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丁和屈原的比较

但丁和屈原的比较
作者：阿朱出自：Bamboo也飞翔浏览/评论：778/0 日期：2005年12月5日 14:30
但丁是在中世纪即将结束时的一位伟大的诗人，而在此之前约1600年，也就是战国末期，在中国就出现了一位杰出的诗人，他就是屈原。

但丁和屈原，可以说是东西方的两颗璀璨明珠，《神曲》和《离骚》就是东西方文学史上两座艺术丰碑。

意大利的但丁与中国的屈原生活在不同的国度，我们却能以情感为线，穿越时空的局限，将他们放在一起。

孔子有言：“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

”长期的放逐与流亡生活，痛苦、落寞与向往都沉积于胸，它们喷薄而出，形成了两大情感的结晶。

为了揭露现实，唤醒人心，给意大利指出道德上、政治上的复兴的使命，但丁创作了《神曲》，而同样为了揭露恶势力追求光明，屈原用他一生的精力写作了《离骚》，这两颗文学银河中的不朽之星因为有了作者真切的经历与感受，因为同样具备了追求真善美的内涵而光彩夺目。

两位诗人虽然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有着相当的距离，但是他们的思想和创作方法却是如此的相近：
1、他们都是把自己的思想，自己对祖国的不幸和上层社会的堕落的沉痛哀思用诗歌这一形式表现出来。

《神曲》中但丁写的是自己在“地狱”、“净界”、“天堂”中梦幻般的游历，实则在诗作中强烈暗示着对社会和当前政治的批判；屈原在《离骚》中道出了楚怀王的昏庸，奸臣当道的黑暗现实：“何桀纣之猖披兮，唯乎捷径以窘步！唯乎党人之偷乐兮，路幽昧以险隘。

岂余身之禅殃兮，恐皇舆之败绩！忽奔走以先后兮，及前王之踵武。

荃不察余之中亲情兮，反信谗而齑怒。

”其愤世嫉俗之情，跃然纸上。

2、创作方法上，两部诗篇都具有浪漫主义文学的浓郁色彩，天上人间，任凭感情驰骋；表现手法上，但丁和屈原都采用了寓意、梦幻、象征；语言运用上，《神曲》和《离骚》又同用方言所写。

