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文学中的反省意识和忏悔精神_从_罪与罚_说起

2006年9月河北经贸大学学报(综合版)
Sep.2006第6卷第3期
Journal of Hebei U niversity of Econo m ics and T rade (Co m prehensive Edition )
Vol .6No .3
收稿日期:2006-05-10
作者简介:刘景枝(1971-),女,河北南皮人,河北经贸大学人文学院讲师,从事外国文学、中西方文化的教学与研究;蔡　宁
(1963-),河北青县人,河北经贸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从事外国文学、中西方文化的教学与研究.
俄罗斯文学中的
反省意识和忏悔精神
———从《罪与罚》说起
刘景枝,蔡　宁
(河北经贸大学人文学院,河北石家庄050061)
摘　要:19世纪俄罗斯文学中出现了一种“精神忏悔”现象,人总觉得自己是“有罪的”,因为恐惧而有心理痼疾,故此常显得卑微。

这种现象在知识分子群体中表现尤为突出,《罪与罚》是代表作品。

究其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是俄罗斯民族独特的宗教情怀;二是资本主义民主思想的传播。

关键词:反省忏悔意识;宗教情怀;民主思想;根源
一
作为俄罗斯现代主义文学之父,费奥多・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名字和作品依然频频出现在近年的文学评述中。

学界对其作品含有的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因子进行了深入研究,对其小说所展示的独特心理空间分外关注。

本文试从文学人物心理描写个案
切入,观照俄罗斯作家精神层面中突出的反省、忏悔意识,以剖析这一特征形成的根源。

《罪与罚》是陀斯妥耶夫斯基代表作,主人公拉斯科尔尼科夫是法科大学生,他年轻、善良、聪敏,因经济拮据处于任人宰割的地位。

但是他不甘于这种弱势命运,受尼采“强力意志”的影响,认为人有两
类:平凡和不平凡(“超人”),他觉得应该成为一个“不平凡的人”、一个“高等人”。

他勇敢地用斧头杀死了放高利贷者———狠毒的老太婆亚里昂娜・伊凡诺夫娜和她的妹妹理莎威森。

不久前为了生计,拉斯科尔尼科夫被迫把妹妹送给他的金戒指去典当,亚里昂娜・伊凡诺夫娜竟然只给了他两个卢布,这只可以看作他杀人的直接原因,而使他痛下杀人决
心的根本原因是他的个人英雄主义理想。

一次他无
意中听到别人议论那个老太婆摧残穷人的事,觉得作为“超人”他应该“为民除害”,应该成为“人类的恩主”。

经过周密设计然后实施了杀人计划,没有预料到的是本可以踌躇满志的行为却令他痛苦不堪。

他以为自己是一个“超人”,可以超越道德、法律,以恶抗恶以维持生存的权利和人格的尊严,然而他很快意识到自己绝不是什么“超人”,与那个十四等文官的妻子———亚里昂娜・伊凡诺夫娜没什么根本区别:一个微不足道的“凡人”而已。

①
他一边为自己的杀人行为寻找种种理由,又不时地谴责自己审判自己。

个人英雄主义思想与内心深处的道德原则交织在一起,他的精神几近癫狂和崩溃。

作者对拉斯科尔尼科夫进行了深入的心灵透视,运用多种描写手法,刻画了他心理变化的轨迹和心理矛盾的复杂性,展现了一个倍受良心折磨的灵魂,熔铸了作家深深的忏悔意识。

陀斯妥耶夫斯基强调艺术要忠于现实,不能绕开现实,更不能躲避现实,换句话说就是艺术不仅永远忠于现实,而且不可能不忠于当代现实。

但是我们必须看到他的现实主义是更为深刻的现实主义。

因来自社会的平民层,他对贫民的生活状况看得真
切,对小人物的心理活动把握得准确,在小说世界里,他把战场设在心灵深处,展示着“人类心灵的奥秘”,他独特的描写手法影响到20世纪现代派文学,因此被称作俄国现代派文学的鼻祖。

二
“罪”还是“非罪”,这是折磨拉斯科尔尼科夫的难题,也是作家试图弄清楚的问题,更是19世纪俄罗斯那些深刻的作家们着力思索的课题。

出生于贵族家庭的赫尔岑,少年时期受十二月党人影响,从贵族革命家转变为革命民主主义者,他的代表作《谁之罪》,就是以“谁之罪”为主题而进行的艰苦卓绝思考的结晶,作品对那时的农奴专制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不但深入到社会制度层面对平民百姓的苦难展开了多方位的考察,而且对精神境界的挖掘特别突出,尤其是对人物灵魂层面的细致展示,表现了俄罗斯民族文学的独特之处,一种普遍存在的“精神忏悔”现象:对心灵的拷问。

