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环境影响文学的表现、途径与机制

地理环境影响文学的表现、途径与机制
曾大兴
【摘要】地理环境对文学的影响,最明显地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文学家的气质与人格的影响,二是对文学题材、文学地理空间和文学风格的影响.地理环境是通过文学家的生命意识来影响文学的,触发文学家生命意识的地理现象有两种:一是地理物象,一是地理事象.地理物象或地理事象、文学家的生命意识和文学作品这三者之间实际上存在两种生成机制:一是“应物斯感”,一是“缘事而发”.地理环境对文学作品的影响之所以不会出现雷同,是因为文学家的气质、人格等个人因素起了重要作用.
【期刊名称】《兰州学刊》
【年(卷),期】2017(000)004
【总页数】16页(P22-37)
【关键词】地理环境;文学;影响;途径;机制
【作者】曾大兴
【作者单位】广州大学人文学院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I0-05
本文讨论文学地理学的一个基本理论问题，即地理环境对文学的影响。

谁都不能否认地理环境对文学的影响。

但是，地理环境对文学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它通过什么途径来影响文学？影响文学的机制又是什么？这些问题并未得到解决。

尤
其是后两个问题，一直无人涉及。

笔者认为，如果我们不能找到地理环境影响文学的途径和机制，那么地理环境影响文学的问题就是一个或然性的问题；只有找到地理环境影响文学的途径和机制，地理环境影响文学的问题才是一个必然性的问题，而且是一个可以持续研究的学术命题。

本着这一目的，本文拟集中讨论三个相互关联的问题：一是地理环境影响文学的主要表现，二是地理环境影响文学的途径，三是地理环境影响文学的机制。

所谓地理环境，就是人类活动及其赖以生存的环境。

地理环境包括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自然环境又包括地貌、水文、气候、生物、自然灾害等要素，人文环境又包括政治、军事、经济、宗教、文教、风俗、语言等要素。

文学作为人类的一种重要的精神活动内容与生命存在方式，毫无疑问会受到地理环境的影响。

刘勰《文心雕龙》开篇即云：“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

”*刘勰：《文心雕龙·原道》，詹瑛：《文心雕龙义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4页。

刘勰所讲的文虽然包含了多种文体，但主要是指文学，而天地就是指地理环境。

文学既然是与天地并生的，那么它与地理环境的联系就是一种天然的联系了。

问题是，什么样的地理环境才是适宜文学家生长与文学作品产生的地理环境呢？中国现代著名文学家谢婉莹(冰心)指出：
文学家要生在气候适宜，山川秀美，或是雄壮的地方。

文学家的作品，和他生长的地方，有密切的关系。

——如同小说家的小说，诗家的诗，戏剧家的戏剧，都浓
厚的含着本地风光——他文学的特质，有时可以完全由地理造成。

这样，文学家
要是生在适宜的地方，受了无形中的陶冶熔铸，可以使他的出品，特别的温柔敦厚，或是豪壮悱恻。

与他的人格，和艺术的价值，是很有关系的。

*谢婉莹：《文学家
的造就》，《燕大季刊》第1卷，1920年，第4期。

冰心这段话，就是讲地理环境对文学的影响。

这种影响就其最明显的表现而言，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对文学家的气质与人格的影响，二是对文学题材、文学地理空
间和文学风格的影响。

(一)对文学家气质与人格的影响
气质是生命的精神状态的一种表征。

气质这个概念，与日常生活中人们所说的“脾气”、“性格”、“禀性”、“性情”等含义相近。

《中国大百科全书·心理学》(2000年)对“气质”这个概念的解释是：
人的心理活动的动力特征。

它主要表现在心理过程的强度、速度、稳定性、灵活性及指向性上。

人们情绪体验的强弱，意志努力的大小，知觉或思维的快慢，注意集中时间的长短，注意转移的难易，以及心理活动是倾向于外部事物还是倾向于自身内部等等，都是气质的表现。

人的气质的形成，乃是家族遗传与地理环境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但是我们发现，中国古代学者在讲到气质形成的原因时，往往把地理环境的影响放在首要位置。

《礼记·王制》云：
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暖燥湿，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者异俗，刚柔轻重迟速异齐，五味异和，器械异制，衣服异宜。

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

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

*《礼记正义·王制第五》，阮元刻：《十三经注疏》第3册，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2896页。