《神曲》中但丁所运用的是将天上的爱与地上的爱区别开来，将爱人贝亚特里齐作为光明与真善美的象征，将恶狼、豹、狮等作为恶势力的代表。

地狱与天堂两大宏观的概念使得作品具备了西方文化独有的大气与宏阔；而《离骚》则是东方女人特有的含蓄与温婉，花草为饰，神人为伴，以此孕育丰富的内蕴。

方言的使用让两部诗篇均带着浓郁的家乡气息，同样开新鲜活泼的一代诗风。

屈原和但丁一个在东，一个在西，同作为为国效力的政治家，他们都是不成功的，而且都遭到了放逐。

但是他们作为诗人，却都是伟大的，是成功的。

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

”“屈原放逐，乃赋《离骚》”，我们也可以说，但丁放逐，乃赋《神曲》。

《离骚》成为了中国诗歌史上的创举，屈原成为世人所瞩目的英雄，而《神曲》成为了中世纪的伟大壮观，但丁也成为了世界的文豪，《神曲》也将被作为文学经典而载入史册.
但丁与屈原----转载
2008-01-30 18:57
相信大家对这两位诗人并不陌生,但熟悉的程度一定有很大差别.想起屈原,会想起端午节,《离骚》《天问》《九歌》……….想起关于他的很多.但丁,除了一部《神曲》.,其他的一定知之甚少.其实记住一部神曲,也就够了.作为欧洲文学最早被介绍到中国来的这部作品,诗人以博大精深的神学,哲学,美学,和饱满的宗教激情,描绘了一个超然于现实之上的神灵世界.
恩格斯说“但丁是中世纪最后一位诗人,又是新世纪最初一位诗人..他出生于佛罗伦萨一个小贵族家庭.早年投身于政治活动中,并有所作为.但又在政治斗争中被迫离开自己的国家,终身流亡于他乡.他活着时意大利并没有采用这位伟大的诗人政治家的关于民族前途的主张.死后他的故乡也没有获得保留他的尸骨的荣誉.但无论受多大的委屈,他始终热爱自己的国家..有没有觉得和屈原有点像呢…..
是的,除了时间相差千年,地域相隔万里之外,从个人经历和创作风格来看,他们有许多相似之处.他们都曾在各自的国家政治中起着重要作用.都因坚持美好的理想而受打击.他们甚至某些遭遇都相同……..都是遭遇到一个大动荡,大
变革的时代,都同样被放逐而同样的客死他乡.当然更值得注意的是作为诗人政治家的相似………他们都曾有过美好的理想, 屈原《九歌.云中君》中说“兰汤兮沐芳，华采衣兮若英；灵连蜷兮既留，烂昭昭兮未央;謇将憺兮寿宫，与日月兮齐光；龙驾兮帝服，聊翱游兮周章；灵皇皇兮既降，猋远举兮云中。

”.可以览其耿介正直、高尚纯洁。

当他以这种被赋予着明确“政治—伦理”内涵的“善”为标准，来观照当时的楚国社会现实，来审视当时的上层统治集团，却发现到处充斥着早已病入膏肓、无可救药的政治腐败和品质堕落。

他在《离骚》中痛心疾首地写道：“世溷浊而不分兮，好蔽美而嫉妒。

”“惟夫党人之偷乐兮，路幽昧以险隘。

”对屈原而言，真正的悲剧，在于并且只有经过毁灭才能达到永恒。

义无返顾地高举起“善”的标帜，即使完全丧失了实现理想的实际可能，这不能不给屈原带来人生命运的深刻悲剧.有时候太清醒,太正直,也是一种痛苦…….因为无法向罪恶,虚伪妥协…….为着灵魂的纯洁……
现实生活中的但丁,早年经历中有两件事促成他的诗人气质.一是他对古罗马诗歌的热爱,其二是对贝阿丽特采的精神恋爱.而她的早夭是一种转瞬即逝的美,牵动但丁一生的爱恋.对生命的热爱,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和向往,在现实生活中无法实现.因为但丁在一三零零年当选行政官时因反对黑党支持教皇后黑党获胜.但丁便被判处终身流放.幸福的种子只有在诗歌里撒下开出美丽的花.所有受过的伤都可以瞬间复原……他痛苦的流放经历就是他诗歌中梦幻式的地狱,炼狱,天堂.共一百歌.诗歌中但丁把历史,现实,神话传说串在一起古罗马诗人.维吉尔的出现,具有一种新的意义,他是但丁在迷惘中的导师.诗歌中维吉尔对他说,………我将做你的导师,领你去一处永劫的地方,在那里你将听到绝望的呼唤.将看到古代的鬼魂在痛苦之中,他们每一个都在乞求第二次的死,然后你将看到安于静火中的精魂…….这是地狱篇中的第四歌.但丁笔下的地狱是可怕的.古希腊,罗马神话中出现过的凶神恶煞都出现在这里.把着各地狱的入口.与中国佛教中的地狱相似.只是规模上小一些.只有九层.内容上看也基本相似.都是对生前犯有各种罪孽的灵魂进行不同的惩罚.在屈原的笔下也常常看到很多鬼魂场面的描写.以致于他死后有人研究为什么屈原选择在鬼节死去……屈原笔下的地狱是生死轮回中的一个过程,而但丁笔下的地狱则是万劫不复的地狱………对亡魂生前的罪恶审判其实是对现实忧愤如愁的控诉…….可以说香草,美人不仅是屈原诗歌里出现最多的意象,也是但丁诗歌里出现的最多的意象.也许政治,情感始终是一个男人赖以生存奋斗梦想的理由．．．．．．
读但丁和屈原的诗歌,你会发现,他们都善于创造富于大胆的想象与巧妙联想的形象.诗人创造形象的形式有两种.一种是借用,一种是独创.但丁作品中大多数地狱的把手怪兽们都是来自希腊,罗马神话.而天堂的形象与奥林匹斯山上诸神有直接借用关系.采用梦幻与引喻式是他们诗歌的另一个特点.看屈原的诗歌你常常有一种时空瞬息转换的错觉,亦真亦假,亦梦亦真……但丁亦如此.他常采用中世纪常用的梦幻手法,通过梦境与古今各种人物沟通.如但丁在黒森林中遇到的三只猛兽,古罗马诗人维吉尔和贝阿特丽采等,他们的形象在中世纪是很有代表性的.他们都为后人留下了一个集神话,哲理于一体的梦幻世界.在那里蕴藏着他们珍珠般尘封的智慧,对祖国深深的眷恋和怨恨,以及一腔不知付与谁的柔情………..他们的相似似乎证明人们对真理的追求是如此的执着.像屈原所说：“虽九死犹未悔”.
当然毕竟他们在气质,经历方面还是有很大不同,所以在诗歌中也会明显表现出来.屈原的作品带有明显的抒情性,写一种美好愿望被冷落的怨情.对他的楚
国表现出一种无尽的难舍难分,但他无力改造,有的只是无尽的无奈.而但丁的诗歌突出表现出一个思想家,道德家的特征.尽管这个世界不美,但他还是选择在彼岸的世界里一直走到底.他的作品里的神灵是一个个对话的智慧者而不是膜拜的权威.一叶知秋,可以从比较文学的角度来说,他们作品的差异体现出东西方民族不同的社会历史背景与文化心理的差异．
文艺复兴时期的个人流放-时代的遗产
-但丁与屈原的比较研究
（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005级历史系何珵学号：20051139）
[摘要]本文试图跨越时间、空间界限，通过将但丁与屈原这两位伟大诗人流放背景、流放过程中的心理活动进行对比，并结合《神曲》、《离骚》这两部作品的细部捕捉，展示两位诗人流放过程中的思想差异，从而揭示文艺复兴时期个人流放的实质及意义。