由于总觉得自己是“有罪的”而显得卑微,常因恐惧而有着很深的心理痼疾。

这种负罪感和由此引起的反省忏悔现象,在中世纪和启蒙时期的欧洲文学里就曾经常出现。

所谓“原罪说”是指欧洲远古以来就存在着的罪感意识,按照基督教的说法人是生而有罪的。

14世纪,古罗马教父圣・奥古斯丁在《忏悔录》里就非常坦诚地披露自己少年时的罪过,向上帝坦白是希望能够得到上帝的救赎。

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的《忏悔录》也真实暴露了自己的偷窃行为以及同华伦夫人的私情,但不同于圣・奥古斯丁的忏悔,其主旨不是说明人在上帝面前的渺小,而是力图证明一种相反的观念:人的本性是善良的,恶习是由于社会本身的弊病造成的。

到了19世纪70年代,俄罗斯在这种观念上更进了一步。

列夫・托尔斯泰伯爵的《忏悔录》发表,标志着“托尔斯泰主义”的形成。

他所坚持的“道德的自我完善、不以暴力抗恶和博爱思想”使这种忏悔更加深沉。

他为自己青年时代的不经之事———狂赌和好色不停地反省:“想到这几年,我不能不感到可怕、厌恶和内心的痛苦。

在打仗的时候我杀过人,为了置人于死地而挑起决斗。

我赌博,挥霍,吞没农民的劳动果实,处罚他们,过着淫荡的生活,吹牛撒谎,欺骗偷盗,形形色色的通奸、酗酒、暴力、杀人……没有一种罪行我没有干过,为此我得到夸奖,我的同辈过去和现在都认为我是一个道德比较高尚的人。

”[1](P8)。

显而易见这样的独白是很独特的,表现出西方人所提倡的那种理念:裸露的灵魂是美的。

这种观照对于人类心灵状况的把握有不可估量的价值。

这种罪感并不只是对纯洁品德的内在追求,更是因为感到侵犯了他人权益而需要的一种形而下的生活形态;不仅是悲天悯人的慨叹,也不仅仅是在精神层面表现出来的同情,与之相应地更应该体现为一种身体力行的社会改革。

英国女作家、意识流大师伍尔夫说:“不要用头脑来同情,因为这还容易做到,而是要出自内心———这就是笼罩在整个俄国文学中的那片云雾,它的魅力吸引着我们,使我们离开自己黯然失色的处境和枯焦灼热的道路,到那片云雾中去舒展”[2](P242)。

这段话表明俄罗斯作家献身于改造社会的实践和深沉社会责任感,同这种反省意识关系密切。

这种深沉的社会责任感,在世界文学发展过程中是十分独特的。

其形成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首先是受东正教的影响。

俄罗斯民族笃信东正教,有的学者(比如美国的亨廷顿)把俄罗斯文化归结为“东正教文化”。

东正教的形成和俄罗斯处于高纬度以及地跨欧亚的独特地理位置有直接的关系。

地跨欧亚使俄罗斯深受东西方的双向影响,在文化上很难有确切的归属感,常常处于摇摆状态。

“东方和西方两股世界之流在俄罗斯碰撞,俄罗斯处于两者的相互作用之中,俄罗斯民族既不是纯粹的欧洲民族,也不是纯粹的亚洲民族,俄罗斯是世界的一个完整部分,是一个巨大的东西方的结合点。

在俄罗斯精神中,东方和西方两种因素在相互角力”。

[3](P2)这种“角力”带来的直接后果往往是民族的分裂和动荡,于是文化上迫切需要一种共同认可的意识形态。

俄国国学大师德・谢・利哈乔夫院士在他的绝笔力作中这样分析道:“俄罗斯文化(当然还有文学)十分幸运。

它生长在把东西方、南北方连接在一起的辽阔平原上。

它的根不仅扎在本土,而且扎在拜占庭的土地上,并通过它扎在古典文化上……在内的东斯拉夫人和突厥各民族有着同样的基础。

”[4](P328)这共同的基础就是与东正教有关的拜占庭文化,“东正教是俄罗斯民族借以认识、猜测和实现自己理念的最佳手段。

”[5](P46)在19世纪30、40年代西方派和斯拉夫派关于东正教进行了近一百年的争论,斯拉夫派以为:俄罗斯是斯拉夫族,自身是很伟大的。

斯拉夫族的使命就是要保住东正教,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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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东正教不但能拯救俄罗斯而且还能拯救西方。

