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兰福镇》中的人物与服饰

《克兰福镇》中的人物与服饰
吴志梅
【摘要】伊丽莎白·盖斯凯尔在《克兰福镇》中对人物服饰进行了着力描写,尤其是帽子这一文化符号在作品中频繁出现.小说中以玛蒂为代表的女性人物对服饰的复杂感情和态度变化深刻反映了英国维多利亚时代中上阶层女性生活艰辛的真实状况.处于社会变革时期的维多利亚女性在面对经济社会困境的同时也为维护传统道德付出了积极的努力.
【期刊名称】《铜陵学院学报》
【年(卷),期】2017(016)003
【总页数】4页(P71-74)
【关键词】维多利亚时代;服饰;困境;努力
【作者】吴志梅
【作者单位】铜陵学院,安徽铜陵 244000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I561.074
伊丽莎白·盖斯凯尔是英国维多利亚时期杰出的批判现实主义代表作家之一。

《克兰福镇》（Cranford）是盖斯凯尔的一部经久不衰的作品，最初分期刊载在狄更斯主编的杂志《家常话》上，单行本于1853年正式出版。

自付梓以来，一直受到广大读者的重视与欢迎，对它的阐释和关注在她的作品中也是最多的一部。

这也是盖斯凯尔有时被直接冠以“写《克兰福镇》的盖斯凯尔”这样称谓的原因。

国内外
学者对这部作品的研究目前主要集中在女性主义视角、叙事结构、艺术手法等角度。

其中，国内最突出的是年轻学者陈礼珍从家族和性别的关系来探讨作品中的维多利亚精神。

笔者在细读过程中，发现作品中人物对服饰尤其是帽子给予了特别的关注。

而且，随着叙述进程的发展，人物对服饰的态度也经历了不断地变化。

因此，本文拟从《克兰福镇》中人物服饰入手来管窥维多利亚时期中产阶级女性的真实生活状态，探索维多利亚时代女性在面对困境和受束缚的生活中所做的艰辛努力，从而进一步加深现代人对维多利亚女性的看法。

《克兰福镇》以作者幼年生活过的柴郡小乡镇纳茨福德为原型，虚构了一个偏远宁静、由大龄单身女性和孀妇组成的女性社区。

作者用温情怀旧的笔调描绘一幅富于浓郁传统风俗的维多利亚乡村画面。

尽管其中一系列人物未免有些怪异夸张，作为现实主义作家盖茨凯尔以她熟悉的生活经历为背景，细致翔实地描写英国乡村小镇在工业化进程的侵蚀下如何不断变化的历史过程，为读者了解维多利亚时期人的精神风貌提供了生动丰富的素材。

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狄更斯、萨克雷、夏洛特·勃朗特和盖斯凯尔等人是现代英国的一批杰出的小说家，他们在自己卓越的、
描写生动的书籍中向世界揭示的政治和社会真理，比一切职业政客、政治家和道德家加在一起所揭示的还要多”[1]。

英国是一个典型的注重“绅士文化”的国家，人们普遍意识到服饰对彰显财富、地位和身份的作用不可小觑。

在传统社会里，服饰甚至还是标志身份地位的符号。

早在16世纪，英国政府就颁布法令对服饰加以规范和管制。

这些法令列出不同的社会等级，明确指出每个等级可以穿戴哪些颜色、质地的服饰，不能穿戴哪些颜色、质地的服饰[2]。

服饰属于物质文化范畴，也是标志消费水平的符号。

因此，对特
定的社会背景下人物服饰的研究有助于更好地了解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和时代风貌。

盖斯凯尔被称为是描写“英格兰状况”的维多利亚时代的一位重要的小说家[3]。

《克兰福镇》创作在英国的维多利亚中期，也是英国发展史上的鼎盛时期。

作者根
据自己年轻时的回忆写成，运用幽默的笔触，娓娓动听的记述了十九世纪英国乡村小镇的生活。

作者对小镇上那些生活贫困，但不失温文尔雅的老处女们的生活习惯、兴趣爱好、风土人情的描写让人读来妙趣横生，忍俊不禁。

然而，掩卷之余，人们又会不自觉地陷入对作品中人物的深切同情。

作为现实主义重要代表作家之一，作者正是通过塑造这些栩栩如生的女性人物形象，再现当时社会的真实现状，捕捉社会经济物质迅猛发展进程中弱势群体的艰辛与努力。

在维多利亚女王的统治下，19世纪的英国在每个领域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重大变化。

工业迅速发展，科学飞速进步，文学艺术高度繁荣，社会改革如火如荼。

到
19世纪中期，英国已经基本完成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工业的成功转型，工业社会的
价值观已经极大的冲击了传统的农业社会价值观。

