archaeological workers sorted out unearthed bamboo slips at the excavation site of the YinqueshanHan tomb.钱币、竹简书等随葬器物及墓坑的特点，断定这是两座西汉前期的墓，特别是鼎、盒、壶、罐等陶器组合的出现，更是证明了这一点。
两座墓的墓主是谁？这是大家关心的问题。
由于缺乏翔实的资料，墓主的情况不能作出确切的判断，只能根据出土的随葬品来推断其身份。
一号、二号两座墓都没有墓道，墓室是在岩石上开凿而成，两座墓室结构基本相同，都是一棺一椁制。
李家浩先生□著目□
李家浩先生□著目□————————————————————————————————作者: ————————————————————————————————日期:ﻩ李家浩先生论著目录(一) 著作1.《银雀山汉墓竹简[壹]》（合作），文物出版社,１９8５年9月。
2.《望山楚简》(合作),中华书局,1９95年6月。
3.《九店楚简》(合作)，中华书局，2０00年５月。
4.《著名中年语言学家自选集•李家浩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０2年12月。
5.《银雀山汉墓竹简[贰]》(合作）,文物出版社,２0１0年1月。
6.《楚地出土战国简册[十四种]》（合作),经济科学出版社,2009年9月。
(二) 论文1.《试论战国时期楚国的货币》，《考古》1973年3期1９2—196页。
2.《江陵凤凰山八号汉墓“龟盾”漆画试探》,《文物》19７4年6期62—6５页。
3.《马王堆1号墓出土漆器制地诸问题——从成都市府作坊到蜀郡工官作坊的历史变化》（与俞伟超先生合作),《考古》197５年6期344—3４8页；湖南省博物馆编：《马王堆汉墓研究》3５8—354页，湖南人民出版社，１９81年8月。
4.《银雀山汉简〈尉缭子〉释文(附校注)》(与曾宪通先生合作），《文物》1977年2期２1—２7页,3期30—35页。
5.《释“弁”》，《古文字研究》第一辑391—395页，中华书局,1979年8月。
6.《战国布考》，《古文字研究》第三辑16０—165页，中华书局,19８0年11月。
△7.《战国货币文字中的“”和“比”》，《中国语文》1９8０年5期３７3—3７6,372页。
8.《曾侯乙墓钟、磬铭文说明》（与裘锡圭先生合作)，《音乐研究》１981年１期17—21页。
9.《战国时代的“冢”字》，北京大学中文系编:《语言学论丛》第七辑113—１2２页,商务印书馆，19８1年7月；《中国古代度量衡论文集》3５２—362页,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年2月。
银雀山汉简校读札记
2019年第11期总第689期MODERN CHINESENo.11General No.689现代语文作者简介：林岚，女，华东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硕士研究生。
银雀山汉简校读札记林 岚（华东师范大学 中国语言文学系，上海 200241）摘 要：在银雀山汉简中，《尉缭子•二》503号简，原释作“侠”字，当是“扶”字。
《晏子春秋•四》542号简，原释简文“痛磒”当读为“痛眩”。
《论政论兵之类•十问》1556-1558号简，第一个“傅”字当读为“符”，训为“合”；第二个“傅 ”字当读为“薄”，训为“迫”。
《孙膑兵法•地葆》345号简，原释“不留（流），死水也”，当作“不留死水也”。
此外，《尉缭子•一》460号简末当补一“地”字。
关键词：银雀山汉墓；竹简；校释《银雀山汉墓竹简[壹]》与《银雀山汉墓竹简[贰]》自出版以来，学界的研究逐渐深入，成果颇多。
近来笔者在研读过程中发现一些释文和注解值得商榷，故不揣谫陋，草成小文，以就正于方家。
1.《尉缭子•一》篇460-461号简有一段话，整理者释文如下：……故曰明于【□□□□□】取天下若化。
国贫者能富之【460】……时不应者 能应之。
细审图版，原释文460号简最末的“之”字，其下显然应有一字，对比其他字形，此字当是“地”字。
在《尉缭子•一》篇456号简中，“地”字作“”“”。
该简中，此字作“”，据残存笔画，能看出其右部当是“它”，左下部笔画残泐不清，但对比该篇中其他“地”字之写法，当是“地”字无疑。
