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寻清宫纂修《四库全书》史料体味一场文化盛宴

探寻清宫纂修《四库全书》史料体味一场文化盛宴
作者：郝晓蔚张丽娜赵卫利
来源：《北京档案》2016年第05期
清宫档案中存有与纂修《四库全书》有关的史料共1580件，研读这些史料可以探寻到乾隆年间编纂《四库全书》的艰辛历程。

这部历史巨著的编修，在中国乃至世界都是最大的文化工程。

它不仅促进了文化艺术事业的大发展，而且对于教育、文学艺术、哲学、史学、数学、地理、天文、医学、军事、考古等诸多领域的人才辈出起到了极大地推动作用，其编纂历程可谓是一场文化盛宴。

《四库全书》是我国现存最大的一部官修丛书，问世至今已两百多年，犹如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长河中的一颗璀璨明珠。

从现存的清宫纂修《四库全书》奏折的档案史料中，可以探寻到当时编纂《四库全书》工程的艰辛、浩大。

一、清朝帝王对编纂《四库全书》的重视
清朝经过百余年的恢复和发展，到乾隆中期，社会经济繁荣，国家政权比较稳固，政治局势相对稳定，为《四库全书》的纂修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和充裕的物质条件。

清初的几代君主都十分重视编纂典籍，尤其是乾隆皇帝对《四库全书》的纂修倾注了极大热情和精力。

从采访遗籍，开馆修书，到编纂体例、收书标准的确定，乃至《四库全书》缮竣后的审阅定稿，乾隆皇帝无不亲与筹划，最后裁定。

诚如《钦定四库全书凡例》所言：“是书卷帙浩博，为亘古所无。

然每进一编，必经亲览，宏纲巨目，悉秉天裁”。

现存清宫纂修《四库全书》的各种史料从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至嘉庆九年（1804年），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即乾隆帝为纂修《四库全书》及禁毁书籍所颁发的谕旨及嘉庆帝为办理空函书籍所颁发的谕旨；各地督抚及学政、盐政等奏报的关于征缴、查禁书籍的奏折、奏片、咨呈、书目清单，如《乾隆三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署理浙江巡抚熊学鹏奏购访遗书情形并进呈书目折》；军机大臣及四库全书馆总裁、总纂等官员关于编纂、审阅、覆校《四库全书》情形以及对各级纂校人员进行考核、议叙奖赏、记过罚俸和缮写舛误情形的奏折、奏片、信函、清单等，如《乾隆四十三年九月十四日寄谕署两江总督萨载等详查徐食田陶易有无捏改呈首月日情节》的奏折；此外，还有同治、光绪年间有关抖晒、清查文津阁全书的奏折和书目清单，以及办理《四库全书》在事诸臣名单的史料等，共计1580件之多。

在众多史料中，朱批奏折就有477件，如《乾隆三十七年十月初三日贵州巡抚觉罗图思德奏查明黔省鲜有书籍可供采择折》，“朱批：览”。

又如，《乾隆三十七年十一月十四日湖北巡抚陈辉祖奏购访遗书情形折》，“朱批：知道了”。

再如，《乾隆三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安徽学政朱筠奏陈购访遗书及校核〈永乐大典〉意见折》，“朱批：原议大臣议奏”。

这些还不包括各种口谕和其他相关谕旨。

《四库全书》的纂修，经历了一个相当繁复的过程。

从乾隆三十七年正月乾隆帝下谕命令各地征集遗书开始，到第二年设立四库全书馆，直至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十二月第一份《四库全书》缮竣，贮藏于紫禁城文渊阁，历时十年。

之后，第二、第三、第四份《四库全书》相继于乾隆四十七（1782年）、乾隆四十八（1783年）、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缮竣，分别贮藏于盛京文溯阁、圆明园文源阁、承德避暑山庄文津阁，以上为北四阁《四库全书》。

乾隆四十七年七月，乾隆帝又下谕命令继续修缮《四库全书》三份，分别贮藏于扬州大观堂文汇阁、镇江金山寺文宗阁、杭州圣因寺文澜阁，到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竣工，历时七年，以上为南三阁《四库全书》。

在各份《四库全书》缮竣之后，根据乾隆皇帝的谕旨又进行了全面覆校、审阅，其间迭有“添改抽”。

至于各份《四库全书》缮竣后的空函书籍，在乾隆帝的督催下，虽然一直在赶办之中，然终至乾隆帝去世仍未完成。

如文渊阁之空函书籍，直
至嘉庆八年（1803年）才完成，第二年归架。

二、编纂《四库全书》的艰辛历程
我国古代的图书典籍，几经战乱和社会动荡之后，损坏散佚严重，清政府集中大量人力、物力搜集全国图书，辑录已佚典籍，纂成《四库全书》，成为我国古代图书编纂史、学术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

中国古代的图书、典籍浩如云海，其中有残存的《永乐大典》，还有敕撰本（历代皇帝下令编写的图书）、内廷本（皇宫里明朝以前的藏书）、采进本（各省先后买进的图书）、私人进献本（私人进献的图书）等，编纂时要按经、史、子、集四类进行分类整理。

为了书页的整齐美观，规定一律手抄。

盛夏季节，酷热难当，大小馆员埋头于书海之中，汗流浃背，有时干脆打着赤膊，危坐看书。

在编辑过程中，馆员们每得到一部书，除了精心抄写、校勘外，还要写一篇简单的提要，介绍作者生平、书籍内容并加以简要评价。

之后再把这些提要总汇起来，经过考证，编制成《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和《四库全书简明目录》。

这两本书，是目录学中的重要著作，也是人们查阅《四库全书》的必要工具书。

《四库全书》经过几百位文人学者十年的辛劳才编纂成功，仅抄写人员就达一千五百人之多。

就是这部我国最大的丛书，它保存和归整了我国众多文化典籍，对于弘扬与传承中华民族文化起到了重要作用。

三、编纂《四库全书》是一场大规模的学术文化活动
从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平定准噶尔部叛乱后，乾隆帝采纳了安徽学政朱筠的建议，邀请文人搜集古书、开馆校辑、编纂大型丛书，并成立了专门机构向全国征集图书，进行筛选、鉴别、校勘、编纂，历时十年终于完成《四库全书》。

这部巨型丛书，收书三千五百余种，七万九千卷册。

这场大规模的学术历史文化活动，在当时是必要的。

这主要是因为明末以来，战乱频仍，书籍散失严重，对于清代以前的历代典籍需要系统全面的整理和归总。

“老北京”作为清朝都城的文化中心，清诸帝汉化甚深，崇文礼儒，又极力提倡文学，大力推行编纂典籍。

《四库全书》这部大型巨著的修纂，使得当时的翰林院、武英殿、文渊阁等处成为京师有名气的古典文化活动中心。

也是因为编纂《四库全书》的需求，位于正阳门外的琉璃厂，逐渐成为了经销旧书籍、文物的大街，很是兴盛，吸引了一大批学者、文人如戴震、翁方纲、朱珪、周永年、王念孙、纪昀等。

《四库全书》在乾隆年间编纂完成是中国历史上文化艺术方面的重大成就，展现了中华民族文化历史的辉煌，对于保护与传承优秀的民族文化起到了积极作用。

传统文化相关性研究”（项目编号：GH151089）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