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作《春秋》背景解读

孔子作《春秋》背景解读
孔子作《春秋》的时代因缘，世道人心太乱，必须检讨其根源，以谋拨乱反正。

本来这种大事，应该由当时的最高领导者周天子负责，但周道衰敝，早已无心无力。

故而夫子以一介平民毅然承担，立春秋之法，以垂后世。

欲真知孔子之道，惟有从《春秋》入手。

若有人嫌他僭越失礼，也只在这部春秋。

夫子至圣，岂是孜孜追求虚名者，他所担心的，是为后人所误解，不明白他真正的思想主张，表面尊重利用，实则对社会纷乱的根由不了解，进而耽误了文明演进的正途。

天下为公的理念，虽有上古尧舜禅让的渊源，毕竟至禹而德衰，三代以后，家天下的局面已积重难返，当世改革绝不可能。

只好作《春秋》以明大义，寄望后世形移势转，有新的王者兴起，能行《春秋》之道。

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

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

《春秋》辨明大是大非，涉及政治经济，以及人类社会全面深入的理解。

夫子无法委诸他人，完全圣心独断，子夏是孔门高徒，又以文学见长，却帮不上老师半点忙。

《春秋》写定后，千秋万世或知或罪，夫子文责自负。

知《春秋》者，豪杰之士可闻风兴起，行天下为公之道，以拨乱反正。

罪《春秋》者，多半私欲难去，嫌夫子揭露且妨碍了他们的行事。

换句话说，罪我者正是因之而惧的乱臣贼子，《春秋》所谓的乱贼，其确切意义为何《春秋》记事，自鲁隐公元年始，至鲁哀公十四年西狩获麟终，共二百四十二年，借事明义，褒善贬恶，以建立大是大非的标准。

达王事，即施行王道政治，前提是打倒一切特权阶级。

天子为家天下世及制度的核心，当然也不例外，这是大彻大悟、大开大阖的根源之论。

天子可贬，诸侯当退，大夫擅权僭越，更应大力讨伐，以便建立崭新的王道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