《群书治要》本《尉缭子》该段文字作：“故曰：国贫者能富之，地不任者任之，四时不应者能应之。
”其中，“国贫者能富之”之后正接“地”字。
《武经七书》本《尉缭子》该段文字作：“民流者亲之，地不任者任之。
”亦有“地不任者任之”一句。
因此，从字形与文意来看，该字释为“地”，当可信。
此外，461号简前残文有20余字，以今本对读，若加上《群书治要》与《武经七书》之“（地）不任者任之”“民流者亲之”，亦不过10余字。
银雀山汉墓的年代与墓主人考略
银雀山汉墓的年代与墓主人考略高友谦【期刊名称】《《滨州学院学报》》【年(卷),期】2019(035)003【总页数】8页(P27-34)【关键词】银雀山汉墓; 年代; 墓主人; 国属; 里籍; 姓氏; 身份【作者】高友谦【作者单位】滨州学院孙子研究院山东滨州256603【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K23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发掘了两座西汉墓，一号墓出土了包括《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尉缭子》等大批兵书在内的汉代竹简，二号墓出土了汉武帝《元光元年历谱》[1]。
1973年，在银雀山又发掘了4座西汉墓，依次编号为银雀山三至六号墓[2]。
1974年，银雀山汉简公布，海内外学术界为之轰动。
1997年，在银雀山中段原临沂市畜牧局旧址，又发掘了7座汉代墓葬，暂编号为银·畜M1-M7[3]。
可以说，银雀山存在着一个大型的汉墓群。
这里，本文所说的“银雀山汉墓”，主要指银雀山汉墓群中的一号和二号墓，有限涉及三至六号墓。
至于银·畜M1-M7以及其他的银雀山汉墓，则不在本文讨论范围。
一、银雀山一号墓的年代有关银雀山一号墓年代的原始判断，出自发掘简报：《汉书·武帝纪》记载，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始铸“三铢钱”，到建元五年(公元前136年)“停罢”，流通的时间很短，由此可以进一步断定，一号墓的年代，上限不会早于建元元年。
在这座墓葬里还出土了“半两钱”，而没有发现武帝元狩五年(公元前118年)始铸的“五铢钱”。
……由此可以推断墓葬年代的下限，不会晚于元狩五年。
[1]依据墓中出土的“三铢钱”和“半两钱”，发掘者将一号墓的年代，论定为建元元年至元狩五年(前140年-前118年)。
就研究方法而言，发掘者的研究思路和推理过程毋庸置疑。
不过，其研究结论却有重新探讨和进一步细化的必要。
作为判断银雀山一号墓年代主要依据的三铢钱，其铸行年代究竟是在何年，《史记》和《汉书》其实有着不同的记载。
由于史料记载本身存在抵牾，历史学家因此而长期争论不休。
【别名辞海】之《军队的别名》
【别名辞海】之《军队的别名》军队的别名（一）本甲主力部队。
银雀山汉墓竹简《孙膑兵法·擒庞涓》：“环涂甲之所处也。
吾未甲劲，本甲不断。
环涂击柀其后，二大夫可杀也。
”另，旧时户口编制单位。
清黄六鸿《福惠全书·编审·立局亲审》：“如审某里某甲，本甲户长，先投户单，逐户唤问。
”敝甲破旧的战甲。
亦以谦称自己的军队。
《史记·楚世家》:“我有敝甲，欲以观中国之政，请王室尊吾号。
”《资治通鉴·周赧王四年》：“今秦有敝甲凋兵，军于渑池……原渡河逾漳，据番吾，会邯郸之下，愿以甲子合战。
”《续资治通鉴·元纪·元纪》三十五：“公乘尾大不掉之舟，顿兵敝甲，与吾相持。
”边兵边防部队。
《汉书·卢绾传》：“豨以郎中封为列侯，以赵相国将监赵代边，边兵皆属焉。
”唐杜甫《塞芦子》：“边兵尽东征，城内空荆杞。
”唐陈陶《陇西行》：“汉主东封报太平，无人金阙议边兵。
”宋范纯仁《自警》：“俄复统一道，抚民帅边兵。
”明余继登《典故纪闻》卷十七：“至正德间，江彬用事，引边兵入内操练，而团营之法益坏。
”另，指边境战事。
《汉书·五行志下之下》：“董仲舒以为宿在毕，主边兵夷狄象也。
”又，边防用的武器。
《史记·平准书》：“边兵不足，乃发武库工官兵器以赡之。
”再，边防。
宋张载《贺蔡密学启》：“今戎毒日深，而边兵日弛。
”边戈代称边兵。
宋李曾伯《沁园春》：“君恩重，奈边戈未偃，阃毂犹推。
”宋王谠《唐语林·补遗一》：“寻属边戈内扰，馆宇至今不立。
”边军守边之军，边防部队。
唐韩愈《送水陆运使韩侍御归所治序》：“吾以为边军皆不知耕作，开口望哺。