[关键词]放逐、佛罗伦萨、世界主义、《神曲》、《离骚》
俗话说：“苦难是人生的镇舱之物。

”在文艺复兴时期，在几乎所有的人口较为稠密的城市里边，成群的人由于他们的自由意志而离开了家乡。

开启文艺复兴运动序幕的但丁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怀有一腔政治热血的他因反对教皇干涉城邦事务而被加上莫须有的罪名赶出佛罗伦萨，近二十年的流放生活，一部梦幻般的《神曲》，但丁赢得了“新世纪最初一位诗人”的赞誉。

无独有偶，古老的东方，战国烽烟四起，屈原在遭到楚顷襄王长期疏远后，终被流放，在“欲留无望，欲去不忍”的内心挣扎后，做出了“以身殉国”的伟大的心灵选择，留下了一部情词恳切、句句血泪的《离骚》。

特殊的境遇，特定的思想升华，造就了两部伟大的作品，也成就了两位孑世独立的先贤。

历史的因缘际会戏剧般地通过流放这一纽带在两人的生命中留下了惊人相似的轨迹。

（一）个人理想与黑暗现实的强烈矛盾-流放的背景
流放，即把犯人流逐到边远地方。

这一类似于“人生软禁”的行动往往带有极为强烈的政治色彩。

而大多数“仁人志士”所经历的这一命运遭际，起因都可归结为“政见不和”。

但丁于1265年出生于佛罗伦萨的一个贵族家庭，佛罗伦萨是当时西欧资本主义产生最早的一个城市。

十三世纪时，佛罗伦萨共和国的贵族与市民的政治斗争已持续了两百年而未定胜负，但在新的资本主义经济日益发展的条件下，贵族终于走下西坡路。

但丁出生的第二年，佛罗伦萨的政局出现了新现象，贵族与市民阶层平分政权，新兴的市民阶层在共和国里处于支配地位，各行业工会中只有少数贵族分子，特别是商人和自由职业的同业工会中，贵族的势力较大。