即使象克兰福这样的偏远乡村小镇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城市化与现代化价值观的日益侵蚀。

同时，在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物质文化的繁荣的前提下，消费文化随之兴起，边沁功利主义日渐盛行，自由贸易政策得以推行。

这些社会变革所带来的不良结果是贫富分化与阶级对立，传统风俗与生活习惯受到冲击。

个人利益成为维多利亚社会的主流价值观。

经济上的富庶成为支撑体面的基石。

正如实证主义哲学家赫伯斯·斯宾塞指出“从幼时起，
维多利亚人就被周围的言行给灌输了这种理念：财富和体面是同一件东西的正反两面”[4]。

因此，在这样一个消费主义为主导、传统价值观开始沦陷的社会背景下，克兰福这个旧式小镇仿佛是水中的一片孤岛，能否抵御住外界汹涌的波涛？传统小镇居民在激流勇进的冲击下如何负隅顽抗？笔者将沿着小说中主要女性人物对服饰的态度变迁这一线索出发，来探索小镇上日渐式微的中上阶层弱势女性群体在面临经济困境所做出的艰辛努力。

在社会生活中，一直以来人们普遍认为女人天生爱装扮，爱服饰。

谈到服饰文化，有人曾经发出这样的感慨：女子好装饰的心理可说比什么都要发达[5]。

而《克兰
福镇》中的女性人物似乎有悖于“女子好打扮”的说法。

小说开篇就写到克兰福镇
是个女人王国。

她们在穿戴上从不赶时髦。

她们对自己不爱打扮的解释是：“在克兰福镇人人都认识我们，穿好穿坏有什么关系呢？”，“如果出门到外地去，依然没有人认识，穿好穿坏又有什么关系呢？”[6]1-2。

仔细推敲她们的解释不难发现这里暗含两层意思：一是如果周围有不认识的人就要注重穿着。

二是周围有认识的人也要注重穿着。

这一充满自相矛盾的言语叙述中流露出这样的信息——这个女
人王国里这群“亚马逊女战士”并不是真正的不爱打扮，只是对贫穷进行了掩饰。

在小镇居民眼里，节俭被认为是“高雅”的行为，可是如果叫穷则被认为是有失体面甚至羞耻。

如果穿的是印花布而不是丝绸，那只是因为大家喜欢这种耐洗的料子，晚上回家不坐马车是因为要呼吸清新的空气。

小说第十二章关于人物衣着的细节描写也诠释出她们衣着如何简陋。

“我”和玛蒂一如平常地坐在“家中的内殿”，这时听到敲门声。

我们正要飞也似地赶回房里去换帽子衣领，波尔小姐已经登上了楼梯。

[6]当福列斯特夫人突然来访时，我们大
吃一惊，因为我们的帽子衣领都是补过的[6]。

文中提到玛蒂的父亲是教区长，受
过良好的教育，她在小镇上属于上层家庭女性。

上述“我”和玛蒂急于换下补过的帽子衣领的举动虽略显夸张滑稽却使她们的经济窘境一览无余。

文中还有一件让人啼笑皆非的事。

贝西·巴尔格小姐家的母牛被穿上了法兰绒背心
和短裤。

巴尔格小姐的父亲生前是教区书记，姐姐以前曾经给贵族贾米逊夫人做过女仆，后来姐妹俩一起在小镇上开了一个高档帽子店，积累了大量的财富。

根据英国社会阶层的等级划分，巴尔格小姐应该属于下层中产阶层。

贝蒂·巴尔格小姐在
小镇上是被排除在以贾米逊夫人为代表的社交圈之外的。

从巴尔格小姐招待客人餐桌上的食品可以看出她的财富远远胜过小镇上的上流女性。

另外，文中也提到她穿得比镇上哪一位女士都好[6]。

因此，连巴尔格小姐家的母牛都可以穿上法兰绒质
地的服饰这一具有讽刺的事件就更加衬托出小镇中上层女性服饰水平的匮乏。

经济上捉襟见肘无力购置合适体面的服饰，才导致时刻需要掩饰简陋的服饰。

而她们对
简陋衣着的掩饰既是对贫穷的掩饰也是对体面形象的维护。

服饰属于物质文化创造，必然以具体的形象表现出来。

贯穿于《克兰福镇》最多的服饰形式就是帽子、花边及绸料。

通过上文分析可以看出虽然小镇上这群单身大龄女性和孀妇财力不济，不过她们依然对自己的服饰非常讲究，特别是在一些具体的细节服饰上。

帽子文化在服饰文化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在中西方，帽子均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意义。

