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剧性的小人物——浅议巴金《寒夜》系列人物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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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剧性的小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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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议巴金《寒夜》系列人物形象
付绍文
内容摘要：巴金是我国现代文学大师之一，著作等身，佳作不少。

纵观其一生，长篇小说是巴金文学创作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寒夜》可谓其代表作了。

其中的人物形象，尤其是主人公引人注目，令人刻骨铭心，堪称文学人物画廊中的经典形象。

本文结合其创作的时代背景,#■据作晶的实际情况，通过对人物形象的剖析，从而得出这样的结论:他们的悲剧包括经历的惨痛、性情的畸变、婆媳的纷争、心理的变态乃至家庭的破碎等等，根源复杂，但主要还是社会的，即汪文宣这类小人物的悲剧主要是由当时国民党黑暗腐朽的反动统治所造成的，同时传统文化中的不利因素、人物畸变性格的冲突，也不可忽视。

关键词：长篇小说;寒夜;人物形象；悲剧性
巴金，出身于地主之家，却热爱光明,追求进步，钟情文学,创作勤奋，一生可谓著作等身,且有不少脍炙人口之作，是我国现代文学大师之一
o纵观其生,长篇小说是巴金文学创作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除其成名作《家》外，长篇小说《寒
夜》可谓其代表作了。

其大致情节如是:汪文宣
和曾树生都毕业于上海一所大学的教育系，情投
意合，恋爱生子，且怀抱远大，希冀教育报国。

但
风云变幻,战乱发生,这对夫妇只得携着老母幼
子背井离乡，辗转来渝。

人生地不熟，汪文宣好
不容易求得校对职务，位低薪微；曾树生供职于
一家银行，其实充着“花瓶”；汪母本系昆明才女，
能够吟诗作画，寡居随子，倒也安闲康乐,这时为
形势所迫,流离失所，蜗居异地;儿子勉强上着当
地的贵族学校。

这家人既饱尝物质贫乏之苦，又
经受精神压抑之煎,于是矛盾日益凸显:先是妻子曾树生不甘寂寞，不时在外“寻欢作乐”，婆母眼见心烦，难免恶言相讥,从此一发而不可收拾,最终导致儿媳与人远走兰州。

而汪文宣自己本来工作繁重,更兼营养欠缺、精神郁闷,久而久之，竟然身染肺疾,不但医治不力，而且休息不足,眼见熬到了抗战胜利的前夜，谁料竟在人们庆祝的鞭炮声中含悲而去。

后来,老母携着弱孙漂泊异乡，孤苦无依。

当曾树生自兰州而返时,丈夫已是黄土一抓，凄凉无比，婆母和儿子人去楼空，她独自彷徨于寒夜中，形单影只，无限凄凉。

凡是读过《寒夜》的人,恐怕对里面的人物无不留下深刻的印象。

其主要人物是汪文宣和曾树生及汪母,他们都是悲剧性的小人物。

本文主要剖析汪文宣和曾树生及汪母这三个人物形象,以达到揭示其悲剧根源之目的。

—、汪文宣
汪文宣是这部作品的主人公,更是一位典型的悲剧性的小人物,常常令人不由自主地想起那位可怜兮兮的俄国小公务员来。

细言之，汪文宣的悲剧性主要表现如下：
其一，处境艰难。

对此,穷人也许能够坦然自若。

但汪文宣不然。

他出身不错,而且毕业于上海一所大学的教育系，并与大学同学曾树生情投意合，恋爱生子，还怀抱远大，希冀教育报国，那时可谓风华正茂，意气风发。

但风云变幻,战乱发生,汪文宣只得背井离乡，辗转来渝,人生地不熟,四处碰壁之余，好不容易求得校对职务,位低薪微，真是今非昔比。

如今，为了养家糊口，他竟然庸碌无为，只求苟全性命于乱世。

美好的理想不但被残酷的现实撕扯得粉碎,而且蜕变为苟且偷生的生活目标。

这难道不是一种生活悲剧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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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性格畸变。

存在决定思想，处境的变更往往影响着人的思想的变化，从而体现在性格方面。

如上所言，汪文宣的反差强烈的人生遭遇也使他度过了一段特殊的心路历程。

这主要体现在他的性格畸变方面。

遥想文宣当年，出身良好，聪明自信，大学毕业，理想崇高，雄心勃勃，思想解放，自由恋爱，多么生气勃勃！何等个性彰显！何等信心满怀！如今呢，却是如此的懦弱无能，这样的胆小怕事，那样的庸碌无为！请看如今之汪文宣：当母亲与媳妇激烈争战时，他从不也不敢评判是非，坚持立场，只能以自虐企图获得她们的同情，从而平息纷争。

