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军工产品商品化探索与两个基地建设

我国军工产品商品化探索与两个基地建设作者：刘世庆内容提要：作者认为，深化三线军工改革，今后还需要逐步解决两个更深层次的问题：一是，军工产品商品化改革，并通过引进竞争机制的商品化改革推动“寓军于民”战略，作者对商品化内容和改革措施进行了分类界定；二是突破分割体制，建设两个基地，即先进制造业基地和高新技术研发基地。

作者认为，转化军工技术和军工优势的关键，是“国家定位”的战略调整，对国防科研院所的职能和任务，应该作双重定位，既重视军事科研，又重视转民研究，既要求对军品的技术突破，还要求为国家提供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业核心竞争力，这种双重定位要有具体的政策保证。

关键词：军工产品商品化、寓军于民、两个基地建设、国防科研职能的国家定位；改革开放后，由于国际环境的变化和国家政策的重大调整，三线军工企业与全国一样，也进入了重要的转型时期，先后实施了调整、改造、搬迁、军转民、军队企业脱钩、军品采购制度改革、国防现代化建设等重大改革发展措施，军转民取得一定成绩。

2002年，国家确定国企结构调整的新目标，继纺织等行业成功调整后，2002年的重点将集中在军工、有色金属和煤炭等行业，并进一步加大了三线军工的改革，将军工企业分为保军、转民、退出三类进行分类改革，这些措施无疑为军工企业的改革发展创造了更好的条件。

但作者认为，深化三线军工改革，今后还需要逐步解决两个更深层次的问题：一是，军工产品商品化改革，并通过引进竞争机制的商品化改革推动“寓军于民”战略，作者对商品化内容和改革措施进行了分类界定；二是突破分割体制，建设两个基地，即先进制造业基地和高新技术研发基地。

作者认为，转化军工技术和军工优势的关键，是“国家定位”的战略调整，对国防科研院所的职能和任务，应该作双重定位，既重视军事科研，又重视转民研究，既要求对军品的技术突破，还要求为国家提供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业核心竞争力，这种双重定位要有具体的政策保证。

一、三线军工企业的改革进程三线建设涉及8省1市，核心地区是四川、陕西、贵州和重庆，建设时间从上世纪60年代初到70年代，约10年。

文革结束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了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历史性决议，同时实施沿海地区发展战略，建设重点转向沿海。

但三线建设有些地方还没有收尾，有的建了半截，就停下来了，有的选址不当，无法生产。

为此，中央决定成立一个国务院三线企业调整改造办公室，由原四川省省长鲁大东任主任，办公地点设在成都，开展三线企业的调整改造工作。

根据当时三线调整办公室的分析，三线建设成功和基本成功的占84%，不成功、需搬迁的占16%。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林凌教授牵头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在对8省1市进行了全面调研的基础上，作出的结论也与此相同。

当时提出，分别不同情况，通过就地完善基础设施和配套条件、技术改造、搬迁、军转民等措施，对三线企业进行调整改造。

之后，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地方国有企业的改革措施，也陆续在三线军工实行，三线军工企业还先后推行了军队企业脱钩、军品采购制度改革、国防现代化建设等重大改革发展方案。

与全国一样，三线军工企业这20多年也处在重要的转型期。

军工的转型与全国有相同处，也有不同处。

相同处是，经济体制都在向市场经济方向转变，只是军工企业比民用工业慢了半拍。

不同的是，军工企业的生产技术将面临向现代军事技术和民用技术的双重转变。

向现代军事技术转变，意味着传统军事技术和传统武器的淘汰，和以现代电子战争为标志的高新技术武器的研制和生产。

向民用技术转变，意味着军工企业将承担军品和民品两种生产任务，而民品生产技术对军品生产企业来说，也是新的课题，并非轻而易举。

由于种种原因，现在三线军工企业的困难可以说比国有大中型企业更突出，并引起了各方面的高度关注。

为了加快军工企业扭亏脱困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步伐，逐步建立起既满足国防建设需要又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国防科技工业新体制，2002年，国家确定了国企结构调整的新目标，继纺织等行业成功调整后，2002年的重点将集中在军工、有色金属和煤炭等行业[1]，国家进一步加大了军工企业的改革力度，具体来说是，将军工企业分为保军、转民、退出三类进行分类改革。

对可以转民的企业，鼓励采取改组、联合、兼并、承包经营、股份合作制、出售等多种形式，放开搞活；除了保军骨干企业中的少数继续保持国有独资外，其他企业都要求尽可能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改革，建立科学的法人治理结构，军工集团公司要建立规范的母子公司体制；并下决心对资源枯竭、长期亏损、资不抵债、扭亏无望、不再需要的军工企业，实行整体退出、关闭破产。

在进行体制改革和产权制度改革的同时，加快技术进步，促进产业升级。

可以预料，军工企业即将进入一次大调整、大改革、同时也是大发展的时期。

无疑，上述措施大大推动了军工企业的改革和发展。

但从深层次看，我国军工企业的改革任务还远未完成，一些带根本性的问题，如军工产品的商品化改革还没有触及；长期以来与国民经济和地方经济分割的体制弊端也一直没有一个好的解决办法。

我们认为，进一步深化军工体制改革的任务，还应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军工企业自身的改革问题，从根本上来看，是军工产品的商品化改革；二是军工体制与国民经济如何融合的问题，如何将军工技术优势转化为整个国民经济的优势。