帽子除了具有基本功能以外甚至还担当着社会文化功能，成为人的社会身份和地位的象征符号。

英国历来是一个以讲究淑女风范和绅士风度著称的国家，维多利亚时期的社会快速发展并不会令传统的礼仪习俗消失。

人们依然竭力恪守体面优雅的传统习惯，女性对诸如帽子、花边等装饰服饰的考究一如既往。

在《克兰福镇》中，几位女性对帽子的“谨慎”可谓是到了苛刻的地步。

恰如作者写到“克兰福镇衣饰上的主要花费便是帽子，只要头上有一顶时髦的帽子，女士们便象鸵鸟一般再也不顾身子了”[6]。

主人公玛蒂为了去昔日恋人霍尔布洛克先生家做客特意去店里精挑细选一顶最满意的帽子。

从霍尔布洛克先生家回来以后，为了等待自己昔日心上人的回访，每天都戴上那顶最好的帽子坐在窗前向下面的街道张望。

后来当听到霍尔布洛克先生去世的噩耗之后，她拼命抑制自己的感情并专门去定制一顶和贾米逊夫人相仿的帽子。

下面是她和女帽商的对话：
女帽商说——“不过她戴的是寡妇的帽子呀，女士？”
“噢，我只是说那种式子，自然不是寡妇帽，只是比较象贾米逊夫人那种式子罢了”[6]。

可见，尽管玛蒂牢牢地将自己内心的感情封锁，但是从她对帽子选择的慎重，读者还是能够感受到她对年轻时美好爱情的怀念以及内心对爱情和婚姻的憧憬。

帽子在这里充当了一个有力的象征符号，将主人公的思想意识清晰地透露了出来。

从文中叙述可知，霍尔布洛克先生是自由农，玛蒂的父亲和姐姐当年反对她嫁给身份比她低的霍尔布洛克先生。

玛蒂屈服于父权社会森严的等级约束，未能和自
己心上人步入婚姻殿堂。

因此，她只能借助帽子这一服饰物语来诉求自己内心的真实情感。

文中还有多处描写玛蒂对帽子的特别讲究。

比如她平时戴的帽子是黄缎带的便帽，那是她姐姐的最好的一顶，会客时戴式子仿照贾米逊夫人的那一顶。

滑稽的是有一次她没来得及换好，头上戴着两顶帽子，自己没有察觉还文雅谦和地和客人谈话。

还有一次为了准备参观意大利魔术师在镇上会堂的表演，玛蒂特意写信让“我”从德仑布尔给她买一点湖蓝色的样式流行的头巾式无沿帽。

可见，玛蒂对帽子的讲究是丝毫不容马虎，竭力维持自己的庄重体面形象。

除了帽子这一服饰符号以外，小说中对于花边、绸料也有细致的描述。

在小说第八章作者用两页的篇幅来叙述福列斯特夫人如何向贵族格兰玛夫人谈起关于她领子上那种好看的老式花边的奇闻异事。

她像宝贝一样精心打理这一花边，视如珍宝。

在她看来，这种花边只有像她这样的名门望族的后裔才能够拥有。

而这一象征她富裕和身份的遗物竟然是被猫吞下去又吐出来的。

从翻阅玛蒂父母旧信中读到玛蒂的母亲婚前也十分渴望一件白色凸花绸衣服。

小说中还描写了一些其她女性对帽子、花边、稠料等细节装饰的关注，这里不再一一赘述。

在工业革命和消费文化浪潮的冲击下，克兰福这个旧式乡村小镇上的中上层女性群体，经济上日陷窘境。

一方面她们不得不尽力掩饰尴尬贫穷的经济现状。

另一方面，她们依然通过对细节服饰的讲究来努力捍卫端庄得体（decorum）的维多利亚传统女性形象。

《克兰福镇》经常被看成是一部女性乌托邦小说。

著名女性主义批评家埃莱娜·肖瓦特在《荒野中的女性主义批评》一文中历数英美文学传统中的“亚马逊族乌托邦”小说分支时头一个提到的便是《克兰福镇》[7]。

在克兰福镇这样一个看似与外界隔离的世外桃源，实则暗流涌动。

寂静的小镇邻近工业化城市德仑布尔，城市的工业化大生产进行的如火如荼，英国迅速从农业化向工业化转变，这些外部的剧变不可能使这个小镇成为与世隔离的孤岛。

从小说叙述中也可以找到这些线索，比
如叙述者玛丽来回穿梭于克兰福镇与德仑布尔之间，而她的父亲就是一个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下的商人并且精通银行金融投资。

