循环经济发展面临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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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环经济发展面临的困境
从历史上看,循环经济尽管有“经济”之名,但实际上却是独立于经典经济学理论而发展起来的一门学科。
当今社会,经典经济学理论占据了主导地位。
在缺乏经典经济学理论支持的情况下,循环经济的推进工作在实现中面临着困境。
(1)缺乏经济理论的指导,循环经济的发展缺乏效率
在美国,效率不仅是市场行为所追求的目标,同时也是衡量政府经济行为的一个重要标准。
据美国环保局(EPA)的估算,美国1990年用于清洁环境和控制污染的资金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2%。
他们预计,到20世纪90年代末,这个比例可能会上升到 2.8%,尽管从环境学者的角度来看,这个数字可能还应当再高些,但其数目已经非常可观了。
但是,重要的不仅是关注这个百分率,看它是偏高还是偏低,更重要的是所投入的资金是否最大限度地改善了环境的质量。
美国环保局前主席威廉R26;瑞利(willlia Reilly)曾经说过:“……政府支出了这么多钱,我们有义务正确地使用它们。
”这里的“正确地使用”是指把资源用到能够最大限度改善环境质量的项目上。
每个人都对“正确地使用”感兴趣:首先是环境经济学家;其次是政府管理人员,因为他们所能支配的来自纳税人的经费不仅是有限的,而且还要考虑纳税人的容忍程度;第三是被管制的污染企业,对他们来说,生意成功的关键是效率。
鉴于效率的重要性,美国政府在发展循环经济方面显得相对慎重,主要还是通过一些市场和法律的手段来间接推动。
发展循环经济应当是全社会的一个重要任务,作为生产者的企业和作为消费者的居民应当成为推动循环经济的主体。
那么,在当今时代,有什么力量可以让全社会的力量共同向一个方向去自觉努力呢?爱国主义精神、行政手段和法律制度都不现实或者成本太高。
唯一现实的解决方案还是市场机制下的利益驱动。
但目前的现实是,在发展循环经济问题上,政府在大声疾呼,而社会往往回应很少。
甚至,许多人只是将循环经济看成一种时髦,热闹一阵过后,可能就偃旗息鼓了。
历史上,一个著名的失败案例出现在墨西哥。
当年墨西哥市空气质量比较差,为此该市出台了一项法律——《今天不得开车法》:法律规定每辆车每周有一个工作日,从早5点到晚10点禁止上路,禁行的具体日期由汽车牌照的最后一个数字决定。
例如,尾号为1或2的汽车周一禁止上路,尾号为3或4的汽车周二禁止上路,依此类推,最后,尾号为9和0的汽车周五禁止上路。
出台该项法律的初衷是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减少车流量,进而减少交通污染。
但是,这项法律在颁布之后不久就失效了。
墨西哥市每天在路上行驶的汽车在法律颁布前只有大约200万辆,而在法律颁布后不久就变成了300万辆,每天消耗的汽油量与法律生效前相比也上升了200万公升,约合50万加仑。
墨西哥市污染控制和预防委员会经过调查才发现,原来大多数的家庭为了规避法律限制,纷纷开始购买第二辆车、第三辆车甚至第四辆车。
这样一来,居民就可以有针对性地选择尾号,让自
己每天都能开车上路。
《今天不得开车法》自然也就形同虚设了。
再挖掘深层次原因,人们发现实际上是相关经济政策不配套。
当地政府不仅没有将低廉的油价和环保费用提高,而且为了促进经济发展,还大力鼓励银行对汽车业务的消费信贷。
经济政策与环保政策取向相反,最终导致了环保政策的流产,墨西哥市最后不得不将该法律取消。
这一切都说明,如果缺乏市场这只无形之手来调节的话,循环经济的发展将步履维艰,事倍而功半。
将循环经济纳入市场机制调控轨道,是循环经济实现持续健康发展的一个重要前提。
(3)给宏观调控带来了困难
建立起一个人与自然和谐、经济与环境和谐的社会,已经成为我国政府的一个长期奋斗目标。
发展循环经济则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途径。
由于缺乏有关经济理论的指导,在有关战略实施过程中,政府更多地是借助于行政手段,而不是市场手段,以至于宏观调控效果不佳。
以2006年我国的宏观调控为例,除经济发展指标之外,政府在年初还制订了全年的节能降耗和环保指标。
实际运行的结果显示,经济调控指标几乎毫无例外地都被实现了,而降低能耗和环境保护指标则一个也没有实现。
这里面除了节能和环保对地方政府而言是一个新课题之外,缺乏有效的理论指导和可操作的手段是最重要的原因。
在现实中,政府所采取的方法是将降低能耗、控制污染的任务层层分解,直到基层和企业。
实际上,一个科学的做法应当是,建立和完善相应机制和制度环境,让市场机制去自发调节企业行为,在资源优化配臵的情况下达到预定的目标。
同样,我们也可以不以行政命令去关闭那些不合排放标准的企业。
在建立和完善排放许可证市场之后,在保证整个环境质量控制标准不被突破的情况下,不达标企业就可通过购买许可证等方式,为自己整改赢得时间。
最后,它们技术上去了,达标了,就不用关闭了。
这样一来,就可以减少企业破产可能给经济和社会带来的震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