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农”问题的八大热点

“三农”问题的八大热点
作者：韩俊、李力来源：共识网
当前，中国经济在世界金融危机中率先复苏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重视，特别是中国有关“三农”政策的落实情况，以及中国的“三农”问题，尤为引人关注。

为此，外交部前不久举行中外媒体吹风会，邀请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成员、农村经济研究部部长韩俊深度解读中央有关“三农”政策，并就中国的“三农”问题回答中外记者提问。

作为曾连续7年参与起草中央一号文件的著名经济学家，韩俊回答了来自美联社、路透社等50余家中外媒体记者的提问，对中国的粮食安全问题、耕地保护、民工荒以及城镇化发展、食品安全等一系列问题发表了独到见解。

一、中国为何没有出现“贫民窟”现象？
针对这个问题，韩俊谈到，中国在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进程中，没有出现个别发展中国家在这个进程中出现的农业萎缩、农村凋敝的现象，没有大量农民因为失去土地而流落到城市成为贫民，从而导致出现大规模的“贫民窟”现象。

相反，中国农业在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巨大成就是举世瞩目的。

韩俊表示，中国工业化、城市化、农业现代化取得的巨大成就，得益于中国政府一贯重视和致力于解决“三农”问题，致力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等历届中央领导分别提出：“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业是国民经济的根本”、“要把农业放在国民经济发展的首要位置”、“农业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等论断。

特别是近年来，中国农村的面貌发生了可喜的变化，水、电、路、气、房等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加强，教育、医疗、卫生、最低生活保障和养老保障等社会事业飞速发展，粮食连续六年丰收；农民收入连续六年保持较高增长速度；农民的生活水平明显提高，农村面貌日新月异。

“中国农业和农村发展所取得的成就首先得益于国家制定的惠农强农政策。

”韩俊认为，自2004年以来的连续7个一号文件充分表达了中央解决“三农”问题的政治意愿，提出了解决中国“三农”问题的新理念，初步形成了解决中国“三农”问题的政策体系。

韩俊强调，在所有的政策当中，符合中国国情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中央已经明确提出，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长久不变，这就给农民吃了一颗“长效定心丸”，让农民成为土地的经营主体和受益主体，农民的土地权利会得到长久保护。

在中国，一家一户的承包经营制度不能变，绝不能让农民失地，不鼓励大企业到农村搞土地兼并，不鼓励搞发达国家那样大规模的农场。

韩俊认为，中国的农村土地政策有三大优势：土地定权，农民定心；农民家中有地，才能进退有据；土地是集体的，承包权是农民的，农地农有，归农民使用。

正是因为有这三大优势，才有利于避免中国出现“贫民窟”现象，这是中国农村长治久安的基础。

二、中国的粮食安全存在新的隐患吗？
大量农民转移到城市务工后，土地是否被撂荒？对中国粮食安全有怎样的影响？这是当前中外媒体普遍关注的焦点问题。

韩俊表示，大量农民进城务工确实对粮食生产提出了很大的挑战，一方面农村缺乏青壮劳动力，同时农民进城收入提高后，消费的粮食、肉、蛋、奶的数量都会增加。

韩俊说，虽然中国粮食连续六年丰收，粮食生产能力已经稳定超过5亿吨的水平。

目前中国的粮食形势也处于供求基本平衡、库存非常充足、粮价基本稳定的状态，但仍然不能掉以轻心。

因为，目前这种供求平衡是非常脆弱的；而且是强制性的，需要政府强有力的干预；同时，这种平衡是一种紧平衡，很容易被打破。

因为种粮对农民来讲效益太低，种粮对地方政府来讲太不划算，如果我们一旦忽视粮食生产，粮食马上就有可能出现滑坡。

因此，为调动农民种粮的积极性，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稳定粮食生产，要继续增加对农民的种粮补贴，要提高对粮食的最低收购价。

现在有“两个杠杆”确保不让农民种粮倒贴钱，一个是补贴，另一个是价格。

最近中国政府刚刚提高了对稻谷主产区的粮食最低收购价，这就是落实中央一号文件相关政策的实际举措。

同时，国家也加大了对水利等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加大了农业科技创新与推广的力度。

相信这些举措对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对维护中国粮食安全会有积极推动作用。

针对中国大量进口大豆等油脂油料问题，韩俊回答说，依靠中国现有的土地，无法实现所有农产品自给，必须有选择性地依靠国际市场和国际资源。

同时，中国也在积极发展木本油料等方面的生产。

三、中国的耕地数量和质量是否“双下降”？
在中国推进城镇化进程中，耕地数量是否在减少、耕地质量是否在下降？中国如何平衡城镇化发展与保护耕地之间的关系？
韩俊对这个敏感问题毫不避讳，他说：我国人均耕地少，人均不到1.5亩耕地。

