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词学指南》看宋代博学宏词科的考试

从《词学指南》看宋代博学宏词科的考试
摘要：宋哲宗绍圣元年立的“宏词科”，实际是对罢诗赋、制科流弊的补救。

也因其高层次而成了宋代的一个重要科目。

中词科后，一般都能委以重任，对士子有较大的吸引力。

王应麟发誓考中词科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

某种意义上，王氏编撰的《词学指南》，一方面是一种忆念，另一方面也是研究词科的基本史料，能见出词科考试的具体情形，以及如何应试、写作指南等。

关键词：词科；取士情形；写作指南
宋代的博学宏词科的设置，有它特定的背景：随着王安石熙宁变法时罢诗赋、制科，以及后来禁“元祐学术”，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士子不能为文、空疏的弊端，为弥补，哲宗绍圣元年（1094）另立“宏词科”，以培养词章之士。

据《词学指南·序》与《宋会要辑稿·选举》一二之六，徽宗大观四年（1110）五月，以立法未详，“不足以致实学有文之士”，改为辞学兼茂科，其中，“以历代故事借拟为题，余以本朝故事或时事，盖质之古以觇记览之博，参之今以观翰墨之华”。

且三岁一试。

高宗绍兴三年（1133），改为“博学宏词科”，“六题分为三场，每场一古一今”，但三岁一试如旧。

科名的更换，实际上也标示着词科内涵的变更，词科最终要求“学博”，详达“制度典故”，也即王应麟所概括的“盖是科之设，绍圣颛取华藻，大观俶尚淹该，爰暨中兴，程序始备”。

而王应麟的《词学指南》，作为现存保留博学宏词科史料最多和最翔实的著述，无疑能更好地剖析这一词科的特色和时代意义。

一、词科的取士情形及其地位
先看博学宏词一科在宋代时人心目中的地位。

洪迈《容斋随笔》卷十《词学科目》叙述绍兴乙卯（1131）至绍熙癸丑（1193），六十余年，此科取士及任用情况：
自乙卯至于绍熙癸丑（1193），二十榜，或三人，或二人，或一人，并之三十三人。

而绍熙庚戌（1190）阙不取。

其以任子进者，汤岐公（思道）至宰相王日严（曮）至翰林承旨，李献之（巘）学士，陈子象（岩肖）兵部侍郎，汤朝羙（邦彦）右史。

陈岘方进用，而予兄弟居其间。

文惠公（洪适）至宰相，文安公（洪遵）至执政，予冒处翰苑。

此外皆系已登科人，然擢用者惟周益公（周必大）至宰相，周茂振（麟之）执政，沈德和（介）、莫子齐（济）、倪正父（思）、莫仲谦（叔光）、赵大本（彦中）、傅景仁（伯寿）至侍从，叶伯益（谦亨）、季元衡（南寿）至左右史，余多碌碌而见存未显者，陈宗召也。

然则吾家所蒙，亦云过矣。

显然，中了博学宏词后，多致身宰衡，也即《宋史·选举志二》所说的“（此科）南渡以来所得之士，多致卿相、翰院者”。

即以王应麟本人计，中词科前一年，宝祐三年（1255），仅为从事郎（从八品）、扬州州学教授；考中后即授添差浙江西路安抚司干办公事，差是年科举殿试覆考检点查试卷官，极为荣耀。

时人
自然会极其看重、青睐。

《四库全书·玉海附词学指南提要》即说：“至绍兴而定为博学宏词之名，重立试格。

于是南宋一代通儒硕学多由是出，最号得人，而应麟尤为博洽，其作是书即为词科应用而设。

”
那么，博学宏词科是不是容易考上呢？《词学指南》卷四录有《辞学题名》，即历次录取名单，时间从乙亥（1095）绍圣元年（1094）设“宏词科”的第二年，到己未（1259），王应麟的弟弟王应凤被录取，共一百零七人，这比《宋会要辑稿·选举》一二之四至二五多四人。