这里所谓“性”，就是本性，性情，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气质。

古人认为，无论是中国(中原)之民，还是戎夷(周边)之民，都有其“性”。

“性”的特点，就是“刚柔轻重迟速异齐”，即在情绪体验的强弱、意志努力的大小、知觉或思维的快慢等方面各有差异，而且“不可推移”，即具有稳定的特征。

说到“性”形成的原因，古人认为首先在于“天地寒暖燥湿，广谷大川异制”，即气候、地貌和水文等自然环境的差异，其次在于“民生其间者异俗”，即人文环境的差异。

如果说，《礼记·王制》所言还比较概括的话，那么李淦《燕翼篇·气性》所言就比较具体了：
地气风土异宜，人性亦因而迥异。

以大概论之，天下分三道焉：北直、山东、山西、河南、陕西为一道，通谓之北人；江南、浙江、江西、福建、湖广为一道，谓之东南人；四川、广东、广西、云南、贵州为一道，谓之西南人。

北地多陆少水，人性质直，气强壮，习于骑射，惮于乘舟，其俗俭朴而近于好义，其失也鄙，或愚蠢而暴悍。

东南多水少陆，人性敏，气弱，工于为文，狎波涛，苦鞍马，其俗繁华而近于好礼，其失也浮，抑轻薄而侈靡。

西南多水多陆，人性精巧，气柔脆，与瑶侗苗蛮黎蜒等类杂处，其俗尚鬼，好斗而近于智，其失也狡，或诡谲而善变。

*李淦：《燕翼篇·气性》，张潮辑：《檀几丛书》二集，康熙刊本。

李淦所谓“人性”，就是指人的气质，即所谓“气强壮”、“气弱”、“气柔脆”者；所谓“地气”，就是指自然地理环境；所谓“风土”，就是指人文地理环境；所谓“北直”，即今之北京、天津、河北；所谓“江南”，即今之江苏、安徽；所谓“湖广”，即今之湖北、湖南。

李淦认为，正是“多陆少水”、“多水少陆”、“多水多陆”的自然地理环境，形成了“北人”、“东南人”和“西南人”的或“强壮”、或“弱”、或“柔脆”的气质。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地理环境，李淦并未涉及气质形成的其他因素。

这诚然有些偏颇，但也说明了地理环境对于人的气质形成的重要性。

中国古代学者也曾讲到文学家气质形成的原因。

元好问《送刘子东游》云：
诗中的刘郎是中唐诗人刘叉的后人。

辛文房《唐才子传》云：“叉，河朔间人，一节士也。

少尚义行侠，傍观切齿，因被酒杀人亡命，会赦乃出。

更改志从学，能博览，工为歌诗，酷好卢仝、孟郊之体，造语幽蹇，议论多出于正。

《冰柱》、《雪车》二篇，含蓄讽刺，出二公之右矣。

*辛文房：《唐才子传》，傅璇琮主编：《唐才子传校笺》第2册，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278—279页。

”元好问的意思是说，作为诗人刘叉的后人，刘郎生长在幽州、并州一带(即今之河北北
部和山西北部)，自幼受到当地自然环境(包括相对寒冷的北温带气候)的影响，又
见过许多“阵马风樯”的场面，亦即受到当地人文环境(尚武之风)的影响，因此具有豪迈健举之气质；又得诗人刘叉《雪车》、《冰柱》之“真传”，即具有文学方面的天赋。

能武能文，刚柔并济，所以称之为“气质全”。

元好问这首诗，实际上已经涉及到影响文学家气质形成的两个重要因素：地理环境和家族遗传，而地理环境仍居首位。

由于古代学者在讲到气质形成的原因时，几乎都把地理环境的影响放在首要位置，所以近代学者刘师培在讲到文学家气质与文学作品风格的形成原因时，也就继承了这一思路：
大抵北方之地，土厚水深，民生其间，多尚实际；南方之地，水势浩洋，民生其间，多尚虚无。

民尚实际，故所著之文不外记事、析理二端；民尚虚无，故所作之文或为言志、抒情二体。

*刘师培：《南北文学不同论》，刘师培：《刘师培学术论著》，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62页。

所谓“土厚水深”、“水势浩洋”，实际上包含了地貌和水文这两个自然环境要素。

刘师培认为，生长在“土厚水深”之环境中的文学家“多尚实际”，“故所著之文不外记事、析理二端”；而生长在“水势浩洋”之环境中的文学家则多“尚虚无”，“故所作之文或为言情、抒情二体”。

地理环境影响到文学家的气质，文学家的气质既影响到他们对文体的选择，更影响到他们的文风，“大抵北人之文，猥琐铺叙以为平通，故朴而不文；南人之文，诘屈雕琢以为奇丽，故华而不实”。