他甚至产生这样的想法:“我对不起每一个人，我应该受罚。

”真是奇怪！妻子爱慕虚荣，也为处境所迫，不但作了“花瓶”，而且与上司陈经理关系暧昧，大有“红杏出墙”之势。

妻子与陈经理谈笑风生、亲昵异常。

他虽然耳闻目睹,却能忍气吞声，“不敢向着他们走去”，痛苦之余，“只有垂头扫兴地走回自己的办公地方去了”。

世上罕见！身为校对，面对粉饰太平、歌功颂德甚至狗屁不通的文章虽然满腹牢骚,嗤之以鼻,却也未敢发泄，还得精心修改,有时甚至违心赞颂。

他肺疾日重，却只能默默承受，不敢声张,甚至咳嗽吐血，竟然暗自吞咽。

至于不敢注视上级的目光，不敢听见上级的斥责甚至上级的咳嗽，更是家常便饭。

何以如此？害怕丢掉职务，摔掉饭碗也。

更不用说他虽对社会之黑暗与腐朽有着切肤之痛，但何尝想到奋力改变这种不合理的生存状态!
但是无论如何，汪文宣毕竟还是善良真诚,也较正直。

他虽然处境狼狈,但是深爱亲友，憎恶现实，渴望光明。

母亲年迈体弱，脾气不好，他总是理解，极其孝顺。

妻子不满现状，总想出人头地、爱慕虚荣，他总是极力理解,给予原谅,为了给妻子买得生日蛋糕,他不顾身病体弱,坚持上班。

老同学唐柏青痛失爱妻，心灰意懒，借酒浇愁,他却满腔热忱，真诚鼓励其化悲痛为力量,积极生活,其实他自己处境艰难,甚至狼狈不堪。

同事钟老急病而逝，就地而葬，凄凉无比,他本已病入膏肓，却亲去凭吊，寄托哀思。

堂堂大学毕业生,在所谓的战时首都只能屈就一个出版社的校对职务,不仅地位低微,而且薪水可怜,但他努力做到“出淤泥而不染”，企图洁身自好。

顶头上司周主任生日，他人争献殷勤，他虽然不得不去了，但未去献酒，而且提前离开。

一次，一名所谓国民党候补中央委员、政界红人出版“名著”，上级要求他无耻吹捧，他内心极痛苦。

每当校对那些歌功颂德、粉饰太平之作时，他无不深恶痛绝，心里直骂:“谎话！谎话!”他虽然身患重病，但抗战胜利音讯传来之后却欢欣鼓舞，且在弥留之际，竟写下如此之言：“我可以瞑目死去。

”同时,仍是念念不忘青年时代之理想怀抱。

其实，汪文宣身上残留的这点美好品性更是增添了他的性格悲剧性，鲁翁曾言:“悲剧就是将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们看。

”更何况“哀莫大于心死”。

昔之汪文宣远非今之文宣可比！总之，如今的汪文宣凸现了一个被损害与被侮辱的软弱者的病态灵魂。

其三，家破人亡。

这其实也是汪文宣处境艰难、性格畸变的必然结局。

从前的上海生活可谓汪家的“黄金时代”，以致汪文宣夫妇后来不由感叹:“以前，我们都不是这样过日子的。

”但汪家迁徙所谓首善之区的重庆后,汪氏夫妇工作不顺,挣钱极少,更兼环境恶劣，精神郁闷。

于是家庭矛盾日益凸现:先是妻子曾树生不甘寂寞，不时在外“寻欢作乐”,婆母眼见心烦，难免恶言相讥,从此一发而不可收拾，最终导致儿媳与人远走兰州。

而汪文宣自己本来工作繁重，更兼营养欠缺、精神郁闷，久而久之，竟然身染肺疾,不但医治不力，而且休息不足，眼见熬到了抗战胜利的前夜,谁料竟在人们庆祝的鞭炮声中含冤而去，更满怀遗憾！后来呢，老母携着弱孙漂泊异乡，孤苦无依，大约与儿媳也相见无期！唉,原本一条完美无缺的家庭之舟就在时代的狂风暴雨中支离破碎、惨不忍睹了！
确实,汪文宣也曾个性彰显、意气风发、怀抱远大，后来，他却懦弱无能、逆来顺受，最终家破人亡。