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必须保有一定数量的耕地，18亿亩耕地的红线不可逾越。

而现实中耕地保护的效果并不尽如人意，优质耕地流失速度惊人。

同时，我国正处于城镇化、工业化快速发展阶段，城镇化、工业化的推进将不可避免地占用部分耕地。

今后建设用地的供需矛盾更加突出，农用地特别是耕地保护面临更加严峻的形势。

因此，中国实施两个最严格的制度：一个是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另一个是最严格的集约节约用地制度。

韩俊认为，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建立基本农田保护利益补偿机制，就是要更注重以经济补偿手段来保护基本农田。

韩俊说，中国之所以提出要建立最严格的集约节约用地制度，是因为现在的土地利用还非常粗放。

如果按每个城镇人口平均用地来计算，中国城镇人口的用地比世界平均水平要高一倍。

大家可以看到，有的城市热衷于“形象”工程和“政绩”工程，建了不少脱离实际的宽马路、大广场、大草坪。

有些地级市、甚至县城的广场盖得都非常大，一些地级市用一、两千亩土地来盖广场的例子并不少见。

韩俊表示，建立最严格的集约节约用地制度，还要强化经济手段，发挥市场作用，因为土地太廉价，拿到土地太容易。

与此同时，中国土壤质量退化也是一个很严峻的问题，韩俊认为，首要原因是大量使用化肥，尤其是氮肥。

目前，政府在积极指导农民科学施肥，国家正在推广测土配方施肥项目，已让几亿亩耕地吃上各种肥料合理搭配的“营养餐”。

同时，也积极鼓励农民多施农家肥，更多地生产绿色和有机农产品。

第二个原因是耕作技术存在问题。

很多村庄没有大型拖拉机，无法对土地进行深耕。

比如黑龙江农村，农民只用小四轮耕地，而小四轮的耕作层很浅，长期如此，土壤质量肯定要退化。

现在，国家正在通过政府补贴，资助农民购买大型拖拉机，鼓励农民对土地进行深耕。

第三，工业污染、重金属污染向农村转移扩散。

中国刚刚完成重金属污染全国普查，已制定了防治重金属污染的规划，正在实施有关治理项目。

韩俊说：“我认为，在中国，提高耕地质量与保护耕地数量同等重要！”
四、中国如何解决食品安全问题？
面对频繁发生的食物中毒事件和各种食品质量问题，食品安全成为中外媒体关注的焦点。

特别是中国农作物使用化肥较多，如何保证化肥的使用对食品安全的影响最小化？
韩俊坦承，目前，农药残留超标、在食品包括饲料中滥用添加剂、滥用抗生素确实是个问题。

中国国内目前所有的农作物产品基本上都使用化肥，否则产量就会很低。

在这种情况下，少用化肥是可能的，但不用化肥很难做到，转变农业增长方式是农业发展中一个艰巨的任务，全世界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

这几年中国政府一直都在治理这些问题。

国务院刚刚成立了食品安全委员会，该委员会与其它委员会相比规格相对较高，在全世界也是少见的，这说明中国对食品安全是高度重视的。

他强调，食品安全管理与控制应该覆盖食品从“农田到餐桌”的全过程，同时发展食品生产、加工、储运、包装等各环节的安全技术，建立对食品安全进行全程控制的技术体系。

韩俊分析说，目前我国食品安全总体比较稳定。

同时也要清醒地看到，中国的食品安全的基础还比较薄弱，食品安全的基础设施相对落后，食品安全监管机构的能力相对较弱，形势依然严峻。

所以，当务之急，是提高执法能力，然后严格问责。

韩俊透露，国务院决定今年要在全国范围内集中开展食品安全整顿工作，重点治理食品添加剂、食用农产品、食品生产加工、食品流通和进出口、禽畜屠宰、餐饮消费、保健食品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

五、中国如何看待转基因技术？
对于转基因技术这一目前世界各国关注和争议的问题，韩俊表示，中国在转基因领域的一些研究在国际上都处于领先水平，在发展中国家更是处于领先地位。

目前，中国的转基因水稻、玉米、马铃薯、油菜、猪肉等的研究技术均处于领先位置。

如何应对转基因等新技术的运用对食品安全产生的影响？韩俊说：“我们正在对转基因农产品安全管理和产业化政策问题进行研究。

中国在转基因食品的产业化方面一直是非常谨慎的。

过去，中国的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是世界第四，现在已经退到了世界第六位。

”
韩俊介绍，事实上，转基因水稻要真正实现产业化还有一些严格的程序要走。

首先，转基因种子必须要通过新品种的审定，作为种子来生产和销售时，还要依据《种子法》拿到种子生产许可证、经营许可证，这些都是必须要经过的法定程序。

前不久农业部给两个转基因水稻品种颁发了应用安全证书，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

农业部是依据《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颁发证书的，经过了规定的法律程序。

对于转基因农产品，中国政府的态度是科学评估，依法管理。

中国作为大国，在转基因技术研究方面不能落后，必须有自己的知识产权，必须努力占领技术制高点。

六、如何解决“民工荒”问题？
目前中国沿海地区出现的“民工荒”问题是中外媒体最为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