但丁是“骑士”世家，但已衰落，家业微薄，仅够温饱。

但佛罗伦萨工商业很繁荣，市民阶层在各部门势力较大，市政大权必须由参加同业工会的人，才能当选为佛罗伦萨官吏。

所以他参加了医药行会。

1300年他以医药行会代表身份，参加佛罗伦萨最高行政会议，被任命为行政官之一，从事共和国的建设工作，成为资政党（白党）的健将。

对但丁来说，对祖国的爱是绝对的，同时又可以是理性的、审慎的和道德的，他发现他要求忠诚的是一个十分理想的、符合天意的和普遍的政治实体。

这个政治实体有两个头，像纹章上的鹰一样-教皇和皇帝。

二者都有正当理由作为天下的统治者；两者都应该在罗马有其王位；两者都应为同一目标指导其政府，尽管手段不同，领域不同。

教皇应该监视教会的信仰和纪律，他应在一切地点，一切时代证明下述事实，即人世生活仅是彼岸世界存在的预备期，也应是它的一种准备。

另一方面，皇帝应在各地保卫和平与正义。

把地方事务管理留给自由城市或诸侯。

这两种权力是上帝通过特殊的奇迹或办法建立起来的。

一种显然是天意的设计在他们身上得到了最高体现，并且贯穿了整个历史。

背叛、抵制或毁灭这些神圣的权力，就是第一大罪。

保受苦难的社会中存在的各种弊病，就是这种罪恶的后果。

教皇获得了人世间的权力，这与他本来的纯粹精神的职务是不相容的。

[1]
如果说奢侈是佛罗伦萨的大祸根，那么可以说内讧就是它的更大的祸根。

弗里德里希和埃兹利诺灭亡以后，立即在当时的历史舞台上出现了一群暴君。

圭尔夫派和吉伯林派的斗争给他们提供了机会，他们一般都是以吉伯林派的领袖身份出现的，但时代和处境却如此不同，因而不能不使我们就此认识到一条高出一切的普遍的势所必然的规律。

他们所用的手段是过去党争中司空见惯的，即放逐或消灭敌人及其家族的手段。

[2]1302年代表教会反动势力的集团（既黑党），终于在佛罗伦萨得势，以贪污和反教皇之罪名，没收但丁全部家产，判处他终身流放，不得回国，否则处以火刑。

中国战国时代，七雄并立，到后期，只有秦、齐、楚三国势均力敌，大致不相上下。

而秦国自孝公用商鞅之法，十年之后，国富兵强，对六国采取咄咄逼人的进攻态势。

在诸侯各国采取合纵策略，联合抗秦的过程中，楚国是一个关键性因素。

在屈原政治生活重要时期的楚怀王前后，曾有两次对抗秦国的“合纵”行动，但都很快夭折。

其间，怀王受张仪之骗，贪图小利而绝齐，在政治上、外交上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

怀王十年后的丹淅、；蓝田战役惨败、诸侯联军的土崩瓦解、怀王对联盟的“背叛”，公元前296年，怀王客死秦国、秦楚两国绝交等种种因素渐渐地使楚国在“合纵”和“连横”两个方面都失去了地位。

国势衰微。

楚国内部，顷襄王上台后，小人得势，谄佞当道，内政更加黑暗、混乱、腐败。

屈原在遭到长期疏远后，继而被流放。

对比上述两位先贤的流放背景，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共同结论：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共和国与中国战国时代的诸侯国从表面上看似乎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政权组织形式，但其实质皆是两国尚未统一前分裂割据的既存体现，正是由于这两种分裂割据政权形式的存在，为不同政治主张、不同理想抱负的产生提供了较为广阔的平台。