换言之，汪文宣从时代的理想者沦为社会的落伍者直至牺牲者，这根源何在呢？
首先是由社会环境决定的。

人总是生活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而社会环境往往决定一个人的命运。

日本侵略者的炮火，使汪文宣不但壮志难酬，而且流离失所。

身处乱世，又是异地他乡，虽是所谓战时首都，黑暗腐朽较之别处,其实有过之而无不及，真是“坏人得志,好人受难”。

出版社的周主任之流不顾职员死活，自己却大发横财;政府要员出版“大作”，粉饰太平,歌功颂德,睁眼说瞎话;川大银行的陈经理之辈包养情妇，升官发财，逃命第一,等等。

彼时彼地，即使理想崇高、才华出众者如汪文宣等人为了养家糊口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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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委曲求全，沦为被损害和被侮辱的小公务员。

这时矛盾产生了:理想与现实,人格与生存,灵魂与肉体,可谓鱼肉与熊掌不可兼得。

汪文宣面临着极其残酷的现实抉择，最终只得奉行这样的处世哲学:“为了生活，可以忍受。

”所以，他在家以和为贵，自戕自残，苦苦支撑风雨飘摇的家庭;在单位谨小慎微，忍辱负重。

这样，他不仅忍受经济的拮据之难,还要承受精神的压抑之苦,既不能人格独立，又不甘下贱依附，只能明哲保身,苦苦挣扎于自我冲突的漩涡之中。

所以，汪文宣较之从前，处境恶化也好,性格畸变也罢，尤其是他最终的家破人亡，罪魁祸首，乃是当时日寇可恶的侵略战争、国民党黑暗腐朽的反动统治0就某种意义而言,这也算是“覆巢之下，岂有完卵”！
其次是传统文化的影响。

汪文宣的悲剧似与文化无关，但追根溯源，其实不然。

文化虽是言之抽象，难以捉摸，但如空气，无时无刻不在我们的身边，有时甚至浸入了我们的骨髓而令我们浑然不觉。

我国的传统文化固然有其优异独到之处，但也有其致命弱点，如所谓的“中庸之道”，对国人影响极大。

汪文宣虽然接受了高等教育，得到了民主主义思想的洗礼，曾经以为脱骨换胎，能够昂然前行了，但身处传统文化酱缸之中,其实已经不知不觉地呼吸了不少恶浊之气。

当灵魂与肉体、理智与情感尖锐冲突时，同不少人一样，汪文宣也不由自主地寻求归宿，不知不觉地就走进了传统文化的阴影之中,慢慢儿丧失了活力、泯灭了个性、丢掉了思想，形成了与世无争、逆来顺受的畸形性格,最终导致了他的人生悲剧。

巴金在《文学生活五十年》中说:“一切旧的传统观念，一切阻止社会进化和人性发展的不合理的制度，一切摧残爱的势力都是导致人生悲剧的根源。

”连小说中曾树生也说:“这不是一个人的错。

我们谁也怨不得谁。

不过我不相信这是命。

至少这过错应该由环境负责。

”汪文宣悲剧根源也理应如是。

之前，鲁翁曾于《在酒楼上》这篇小说中塑造了一个当年“敏捷精悍”而后来迂缓颓唐的吕纬甫，后来，巴金在《憩园》里展现了一个原来雄心壮志而后来贪图享乐的姚诵诗，汪文宣以前与过去的吕纬甫、姚诵诗性情何其相似，只是后来不但与世无争、穷困潦倒，而且如孔乙已消失于人们冷漠的视野中，祥林嫂倒毙于人们的祝福夜里一样，最终咽气在人们庆祝抗战胜利的鞭炮声中。

