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国家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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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国家的起源》读书报告
2018101678 孙立宇
1.现代国家应满足的特征:
(1)时间的持续和空间的固定。

临时性的、因某种共同利益而团结在一起的组织难以构成国家。

只有在时间上持续不断的,逐渐成为永久性的联合才能成为国家。

同时,在地理上需要有一个核心区域,即便边界可能发生变动,只要民族中一定数量的人群居在固定的区域内,人们可以在那里建立起稳固的政治体系,才有可能形成国家。

(2)具有永久性的、非人格化的政治制度。

即便是最原始的社会,也需要一定的程序来处理内部的争端,以及为了对外斗争需要而组建武装团体。

然而,一个团体组织如果要在相当长的时间范围内,固定地生活在某个区域,它就需要对差异化的资源和人力进行更有效的利用,由此导致了专业化的制度要求。

这一制度要经受得住历史的变迁和人群的更新换代,与本团体组织一样永续存在,并且能够提高效率;更重要的在于加强团体中的政治身份感。

(3)忠诚从家庭、地方团体、宗教转向国家,人民一致同意需要一个权威来做出最终裁决,且效忠于该权威的观点被广泛接受。

大部分参与政治的人都承认了对最终权威的需要,人民普遍接受国家利益至上的观点,而维护国家是最高的社会宗旨。

作者根据现代国家的以上三个特征,从1100年到1600年间西欧的历史出发,探寻现代国家的出现。

因此,本书主要探寻的是在时间上持续和空间上固定的政治单元的出现、持久且非人格化的制度的发展、对需要做最终裁决的权威的认同以及这一权威获得其臣民最基本的忠诚。

2. 在时间上持续和空间上固定的政治单元的出现:
基于对个人的忠诚而建立的政治组织缺少稳定性,西欧中世纪的封建制决定了当时的王国的特征,有些王国寿命很短,以致只能用统治者的名字来命名;一个在时间上持续高就的王国,其边界可能不断地的发生大幅度的变化。

在这样的国家,一个稳固的政治体系无法建立起来。

但是在公元10世纪之后,欧洲的格局逐渐变得稳定,结束了长期的迁徙、入侵和战争。

某些民族,占有了特定的地区,在同样的政治团体里保持了几个世纪,那些持续了很久的王国或公国的统治者有机会去发展出永久的制度。

3. 持久且非人格化的制度的发展:
在动荡和暴力的年代,大部分人首先追求安全与和平,弱小的政府总是充满自我增强的动力,以抵抗来自内部和外部的威胁。

任何一个存在一定持续性和稳定性的政治单元都需要建立法律制度和财政制度,以适应内部和外部的需要。

欧洲的政治系统在地方上过于薄弱和分化,税收制度的缺失导致国王的收入主要来自于他自己的土地,那些希望保持自己定位并将其传给后人的国王必须要在分散的地区形成连续性的政治单元,其关键在于提高地产管理的能力。

因此,第一个永久的官职就是地产管理者,他们肩负国王的使命,征收土地上的收入,并使它们为国王所用。

由于当时对大多数错误行为的惩罚通常是以罚金的形式存在的,因此在地方上主持正义也是地产管理者的职责之一,而主持正义的收入占据了地方收入中很重要的一部分。

同时,统治者意识到维护正义不仅仅可以增加收入,也是保持权威和提高国王权力的一种途径。

在当时,针对一些严重的犯罪行为(如谋杀)和某些民事案件,可以设置一些特殊程序。

这种特殊程序允许诉讼人越过地方法庭而直接请求皇家法庭。

这些程序是基于保护和平与保护财产的考虑,由首领介入并制定法庭规则来保持或恢复原状。

这样一来,更低一级的领主可以避免他们的直接封君的干预。

同时,某一级法庭的判决可以由上一级法庭进行评诉,而国王的法庭总是居于该体系的最高位。

因此,国王便有责任在最基层的地方主持正义,由男爵管理的地区和国王直接管理的地区间的差异逐渐缩小。

4. 对需要做最终裁决的权威的认同以及这一权威获得其臣民最基本的忠诚:
随着司法的发展,国王在财政上的能力也不断扩张,国王最终获得了两项权威,一是没有来自国王法庭的令状,涉及土地拥有的案件不能开庭,二是国王可以对整个国家直接征税。

政治版图不再是分散、相互隔离的状态,而是产生了统一的领土,在那里一个统治者拥有最终的权威。

5.贵族会议:
中央集权的程度不断加深,但地方封建主、教士、自治城镇始终是不愿意国王权力无限制增强的,而随着国家机器的扩张,他们发现了另一条道路。

在12、13世纪,统治者通过建立有能力和荣誉的法庭来解决争端,而有产阶级也一样可以摒弃武装斗争,通过法律途径来违抗政府。

他们通过法律诉讼的方式提出自己的要求,而由于交通和通讯的困难,法庭想要做出公正的裁决,就不得不行动缓慢。

政府没有时间和人力来处理所有的反对抗议,因此,妥协是更加可以接受的,政府在财务上减少要求或授予一些免责和特权。

通过官方机器来限制政府的特殊例子就是贵族会议的发展。

妥协贯穿了这一过程,国王允许贵族参与国家的政治过程,他必须与贵族们协商来决定税收或其他重大事件;而贵族则
必须承认国王作为最高领袖的权威和地位。

但是最终,政治代表制与诸如“影响全体人的事件必须得到全体人的同意”等等原则结合起来,并且这些原则成为公众舆论的一部分,得到了广泛的认可。

6.官僚与政策制定者:
政策制定的程序主要集中在贵族会议,但是有一部分贵族并不是职业的行政工作人员,他们缺乏必须的信息和技能,以至于那些非全职工作的贵族会议成员逐渐失去了影响力。

然而,那些围绕在国王身边的御前大臣却逐渐专业化,同时他们也需要支持自己的官员队伍、信息提供者以及相应的机构。

于是,事务部门逐渐发展,它往往是由贵族会议内部最专业化、通常是最有权力的成员组成。

然而,新的官僚与旧有的贵族之间逐渐产出矛盾。

贵族们包括国王总是希望保留有一部分的特权,并且不希望新的官僚涉足传统上是统治者个人裁决的领域,例如战争、外交和国内安全,毕竟在旧的理念中,官员的本职工作仅限于在司法中给出最终裁决。

但是,统治者对专业官僚的需求总是上升的,尤其是外交事务方面需要更快的信息专递以及更专业的人员队伍,而外交事务上的处理方法也逐渐辐射到了对国内的处理,欧洲国家就这样慢慢地建立起了各种关键的政府部门,这些部门最终为永续的官僚制度铺平了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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