*刘师培：《南北文学不同论》，刘师培：《刘师培学术论著》，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62页。

刘师培的这些观点，已被人们所广泛认可。

值得注意的是，地貌、水文、气候、生物等自然地理要素，不仅影响到文学家的气质，更影响到他们的人格。

在中国文化中，一直都有一个比德山水的传统，即人们乐于赋予山水以某种优良的品格，然后再以这种优良的品格来要求和砥励自己。

《论语·雍也》云：“智者乐
水，仁者乐山。

知者动，仁者静。

知者乐，仁者寿。

”*《论语·雍也》，杨伯峻：《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62页。

这就是比德山水的经典言论。

刘向《说苑·杂说》解释云：
“夫智者何以乐水也？”曰：“泉源溃溃，不释昼夜，其似力者；循理而行，不遗小间，其似持平者；动而之下，其似有礼者；赴千仞之壑而不疑，其似勇者；障防而清，其似知命者；不清以入，鲜洁而出，其似善化者；众人取平，品类以正，万物得之则生，失之则死，其似有德者；淑淑渊渊，深不可测，其似圣者；通润天地之间，国家以成：是知之所以乐水也。

”《诗》云：“思乐泮水，薄采其茆，鲁侯戾止，在泮饮酒。

’乐水之谓也。

”
“夫仁者何以乐山也？”曰：“夫山笼嵸嶵，万民之所仰观，草木生焉，众物立焉，飞禽萃焉，走兽休焉，宝藏殖焉，奇夫息焉，育群物而不倦焉，四方并取而不限焉，出云风通气于天地之间，国家以成。

是仁者所以乐山也。

《诗》曰：‘太山岩岩，鲁侯是瞻。

’乐山之谓矣。

” *刘向：《说苑·杂论》，北京大学哲学系美学教研室编：《中国美学史资料选编》(上)，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12页。

在这里，山水不再是纯粹的自然，它们已经被人格化了。

事实上，在中国文化中，被人格化的对象并不限于山水，还有与山水有关的松、石、云、泉、梅、兰、竹、菊等等，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比德山水，把某些自然形象人格化，赋予它们某些优良的品质，目的是为了建构人类的价值观和审美观，进而以此来塑造人格，这是中国文化的一个传统，这个传统对文学艺术的影响是广泛而深远的。

多数文学家的生活与写作之地都有很好的自然环境，或依山，或傍水，或山水相映，或面向阡陌纵横的原野，或在住所内外种植或摆放梅、兰、竹、菊等，一年四季都可以感受到大自然的声音、色彩、气息和脉搏的跳动，所谓“春水满泗泽，夏云多奇峰。

秋月扬明辉，冬岭秀寒松”。

*顾恺之：《神情诗》，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中)，北京：中华书局，
1983年，第930页。

正是这种丰富而鲜活的自然环境，使文学家自觉或不自觉地受到某些被人格化的自然形象之影响，自觉或不自觉地陶冶或锻造了自己的人格。

(二)对文学题材、文学地理空间与文学风格的影响
地理环境既能影响文学家的气质与人格，也为文学家的创作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题材。

刘勰《文心雕龙·物色》云：“若乃山林皋壤，实文思之奥府。

……然屈平所以能洞鉴风骚之情者，抑亦江山之助乎？”*刘勰：《文心雕龙·物色》，范文澜：《文心雕龙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695页。

詹瑛《文心雕龙疏证》在解释刘勰“江山之助”这一命题时说：“楚于山则有九疑南岳之高，于水则有江汉沅湘之大，于湖潴则有云梦洞庭之巨浸，其间崖谷洲渚，森林鱼鸟之胜，诗人讴歌之天国在焉。

故《湘君》一篇，言地理者十九，虽作者或有意铺陈，然使其不遇此等境地以为文学之资，将亦束手而无所凭借矣。

”*詹瑛：《文心雕
龙义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1761页。

文学作品的题材是非常丰富而广阔的，但是概括起来则不外三大类：一是以自然环境或自然景物为主的题材，二是以社会(人文)环境或社会生活为主的题材，三是以情感世界或情感生活为主的题材。

由此可见，如果没有自然和人文地理环境所提供的“文学之资”，文学作品的题材至少要缺少三分之二。

地理环境对于文学作品的意义，还不只是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题材，而且还提供了“第一空间”。