”元姚燧《南京路总管张公墓志铭》：“言归闻之上，幸止边军无岁入。
”明韩邦靖《圣上西巡歌》：“边军随驾尽鹰扬，马上文臣亦武装。
”明九皋声公《苦雨怀东皋草堂寄如仲愚》：“四月淫雨寒凄迷，边军夜归闻鼓鼙。
”明余继登《典故纪闻》卷十一：“工匠处斩，家口发充边军。
《国语集解》订补
《国语集解》订补叶晓锋---------------------------------------------------------------------------------------摘要：徐元诰的《国语集解》最初由中华书局在1930年出版。
2002年经王树民、沈长云两位先生校点由中华书局出修订本。
徐书全刊国语本文以及韦昭注，并将相关的对韦昭注的驳正熔合自己的意见列于韦昭注的下面，为读者提供了很多有价值的材料。
不过部分注解或校订现在看来存在可商榷之处，特别是出土文献以及考古发现的研究的进展都可以和国语互证，显然这是徐元诰无法看到的，本文旨在根据古文字材料和考古发现的进展，对《国语集解》作一个初步的订补。
关键词：《国语集解》；出土文献；订补中图分类号：K225.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1017(2010)05-0084-06---------------------------------------------------------------------------------------《周语上第一》：不敢怠业，时序其德，纂修其绪，修其训典，朝夕恪勤。
（第5页）①徐元诰：曝书亭钞本《北堂书钞·政术部十》引贾逵曰：“恪，敬也。
勤，劳也。
”按，“勤”应该读为“谨”，《玉篇·言部》：谨，敬也。
这里的“恪勤”读为“恪谨”，是同义复合词。
“恪谨”还见于《尚书·盘庚》：先王有服，恪谨天命。
《周语上第一》：国之将亡，其君贪冒辟邪。
（第29页）韦昭：冒，抵冒也。
按，这里的“冒”也是“贪”的意思。
《左传·襄公四年》：“在帝夷羿，冒于原兽。
”杜预注：冒，贪也。
《国语》中“贪”“冒”连言，也是同义复合词。
《周语上第一》：及期，命于武宫，设桑主，布几筵。
（第36页）韦昭：主，献公之主也。
练主用栗，虞主用桑。
礼，既葬而虞，虞而作主，天子于是爵命世子，世子即位，受命服也。
银雀山汉简守法守令十三篇
银雀山汉简《守法守令等十三篇》--------------------------------------------------------------------------------作者：[新法家] 来源：[] 浏览：[436] 2008-02-28一.守法战国应敌……□固守。
战国者，外修城郭，内修甲戟矢弩。
万乘之国，郭方七里，城方九〔里，城高〕九仞，池□百步，国城郭……〔郭〕方十五里，城方五里，城高七仞，池广八十步，大县…………数也。
中县、小县以民户…………大县二万家。
中县、小县以民户之数制之。
…………□数也。
广毋下二尺八寸，长毋得下三尺四寸。
甲人一。
弩矢甲戟铁铦诸有朿□…………〔铁铦长十〕六尺大半尺者人一，十四尺半者人一，戟长十二尺半者人一，弩人一，人一，必□□□…………〔守〕城之法，敌在城下，及且傅攻，不□…………斩。
守城之法，客四面蚁傅之，主人先知之，主人利。
客……〔上〕遂广五百步，中遂三百步，下……遂，丈夫千人…………者万人，老不事者五千人，婴儿五千人，女子负婴…………百人以下之吏及与□及伍人下城从……不操其旗章，从人非其故数也，千人之将以下，止之毋令得行，行者吏与□□当尽斩之。
千…………千丈之城，必郭逆之，主人之利也。
不……众少倨句而应之，此守城之数也。
不在此其中者，□…………不与，在五步一人中。
守城之令，主人毋得与客言，毋得遇…………举手指麾，奸诈之所托也，…………去其署者身斩，父母妻子罪…………有去，父母妻子与其身同罪。
诸□争…………〔敌〕人在城下，城中行者皆止，丈夫行…………罪，非时得行者唯守…………禁邪为次，杀鸡狗毋令有声□…………城中之卒有…………之令也。
城上五十步而一楼，楼间为□□……□二百步而一出楼，三百步而一进行楼。
进行褛所以远视城下及城外也。
为高车可以投五十步之内者，二百步而一，小回车五十步而一。
五人之大杯、三人之小杯…………毋得□十七尺，后可以守及便斗。
外堞高七尺，内堞高四尺，外堞埤堄…………□二百步而一隔，必当出楼之下，善为之□而守之，以射敌远卒及后行者。
【秦汉】银雀山汉简
【秦汉】银雀山汉简