索洛维约夫认为在人类向神人类过渡的过程中,俄罗斯民族将发挥自己的决定性的作用。

“我们不应该害怕承认拜占庭在斯拉夫文化形成中所起的作用”“———各斯拉夫民族文化的中介作用。

”[6](P329)为了在意识形态上取得一致,公元988年俄罗斯大公弗拉基米尔不但自己皈依了东正教,而且还让自己的子民也全部皈依。

因为东正教特别相信人能够自救,相信基督终有一天会再来世间救赎同他们这样的不幸的人,东正教的基本教旨是:“教徒通过神秘的宗教仪式和通过对上帝的信仰及修身、修心,去追求天国永恒的快乐,或换取来世的终身幸福。

”[7](P307)于是,对于忏悔寄予了更大的期待,认为通过忏悔可以得救,也可以接近上帝。

在高尔基的《母亲》中,主人公尼洛夫娜胆小怕事,同祥林嫂一样深受政权、夫权和神权的压迫,是个笃信上帝的教徒,每天都要做祷告,希望通过忏悔清洗所犯的罪过,把希望寄托在来世。

正是东正教对忏悔的作用的特别强调,尤其是在知识分子群体中,罪感意识被绝对化、普遍化了。

有一个西方的记者曾经说,俄罗斯因有基督教,使得俄罗斯人的微笑是幸福的,而眼泪是真诚的。

可以这样说,“东正教不但满足了俄罗斯人信仰的需要,而且也构成了这个民族发展的新起点。

无疑,东正教大大提升了这个民族的道德水平,俄罗斯人以基督徒的面孔出现在世人面前。

此外,正是这个东正教使俄罗斯人和俄罗斯民族意识到自己的使命,它不但起到了凝聚这个民族的作用,而且也使这个民族充分发挥自己的潜力,在科学、文化、文学和哲学领域里做出了令世人惊叹的成就。

”[5](P36)
高纬度的严寒使俄罗斯民族苦难深重,性格深沉,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 eber)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中指出:“宗教力量对民族性格的形成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9](P12)而民族性格又直接影响到民族文学,按照刘文飞的观点,认为“弥赛亚(基督,救世主)精神和俄罗斯文学密切相关。

”[10](P10)
其次,资本主义自由思想的传播是重要因素。

18世纪之前,俄罗斯一直是军事的、封建的农奴制国家,彼得大帝的改革对改造民族文化和思想起了非常大的作用。

18世纪末19世纪初,俄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动摇了传统社会的政治经济基础,呼唤着资本主义自由精神,俄罗斯被卷入遍及欧美的思想改革浪潮中。

19世纪自由主义思想最早是在18世纪下半叶由启蒙运动引进俄国社会意识领域的,在思想文化方面,出版的英国亚当・斯密等人倡导自由思想的著作很有影响。

30、40年代革命民主派和保守派及自由主义者形成对垒,社会革命思潮高涨。

俄国小部分高度自觉的知识精英,在孤立地但是顽强地进行着思想启蒙。

如心系政治和社会问题的赫尔岑与奥加廖夫,甚至自限于哲学与美学问题的斯坦凯维奇也在致力于启蒙。

普希金在1836年创立的《现代人》杂志是革命民主派的机关刊物,后来到50、60年代,车尔尼雪夫和杜勃罗留波夫成为该刊物的核心人物,影响很大。

不但动摇了其封建的农奴制经济基础,而且推进了文学创作的迅猛发展。

俄罗斯民族的思想交锋和精神探索在40年代异常激烈,使纯然自省的涤罪观念转换为对俄罗斯普遍存在的专制压迫现象的社会反思,这一反思反过来又加深了知识分子的罪感和忏悔意识,而这种来自贵族知识分子的忏悔反省和文学家所受的卢梭等自由思想的影响有着直接的传承关系。

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莎士比亚就借哈姆雷特之口,表达了对于人这种高贵性灵的深刻关怀。

19世纪受到了卢梭影响的列夫・托尔斯泰,如同18世纪的激进人士一样,相信人是生而平等的,因教养不同而成不平等,“他如同卢梭,他排斥原罪之说,相信人生而纯洁,只是被自己的恶劣制度所毁———其中为害尤烈者,即文明所谓教育。

