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哲学家：王夫之

明清哲学家：王夫之
他的一生“抱刘越石之孤愤，而命无从致；希张横渠之正学，而力不能企”
王夫之(1619—1692年)，字而农，号姜斋。

其祖原夫之江苏高邮人，因随燕王朱棣“靖难”南下，以功授衡州卫指挥金事，世袭武职，居湖南衡阳。

王夫之晚年隐居在湖南的石船山麓，故后人称他为船山先生。

他是明末清初的伟大哲学家，我国古代哲学的集大成者。

王夫之幼年勤奋好学，智力过人，其父是当地有名的学者，家庭环境对他影响很大。

因此，他4岁开始入私塾，7岁读完了五经，10岁时，他父亲给他讲儒家经典。

14岁中了秀才。

24岁中了举人。

这时，在他父亲的督促下，又进京考进士。

因当时李自成、张献忠农民起义，时局紧张，上京之路已经不通，他只好返回家乡。

1643年，张献忠领导的农民起义军攻占衡阳，聘请王夫之参加起义军。

他拒绝从军，并藏在南岳双峰下的草舍中，义军胁迫其父为人质，他得知后，刺伤脸部和肢体，去见义军。

经过交涉，起义军看到他那种样子，释放了他父亲，他也乘机逃走了。

明朝灭亡后，他在衡山起兵反清，阻击清军南下，兵败后，奔赴肇庆，任南明桂王政府行人司行人。

后因反对王化澄，几陷大狱，到桂林投靠翟式粕，不久，瞿式耜殉难，他也从此浪游于湖南的语溪、郴州、耒阳、晋宁、涟郡一带。

降清将领吴三桂攻占衡州后，曾派人请他出来做官，他坚决不做，清朝官吏带了许多礼物拜访他，他拒之门外。

他认为，农民造反赶走皇帝，那是大逆不道。

清兵入关，夷人统治汉人，更是不合理。

所以，他看到明朝大势已去，就回乡隐居于湖南湘西苗瑶山洞，最后定居于衡阳的石船山，闭门著书。

他隐居后，仍然坚持了反抗民族压迫的斗争精神，至死都没有按照清朝的法令剃发留辫。

他著书也是为了宣传自己的主张，一生坚持了唯物主义的战斗精神，至死不变。

由于他生活在动乱的年代，经过了政治上的风风雨雨，经济上也是极为困难的，写作连书籍纸墨这些基本的条件都不具备，有时不得不向别人讨些废旧帐簿来用。

正是在这样的艰难困苦的环境下，使他有机会接触社会，体验人民的饥苦，这对他的学术成就有很大帮助。

正如他自己1692年为自己题的《碑铭》所说的：“抱刘越石之孤愤，而命无从致；希张横渠之正学，而力不能企”’这就是说，他在政治上要像西晋的刘混一样，尽力挽救国家危亡；而在学术上坚持北宋张载的唯物主义思想。

这是他一生的真实写照。

由于他不倦地努力，著作涉及面很广，学术成就很大。

他对天文、历法、数学、地理，都有研究，尤其是在经济、史学、文学等方面成就更大，他的主要贡献，是在哲学上总结和发展了中国古代朴素唯物主义。

他在批判宋明理学的斗争中，继承和发展了王充和张载的唯物主义的优良传统，批判总结了古代哲学的各家各派，建立了自己的一个博大精深的哲学体系，把我国古代朴素唯物主义推向一个新高度。

他一生著作很多，共有320卷，100多种，800万字。

主要著作有：《张子正蒙注》、《周易外传》、《尚书引义》、《读四书大全说》、《思问录》、《黄书》、《疆梦》、《读通鉴论》、《宋论》等。

他在中国古代哲学的一些基本问题上，如理气问题、道器问题、有与无的关系问题，等等，都进行了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