《银雀山汉简》
《银雀山汉简》于一九七二年四月间在山东临沂银雀山的两座前汉墓中出土。
一号墓出土竹简四九四二枚，其内容大致可分成现今还有传本的书籍和古佚书两大类。
现有传本的书籍包括：《孙子兵法》及四篇佚文、《六韜》十四组、《尉繚子》五篇、《晏子》十六章；佚书类有：《孙臏兵法》十六篇、《守法守令等十三篇》十篇、《论政论兵之类》五十篇、《阴阳时令占候之类》十二篇、《其他之类》十二篇。
二号墓出土者仅有三十二简，是一分完整的汉武帝《元光元年历谱》。
银雀山汉简的书法属隶书，略带篆意，有照显波磔，中宫收紧，笔力雄健，与东汉碑刻隶书十分近似。
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王兵》篇释文
作者： NULL作者机构： 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出版物刊名： 文物页码： 36-43页主题词： 管子;银雀山汉墓;地图;七法;文字;竹简;对照表;选阵;出土;兵法摘要： 一九七二年临沂银雀山一号汉墓出土大量竹简(概况见《临沂银雀山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74年第2期),墓中还出了一些记篇题的木牍,其中一块抄列《守法》、《要言》、《库法》、《王兵》、《市法》、《守令》、《李法》、《王法》、《委法》、《田法》、《兵今》、《上篇》、《下篇》等十三个篇题。
除《委法》、《上篇》、《下篇》外,其余十篇均可根据篇题含义在一号墓竹简中分别理出相应的简文。
这里发表的《王兵》篇的文字错见于《管子》的《参患》、《七法》、《地图》、《兵法》诸篇。
我们根据简文文义并参照上举《管子》各篇相应的文字系联为一篇。
(图版肆)此篇竹简的形制及字体,与篇名见于篇题木牍的其它各篇属于同一类型,篇末又有'王兵者必三具'一段文字,可以确定其为木牍所记之《王兵》篇无疑。
《王兵》篇在当时不一定被看成是《管子》书,但它与《管子》的《参患》、《七法》、《地图》等篇关系密切,对我们研究《管子》的源流和沿革提供了重要线索,同时这篇简文也是校勘《管子》相关各篇的重要资料。
《王兵》篇竹简大部分残断,经过拼合后,整理出的简文占二十三根整简的地位(篇题简不计在內)。
与《管子》相关各篇参互比较,并据本篇文义推勘,中间似无缺简。
第一简'主所以卑尊贵贱,国所以存亡安危者,莫凿于兵……',很象是本篇的开头,其前可能亦无缺简。
最后一简残断,其后是否有缺简无法确知。
但从文义看,全文已近接尾,即使有缺简,也不过一两根而已。
下录释文中无法辨识的字用□号表示;因竹简残断而缺去的字也用□号表示,但加〔〕号以与前一种情况相区别,缺字数系参照邻简字数推断。
简文中的假借字、古字都随文用( )号注出。
为了把《王兵》篇与《管子》的《参患》、《七法》、《地图》等篇的关系显示出来,释文之后另附《王兵》与《管子》相关各篇对照表。
西汉《银雀山汉简》欣赏
西汉《银雀山汉简》欣赏
银雀山汉简， 1972年4月，在山东临沂银雀山一号汉墓里，发现出大批西汉竹简，其中有《孙子兵法》、《孙膑兵法》等竹简，据考证，该批竹简年代大约在汉武帝初年。
银雀山汉简《孙膑兵法》（上9字以下简称《简》），为古书之抄写本，所用字体为古隶，我们可以把秦隶和西汉早期的隶书分别称为古隶和分书两种。
古隶由篆而简变，用笔自然随和，波磔虽具，但篆味十足；分书则波势挑法具备，用笔谨严，讲究章法，结体扁阔。
《简》明显的和秦简有共通之处，可以说是一家眷属。
《简》用笔多用方笔，行笔提按明显，且用笔逆入平出，起处实，收处虚，但圆笔也随处可见，且圆转随意，自得其宜，加之以波磔，故而《简》之笔画粗细、条短、方圆、迟速、疏密、巧拙、伸缩等相互为用。
在结体上，虽很多字形与篆书相合，但它对篆书进行了大胆地加工和减省。
在篆书纵势的基础上，变成了大多数的横势。
而且字形的长短大小不拘一格，这样《简》的书法，率意之中不失法度，古拙朴厚之中真气流动，不求工而自工，具有一种大趣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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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雀山汉简《观法》考释