[1]（P47～49）一百六十六年间录取这么些人，每年平均仅零点六四，比起当日的进士及第，显然是难得太多了。

这也决定了其高的淘汰率。

进一步，比较每年的录取，王应麟实际上是区分为三个时段：第一阶段：即从绍圣元年（1094）设“宏词科”的第二年，到乙丑（大观三年，1109）。

这正是大观法令改革的前一年。

能看出，这一时期每年均举行，每次至少录取一人，甚至在乙亥（1095），一下子竟录用了五人。

第二阶段：从辛卯（1111），大观改革的次年，到戊申（建炎二年，1128）。

仍是每年一次，每次至少录取一人，一般为三人。

第三阶段：乙卯（绍兴五年，1135）绍兴三年改治的第三年，到戊辰（嘉定元年，1208）虽然受战争影响，有所延迟，但已改为每三年一次，每次仅录取一到两人，人数明显降低。

但从嘉定元年以后，一直到丙辰（宝祐四年，1256），近五十年，才有王应麟一人。

这显然极不正常，某种情形上也可说中断了。

这当然事出有因：
戊辰（1208年）以后，时相不喜此科，主司务以艰僻之题困试者，纵有记忆不遗，文采可观，辄复推求小疵，以故久无中选者。

[2]（P451）
这里的“时相”指史弥远。

其“不喜此科”，实际上掺杂有更多的个人恩怨，或者说党争纠葛。

嘉定间，当国者惮真西山刚正，遂谓词科人毎挟文章科目以轻朝廷，自后，词科不取人。

虽以徐子仪之文，亦以巫咸一字之误而出之，由是无复习者。

内外制唯稍能四六者，即入选殊，不知制诰诏令贵于典重温雅、深厚恻怛，与寻常四六不同，今以寻常四六手为之，往往褒称过实。

[3]（P59）
真文忠公（德秀）、留公元刚字茂潜，俱以宏博应选。

时李公大异校其卷，于文忠卷首批云“宏而不博”，于留卷首批云“博而不宏”，申都台取旨。

时陈自强居庙堂，因文忠妻父善相，识文忠爲远器，力赞韩氏（侂胄），二人俱置异等。

……终文忠之立朝，言者论之不已，后终不得起。

[4]（P16）
真德秀、留元刚中博学宏辞科，据《辞学题名》，在乙丑（开禧元年，1205）。

此际韩侂胄当政，正力主北伐，时风正健。

但此后，开禧二年，北伐失败。

开禧三年十一月，史弥远奉宁宗杨后的密谋，处死了韩侂胄，史称“玉津园之变”。

史弥远开始登上历史舞台的中心，嘉定元年正月，任知枢密院事，十月，任右丞相兼知枢密院事。

而真德秀作为韩、陈一党，亦加上刚直不阿，如嘉定六年，真德秀迁起居舍人，即以“权奸擅政十有四年”来上奏，影射史弥远，这当然不为执政者所容，而肆加排斥，也即上所言的“终不得起”。