时至19世纪50年代，英国基本完成了从农业化向工业化转变。

随着工业化的深
入推进，英国已经成为世界工厂。

这就促进了产品的大众化与商业经济的繁荣与发展，从而进一步促进了消费文化的发展。

马克思认为，人每天都要消费，消费包括生产消费和生活消费两种。

而消费水平与经济发展状况密切相关。

消费文化这股潮流业已吹到了克兰福这个小镇。

镇上老板约翰逊宣布新式春装已到货，他要在他的铺子举办时装展览。

玛蒂早就在盼着了，她要买件绸长衫[6]。

她解释在很多人面
前对衣服、花边、帽子表现出兴趣与好奇是不雅和俗气的，因此她们早早地就到达服装展览铺子。

玛蒂一想到那些折叠得整整齐齐亮闪闪的料子，心里便兴奋地不得了，象是她专为买衣服的那五个金镑能把店里的绸儿缎儿统统买下来似的[6]。

玛
蒂对这次服装展期待已久，她尽情地徜徉在这些五颜六色绸缎中精细挑选。

就在这个时候故事发生了转折。

旁边有一位老乡持县镇银行发行的钞票准备给妻子买披肩，店员却告诉他由于县镇银行倒闭，所有该银行发行的钞票作废。

这也意味着玛蒂作为投资该银行的股东之一也立即破产。

此时此刻，玛蒂明知老乡的那张钞票已作废，还是坚定地将自己的五个金镑换给了那位老乡，让他得以给家中的妻子买回礼物。

19世纪的英国从农业文明转变为工业文明，中产阶级日益壮大成为社会的主导阶级。

代表中产阶级灵魂的功利主义成为维多利亚社会的主流道德风尚。

功利主义的核心是追求个人利益和幸福并把功利作为衡量人的行为的道德标准。

玛蒂将自己的五金镑兑换给手持作废钞票的老乡，这一举动不仅是她对自己梦寐以求的精美绸衫的舍弃也是对当时功利主义主导的社会道德风尚的否定。

她这一行为是发自她内心的责任和良心。

在以个人利益为主导的社会道德和个人内心的善良正义道德观面前，她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

这家银行的股票利息是玛蒂所有生活来源，银行倒闭的同时她也面临着生存问题。

她依然为老乡兑换这一张钞票，并且决定凑钱替这家银
行还债，这样她才觉得问心无愧。

尽管实际上她个人未必有能力完成这一目标，但是她还是打算通过自食其力来面对生活上的变故。

从她放下一个多年来有闲上层小姐的身份开始经营小茶叶铺，可以看出在现实生活面前她与自己传统身份做出的让步。

而在维多利亚社会转型期这个特殊历史语境下，这也正是传统女性适应社会历史潮流的一次巨大进步。

盖斯凯尔的作品按题材通常被划分为工业/社会问题小说和田园/家庭小说两大类。

她的小说始终以工业革命和社会变革为背景，揭示日常生活中蕴藏的诗性[8]。

《克兰福镇》属于她的田园/家庭小说，这类题材的作品对家庭生活、人物服饰、生活用品、室内摆设等细节进行着力描写。

《克兰福镇》中女性人物对服饰的复杂感情揭示了她们真实的生活状况。

在拮据的经济处境下，她们通过掩饰简陋的服饰状况及关注细节服饰来保持体面的传统形象。

在精美服饰面前，她们则毫不犹豫地放弃追求个人外表的“体面”，遵循自己的良心和社会责任感行事。

在被称为“黄金时代”的英国维多利亚时期，有许许多多的女性也像克兰福镇上这些被边缘化的女性居民一样，她们生活在工业化发展和自身社会经济地位衰败的夹缝中。

维多利亚女性在剧烈变化的社会环境下不仅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经济困境同时也积极地付出努力和艰辛。

【相关文献】
[1]马克斯，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686.
[2]谭赛花.16世纪英国抑奢法对服饰的管制[J].世界历史，2009 (2):91.
[3]侯维瑞，李维屏.英国小说史（上）[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376.
[4]陈礼珍.《克兰福镇》的“雅致经济”[J].外国文学评论，2011（1）：28.
[5]杨金才.服饰、自我与社会变革——论美国现实主义小说中的女性自我形塑[J].外国文学研究，2003（6）：69.
[6]盖斯凯尔夫人.克兰福镇［M］.刘凯芳，吴宣豪，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
[7]SHOWALTER E.FeministCritisismin the wilderness[j].critical lnquiry,1981,8(2):201.
[8]傅燕晖.不仅仅是亲爱的山鲁佐德——论伊丽莎白·盖斯凯尔的经典化过程[J].天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17（3）：2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