银雀山汉简《观法》考释高友谦【摘要】The bamboo slips of Han Dynasty of Guan Fa and Zhan Shu unearthed from Yinyue Mountain has many similarities .They discuss howto observe the situation of the enemy so as to launch the war and originally are the same article ,whose title is Guan Fa .The original text of Guan Fa mainly expounds how to conduct strategic ob‐servation from the aspects of personnel ,geographical position and weather so as to provide decisive evidence for launching the war .Here ,the So‐called Guan Fa is actually to observe the approaches of observing one nation .Guan Fa is a classical works of strategic observation and the theory of launching a war .%银雀山汉简《观法》与《[占书]》两篇简文内容高度相关，讨论的都是如何观察敌情以发动战争这一战略问题，二者原本应属一篇文章，即《观法》。
汉简《观法》原文主要论述如何从人事、地利、天时等方面对敌国进行战略观察，从而为发动战争提供决策依据。
这里，所谓“观法”，也就是观国之法。
汉简《观法》（包括《[占书]》）是一篇有关战略观察学和战争发动论的经典著作。
孙子孙膑同人之谜
《孙子兵法》的作者是谁，长期以来一直是个疑惑不解的问题。
《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说，春秋战国时期有两个“孙子”——孙武和孙膑，孙武是春秋后期吴国的将军，孙膑是战国中期齐国的军师，他们各有兵法传世。
《汉书·艺文志》“兵权谋家”中，也著录有《吴孙子兵法》和《齐孙子》两种。
唐颜师古注前书的作者是“孙武”，后书的作者是“孙膑“。
然而、孙膑的兵法书自东汉末年以后就失传了。
这样，两个“孙子”只有一部《孙子兵法》。
于是，自宋代以来，就引起了许多人的怀疑和猜测。
有人根据《孙子兵法》阐述的许多是战国时代的情况，就认为此书源出于孙武，而完成于孙膑；有人则干脆主张，它是孙膑所作。
由于“孙子”有两个，而《孙子兵法》只有一部，不少人更怀疑起孙武其人的有无。
宋人叶适根据《左传》中毫不提及孙武，而《史记·孙子传》叙孙武用兵“试以妇人”，其事“奇险不足信”，因而指出：“故凡谓穰苴、孙武者，皆辩土妄相标指，非事实”。
（《习学记言》）清人全祖望完全赞同上述观点，认为：“吴原未尝有此人，而其事其书皆纵横家所伪为”。
（《鲍埼亭集·孙武子论》）现代学者齐思和撰《孙子兵法著作时代考》也主张：“孙武实未必有其人，十三篇乃战国之书”。
（《燕京学报》第26期）还有人认为，孙武就是孙膑。
如日本学者斋藤拙堂作《孙子辨》一文论道：“孙武与孙膑，毕竟同是一人，武其名，而膑是其绰号”。
（见江侠庵编译《先秦经籍考》中册）现代学者钱穆也指出：孙子在吴、齐两国都呆过，太史公莫能辨，遂“误分以为二人”（《先秦诸子系年考辨》）。
可见学术界在这个问题上说法之纷纭离奇。
1972年在山东临沂银雀山的西汉墓葬中，同时发现了书写《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的大批竹简。
这个发现不仅使失传了17 00多年的孙膑著作得以重见天日，而且证实了《史记·孙子传》和《汉书·艺文志》关于两个“孙子”有两部兵法的记载是确实的。
但是，有些学者认为，它还不能证明《孙子兵法》就是春秋末年的孙武所撰，因为这部兵法阐述的大多是战国时代的情况：（一）《孙子兵法》的许多用语都是战国时代流行而春秋时所未见的。
尉缭子人原文译文
尉缭子人原文译文《尉缭子》一书，历来争论很多，归纳起来不外三个问题。
第一，今本《尉缭子》是杂家《尉缭》还是兵家《尉缭》？第二，《尉缭子》成书于什么年代？第三，《尉缭子》的是梁惠王时的尉缭还是秦始皇时的尉缭？现将这三个问题的分歧点和我们的看法分述如下，作为《尉缭子》的简介。