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执政者以各种理由，一并禁博学宏辞科，也势在必行了。

当然，词科从此一蹶不振，还
有其他的原因，如祝尚书所言的“其自身存在不少弊端”，“叶适等人对它的批评”。

[5]（P37）二、《词学指南》的编撰
《词学指南》卷一“编题”有注：
所编《题苑》，再加工检点诸经子史，采括无复遗矣。

今去试日已无多，某所记已及五七分，将来不患忘出处，但患作文之工少，以此敌他人不去耳。

难题见作《括子记》，颇有条理，第恐场屋仓卒，易于遗忘。

[6]（P390）
“今去试日已无多”，“第恐场屋仓卒，易于遗忘”等字眼，都已明白无误地表明是为应博学宏词科所做的准备。

王氏子孙王厚、王百所撰写的《后序》也称“《玉海》者，公习博学宏词科编类之书也”，[7]（P3795）可为佐证。

而王氏考中进士在淳祐元年（1241），时十九岁。

但其志在应举博学宏辞科，未去赴吏部铨选：
初，应麟登第，言曰：“今之事举子业者，沽名誉，得则一切委弃，制度典故漫不省，非国家所望于通儒。

”于是闭门发愤，誓以博学宏辞科自见，假馆阁书读之。

宝祐四年（1256）中是科。

应麟与弟应凤同日生，开庆元年（1259）亦中是科，诏褒谕之。

[8]（P12988）
因此，《词学指南》当是其为备考应试而作。

但其后当屡有补充，因为从《词学指南》本身来看，其所录《辞学题名》，录到丙辰（1256），王应麟；己未（1259），王应凤。

同时又录了《宝祐四年（1256）丙辰博学宏辞》，即本人应考的试题。

又，其所载的词学科考试“制”题，最后录到咸淳甲戌（十年，1274）；“诏”类录到景定辛酉（二年，1261），也表明其已录到南宋末。

这样，保守一点估计，最早，在南宋末，王应麟已编撰好了《词学指南》一书。

但是，《词学指南》是应试的册子，或者说，是指导时文，随考试而存在。

元时既已不考词科，编此还有什么意义呢？这估计要从王应麟自身的经历上找。

显然，王应麟极为重视博学宏词科，从其十九岁进士登第，一直到三十四岁时中博学宏词科，十五年间一直介然于怀，矢志不忘。

或许，王氏是以这一种特别的形式——虽已过时，弃置无用，但仍编著，以保留自己一生中一个重要记忆，或忆念。

这样，王氏就势必会精心、准确地编写，至少，从《词学指南·序》谨严、清晰、有条不紊的叙述，就能看出这一点。

毕竟，王氏熟习这些掌故、故实。

三、如何准备词科
叶绍翁《四朝闻见录》卷一“制科词赋三经宏博”条载：
制科、词赋既罢，而士之所习者皆《三经》。

所谓三经者，又非圣人之意，惟用安石之说以増广之，各有套括。

于是士皆不知故典，亦不能应制诰骈丽选。

蔡京患之，又不欲更熈宁之制，于是始设词学科，试以制、表，取其能骈俪；试以铭、序，取其记故典。

又，《词学指南·序》所言的“以历代故事借拟为题，余以本朝故事或时事，
盖质之古以觇记览之博，参之今以观翰墨之华”，都说明了词科看重两方面的才华：知晓故典与能骈俪语。

那么，怎么训练呢？《词学指南》有明确、详尽的说明。

据卷一《编题》，为迎考，做“编题”的功夫，最初要“须将累举程文熟读，要见如何命题用事，如何作文”，识得梗概，才可方便着手。

这是一个重要的准备工作。

“编题”要分两次，第一次分类因载籍浩繁，难以周全，势必要再次编类，“以详且精为先，不可少有遗缺”，同时也方便记诵，“皆合成诵，临试半年复试，庶几于场屋中不忘”。

那么，“编题”的范围呢？《困学纪闻》卷二十载学者“当以邵雍‘朝经暮史，昼子夜集’”的方式，系统地有目的地读书。

应试词科也不例外，王氏首先指明重点：经书中“《周礼》题目最多”，“其次则《礼记》外三经皆有之”，史书中“《史记》《两汉》《唐史》题目最多”。

因此，功夫要多在三《礼》上，同时要参考注疏。

当仅此还远远不够，如史书，除正史外，唐朝诸帝《实录》、《旧唐书》、《通典》、《唐六典》、《唐会要》、《贞观政要》、韦氏《两京新记》、《集贤注记》等，“皆合参会抄録”，甚且“温公《通鉴》亦可证年月，《考异》最佳”，均要涉猎。

南北史虽不大出题，但也要知其本末，以备引用。

至于子部、集部，王氏同样看重：
子书则《孟》、《荀》、《杨》、《管》、《淮南》、《孔丛》、《家语》、《庄》、《列》、《文》、《墨》、《韩非子》、《华》、《亢仓》、《文中》、《鬻》、《刘》诸子，《汲冢周书》、《吕氏春秋》、贾谊《新书》、《说苑》、《新序》，兵书则《六韬》、《司马法》、《孙吴》、《尉缭》、李靖《问对》，皆有题目，须涉猎抄节。