巴金曾说:“我有不少象汪文宣那样惨死的旧友和亲戚。

”虽然“《寒夜》中的几个人物都是虚构的。

可是背景、事件等等却十分真实”。

而小说中，汪文宣的同学唐柏青惨死于车轮之下，同事钟老染疫骤死。

他们的死实际上暗示了汪文宣的最终命运。

所以,汪文宣的悲剧不仅是个人的，更是抗战时期国统区千百万小人物悲剧的缩影。

二、曾树生
身为妻子,曾树生其实与汪文宣有不少相似之处。

其一，经历相差无几。

大约出身也好，亦毕业于上海一所大学的教育系,与汪文宣可谓志同道合，于是由同学而同居，并育得一子。

但后来到得重庆,也只能在川大银行过着“花瓶”生活,且与婆母多次冲突。

面对丈夫的无能，她最终陪同情人远去兰州。

当返回重庆时，丈夫已经病死,婆母和儿子不知去向,她彷徨于寒夜之中。

其二，都具美好品性。

汪文宣善良正直,年轻时大约还英俊潇洒。

曾树生不仅聪慧美丽、热情开朗,而且大胆勇敢，与汪文宣自由恋爱，并一起生活，既无手续，也没仪式。

后来流落重庆，无奈之下，身为“花瓶”，心实不甘。

虽然丈夫懦弱无能,而且体弱多病，但她怜悯万分，不但照顾日益病重的丈夫,而且积极筹集儿子的学费。

后来即使远在兰州也未中断对家里的经济支援，而且最终返回。

但曾树生又有明显异于文宣之处：
第一，她开朗倔强，敢作敢为。

这同丈夫汪文宣相比，尤为明显。

她做“花瓶”，并非完全自愿，而且虑及家人。

何况她心中也有难言的苦衷，有时对丈夫说:“你以为我高兴在银行做那种事吗？现在也是没有办法。

”她设法送儿子进入贵族学校读书，希望其能受到良好教育。

她对丈夫的懦弱无能极为不满，以致与人出走,但非私奔,后给丈夫致信:“我只能怜悯你，我不能再爱你。

你从前并不是这样软弱的人!”大有敢爱敢恨、敢作敢为之慨。

她甚至寄希望于未来，幻想着有朝一日能与丈夫共办教育。

第二，她爱慕虚荣，耽于幻想。

曾树生毕竟年轻美丽，不甘寂寞。

她曾宜言不讳：“我爱动,爱热闹，我需要过热情的生活。

”所以她不甘守着怯懦多病、精力衰竭的丈夫，乐意陪伴陈经理吃喝玩乐，而且后来还同陈经理远飞兰州，完全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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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婆母年老体弱、丈夫病入膏肓、爱子年幼无知。