第一，今本《尉缭于》是杂家《尉缭》还是兵家《尉缭》？尉缭子作品简介《汉书-艺文志》著录有杂家《尉缭》二十九篇，下注“六国时”三字；另有兵形势家《尉缭》三十一篇。
都与今本《尉缭子》二十四篇不符。
因此引起了今本《尉缭》究竟是杂家《尉缭》还是兵家《尉缭》的词题，迄今尚在争论中。
我们认为：《汉书-艺文志》著录有两种《尉缭》，但唐初魏征撰修的《隋书-经籍志》却只著录了杂家《尉缭》一种；魏征在另一著作《群书治要》中又收录了《尉缭》四篇，其内容基本与今本相似。
足见唐初只有一种《尉缭》(即今本《尉缭》)流传下来，而魏征将其归入杂家。
五代时，后晋刘昫撰修的《旧唐书-艺文志》以及北宋欧阳修撰修的《新唐书-艺文志》也都将此《尉缭》列入杂家，而无兵家《尉缭》。
但是与欧阳修大约同时的王尧臣等，则在北宋景佑间(公元1034-1038年)编辑的《崇文总目》中，将《尉缭子》列入兵家。
宋元丰年间(公元1078-1085年)，又把《尉缭子》列为《武经七书》之一。
查欧阳修生于公元1007年，卒于1072年，不但与王尧臣基本同时代，而且与宋元丰年间也很接近。
由此，可以断定欧阳修、王尧臣所见到的《尉缭子》以及《武经七书》中的《尉缭子》应是相同的书，只是由于欧阳修与王尧臣等的观点不同，欧把它按先例归入杂家，而王等则把它归入兵家罢了。
本来《汉书-艺文志》早已注明，所有杂家都是可入兵家的。
我们从今本《尉缭子》的内容看，它主要还是谈的军事问题。
虽然其中也涉及到政治、经济、法律等问题，但这些本来就是与军事有关的东西。
因而北宋以后，把《尉缭子》列入兵家，进而列入《武经七书》也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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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在银雀山汉简《尉缭子》中共出现三次：１．４９５：力分者弱，心疑者北。
２．４９６：心疑必北。
３．５１６－５１７：其侍（待）佰人之北，炤（灼）人之【□□□□□】以得囚请（情），则国士胜□，不宵（肖）自□。
依其凡例［３］，可以看出整理小组将银雀山汉简《尉缭子》中的三个“北”一律处理为“背”。
我们认为，将材料３中“北”处理为“背”应该是妥当的。
至于其他两例，则是军事用语，应释为“败退”，而不应处理为通假字。
《玉篇·北部》：“军败走曰北。
”《史记·高祖本纪》：“齐军归，楚独追北。
”集解：“服虔曰：‘师败曰北。
’”《左传·桓公九年》：“廉衡陈其师于巴师之中，以战，而北。
”《荀子·议兵》：“遇敌处战则必北。
”又指败逃者。
《商君书·战法》：“大战胜，逐北无过三十里。
”《汉书·高帝纪上》：“田荣归，沛公、项羽追北。
”可见，作为军事用语，“北”是有特定的军事学含义的。
首先，我们可以结合同时代的兵书中的用例来讨论这个问题：《孙子兵法》：１．《军争篇》：“背丘勿逆，佯北勿从。
”杜佑注：“北，奔走也。
”２．《地形篇》：“将不能料，以不合众，以弱击强，兵无选锋曰北。
”李筌曰：“军败曰北，不料敌也。
”３．《地形篇》：“兵有走者，有弛者，有陷者，有崩者，有乱者，有北者。
……将不能料敌，以少合众，以弱击强，兵无选锋，曰北。
”４．《九地篇》：“投之无所往，死且不北；死焉不得，士人尽力。
”有学者把材料４中“北”处理为通“背”，释为“背叛”，则误解了原文的意思。
孙子在《九地篇》中论及九种地形的作战原则时说：“是故散地则无战，轻地则无止，争地则无攻，义地则无绝，衢地则合交，重地则掠，圮地则行，围地则谋，死地则战。
”又说：“兵士甚陷则不惧，无所往则固，深入则拘，不得已则斗。
”因此材料４应理解为：把部队置于无路可走的境地，死也不会败退；既然士卒死都不怕，就会尽力作战了。
应之于孙子所举例证“投之无所往者，诸刿之勇也”，专诸、曹刿显然都没有“背叛”。
被视为兵家经典的“巨鹿之战”即是这种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战法的典型范例。
因此，以上几例均应释作“败退”。
《吴子》：１．《料敌》：“吴侯谓吴起曰：‘今秦晋胁吾西，楚带南，赵冲吾北，齐临吾东，燕绝吾后，韩据吾前。
六国兵四守，势甚不便，忧此奈何？’”２．《论将》：起对曰：“令贱而勇者，将轻锐以赏之。