集则《文选》、《文粹》、韩、柳文、《文苑英华》、《古文苑》、《皇朝文鉴》，虽无甚题，然可以引用处，亦合编录，皆当遍阅搜寻，如前法编类，不可缺略。

总之，“皆当遍阅捜寻”，“不可缺略”。

“编题用工数年，虽不能全无缺遗，然大概备矣”。

张大昌《王深宁先生年谱》载其“每以小册纳袖中，入秘府，凡见典籍异闻则笔录之，复藏袖中而出”。

[6]其备考之艰辛，可窥一斑。

《鹤林玉露》即载杨万里打算应词科，但后作罢，“孟子已不能道其详。

孟子亦安能中今之词科哉？”[9]（P47）毫无疑问，这个范围相当广泛，过程也极为艰难烦琐，恐怕一般人只能望而却步了。

但王氏并非故意高置，而是词科考试逼迫你不得不如此广泛撒网：即以绍兴三年改制论，凡十二体，制、诰、诏书、表、露布、檄、箴、铭、记、赞、颂、序均考，古今杂出，六题分为三场，每场一古一今。

杨万里《诚斋集》卷七十八《人才上》就曾论制科考试之难：“先命有司而试之以莫知所从出之题，既又亲策于庭而杂之以奥僻怪奇之故事”。

李巘在淳熙十二年（1185）二月十六日也曾上言：“汉自文帝以来，始有贤良之举，不过求其谠言，以裨阙政，未闻责以记诵之学也。

后世崇其科目，遴其选取，乃始穷以所未知，强以所不能。

”[10]（P4430）都道出了个中的艰辛。

实际上，《词学指南》所说的“编题”分门，就是编撰类书，其《玉海》二百卷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但这只是迎考的一个大致范围，还需在作文表达方面苦费心思，王氏认为要做到：一，精心拟作，“皆须意胜语赡，与人商榷，便无遗恨，则能事毕矣”，“多摹仿前人，学之既久，自然纯熟”，“熟读而精甄之，则蔚乎其春荣、薰乎其兰馥
有日矣”；二，求人指瑕，“初作文字，须广以示人，不可耻人指摘疵病，而不将出。