而同时也隐藏着牺牲不同政见者的危机。

先贤们的个人理想与统治阶级或占绝对优势地位一方不可调和的矛盾，往往是促成被迫流放、走上人生苦旅的重要的历史根源。

而相比之下，但丁的流放则是王权力量与教权力量斗争的阶段性结果的直接体现，更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王权力量的薄弱，具有
悲剧性的宿命色彩。

（二）悲愤与激情的复杂交织-流放中思想的升华
“他们在世界各地流浪，一些人去了这个地方，另一些人去了那个地方。

”被放逐者但丁也浪迹天涯。

对尘世的孤独寂寞，他将永远有体会，宛如感觉到非人世的伤害-被遗忘、被抛弃、被放逐的孤独无依的感受。

“我希望躲藏到一个地方去，在那儿能够大声地哭一场任何人都发觉不了我，我一边哭着，一边就进入了梦乡，宛如一位挨了鞭子的孩子。

”“你将离开深爱着的一切，这是放逐的弓射出的第一支箭。

你会知道吃着别人的面包的味道有多咸，知道上下别人的楼梯路途有多么艰难。

”被放逐这支毒箭缓缓地射进了但丁的心中，缓缓地使他的血液中毒，可是，这一点但丁并没有立即地体会。

1302年6月8日，穆杰洛谷地圣戈登佐山中修道院，放逐者们决定在亚历山德罗•达•罗蒙伯爵的统率下远征佛罗伦萨，在阿雷佐组建军队。

但丁成为了这个军事同盟的12名参议之一。

1320年夏天，第一次远征败北了，1320年秋天的第二次远征最后也以“白党”的失败而告终。

最后，佛罗伦萨的被放逐者不但与阿雷佐的吉伯林派结成同盟，而且也与皮斯托亚和博洛尼亚的吉伯林派结成了同盟。

可到了1304年7月30日，在拉斯特拉战役中仍然惨遭败北。

在内部战争的险恶环境下，1304年，但丁出逃到了维罗那。

从维罗那至卡金蒂诺、再卢尼、吉亚那、乌尔比诺、波洛尼亚、帕多瓦、巴黎，但丁在许多公爵那儿作过宾客，也接触了哲学和宗教神学。

1308年卢森堡伯爵亨利七世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1310年，他挥师跨过阿尔卑斯山，进驻米兰。

1311年挺进罗马。

亨利七世的出现使但丁看到了新的希望。

此间他用拉丁文写下了著名的《王政论》，阐述其政治思想。

而1313年8月，亨利七世的去世则使但丁的最后的希望也随之破灭。

但丁对自己的贫困与放逐而感到悲哀,这些悲哀使他能够带者有预见性的不平之气倾吐自己强烈痛苦的感情。

[3]他好像一位水手掉进了大海之中，忽而沉没于波涛之中，忽而浮出了水面。

身为一个永久的被放逐者，但丁同阿加斯菲尔或者该隐的阴魂一样，幽灵般地游荡于世界各个角落。

他的悲哀也使他为了理想的教皇与佛罗伦萨而如此强烈地憎恨现实的教皇与佛罗伦萨。

“佛罗伦萨是罗马最可爱和最漂亮的女儿，我生在佛罗伦萨，长在佛罗伦萨，一直在佛罗伦萨居住，直至我人生的中期，可是，佛罗伦萨却随随便便将我放逐出去了，从此以后，……为了给这颗疲惫的心找到一处宁静的港湾并结束命定的生命期限，我一心一意地希望回到那个城市去，我差不多游荡了全意大利，可无家可归，像一个叫花子，违忤我的意志，展示着我的伤疤，人们却往往对这种伤痕累累的人加以指责。

我真是一条无舵无帆之船，漂流于大海中，被贫困的暴风雨折磨得筋疲力尽，有时也被海风吹到了某个船坞。

也许根据谣传，很多人认为我是一个另类-不仅瞧不起我自己，而且也瞧不起我所做的和还能做的一切。

”[4]放逐是一种被剥夺得一丝不挂的刑罚，一丝不挂的人们被投进酷寒里，被投到赤裸裸的土地上，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一丝不挂的灵魂：肉体已消融掉了，如同幽灵，他们在活人之中找不出任何迷津。