*曾按：所谓“第一空间”，是与“第二空间”和“第三空间”相对而言的。

美国当代社会学家雷·奥登伯格(Ray Oldenburg)在其《绝对的
地方》一书中指出：人们的日常生活主要分布于三个空间：第一空间，即居住空间；第二空间，即工作空间；第三空间，即购物休闲场所。

美国当代另一位社会学家爱德华·W·索亚(Edward W.Soja)在他的《第三空间：去往洛杉机和其他真实和想象
地方的旅程》一书中也讲到了三个空间。

他指出：第一空间是“真实的”，第二空间是“想象的”，第三空间则既是“真实的”，又是“想象的”。

20世纪中期以
来，人们对空间的认识呈现两种维度，一种是将空间视为真实而具体的存在，认为空间是可以被标示、分析和解释的；另一种认为空间是精神的建构，是关于空间及其意义表征的观念形态。

而爱德华·W·索亚所提出的第三空间则是对前两种维度的重构，他将主观性引入空间，将精神空间与社会和物质的关联域进行整合。

因此，第三空间不仅包含了物质和精神的维度，而且超越了前两种空间，呈现出极大的开放性。

参见肖庆华《都市空间与文学空间——多丽丝·莱辛小说研究》，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2008年，第4页。

文学地理学所讲的三个空间，与社会学家所讲的三个空间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

文学地理学认为，文学有三个空间。

第一空间，是指客观存在的自然和人文地理空间；第二空间，是指文学家在自己的作品中建构的、以客观存在的自然和人文地理空间为基础、同时又加入了自己的想象、联想与创造的文学地理空间；第三空间，是文学读者根据文学家所创造的文学地理空间，联系自己的生活经验与审美感受所再创造的文学审美空间。

第一空间是真实存在的空间，第二空间是文学创造的空间，第三空间是文学再创造的空间。

地理环境之所以重要，就在于它为文学创作提供了第一空间。

我们所熟悉的那些著名的文学地理空间，例如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李白笔下的“蜀道”，吴承恩笔下的“花果山”，莫言笔下的“高密东北乡”，马尔克斯笔下的“马孔多”，梭罗笔下的“瓦尔登湖”等，都是以文学家所熟悉的某个客观的自然和人文地理空间为依托、为原型，再融合文学家的主观想象、联想与创造，从而形成的既有鲜明的地域特点或地方感，又有某种普遍的人生意义的文学地理空间。

如果没有某个客观存在的自然或人文地理空间如山地空间、平原空间、高原空间、盆地空间、海上空间、江河空间、湖泊空间、森林空间、草原空间、乡村空间、都市空间、校园空间等为依托，为原型，文学家是很难在作品中凭空虚构一个全新的文学地理空间的。

历史地理学者张伟然指出：“中古时期的小说对人物、时代往往虚构，而对空间场景却大多采取征实的态度，以至于史家经常引小说作为空间史料，这应该是中国文
学中一个十分值得注意的特点。

”*张伟然：《中古文学的地理意象》，北京：中
华书局，2014年，第16页。

事实上，不仅中古时期的小说如此，中古时期的其
他文学样式，以及其他时期的多数文学样式，也大多如此。

文学家在作品中所创造的这个文学地理空间，是他表达主题、塑造人物、组织情节、展开冲突、抒发情感与思想的一个重要凭借，也是文学读者认识世界、思考人生、发挥想象、实现审美再创造的一个重要凭借。

没有文学地理空间的文学作品是很少的，尤其是在叙事性的长篇作品里，文学地理空间是一个必然的存在。

在抒情性的短篇作品里，文学地理空间也依然存在，只是不一定都那么完整和清晰而已。

而这个文学地理空间的形成，首先就是拜真实存在的地理空间之所赐。

地理环境不仅为文学作品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题材，不仅为文学作品提供了第一空间，也深刻影响了文学作品的风格。

在中国文学批评中，拥有大量的诸如博大、壮美、壮阔、雄浑、奔放、流畅、委婉、自然、灵动、劲健、峭拔、平易、质朴、秀美、飘逸、轻盈、纤细一类的术语，人们习惯于用它们来描述或形容文学作品的风格，而这些术语最初则是用来描述或形容山、水、原野、草原、气象以及有关动、植物的。