盖文字自看终有不觉处，须赖他人指出”；三，出新，“唯陈言之务去”，“譬诸日月，虽终古常见，而光景常新”。

当然，除此之外，还要注意“语忌”（不触犯忌讳）、“诵书”（熟读成诵）、“编文”（编类）等。

四、试卷样式及文体式
《词学指南》卷四载有宋代词科考试的“试卷式”：
本贯云云。

应博学宏辞。

具官。

姓某。

年若干。

一、习制、诰、诏书、表、露布、檄、箴、铭、记、賛、颂、序。

一、出身。

一、无过犯。

一、三代。

一、合家口。

一、今试。

如曾试亦开具年份。

奉
试博学宏辞二首
第一首
题限字以上
第二首
同前
涂注乙
制、诰、诏、表、露布、檄、箴、铭、賛、颂限二百字以上、记、序限三百字以上，凡言祖宗及上字，并别行。

言圣恩之类，并空字。

箴、铭、賛、颂，逐句空字。

但对考试的制、诰、诏、表等十二种文体，《词学指南》并非平均用力，“十二体，所急者制、表、记、序、箴、铭、賛、颂八者而已。

若诏、诰，则罕曽出题。

檄、露布，又军兴方用，皆尚可缓”，并举例说：“平斋洪公（咨夔）曰：制、
表，如科举之本经，所闗尤重。

隆兴元年，陈自修试颂及露布，冠絶一场，偶表制中有疵，因不取。

”（张骁飞点校、王应麟著《四明文献集》，中华书局，2010年，第394页）因此，制、表的写作属重中之重，王氏所用笔墨也最多。

这里仅看制的写作。

王氏认为，制的写作要注意：第一，制头用四六，说除授之职，“能包尽题意为佳”。

如其所举孙觌《镇洮军节度使除大尉制》“贾藩经武，久资戎翰之良；率阃畴庸，增重本兵之寄”，王氏评“此制包尽前后任，又下语稳”。

即用“久资戎翰之良”一语扩尽“镇洮军节度使”，用“增重本兵之寄”借指“除太尉”，因为太尉比节度使官阶高。

再如王氏本人1256年应词科的制题《昭庆军承宣使、左金吾卫大将军、荆湖北路安抚副使、兼知鄂州、授寜武军节度使、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夔路安抚使、兼知夔州、兼提领措置屯田、兼控扼泸叙昌合四州边面加食邑食实封制》，共七十四字，涉及官职十个，对此复杂的题目，王氏概述为“建斋旄而啓镇，密联厢部之班；分帅阃以留田，兼饬边城之备。

乃睠承流之隽，夙参宅牧之权。

兵农方急于坤维，表里载更于师律。

王言作命，士聴无哗”，就基本上涵括尽了除授之职，笔力确实不凡。

第二，“具某官”以下用散语，一段颂德，要“看题”，分清对象，不可乱用语词。

一段“说新官”，“或引故事，或说大意”。

第三，用语典重，“制辞须用典重之语，仍须多用《诗》《书》中语言，及择汉以前文字中典雅者用，若晋、宋间语及诗中语不典者不可用。

”如上所举的“畴庸”，就语出《书·尧典》“畴咨若时登庸”。

孔《传》：“畴，谁；庸，用也。

谁能咸熙庶绩，顺是事者，将登用之。

”由此语意典雅。

第四，官名、节镇须用不同的代语，即记牢一些代语，如尚书为中台，礼部为仪曹之类，否则，“恐声律、虚实不同，难作对也”。

王氏后面就排列了《节镇赋》《国名》《小国》《防御》《军事》等不同称谓，以备选用。

不管怎样，王氏认为要多仿效、训练，“以深厚简严为主”，“必涵泳六经之文以培其本”。

[6]也显然，要在其间游刃有余，制词典雅温润，有“朝廷气象”，自非狠下一番苦功不可。

[参考文献]
[1]
徐红，郭应彪.宋代词科中选者考论[J].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5）.
[2]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十五：宏辞总类）[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3]罗大经.鹤林玉露[M].甲编卷四.北京：中华书局，1983.
[4]叶绍翁.四朝闻见录（卷一：宏而不博博而不宏）[M].北京：中华书局，1989.
[5]祝尚书.宋代科举与文学[M]. 北京：中华书局，2008.
[6]王应麟.四明文献集[M]. 张骁飞，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10.
[7]王应麟.玉海（第五册末：玉海后序）[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上海：上海书店，1987.
[8]宋史[M].卷四三八：王应麟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
[9]罗大经.鹤林玉露（甲编卷三：德行科）[M].北京：中华书局，1983.
[10]宋会要辑稿·选举（一一之三六）[M].台湾：台湾新文丰出版社，1977.
Research on the Test of Hongci Ke in the Song Dynasty from A Guide to the Study of Speech
CAO Jia-xin
（Ancient Chinese Books Research Institute，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Shanghai，200241，China）
Abstract：The ‘Hongci Ke’（literally the Subject of Eloquent Speech），set in the first year of Shaosheng during the ruling of the Emperor Zhezong of Song Dynasty，aimed virtually to remedy the long-standing harm of dismissing poetry and couplet in examination and the disadvantages in the system of intellectual selection. It was an advanced subject and became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subjects in Song Dynasty. After intellectuals passed the test，generally they were likely to be entrusted with important positions，which held great appeal for them. Wang Yinglin，who swore to pass the test，was an obvious example. In a sense，A Guide to the Study of Speech，compiled by Wang，was not only a form of remembrance but also a kind of essential historical data for the research in this field. We can see in this book the specific circumstances of the test，the way to prepare for the test and writing guide.
Keywords：the Subject of Speech；intellectual selection；writing gui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