他如同卢梭,将腐败的过程大致归咎于知识分子———以专家自任的精英分子,党同结社,远离凡常人类而自绝于自然生活的世故人物。

”[11](P287)与这种思想相关,在文学上的表现是:进步的文学家一方面尽情揭露农奴制的腐败颓废,一方面更在精神层面关注心灵的解放。

“自然派”奠基人果戈理用他那“含泪的微笑”,传达了知识分子们关注社会却无力改变现实而产生的无以排遣的酸楚。

三
这种罪感意识,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知识分子尚未泯灭的良知。

对人类灵魂的深度探究促使俄罗斯作家突破表层现象而直达令人颤抖的意识深处。

在俄罗斯,关注民族命运的知识分子几乎就是“良心”的代名词。

伊万(陀斯妥耶夫斯基《卡拉玛左夫兄弟》中的主人公)曾经谈到,俄罗斯的小伙子凑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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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就会谈论宇宙的问题:比如有没有上帝?有没有永生?俄罗斯民族和世界的命运是什么?正是这深刻的社会责任感使俄罗斯文学的发展在19世纪波澜壮阔。

60年代以前,俄罗斯还处于专制农奴制的野蛮统治下,腐朽的社会状况使此时的作家的使命感更加突出。

兴起于30年代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品,其锋芒直指沙皇专制和农奴制。

随着文学对社会批判的不断深入,作家们不但挖掘阻碍社会发展的病害,而且将文学引向寻求正面人物的领域,从“多余人”、“小人物”到为数不多的“新人”形象,凸显了他们自觉寻找出路的创作意识。

也正是这些“人”丰富了世界文学画廊,表现了俄罗斯民族鲜明的反省意识和忏悔精神。

作为贵族知识分子的普希金,由于受东正教的影响,他的诗具有博大宽容的气质。

在他的诗歌中,曾多次表达这样一种思想:对待生活应该有一种宽让的态度,他用温婉的诗句滋润着人们干涸的心田,比如传诵久远的《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也通过鲜明的人物形象述说着知识分子的心音,他塑造了第一个“忏悔的贵族知识分子”、“多余人”的形象———叶甫盖尼・奥涅金,借助于这个人物作者对贵族生活的平庸、虚伪进行了淋漓酣畅的展露。

第二章中写道:“现在你们沉醉它,这轻浮的生活吧,朋友们!我了解他的空虚,所以对他很少眷恋;对于种种的幻影我已经闭上了眼”。

[12](P307)从诗歌中,我们可以看出作者的矛盾心态。

他读过欧洲资产阶级思想家的著作,看到了社会生活的无奈,不满现实,崇拜叛逆,想从事改革,想写作,也想……,但因无力摆脱本阶级固有的偏见,终于“一事无成”。

小说中的“我”是故事的讲述者、评判者,通过“抒情插笔”纵横捭阖:“多早他就学会了做作了”、“当他要消灭他的敌手的时候,他的坏话是多么的狠毒。

”,这样自我暴露的语句,因其浓厚的主观色彩,产生了一种独具的艺术魅力,反映了俄国这个时期突出的社会现象———即进步的知识分子呆滞的生活状态:从外表到精神都是一样的丑陋、浅薄、愚昧、无知、面临的是发霉、腐烂、死亡。

同为“多余人”形象,莱蒙托夫笔下的毕巧林、屠格涅夫笔下的罗亭、冈察洛夫笔下的奥勃洛莫夫等,同奥涅金一样,受过启蒙教育,因厌恶贵族阶级毫无意义的生活,产生了深刻地反省和忏悔意识。

作者通过对贵族社会的展示,已经深入到俄罗斯民族的精神领域,“谁之罪?”“怎么办?”这不断地追问,②充分表现了作家对社会出路、对民众境遇的关切,因此带有很沉郁的气质,受此影响,伍尔夫无法忍受那不停地“蝎子般的追问”、“叩问”和“拷问”,甚至于投河自了。

不同于普希金,列夫・托尔斯泰笔下人物的忏悔,不只是在寻求自己救赎的维度张扬,而更多地是为了度人,这就超越了一己之解脱。

别尔嘉耶夫说:“把约伯的痛苦和快要自杀的托尔斯泰的痛苦相比较是很有意思的。

约伯喊叫是那种在生活中失去一切,成为人们中最不幸者的受苦人的大喊叫。

而托尔斯泰的呐喊是那种处在幸福的环境中,拥有一切,但却不能忍受自己的特权地位的受苦人的呐喊。

人们追求荣誉、钱财、显赫地位和家庭幸福,并把这一切看成生活的幸福。

托尔斯泰拥有这一切,却竭力放弃这一切,他希望平民化并且和劳动人民融为一体。

在对于这个问题的痛苦中,他是个纯粹的俄罗斯人。

”[3](P139)《复活》中,聂赫留朵夫就是这样一个忏悔的贵族。

因觉得负罪于被指控为杀人的卡秋莎,他不停地自问追问折磨自己,带着深深的忏悔自觉地去拯救玛丝洛娃(卡秋莎后来的名字),不但极力奔走、周旋于法庭、官僚机构和监狱之间,更在心灵上给她以安慰,使已经由于对生活失望而沉沦的卡秋莎渐渐“复活”。