对此，韩俊坦承这确实是个越来越普遍的问题。

据韩俊介绍，沿海地区目前不仅缺技术工人，而且普通工人也短缺，招工非常难。

他们调查发现，出现“民工荒”最主要的原因是农民工的工资太低，劳动条件太差，企业用工制度存在缺陷，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得不到充分有效保护。

他说：“沿海企业现在必须要转变观念，如果不重视劳动者权益的保护，今后招工会越来越难。

”
据了解，目前很多农民工从沿海回到家乡后，春节过后不愿再回到沿海打工，而是留在当地打工。

这些人之所以能在当地找到工作，主要原因是产业转移给他们提供了就业机会。

对于农民工来说，留在当地打工，虽然可能会比在沿海打工每个月少赚几百元钱，但住在家里不用花钱租房，还可以照顾家庭、老人和孩子。

韩俊表示，透过“民工荒”问题可以看到，中国产业经济目前出现了两个重要的趋势：一个是沿海制造业正在升级，向产业链、附加值更高的方面提升，这一趋势在广东已经非常明显。

二是中国沿海制造业正在加速向内地、向中部甚至西部地区转移。

随着近几年的发展，中国中部、西部一些地区基础设施建设逐步完善，产业供应链也已经形成，所以，已经具备了很好的产业转移基础。

针对“民工荒”问题是否会造成“中国制造”因成本增加而削弱国际竞争力问题，韩俊认为：“今后10—15年内，中国制造业通过产业转移，仍然可以保持很高的国际竞争力。

”
韩俊认为，目前中国农村面临的最大问题是留守儿童、老人、妇女太多，而通过这种产业转移，将使得人口结构、生产力发展能有一个合理的布局。

为了迎接这种产业布局的变化，为了保障农民工的权益，韩俊介绍，今年一号文件一个很大的亮点就是明确提出，要创造条件让一部分农民工，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定居、在城市落户，要改革户籍管理制度。

七、中国是否鼓励海外屯田？
中国有很多农民到海外租种土地，中国政府是否予以鼓励？
韩俊对此分析认为，确实有很多中国农民到海外、特别是邻国租种土地，因为中国农民特别吃苦耐劳，特别善于抓住商机，哪里能赚钱就到哪里去发展。

他们生产出的农产品主要是为了满足该国当地居民的生活需求，不会给该国的农业生产带来任何威胁，也不会与该国当地的农民争夺土地。

韩俊强调，中国作为13亿人口的大国，在解决农产品需求方面，主要是立足国内，我们不认为到海外租种土地是解决农产品需求的可以依赖的选择，国家也没有出台政策鼓励中国农民到海外当“地主”。

当然，中国政府要加强对劳务输出人员的培训和管理，要提高他们的素质，最重要的是，要提醒外出农民遵守该国当地的法律法规，特别是在农产品质量安全方面，要满足当地居民的需求。

八、农民人大代表数量增加有何重要意义？
在3月份召开的全国人代会上，全国人大代表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修正案（草案）》。

修订《选举法》对农民有何意义？农民人大代表数量是否会增加？
韩俊谈到，现行《选举法》规定，农村每位人大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四倍于城市，这就是著名的“1/4条款”。

现行《选举法》存在城乡比例失调的问题，对农民有一定的歧视性。

当初不均衡的原因是为了保证京、津、沪等人口多、经济地位重要的大城市和地区有更多的代表名额。

当时选举代表更多考虑的不是代表哪个阶层，而更多地是代表地区。

“我很高兴看到人大常委会审议选举法修正案草案，并提请今年3月召开的全国人代会审议通过。

改变城乡人大代表比例，这是城乡统筹的一个积极变化”，韩俊如此表示。

韩俊认为，此次修改选举法的背景，就是为了落实党的十七大提出的“逐步实现城乡按相同比例选举人大代表”。

修改选举法，是为了实现城乡“同票同权”。

此次修改主要特点是确立“城乡按相同人口比例选举人大代表”的原则。

今年全国人代会审议通过选举法修正案草案，城乡1:1选举的比例通过了表决，这将会极大地增强农民对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的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

韩俊认为，新修订的《选举法》通过全国人代会审议后，能够适当提高农村地区、特别是农业省的人大代表的数量，有助于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农民的话语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