她将儿子送往贵族学校,其实也是在满足自己某种程度的虚荣心。

如若说黑暗的社会逼迫汪文宣不得不死，那么曾树生的远去则加速了他的死。

第三，结局不同。

无论如何，汪文宣是死了，没啥好说。

但曾树生不然，虽然也历尽艰辛，甚至一度误入歧途,毕竟还活着。

活着就是希望。

小说结尾，曾树生自兰州而返，但丈夫已是黄土一抓，凄凉无比，婆母和儿子人去楼空，不知行迹,可谓形单影只，无限凄凉。

后来呢，曾树生也许再次飞回陈经理的身边,作小鸟依人状，也许亲人团聚，苦撑残局,也许盼到光明，终偿夙愿，也许身逢乱世，步了其夫之后尘,等等。

在易卜生笔下，曾是家里的玩偶终于觉悟的娜拉出走了，但出去后又能如何呢？在巴金《憩园》里，万昭华也曾憧憬翱翔蓝天，但最终沦为富人的笼中之鸟。

曾树生起点不同于娜拉,而结局更异于万昭华。

她受过高等教育，既有知识，又具见识，大胆活泼，个性张扬，本能自强自立于社会,并会有所作为，甚至能够拥有自己的一番事业，从而实现她的人生价值，同时报效祖国。

但由于环境的逼迫和个性使然，曾树生不但所学无用,而且流离失所,最后夫亡子散,恰似一叶孤舟漂浮于茫茫大海之中，不知何时才能驶入自己渴望的港湾,到达理想的彼岸了。

所以，曾树生这位知识妇女的人生轨迹也许能够显示巴金对当时女性知识分子的命运和出路的一种探讨罢。

三、汪母
同儿媳曾树生相比，汪母也有其相似之处。

其一，生活经历类似。

曾树生以前春风得意，后来诸事不顺。

汪母曾是昆明才女，教养较高，昔在上海，生活安闲,甚至吟诗作画，风流潇洒。

但战争使汪母不仅失去财产，沦为二等老妈子，而且飘泊异乡。

在经历贫穷困苦、儿媳离家出走、儿子病亡系列沉重打击后,她携孙挣扎,多么不剔其二，都有美好品性。

曾树生善良大方，开朗热情。

汪母善良坚韧、吃苦耐劳。

她由富裕坠入困顿，曾经迁怒儿媳，但后来非常悔恨。

她虽然留恋过去的“黄金时代”，现在身处困境却也能操持家务，甚至忍痛割爱地卖掉老伴遗留下来的唯一纪念品金戒指。

特别是儿媳远去之后，一面操心生病的儿子，一面照顾上学的孙子。

痛失爱子之后，她竟能携孙谋生，独自承受着生活的煎熬，令人心酸而感佩。

不同之点，主要是性情方面。

俩人可谓截然不同:曾树生崇尚个性自由，大胆活泼。

汪母却自私、守旧，甚至顽固、专横。

她害怕“儿子爱媳妇胜过爱她”，一度千方百计阻扰儿子与儿媳妇言归于好，甚至企图从儿媳身边抢走儿子,永远以“充满慈爱和怜悯的目光”注视着儿子。

同时企图制服儿媳,她时常无端挑起事端,恶语相讥，甚至大骂儿媳就是儿子的“娜头”，因为儿子与媳妇自由恋爱，既无手续又没婚礼。

所以对于媳妇的远去，儿子的最终病死,汪母责无旁贷,最后携孙生活，相依为命，有时也不免令人产生“自食其果”之叹。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部小说中,婆媳矛盾历来是涉及评价汪母的一个争论焦点,或者认为这是“新旧思想、新旧道德观念的矛盾”,或者认为这是由汪母变态心理导致的,等等。

其实婆媳矛盾比较复杂，并非我们想当然的简单,可以探究如下：第一，婆媳矛盾,往往有着心理因素。

据心理学家的相关研究,一个人心理一般处于平衡状态,一旦有所倾斜，那么，这个人就会产生失落感亦即心态失衡。

因此,儿子婚娶也好，女儿出嫁也罢，作为母亲往往都是忧喜参半。

如若说真有恋母或恋父情结，那么，这也可以算是一种恋子情结罢。

现在俗曰：“娶了媳妇没了儿。

”这是具有一定的心理根据的。

汪母自然也不能摆脱这种普遍的感情羁绊。

汪母本来寡居多年,之前丰裕的物质生活也许能够暂时掩饰内心的孤寂之苦，而现在身处困境，久已干涸的心田便格外渴求情感的甘霖,而这时唯一的儿子自然而然就成了这种情感的甘霖的替代品。

这时的汪母抓着儿子就如落水之人捞着了一株救命稻草！其实，这已是一种畸形的母爱。

为此，她不愿儿媳分享她的情感资源,千方百计地攻击儿媳,似乎丢掉了温情，没有了矜持，丧失了理智。

就此而言，汪母对儿媳的言行是有着深刻的心理因素的。

第二,婆媳矛盾更有着深刻的社会内蕴。

因为战争的逼迫，环境的恶劣，汪母由昆明才女竟然沦为二等老妈子,可谓往事不堪回首。

这种强烈的反差使汪母难以面对现实，承受着思想重负，内心日益压抑，久而久之，不免心理变态。

汪文宣本是汪母精神支柱，但彼时彼刻地却懦弱无能，既挣钱不多，又自暴自弃。

与之相反，儿媳倒能撑起大半边天。

汪母内心憎恶曾树生所作所为，但又不得不花着儿媳的钱，于是认为树生“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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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得她能挣钱养活自己，我却靠你们吃饭，所以她看不起我”,从而产生自卑感，自卑之人往往过分自卫。

