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族与藏族的关系

蒙古族与藏族的关系
蒙古族与藏族的关系
蒙古族和藏族在中国历史上都是起过重要作⽤的民族, 它们共同的特点是历史悠久, 有⾼度发展的⽂化。

蒙古族可以说是我国北⽅⼴⼤草原的悠久历史⽂化的集⼤成者, 是草原游牧经济⽂化的代表; 藏族是世代繁衍⽣息在青藏⾼原的民族, 是⾼原农牧结合的经济⽂化的代表。

蒙古族在13 世纪的兴起, 蒙古统治阶级还曾灭西夏、⾦、南宋, 建⽴元朝, 统治中国达⼀个世纪之久。

藏族从公元7 世纪吐蕃王朝兴起, 在中国历史上⼀直是⼀个重要的政治和⽂化的活跃的因素。

这两个在历史上关系⼗分密切的民族相互间的宗教⽂化交往⼗分深⼊,虽然它们之间的关系似乎只是与统治阶级的交往和藏传佛教的传播有关系, 但那
毕竟是表⾯现象,实质上还是这两个民族⼈民之间的交往。

应该看到, 蒙藏民族关系的范围是⼗分⼴泛的,涉及到蒙藏两个民族社会⽣活的⽅⽅⾯⾯, 从政治、经济、军事、宗教、语⾔、⽂学、医药、⼯艺, 乃⾄习俗、服饰等, 都可以看到两个民族⽂化交流的深刻影响。

正因为如此, 不论是汉⽂史籍, 还是蒙古⽂、藏⽂史籍, 有关蒙藏民族关系的材料都是很丰富的。

除正史之外, 在各种地⽅志、⼈物传记、宗教史、寺庙志以及语⽂、历算、医药等专著中, 都有反映两个民族关系的重要内容。

⼀、蒙藏关系的正式确⽴
近年来, 史学界关于藏族地区⾃元朝起正式成为祖国领⼟不可分割的⼀部分的观点, 已为⼤多数学者所认同。

但对藏族地区何时与元朝、或者说与蒙古⼈建⽴联系, 还存在不同的认识。

王辅仁、陈庆英认为:“在历史上抛开传说, 第⼀个和西藏发⽣关系的蒙古王室成员是阔端, ⽽不是传说中的成吉思汗。

”“阔端从和林回到凉州时, 已是1247年初, 直到这时, 萨班和阔端才在凉州举⾏了有历史意义的会见。

”樊保良则称萨班和阔端为蒙藏关系史上的两位拓荒者,“蒙古王室与西藏地⽅正式建⽴联系, 是从蒙古宗王阔端开始的”。

⽯硕也认为:“蒙古⼒量正式介⼊西藏, 显然是从阔端开始的。

”以上这些说法影响较普遍, 似乎已成定论。

但仍有学者提出了质疑。

苏鲁格通过《述说⼤蒙古地区佛教源流之胜教宝明灯》等对前述学者忽视了的史料来源进⾏辨析, 并对如何利⽤藏籍蒙古史史料的⽅法论问题提出了⾃⼰的见解。

认为:“其⼀,利⽤17世纪以
后成书的藏籍蒙古史史料, 必须注意具体分析每⼀则资料, 不能统统作为藏籍的原始记录随便加以引⽤; 其⼆, 不能因17世纪以后成书的藏籍中存在着录⾃蒙古著作的杜撰成分, ⽽怀疑整个藏籍蒙古史史料的可靠性。

这两点都是在利⽤藏籍蒙古史史料的⽅法论上所必须加以注意的。

”最后得出的结论是:“蒙藏交往并⾮始于1247年, 萨班亦⾮‘蒙藏关系的拓荒者’。

”因为据《萨迦世系谱》记载: “在萨班到达凉州之前(即1247 年以前) , 阔端⾝边已有⼀些吐蕃僧⼈。

”苏鲁格还通过对《智者喜宴》中关于成吉思汗与吐蕃僧⼈交往的记述, 分析“成吉思汗在世时, 蒙古⼈与藏⼈有了直接接触”。

因此认为蒙藏交往始于成吉思汗时期。

陈庆英认为:“正是在灭西夏及西征中亚的战争中, 蒙古王室与藏族及藏传佛教发⽣了接触和交往, 并为以后统⼀藏族地区和蒙藏关系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早在成吉思汗时期, 就有藏传佛教不同教派的僧⼈通过西夏地区零星地进⼊蒙古活动, 有的还直接与成吉思汗的家族有了联系, 成为蒙古王室与藏传佛教接触的开端。