做一位放逐者就意味着做一个活生生的幽灵，比亡者的阴魂更可怜；人们害怕阴魂，却鄙视活人的幽灵。

[5]被放逐就是一种疾病，也许但丁清楚了这一点，一种可怕而又让人憎恨的疾病，如同麻风症般；麻风患者的力气渐渐衰退枯竭，游离于灵魂之外，宛如肌体上的器官一个个地脱落；贫穷、不幸、屈辱从被放逐者身上散发出来，宛如腐烂从麻风病人的躯体散发出来一样，健康人躲避麻风病患者-有家的幸福者躲避无家的被放逐者。

祖国之于一个人，好比肉体之于灵魂，不论一个重病患者对他自己的肉体有多深的讨厌和诅咒，把它视为折磨他的刑具，可是，只要他还有一口气，他就无法从肉体中超脱出去；肉体依附于灵魂之上，宛如涅索斯有度的衣服依附于躯壳上一样。

尽管但丁诅咒和憎恨佛罗伦萨，但他应当感悟到了这一点：“不管我对她有多深的憎恨，可她终究是我的母亲，我是她的儿子。

”但丁对佛罗伦萨深恶痛绝，关于万恶的私有制和极美好的“财产公有”问题，是他一生中使他苦恼的最为主要的问题。

“祖国的灵魂和肉体受到煎熬，但丁幸灾乐祸了，但他自己的灵魂和肉体也遭到了煎熬。

[6]然而，对佛罗伦萨恨得越深，对她爱得也就越深，这种被放逐者对祖国的畸形的爱憎，这种可诅咒的儿女对可诅咒的妈妈的畸形的爱憎，是被放逐的主要痛苦-地狱的、永恒的痛苦-所生发出来的。

“宛如大海之于鱼儿，世界之于我们就是祖国……然而，虽然我们因为对祖国的爱而承受着不公正的放逐……但是，最终对我们来说，整个世界上，比佛罗伦萨更可爱的地方再也没有了。

”[7]但丁在放逐中的生活，就是对祖国这种畸形的、可怕的爱憎所产生的死亡。

“祖国对我从未表示出怜爱，可我哪怕是死了也会宽恕它。

”[8]除开对祖国的畸形、可怕的爱恨的折磨，贫寒也是同样沉重的打击。

对于但丁而言，“他在内心上被贫寒击溃了。

这是贫寒对他最沉重的打击，在自己的灵魂面前比在别人面前更屈膝。

日渐增大的贫寒的压力像水泵一样压迫着人的灵魂，直至把它压扁了。

在贫寒琐碎的奔波之中，甚或一颗伟大的心也会变得微不足道，如同生锈的铁或者风化的石头一般，最终会化为齑粉。

[9]对于敌人的诽谤中伤，但丁能够做到不屑一顾。

然而，他也明白自己的处境之窘迫。

他很明了他的恩人们的价值，他们扔给他的每一块面包都卡在喉咙里，直至痛苦的耻辱的泪水流出来之后，才能咽进肚中去。

而也正是广阔的游
历，贫寒的境遇使但丁进一步接触到下层社会实际，深入了解了下层劳动人民生活，从而对我们所说的“社会革命”“社会不平等问题”的严峻性有了深切的感悟，他用自己的笔和舌同敌人进行顽强的搏斗。

也许在这样的时刻，但丁体会到了他在痛苦中无限膨胀着的力量。

“我觉得有很坚强的力量，足以抵抗命运的打击。

”[10]“你要站起来，用你的精神，克服你的气喘；假使精神不跟着肉体堕落，那么一切艰难就可以战胜。

”[11]“……假使我对于真理是一个胆小的朋友，我恐怕要在那些人中失去了生命，他们称这个时候为古代。

”我可爱的高祖所在的光辉，那时明亮得像阳光所照的金镜一般，于是，他回答到：“凡良心被自己的或他人的耻辱所染黑的人，一定感到你的话是严厉刺耳的；但是，这有什么关系呢，只要你能摆脱所有的诳语，显示你所见的全部现象……因为即使你的声调其初味是酸的，但在消化之后就是有营养的了。