务于北，无务于得，观敌之来同坐一起，其政以理，其追北佯为不及，其见利佯为不知，如此将者，名为智将，勿与战矣。
若其众讙哗，旌旗烦乱，其卒自行自止，其兵或纵或横，其追北恐不及，见利恐不得，此为愚将，虽众可获。
”３．《应变》：战胜勿追，不胜疾归。
如是佯北，安行疾，一结其前，一绝其后。
材料２、３中“北”应释作“（作战）失败”，材料１中“北”应释作方位“北方”，无“背叛”义。
传世本《尉缭子》：１．《制谈》：“征役分军而逃归，或临战而自北，则逃伤甚焉，世将不能禁。
”２．《重刑令》：“将自千人以上，有战而北，守而降，离地逃众，命曰国贼。
……将自百人已上，有战而北，守而降，离地逃众，命曰军贼。
”３．《踵军令》：“分卒据要害，战利则追北，按兵而趋之。
”４．《兵令上》卒有将则，无将则北。
５．《兵令下》：“诸战而亡其将吏者，及衔吏弃卒独北者，尽斩之。
前吏弃其卒而北，后吏能斩之而夺其卒者赏。
”又：“是有一军之名而有二实之出，国内空虚，自竭民岁，曷以免奔北之祸乎？”其中五例均应释作“败退”。
银雀山汉简其他用例：１．２０３：知女北？２．１１２—１１３：投之毋所往，死且不北，死焉……３．８１：详北勿从。
４．１７３—１７４：北伐黑帝，至于武隧，战于囗囗。
材料１、２同材料《九地篇》；材料３“详”通“佯”，“详北”即为“假装败退”；材料３之“北”为方位词作状语，应释作“向北”。
通过对以上材料的考察，我们认为“北”是战国时代兵书中的一个重要军事用语，其固定意义为“败退”。
其次，我们还可以结合《尉缭子》的军事思想来讨论这个问题：传本《攻权第五》与简文材料《尉缭子》所述有相应的内容：“兵以静固，以专胜。
力分者弱，心疑者背。
”该章主要论述攻城的原则。
作者认为攻城首先必须集中力量，决心坚定。
“心”指战斗的决心；“疑”指犹豫不定。
“心疑”为典型的军事用语，指战斗的决心犹豫不定。
这种情况为兵家之大忌，它必然导致贻误战机，作战失败。
有趣的是，《淮南子·兵略》亦有相似的论述：“兵静则固，专一则威，分决则勇，心疑则北，力分则弱。
”这和简文材料相应。
我们再来看看整理小组是怎样出错的。
《说文·北部》：“北，银雀山汉墓竹简的发现，为汉语史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本文拟对银雀山汉墓竹简《尉缭子》中“北”重新进行考察。
银雀山汉简《尉缭子》北释银雀山汉简《尉缭子》“北”□重庆文理学院刘小文摘要关键词SHILIAOYANJIU………………………………………………………………………………………………………………………………………………………（乖）也，从二人相背。
”徐灏注笺：“北、背古今字。
”《集韵·队韵》：“北，违也。
”《战国策·齐策六》：“食人炊骨，士无反北之心，是孙膑、吴起之兵也。
”整理小组即采用此说，注意到“北”的本义，而未注意到该词被用为军事用语后所产生的特定含义。
传世本《攻权第五》“力分者弱，心疑者背”之“背”当为后世传抄者臆改所致。
参考文献［１］马凤玲．专业术语在修辞中的应用［Ｊ］．语言与翻译（汉文版），２００５（１）。
［２］冯子薇．科技术语和行业语词义的泛化［Ｊ］．南京师大学报，１９９９（４）．［３］傅朝．《孙子兵法》军语研究［Ｊ］．锦州师范学院学报，２００１（２）．［４］刘禀诚．行业语的转化和新词的认知理据［Ｊ］．江西社会科学，２００５（１１）．［５］银雀山汉简整理小组．银雀山汉简．尉缭子［Ｍ］．北京：文物出版社，１９８５．［６］李解民．尉缭子译注［Ｍ］．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２．［７］尉缭子注释［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７８．［８］褚良才．中国古代军语研究导论［Ｍ］．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８．［９］张文儒．中国兵学文化［Ｍ］．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７．［１０］陈伟武．简帛兵学文献探论［Ｍ］．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９。
★作者刘小文为重庆文理学院副教授，博士。