原本是用来描述和形容自然景物的术语，却可以用来描述和形容文学作品的风格，这就表明，在自然景物和文学作品的风格之间，存在着一种深刻的联系。

由于具有这种深刻的联系，所以地貌学、水文学、气候学、生物学等自然科学中的许多术语就被文学批评家拿过来用了，因为它们的所指是一致的，或者说是相通的。

文学风格，是文学作品中表现出来的一种带有综合性的总体特征。

文学风格的形成，主要受以下三个方面因素的影响：一是主观因素，即文学家的自身条件，包括世界观、艺术修养、个人经历、禀赋、气质、学识等，这些因素本身并不就是风格，但它们却从各自的角度影响风格的形成；二是客观因素，包括描写对象(即题材)本身的特点和性质，具体的时代条件，具体的自然和人文地理环境，以及各民族不同的
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语言方式，不同的风俗习惯、文化传统、心理素质等；三是形式因素，如体裁、语言、艺术方法、写作技巧等。

在影响文学风格形成的上述各个因素中，文学家的气质、具体的自然和人文地理环境，以及题材本身的特点和性质，无疑是三个很重要的因素。

如果一个文学家如冰心所言，“生在气候适宜，山川秀美，或是雄壮的地方”，他的气质就会受到这样的自然地理环境的影响。

以这样的气质来从事文学创作，其作品风格就会打上其所生长的自然地理环境的烙印。

如果其作品又是以自然景物为题材的，那么其作品风格无论优美还是壮美，无论“温柔敦厚”还是“豪壮悱恻”，其所生长的自然地理环境的烙印就会更其明显或深刻。

以上所述地理环境对文学的影响，均是一些显而易见的事实，相信不会有什么争议。

那么，地理环境又是通过什么途径来影响文学的呢？
地理环境是一种物质现象，文学是一种精神现象，地理环境通过什么来影响文学？当然只能是通过文学家。

文学家有物质的一面，也有精神的一面，地理环境通过文学家的哪个层面来影响文学？当然只能是通过其精神层面。

这个精神层面的具体内容是什么？笔者认为，就是文学家的生命意识。

*曾按：地理学中的“人地关系论”认为，心理因素是人地关系的媒介。

参见刘敏如、方加康主编：《现代地理科学词典》“人地关系论”，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3页。

(一)文学家的生命意识
说到文学家的生命意识，首先得认识一下什么是生命意识。

所谓生命意识，是指人类对于生命所产生的一种自觉的情感体验和理性思考，它包含两个层面的内容：一是对生命本身的感悟和认识，例如对生命的起源、历程、形式的探寻，对时序的感觉，对死亡的看法，对命运的思索等等，可以称为“生命本体论”；一是对生命
价值的判断和把握，例如对人生的目的、意义、价值的不同看法，可以称为“生命价值论”。

人的生命意识的形成，是与人的时间意识同步的。

时间是无限的，人的生命却是有限的。

如果说，时间是一条流淌不息的长河，那么人的生命则是长河中的一朵转瞬即逝的浪花。

人所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无法摆脱时间对生命的限制，无法获得生命的真正自由，所谓“感性命之不永，惧凋落之无期”，*石崇：《金谷诗序》，《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4册，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346页。

人在内心深处是既无奈，又不甘的。

面对有限生命和无限时间的矛盾，
人们采取了各种各样的应对方式，建立了各种各样的思想和学说，形成了各种各样的“生命本体论”和“生命价值论”。

所以人的生命意识问题，从本质上来讲，乃是一个时间问题。

生命意识并不是多么玄乎的东西。

只要是一个思维健全的人，有一定自我意识的人，都会有自己的生命意识，只是不同的人，对生命有着不同的感受、思考和体认罢了。

文学家的生命意识之所以值得关注，是因为文学家对时间、对生命的感受更敏锐，更强烈，更细腻，也更丰富。

文学家能够把自己的生命意识通过生动的文学形象表现出来，而一般人则做不到。

文学是一种生命现象。

文学作品所描写的对象，无论是人，还是动、植物，都是生命；文学作品所描写的事件，都是以生命个体为中心的事件；文学作品所描写的社会，都是以生命个体为元素的社会。

这些对象、事件、社会等，无不反映了生命的种种状态，无不体现了文学家对于生命状态的种种感受、体验、观察、思考和评价。

古往今来，没有哪一部文学作品是与生命无关的。

文学家的生命意识，就包含在他们对所有生命状态的种种感受、体验、观察、思考和评价之中。

区别只在于，有些作品的生命意识要强烈一些，明确一些，有些作品的生命意识则要平和一些，含蓄一些。

正因为文学家的生命意识在文学中是如此之重要，所以无论是自然环境对文学的影响，还是人文环境对文学的影响，总要通过文学家的生命意识这一途径才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