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国公报》与西方思想的传播

《万国公报》与西方思想的传播报刊宣传是西方传教士在中国开展较早的文化活动。

早在1815年，英国传教士马礼逊和米怜就在马六甲发行以中国人为对象的《察世俗每月统纪传》的中文期刊。

“外人之传教也，均以输入学术为接近社会之方法，故最初发行之报纸，其材料之大部分，舍宗教外，即为声、光、化、电之学”①。

根据美国传教士范约翰1890年提供的一份中文报刊目录，1815—1890年间出版的中文报刊共有76种，其中约有一半是由教会或传教士主办的②。

影响最大的当推林乐知主办的《万国公报》。

《万国公报》原名《中国教会新报》（The News of Churches），创办于清同治七年七月十九日（1868年9月5日），由《中华新报》主笔、美国传教士林乐知出资创办，创办初期目的只为传教，每年刊出50本，聘请两名“秉笔华士”作助手。

该报为册报，每期4张，共8页，约7000字，印《圣经》图画。

内容分两部分：一部分刊登与教会有关的宣传文字；另一部分是评论教会之外的社会事件。

撰稿者最初规定必须是教会人士，偶尔也刊登一些华人所作竹枝词之类非宗教性作品，但林乐知考虑到扩大报纸的宣传效果，该报出版后的第二年，把基督教义与中国儒学经典释义对照，并以中国《礼记》与基督教“圣训”对比，以此证明基督教与中国儒学“有相通，无相背”，两者是“中西同源”、“万国一本”。

从创办的第三年开始，报纸内容开始涉及中国时政，刊登新闻材料增多。

清同治十年二月（1871年3月）林乐知辞去《中华新报》主笔，集中精力办《中国教会新报》。

从第一二四期起，刊登《京报》上谕和同文馆学生出洋游历札记，对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从第二〇二期起，该报内容分“政事、教事、中外、杂事、格致”五类，教会内容仅占报纸的五分之一，成为外国传教士创办的、第一家走出教会圈子的华文报纸。

《中国教会新报》发行至第六年三〇〇期时，由于所刊载的内容已不适用原报名，林乐知遂于清同治十三年七月二十五日（1874年9月5日），第三〇一期起改名为《万国公报》，从而脱离了宗教报纸的轨道。

《万国公报》是以时事报道为主的综合性报纸，为周刊，10余页。

在每一期的扉页上，印一行说明：“本刊是为推广与泰西各国有关的地理、历史、文明、政治、宗教、科学、艺术、工业及一般进步知识的期刊。

”③后来出版至清光绪九
年六月二十五日（1883年7月28日）第七五〇卷，因经费困难停刊。

这一阶段的《万国公报》，主要内容为国内外新闻，按国别分栏编排。

此外，每期刊有文章四、五篇，如长篇连载英人韦廉臣的《格物探源》、德国花之安的《自西徂东》和中国人写的短论；卷末还附有上海、伦敦等地的货价行情和银洋市价；后期另立杂事栏，刊登《夏日保身养生法》、《戴兰芬太史十戒诗》等。

清光绪十五年正月初一（1889年1月31日）《万国公报》作为广学会的机关报复刊，改为每月出版一册32页。

复刊后的主编仍为美国监理会传教士林乐知，但已不属林的私人财产，华人主笔为沈毓桂、蔡尔康。

该报主张“中国必须变法，但变法须不存畛域之见，由洋人为导师，走西方的道路”。

《万国公报》月刊于20世纪初改线装本为洋装书，并辟有社说、杂著、外稿、译谭、智丛、时局、要件、附录等栏目，销数也逐年增加。

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发行量约4000份，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发展到5万余份，成为当时中国境内发行量最大的报刊。

《万国公报》出版到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因林乐知病逝而停刊，前期周刊出了9年四五〇卷，后期月刊出了19年227册，其持续出版时间之长、影响之大，是同时代的刊物无法比拟的。

文化交流不仅是人类社会常见的现象，也是文明不断推陈出新、发展进步的酵母。

中国近百年来所取得的巨大进步，实得益于中外文化（主要是西方文化）的大规模碰撞、交流，这几乎已成定论。

如所周知，明清以来的中西文化交流即所谓“西学东渐”，大致可分成两个大的阶段：第一个阶段始自明末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浮槎东来，止于18世纪因“礼仪之争”而引发的对天主教的“禁教”，前后200余年；第二个阶段则始于晚清基督教传教士马礼逊来华，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达于极盛，其流风余响，至今未绝，首尾150余年。

两大阶段的“西学东渐”，可以说各有其特色，各有其成就，但就规模和影响而言，前一阶段又远不及后一阶段。

明清之际200间，耶稣会传教士在中国译著西书凡473种，其中纯宗教类书籍251种，占总数57%。

而从1811年马礼逊在中国出版第一本中文西书，到1911年清朝统治结束，100年间，中国共翻译、出版西学书籍2291种。

尤其从1900年到1911年，中国共翻译各种西书至少有1599种，占晚清一百年译书总数的69.8%，超过此前90年间中国译书总数的两
倍④。

可见，鸦片战争以后的近代“西学东渐”规模之大、势头之猛均前所未有，以至时人名之为“千古未有之奇变”，举凡西方的政、教、技、艺都于此时系统地传入中国，使中国传统文化在面临巨大挑战的同时，又带来空前的转化机遇。

为何近代西方文化传播有如此势头和规模？除因这一时期的文化交流是伴随西方资本主义挟工业革命的成果而进行世界性扩张的经济、政治性因素以外，文化传播方式和手段本身的改变，也是重要的原因之一。

较之于明清时期，近代新教传教士更侧重于“藉文字来宣传基督教”，除直接宣教外，更多地采用了译书、兴学、办报等间接传教的手段。

尽管这类活动的目的仍在于为宣传基督福音铺平道路，但正是通过这些世俗性的活动，西方文化经传教士之手大量传入中国，对近代中西文化交流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在传教士从事的世俗性活动中，他们又尤其看重创办报刊。

仅从19世纪40年代到90年代，外人先后在华创办了近170种中外文报刊，其中大部分是以教会或传教士个人的名义创办。

就中国近代报刊史而言，有许多个“第一”与《万国公报》脱不开干系。

虽然《万国公报》并不是第一份近代意义的中文报刊，但却是教会所办的第一份最正规的中文大型综合刊物。

台湾学者赖光临指出：“及至《万国公报》创刊，传教士将其所知悉之西方报业思想、知识与报刊体例，透过是报传播于中土，中国报业之现代化，于兹肇始。

”⑤1889年《万国公报》再度复刊后，直接隶属于经济实力雄厚的广学会，发行量逐年递增，到1906年，“每年售出数盈四五万”，“几于四海风行”，⑥创下了早期中文报刊发行的最高纪录。

中国近代许多名人都曾在《万国公报》上发表过文章。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孙中山先生的第一篇重要政见文章、长达七千字的《上李傅相书》，便是发表在1894年10月和11月出版的《万国公报》第六十九、七十期上。

最早的“马克思”译名，也是出现在1899年的《万国公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