关于理气问题，他继承和发挥了张载的“虚空即气”的唯物主义观点，强调气是一切变化着的物质现象的实体，是客观存在。

他认为，“尽天地之间，无不是气”(《读四书大全说》)，“凡虚空皆气”(《太和篇》)。

这就是说，世界的本体，是物质的气。

他还进一步强调“气”是客观存在的。

他说：人的“目所不见，非无色也。

耳所不闻，非无声也。

言所不通，非无义也”(《思问录》)。

因此，不能因为感觉不到，就说“无”。

“气”在构成万物时，由于聚散的不同，分为有形的和无形的。

这种有形和无形’，只是形态上的不同，并不
是有和无的差别。

他还用“气”的观点，论证了物质不生也不灭。

他说木柴燃烧化为烟和灰烬，好象什么也没有了，其实并不是这样，它的一部分化成水，归入大自然中的水，一部分烧成灰土，归入大地上的土，没有烧尽的木头，仍是木头。

这些既不生也不灭，世界是不生不灭的。

值得注意的是，他还提出“理即气之理，而后天为理之义始成”。

有力地批判了宋明理学的“理在气先”、“理在事先”，即精神先于物质存在的唯心论，否认了离开物质运动而独立存在的客体精神——理。

他还发挥了张载“理也顺而不妄”的观点，说明了理不仅在气中，而且是气的运动变化，有它的“必然”——规律性。

王夫之在道器关系上，他批判了宋明理学中的“离器言道”的唯心主义论调，对道器关系作了新的发挥。

他说：“据器而道存，离器而道毁”(《周易外传》)。

所谓“器”，就是指客观存在的各种具体物质，所谓“道”是具体事物的规律；没有事物，运动的规律就是不存在的，所以“道不离器”。

他还认为，“无其器则无其道”，即没有事物就没有事物的规律，只能说规律是事物的规律，而决不能说事物是规律的事物。

他举例说，在没有弓箭的时候，当然就不会有关于射箭的道理；在没有车马的时候，当然就不会有关于驾车的道理，等等，总之，当有某种事物的时候才会有关于它的原则、道理和规律。

同时，他还认为，随着“器日尽，而道愈明”，意思是说，随着事物向前发展，它所表现的规律也就愈明显了。

他的“道不离器”的观点，坚持了物质第一性，精神第二性的唯物主义观点，为他的唯物主义体系奠定了基础。

王夫之在批判宋明理学的形而上学的观点时，还提出了—些辩证法的学说。

在主观与客观的关系问题上，他认为认识是主客观的统一。

他说：“形也，神也，物也，之相遇知觉乃发”(《太和篇》)。

这里，他所说的“形”，是指人的感觉器官，“神”是人的思维活动，“物”是指外界事物。

这就是说，这三者相结合，人才能有认识。

当然，他还不可能把认识提高到感性认识阶段和理性认识阶段的高度，但他已
看到人的思维活动在认识过程中的作用，这是符合唯物反映论的原理的。

王夫之在物质运动问题上，认识到物质运动的绝对性，批判宋明理学的形而上学不变论。

他说：“天下之变万千，而要归于两端。

”(《老子衍》)意思是说，世界变化无穷无尽，究其原因，是由于气中存在着两端，“两端”就是事物存在的两个方面，比如阴和阳、刚和柔、动和静、聚和散等。

任何一个事物都包含着这“两端”。

他认为静与动的关系是辩证的，他说：“静者静动，非不动也”，“方动即静，方静施动，静即含动，动不舍静”(《思问录》)。

这就是说，动是绝对的，静是相对的，如江河之水，表面看来，似乎古今一样，其实今水已非古水。

他认为“天地万物，恒生于动而不生于静”(《读四书大全说》)，他还阐述了“道日新”、“质日代”的发展变化观点。

他说：“天地生物，其化不息”，是说事物是永远发展变化的，不可能“废然而止”。

这里，他修正了张载的“日月之形，万古不变”的观点，更有力地抨击了宋明理学：天不变，道也不变的唯心主义观点。

王夫之还应用唯物主义自然观去观察历史，提出“理”、“势”统一的历史观。

他把历史发展的客观过程和必然趋势，叫做“势”，把历史发展的规律性叫做“理”。

他提出了“于势之必然处见理”的观点，即人们必须从“势之必然处”认识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

他还进一步提出，历史既然有“理”和“势”，治天下就必须要“循理”、“乘势”，按照客观规律办事。

因此，他强调，历史发展不能凭主观意志，而必须遵守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

同时，他还重视人的能动作用。

他认为，从一种客观可能性变为社会现实，必须通过人的有目的的活动。

在历史观上，虽然他反对了历史倒退论，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但他的历史观还是唯心主义的。

总之，王夫之的哲学成就是巨大的。

他不仅全面地继承了我国古代朴素唯物主义哲学的思想成果，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有所突破，有所
建树。

他对唯心主义哲学的批判，在中国哲学史上占有重要位置。

但是，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他的历史观归根到底还是唯心主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