你的呼喊如同飓风打击那些最高的山峰，对于你，这个将是非凡的荣誉。

”[12]“失败了的党派的成员所处的地位常常和暴君专制国家的臣民相似，所不同的是，已经享受过的自由或权力以及在有些情形下要想恢复它们的希望，给他们的个性增添一种更高的活力。

”“放逐也尤其有这样的结果，它或者是使被放逐者困顿以终，或者是使他身上原来所有的最伟大的东西得到发展。

”[13]但丁在放逐中以乞讨为生，却找到了两个宝藏，意大利俗语（vulgare eloquium）是第一个宝藏。

那么《神曲》是乞讨为生的但丁找到的第二个宝藏。

可能早在1300年和1302年之间，还在佛罗伦萨的时候，这部作品的创作就已动手了，但因为后来处于放逐之中而被迫中断了写作。

在1307年，但丁决定继续创作完成。

佛罗伦萨城市的密切的人际关系、活跃的思想交流，激烈的政治争论和真挚的文学创作为但丁的前无古人的纪念碑伟业奠定了充实的基础，而佛罗伦萨所达到的那种“一烽独秀”的鲜明的新时代特征则决定了诗人思想感情的取向与基调。

对佛罗伦萨又爱又恨的复杂感情，再加上流亡数十年的辛酸磨难，终于促成了《神曲》这部巨作像恩格斯评论那样代表着旧时代的终结和新时代开始的艺术上的升华。

傅雷先生曾深有感触地说：“要说放逐（exile），从古到今多少大人物都受过这苦难，但丁便是其中的一个；我辈区区小子又何足道哉！据说神曲是受了exile的感应和刺激而写的，我们倒是应当以此为榜样，把exile的痛苦升华到艺术中去。

”[14]实际上，在放逐的痛苦中创作的《神曲》更是一面无比博大精深的反映那个时代的镜子，因而成为佛罗伦萨这种发展模式在文学领域内结下的第一个硕果。

[15]而在当时，不仅是但丁，许多流放的人文主义者心中发展起来了一种“世界主义”，“在最有才能的集团里边发展起来的世界主义，它本身就是个人主义的较高阶段。

[16]但丁在意大利的语言和文化上找到一个新的故乡，但是，在他所说的“我的国家是全世界”这句话里边，他甚至于超越了这个限度，当人们提出以屈辱他的条件把他召回佛罗伦萨时，他写信回去说：“难道我在别处就不能享受日月星辰的光明么，难道我不在佛罗伦萨这个城市和它的人民面前屈身辱节，我便不能思索宝贵的真理么，况且我并不缺少面包吃。

”[17]这种“世界主义”的培育起源于流放这一文艺复兴时普遍的政治处罚方式，从某种意义上而言，也是文艺复兴留下的宝贵的精神遗产。

战国时的屈原贬官流放后，在心理上和生理上都受到长期的难以忍受的折磨，这种折磨使他“颜色憔悴，形容枯槁。

”无路可走，陷入“生存困境。

”他的“生存”困境是一种精神、人格、理想上的困境。

从根本上说，是由于他的“九死不悔”的坚定信念与楚国黑暗现实的深刻矛盾所造成的。

在《离骚》里，作者把自己的坎坷经历和强烈情感升华为一种善与恶、美与丑、光明与黑暗的不可调和的斗争，表现出善与美的崇高、恶与丑的卑劣、光明与黑暗的势不两立。

[18]流放期间，屈原的思想斗争和内心冲突是一异常尖锐而激烈的。

在他的面前，摆着两个重大问题。

是妥协迁就、随波逐流呢，还是坚持下去，抗争到底？是出走他国，历九州而相其君，还是深固难徙，苦恋故土？这两个问题都是非常尖锐而又严峻的，从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是无从选择而又必须选择的问题，是屈原对自己理想信念的严酷的拷问。