既然现实中与人无法抗衡，那就只好精神慰藉了，所采用的方式就是阿Q式的:你么，算什么东西,不过是我儿子的娇头而已。

不过汪母也愤世嫉俗，但闻知抗战胜利竟也激动不已，从而展现了她的复杂心态。

第三，在小说中,婆媳之间也并非完全“水火不能相容”，大有探讨的余地。

之前，她们也曾拥有其乐融融的幸福时光即汪家在上海时的“黄金时代”。

汪文宣夫妇曾经感叹:“从前我们都不是这样地过活的。

”事实上，对于儿子的自由恋爱，汪母也许不曾反对，而且也许喜欢树生这个儿媳。

后来她们虽然几度“交火”，但分开之后亦有谅解和留恋。

婆媳都曾明确表示“不恨对方”。

文宣曾询母亲:“你现在还恨树生吗?”回答则是:“我不恨,我从来没有恨过她o”汪母性格直爽,不会口是心非，令人相信。

至于树生对婆母之深情在她来信中流露无遗:“我并不恨她,她过的生活比我苦过若干倍，我何必恨她。

”而且她们都有和解之愿望。

树生远去兰州，曾在信中有言:“没有功夫给母亲写信。

”似是拒绝,其实表现了对婆母的谅解。

而母子对话，则隐现了汪母的心愿:希望能够得到媳妇的来信，而且乐意回信。

另外，汪母曾经“默默地把信和汇款接了过来,她皱了皱眉，一句话也不说”。

这更显现了汪母的内心隐秘:怀念儿媳并望言归于好。

可惜，她们大约再无相见之时了！
总之,汪母就是这样一位旧式知识妇女形象，她本系昆明才女,能够吟诗作画，寡居随子,倒也安闲康乐,后为时势所迫,流离失所,蜗居异地,久而久之，心理压抑,终致变态，吵走儿媳，痛失爱子，只得与孙相依为命。

何以如此？身逢其时也。

其时如何？天昏地暗也！
综上所述，汪文宣等人的悲剧包括他们经历的惨痛、性情的畸变、婆媳的纷争、心理的变态乃至家庭的破碎等等，根源复杂，主要如后：
一、社会悲剧。

汪文宣夫妇本来大学毕业,怀抱远大，家庭幸福，但时局突变，战火蔓延，只得流落异乡。

但当时即使在所谓的首善之区即陪都重庆，由于国民党黑暗腐朽的反动统治，汪文宣夫妇这样的知识分子注定苦于生计,委曲求全，学无所用，而那些不学无术、善于钻营之辈却冠冕堂皇、名利双收。

至于其它地方人们的境况也就可想而知。

而同学唐柏青心灰意懒,借酒浇愁,最终丧身车轮，同事钟老为人诚恳，暴病而亡，特别是汪文宣自己最终惨死于抗战胜利庆祝鞭炮声中，则是对当时国民党黑暗腐朽的反动统治有力的控诉。

漫漫寒夜就是当时人们所处的社会环境的最好的象征。

总之，黑暗腐朽的社会制度是汪文宣一家类似悲剧的根本原因。

二、文化悲剧。

如前文所述,汪氏等人的悲剧似与文化无关，但细究之下，其实不然。

随着时世推移,人们几乎无不生活于一定的文化氛围之中，有时固然如吸新鲜之空气，但身处文化酱缸之中，又不免沾染恶臭而浑然不觉。

汪文宣也曾个性彰显、意气风发、怀抱远大,但当灵魂与肉体、理智与情感尖锐冲突时,同不少人一样，汪文宣也不由自主地寻求归宿,不知不觉地就走进了传统文化的阴影之中，慢慢儿丧失了活力、泯灭了个性、丢掉了思想，形成了与世无争、逆来顺受的畸形性格,最终导致了他的人生悲剧。

所以,传统文化中的不利因素是导致了汪文宣人生悲剧的深层原因。

三、性格悲剧。

小说中，汪氏一家在时代风雨中酿成家破人亡的惨剧,稍作考究，不难发现,这与他们的性格冲突息息相关。

汪文宣善良正直,但在现实生活中却懦弱无能,逆来顺受，在单位只是一个校对工具而已，在家里,他对母媳纷争更是无能为力，最终久病身亡。

曾树生开朗,倔强，但爱慕虚荣,耽于幻想,甚至付诸行动，后来可谓自食其果。

汪母本系才女，寡居随子，倒也安闲康乐,后为时势所迫，流离失所,蜗居异地,久而久之，心理压抑,终致变态，吵走儿媳，痛失爱子，只得与孙相依为命。

可以说，汪氏等人各自多少畸变的性格及其冲突是导致他们家破人亡的惨剧的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

总而言之，汪氏一家的结局可以说是黑暗的社会、不利的文化、畸变的性格共同酿就的惨剧。

但愿那样的寒夜永不再返,如此的惨剧绝迹世间！
参考文献：
1.巴金.寒夜.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
2.胡永修等.巴金研究.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1996
3.鲁迅.鲁迅精晶集.时代文艺出版社,2003
4.凌宇等.中国现代文学史.湖南师大出版社,1998
付绍文，重庆市万州第二高级中学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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