北宋名臣司马光官员舆论宣传的主要观点三：人性教化观，即正确的教化可以实现一个人道德水平的提升；舆论中和观，即统治者应当一方面鼓励多元意见共生，另一方面借助最终决策权实现舆论一元；论辩技巧观，即一个人要想让自己的观点迅速传播出去并为他人所接受，就必须掌握以诚感人、求真务实等论辩技巧。
司马光宣传舆论司马光的舆论宣传观□辽宁大学文学院魏海岩摘要关键词在北宋名臣司马光的政治生涯中，常常伴随着口舌之争、笔墨之辩。
至和三年（１０５６），仁宗不豫，时任并州通判的司马光不避斧钺之祸，多次上疏，要求皇帝尽快确立太子，解决国嗣问题。
治平元年（１０６４），宦官任守忠窃取奉宸库金珠数万两献给皇后，不仅没有被处罚，反而因此得到赏赐。
谏官司马光三上札子，极力争之，最终迫使英宗将任守忠降逐出外。
“天下快之”［１］１０７５８－１０７６７。
之后，他又在著名的“濮议之争”力主“皇伯”说而抵制“皇考”说。
熙丰时期，司马光抨击新法不遗余力，逐渐成为反变法群体的舆论领袖。
这种特殊的经历，使之形成了自己的舆论宣传观。
一、人性教化观司马光认为人性分为才、德两部分。
作为统治者，对人性中的才，只能“因而用之”，对于人性中的德，却可以“教而成之”［１］２９９。
这种差异的产生与才、德自身的特性有关。
才是指“智愚勇怯”，完全由先天决定，后天无法改变。
“天使汝愚昧，而汝强智之。
如是者必得天刑。
”［２］４４８德是指“善恶逆顺”。
原始之德性受之于天，既有仁、义、礼、智，也有暴慢、贪惑。
如果把人性比作一块稻田，善的部分就是“稻粱”，恶的部分就是“藜莠”。
孟子只见到其中的“稻粱”而忽视了“藜莠”，故操性善之论；荀子只见到“藜莠”而忽视了“稻梁”，故持性恶之说。
两者皆失之于片面。
但是，不同的人从上天那里接受的善恶因素的比例是不同的。
圣人的人性中善多而恶少，愚人的人性中恶多而善少，至于中人则是善恶各半。
圣人人性中的恶在量上不占优势，故而不能战胜善；愚人人性中的善在量上处于劣势，故而难以挫败恶。
这便是所谓的“惟上智与下愚不移”。
不过，如果圣人依仗天赋，荒废学业，“则善日消而恶日滋”，如果愚人不断学习，“则恶日消而善日滋”。
正是因为圣人有学习的必要，愚人有教育的价值，所以社会才需要教化。
至于教育或教化为何能够实现导人向善，则在于人性的另一特性。
司马光认为人之情无不喜好善而厌恶恶、向往真理而羞于为非。
许多人无法向善而行，是因为他们没有办法抵御外物的诱惑和蒙蔽。
《大学》讲的“格物致知”，意思就是“能扞御外物，然后能知至道”。
而格物能力又是学习锻炼的结果。
因此，只要一个人勤奋好学掌握了格物的能力，就可以实现“视天下之事，善恶是非，如数一二，如辨黑白”［２］３４４。
二、舆论中和观尽管司马光认为人之才、德存在等级差异，极力推崇少数圣人、君子，但并未因此而否定多数人的意见、观点。
他将“心”视为认识世界的生理基础。
人心之异，恰如其面。
不同人认识世界的角度、方式和水平必然有别，而这种差异其实可以形成有益的互补，使人际交往进入“和”的状态。
其中的道理就如同厨工要制作出可口的羹汤，必须善于调和水、火、醯、醢、盐、梅，以保证味道适中。
如果太淡就增加调料，太浓就加水冲淡。
以政治决策为例，“君所谓可，而有否焉，臣献其否，以成其可。
君所谓否，而有可焉，臣献其可，以去其否”，这样才能保证政事平和、民无争心。
如果国君认为行的，臣子也认为行，国君认为不行的，臣子也认为不行。
恰如“以水济水”，“谁能食之”［２］１０７？因此，帝王应效仿舜帝，鼓励臣子当面表达不同意见，切不可如秦始皇般“恶闻其过，杀直谏之士，禁偶语之人”。
可是，这并不意味着国家对任何言论都采取放任自流的政策。
如果人人各主一说，舆论必将陷入分裂。
此种状态所产生的破坏作用是十分巨大的。
从宏观上讲，战国以来，正是“百家蜂午”，才导致“先王之道，荒塞不通”［２］１１。
从微观上讲，在具体的政治决策过程中，完全“委政于群下”，必然导致“争论纷纭”，难见事功。
调和这对矛盾的唯一希望落在了君主身上。
一个优秀的君主首先要鼓励百官甚至是布衣黔首通过合法途径各抒己见，让多种观点汇总到自己这里，实现民意上达。
接着，皇帝要深思熟虑，“精察其是非可否，以圣意决之”［２］２０８。
“若甲是而乙非，当舍乙而从甲；乙是而甲非，当舍甲而从乙。
”［２］２０７上述两个环节必须完全置于皇帝的控制之下，惟其如此方可保证意见表达的公平性和最终决策的公正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