尽管楚王不是像尧舜那样的圣君，但屈原认为不能放弃肩上的历史责任。

贾谊《吊屈原赋》云：“所贵圣人之神德兮，远独世而自藏。

使骐骥可得兮而羁兮，岂云异乎天羊？般纷纷其离此尤兮，亦夫子之故也。

历九州而相其君兮，何必怀此都也？凤凰翔于千仞兮，览德辉而下之；见细德之险征兮，遥曾击而去之。

彼寻常之污渎兮，岂能容乎吞舟之巨鱼？横江湖之鱣鲸兮，固将制于蝼蚁。

”屈原如果改变观念，离开楚国，远走高飞，无论在当时的人们还是汉初的人们看来，都是情有可原、无可职责的，至少是一条可以选择的道路。

不存在什么现实的障碍。

如果认为屈原之死是为“洁身”或者“泄愤”，那么拂袖而去，一死了之，显然应该是最有效的首选方式，假使屈原在其余诸侯国另得贤君而辅佐之，完全有可能做出点事情来让楚国君臣清醒头脑。

《离骚》之作，必是作者政治上屡经挫折而情感上的忧愤已经积累到十分深沉的地步，但行动上还有选择的自由。

屈原大声疾呼，痛哭流涕，一再说要离去。

却自始至终，欲留无望，欲去不忍，内心挣扎，步履维艰。

[19]“余固之之为患兮，忍而不能舍也。

”[20]屈原的“生存困境”并没有导致他“历九州而相其君”。

屈原的“深固难徙”，“受命不迁”，“横而不流”，绝不是出于“洁身”，更不是出于“泄愤”，而是出于他的坚定不移的爱国思想和信念。

屈原最终做出了“以身殉国”的心灵选择，而他的死，是由于其信念的蒙难而彻底毁灭。

“屈原当时未死于郢都陷落之日，而死于黔中不守之时；未死于黔中随属的溆浦之地，而死于湘水流域的汨罗。

从这个过程来看，很可能郢都虽陷，屈原尤有兴国之志；黔中虽失，屈原尤存收复之心。

故直至到达湘水流域，接近祖国腹地，耳闻目见感到一切无望，才自沉于汨罗。

”[21]只有坚持对价值和意义的矢志不渝的祈求，才会导致绝望感。

这是一种对必须坚守的价值真实的不信任，一种对必须确信的人生理念的怀疑。

正因为如此，它才成为一种不可跨越的深渊。

如果诗人对自己的信念是绝对真诚的话，这种无比剧烈的内心冲突足以把他的身心都彻底撕得粉碎。

对现实世界中是否存在真正价值意义无所住心的人，不会有绝望感；超越于所有价值意义之上，寻求寂然解脱的人，也不会有绝望感。

从根本上说，绝望感是在价值和意义的无可挽回的毁灭中，对它的义无返顾的固执宁望。

屈原自沉汨罗所表现出来的光焰万丈的爱国主义精神，正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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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位先贤在流放过程中痛苦却又不失真诚地解剖自身的心灵，对比他们光辉的思想，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也许是他们的故乡葬送了两位先贤美好的前程，而却也正是他们的故乡从某种程度上成为了他们生命历程乃至艺术创作中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源泉，佛罗伦萨的一切为但丁提供了情感上的宣泄口和创作的养分，而也正是楚国的山山水水，强烈的乡土历史孕育了屈原充满爱国情感的绚丽诗篇。

这从一种意义上说可以是一份无形的、特殊的回馈。

两位先贤在流放过程中都体会到心灵的深切的孤独，也都曾绝望、挣扎，悲愤与激情的复杂交织使他们对于故乡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愁绪。

然而，放逐的感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