当减刑无望时,自愿随玛丝洛娃被流放到远方。

他的精神通过拯救卡秋莎也得到了拯救,在“复活”的过程中,他的心灵受到了洗礼,思想更加深刻。

这也是列夫・托尔斯泰晚年思想的形象化。

这种深刻的思想的展现得益于俄罗斯作家对心灵世界的独特把握。

黑格尔说“一个艺术家的地位愈高,他也就愈深刻地表现出情感和灵魂的深度”“要靠艺术家沉浸到外在和内在世界里去深入探索,才能认识到”。

[14](P292、P34)
在《罪与罚》中,主人公拉斯科尔尼科夫杀人后,时而肯定自己的行为,“我杀死的不是人,而是一个原则!”;时而鞭笞自己的罪行,“我十足是一个虱子”。

除独白外,作品中还有大段的梦境描写,真实地表现了他杀人后的恐惧、紧张、精神分裂状态。

荒诞的梦境与现实交相出现,作家细腻地刻画了人物的精神病态,延续了西方以展露真实灵魂为美的传统,人物的反省真实而丰富。

在虔诚的基督徒索尼娅的感化下,忏悔以自赎,皈依了宗教获得了精神的解脱。

刘景枝,蔡　宁　俄罗斯文学中的反省意识和忏悔精神
列夫・托尔斯泰具有洞察人类心灵隐秘进程的惊人的能力,“托尔斯泰伯爵最感兴趣的是心理过程本身,它的规律,用特定的术语来说,就是‘心灵的辩证法’”。

《复活》中的忏悔代表了作者晚年的理想———向精神呼吁。

在心理分析方面,“人类心灵的知识是他的才华的基本力量,”[15](P268),他运用“瞬间心理分析”等多种艺术手法,表现了复杂的人物内心世界,被称作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的“勃朗峰”。

这种反省和忏悔意识,促进了我国新文学的发展。

在传统文学中,几乎是找不到如此彻底地深入灵魂层面挖掘内弊的作品,“五四”前后,以鲁迅为代表的睁眼看世界的先进知识分子,借鉴西方尤其是俄罗斯文学的优秀传统,反思中华文化的优劣以期找到治病救人的良方。

他的《一件小事》试图“榨出皮袍下的‘小’来”[16](P532),引领了那个时期我国作家对于人类隐蔽的自私诸根性的大胆揭示。

在启发华夏子民敢于正视本民族的不足方面,鲁迅先生着实是功不可没。

总之,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产生于特定历史时期,在不同的地域和文化背景下各国有着各自的表现,如英国文学中突显的对工人状况的关注,法国文学中着力于表现对金钱罪恶的控诉。

在俄罗斯文学中,我们看到了作家深深的社会责任感,无比深刻的心灵批判意识,展现出这个民族心灵的状况,因而被称作“心灵现实主义”。

这不仅源于久远的宗教中的“原罪说”,也和资本主义自由思想密切相关。

也正是这样的罪感意识、反省忏悔精神显示出了俄罗斯作家未曾泯灭的良知,也成就了19世纪俄罗斯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辉煌。

注释:
①此处的“超人”、“凡人”概念,来自主人公拉斯科尔尼科夫所受尼采的影响。

②来自车尔尼雪夫斯基《怎么办》和赫尔岑的《谁之罪》。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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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1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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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 sc i ous ness of M ed it a ti on and Sp i r it of Regret i n Russi a n L itera ture
L I U J ing-zhi　CA IN ing
Abstract:I n the19th century in Russian literature there appeared"s p iritual regret":everyone feels hi m self t o be sinned and hu mble for the fear has caused p sychol ogical p r oblem.This phenomenon is particularly noticeable in intellectual gr oup s with Cri m e and Punish2 ment as the typ ical exa mp le.There are t w o reas ons for this phenomenon:one is the unique religi ous comp lex a mong Russian nati onals and the other is the s p reading of cap italis m de mocratic ideas.
Key words:consci ousness of meditati on and regret;religi ous comp lex;de mocratic ideas;r o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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