我们认为，依托军工能力和国防科技优势，可以建立两个基地：先进制造业基地和高新技术研发基地，但转化军工技术和军工优势的瓶颈和关键问题是：“国家定位”的战略转变。

二、军工体制改革探索：军工产品商品化和寓军于民我们认为，从深层次上看，进一步深化军工企业改革的方向是：军工产品商品化。

效果和目标是：精干和强化国防体系，提高军费使用效率，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国防工业游离于国民经济体制之外从而浪费资源的分割体制的弊端。

引进竞争机制的军工产品商品化改革还是一个“寓军于民”的战略，既有利于提高军费使用效率，又有利提升国民经济整体水平的战略。

军工产品商品化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指军工企业生产的军工产品（不是指民用产品，民用产品已经进入了市场化改革），按照商业原则（而不是现在的计划订货和成本加5%定价的方式）向军队供货，而且可以进入国际军火市场销售，当然，要遵循特定的渠道和规定。

第二层含义指，军队需要的物品按商业原则采购，可以向军工企业订货，也可以向其他企业订货，可以委托军工企业研究生产，也可以委托其他机构研究生产。

当然，并非所有军需品都应该商品化。

大致可以划分三种情况。

一是通用品，比如电脑、服装等，可以完全实行商品化采购。

二是武器，也应该商品化，这正是本文所强调的商品化的核心内容。

三是基础研究，特别是具有保密性质或耗资巨大的研究和生产，就不能商品化，要完全由国家提供经费保障。

现在军队正在进行的服装货币化、保障社会化、工资福利货币化、以及军队某些物资、工程、服务的采购制度改革[2]，实际上起到了推动商品化进程的作用。

但大量的军工企业应该转制，即使需要继续保留军工性质的国防科研机构和工厂，也要逐步推进商品化改革，进入市场，当然同时要严格执行保密制度。

具体推进的思路可以考虑：分流、改制、脱钩、军品采购制度改革等几种情况。

（1）分流——国养军。

国家确定必须保留的国防科研重点研究单位和生产线，实行“国养军”政策，国家足额拨付军品研制生产经费和生产线维护经费。

（2）改制脱钩——国家和全社会承担军工企业的转制成本。

对不需要保留军工性质的科研生产单位，与国防体系脱钩，改制为一般企业，由国家足额拨款解决转民的改革成本，并融入国民经济体系和区域经济体系，参与市场竞争，按属地原则纳税。

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市场主体。

（3）确立军品采购制度（而不是过去的计划订货制度）和商业定价原则，通过招投标等商业化和市场化运作，向全国军工企业采购，订单通过市场形成，改变长期以来实行的成本加5%定价的制度。

军需的一般商品，有条件的企业都可以接受订货。

价格由市场竞争形成。

（4）组建军工企业集团，打造第一流的“航空母舰”。

军工有很强的实力，完全有条件成为我国工业的“航空母舰”。

现在已经转制成立的南北分治的一些大型集团，只要按市场经济原则运作，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就会有一些可以成长为大型集团公司，有些还应该在国际市场上打拼，参与国际竞争。

（5）通过军工产品商品化改革，积极推动“寓军于民”战略。

三、发挥三线军工能力和国防科研优势，突破分割体制，建设两个基地发挥军工能力，转化军工技术，是深化军工体制改革的另一项紧迫任务。

军工企业和国防科研院所是我国先进技术和优秀人才集中度最高的地区之一。

最大限度地发挥他们的作用，不但是科技强军和推进我国军事现代化建设的迫切需要，而且是西部大开发的重要依托和西部地区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的骨干力量。

发挥军工优势包括两个方面的对象，一是指发挥已经转民的三线军工企业的作用；二是指发挥军工企业特别是国防科研院所的作用。

对第一大块，主要是帮助和推动他们继续深化改革，并打造成为第一流的航空母舰。

如何发挥第二块的作用，特别是国防科研院所的作用，可能是一个难题，但前景和能量十分可观。

为了发挥和转化国防科研优势，各地创造了很多办法。

北京创立了“国防高科技虚拟园区”[3]；在重庆，设立了《军队院校西南地区科技成果转化中心》，这是全军唯一的院校科技成果转化中心[4]；国防科工委还专门成立了推动军工技术转化的成果评价、孵化、推广、转让的中介机构“国防科工委推广转化中心”，并构建了网上转化平台；近两年一个更大的举措是，在国防科研院所集中的四川绵阳设立绵阳科技城；国家经贸委还在全国设立了若干个军转民基地。

我们认为，依托军事工业和国防科研院所，可以建设两个基地：一是先进制造业基地；二是高新技术研发基地。

西部地区三线军工企业（包括已转民的企业）是我国制造业特别是西部现代大工业的骨干，有相当的实力和完整的体系，装备、规模、人才不仅在当年算得上先进，即使现在，也仍然具有相当水平，虽然现在这些企业的装备落后了，且许多企业多属传统产业，但他们具有资金密集、技术密集、劳动力密集的特点，在全球化和中国加入WTO的大环境下，完全有条件加入“世界工厂”的角逐。

第二个基地：依托国防科研院所，建立高新技术研发基地，这更是西部大开发的题中应有之义。

在落后的西部，国防科研院所是一颗颗深藏的珍宝。

以四川绵阳为例，这个距成都110公里、面积50平方公里、人口50万的中等城市，如果不是长虹的崛起，可能没有多少人知道绵阳，但这个过去名不见经传的小城却在建国后聚集了大量代表我国国家水平的国防科研院所和高级人才，拥有著名的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中国空气动力研究与发展中心等国防科研院所18家，西南科技大学等大专院校6所，长虹等大中型骨干企业50家，两院院士25名，各类科技人才10万人，在许多重要科技领域聚集着大量高层次人才，有十分丰富的科研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