”陈⽒还论述了西夏在蒙藏早期交往中所起的桥梁作⽤, “由于西夏在蒙藏早期交往和蒙藏关系建⽴过程中所起的有形的和⽆形的重要作⽤, 在后来元朝皇室与藏传佛教的关系中以及元朝统治西藏的政治措施中也往往有西夏王室与藏传佛教关系的影⼦, 有⼀些举措则明显地受到西夏制度的影响。

”
⼆、凉州会盟及其意义
1234 年，蒙古灭⾦，窝阔台汗把消灭⾦在秦（今⽢肃天⽔）陇（今⽢肃陇西）的残余军队和攻掠南宋四川的任务，交给他的⼆⼉⼦阔端。

阔端王⼦率部攻下⾦的最后据点巩昌府，此后接触到⽢青地区的藏族，先后收降了临洮藏族头⼈赵阿哥潘以及⽂州藏族头⼈勘陁孟迦等。

于是临洮地区成为蒙古进攻西南地区的出发点。

⽽后阔端从四川北返，驻营前西夏重镇凉州（今⽢肃武威），开始筹画进军乌思藏地区。

阔端王⼦在经略乌思藏地区时，于1240 年派⼤将多达那波率军进⼊乌思藏，骑兵前锋甚⾄抵达距拉萨不远的热振寺。

但这次军事⾏动与其说是进攻，还不如说是⼀次试探。

多达那波在进军途中了解了乌思藏地⽅的政教状况，并向阔端做了详细报告：“僧伽以噶当派为最⼤，达隆法王最会讲情⾯，⽌贡寺的京俄的权势最⼤，萨迦班智达对教法最精通”。

1由于阔端认识到了藏传佛教对稳定西夏故地和⽢青藏区的重要性，同时也为了保证南下四川时侧翼的稳定安全，和平争取藏区归服便是最佳选择。

与此同时，蒙古军队的武⼒威慑，也
迫使互不统属的西藏各地⽅势⼒集团不得不坐在⼀起商量对策，他们决定推举⼀个能代表各⽅利益的头⾯⼈物与蒙古接触，以解决西藏归属⼤计。

承担这⼀重任的众望所归的⼈物就是学识渊博、德⾼望重的萨班·贡噶坚赞。

萨班不负众望，于1244 年携两个年幼的侄⼦⼋思巴和洽那多吉经过两年的艰苦跋涉，于1246 年抵达凉州。

1247 年，萨班与阔端举⾏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要会晤，最终达成了西藏和平归顺蒙古的协议：任⽤萨斯迦派⼈员为达鲁花⾚，赐予⾦符和银符，所有吐蕃地区头⼈必须听命萨斯迦的⾦符官。

要求各地缮具官吏户⼝贡赋清册3 份。

1份⾃⼰保存，2 份分别交给蒙古⼈和萨斯迦。

蒙古官员将前往乌思藏，会同萨斯迦⼈员议定税⽬。

按照蒙古的传统，掌握⼀个地区的户⼝清册并委派官员⾄当地收税，就表明这个地区已全部成为蒙古汗国的领⼟。

⾄此，藏族已成为⼤汗国的⼀名成员，其加⼊基本上是采取畏兀⼉、葛逻禄⼀类的和平⽅式。

这次会晤是历史上的⼀项重⼤事件，它直接导致了后来元代中央在西藏建⽴地⽅⾏政体制，奠定了西藏地⽅直辖于中央的基础。

从更深⼀个层⾯来说，此次会晤不仅对西藏和蒙古双⽅乃⾄对整个中华民族都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意义：其⼀，蒙古军队兵不⾎刃便使整个藏区顺利降服，为统⼀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做出了重⼤贡献；其⼆，⼴⼤藏区免于战乱浩劫，社会⽣产和⼈民⽣活没有遭到⼈为的破坏，⽽且在随后西藏与元朝统⼀之下的多民族⼤家庭的频繁交往中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这符合藏族⼈民的根本利益。

因此，萨迦班智达的历史贡献是巨⼤的，他的英名与功绩为历代藏族僧俗民众所称颂。

萨班本⾝是萨迦派的第四辈祖师，是学富五明的⾼僧，他在完成政治使命的同时，也把弘扬藏传佛教作为⾃⼰义不容辞的责任。

在凉州期间，阔端礼请萨班讲经说法，祈求长⽣。

阔端对萨迦礼敬有加，按照蒙古⼈的习惯尊奉他为“祭天长⽼”。

因蒙古
⼈信奉萨满巫教，⼗分尊崇具有通天神⼒的巫者，萨班通晓天⽂地理，⼜能为⼈治病，他便被认为是那种具有通天神⼒的⼈。

萨班在凉州时曾给阔端治愈疾病。

他讲经说法，赢得蒙古、畏兀⼉、西夏和汉地来的许多听众的信服，招致了⼀批信徒，在促进蒙藏民族间的相互了解和藏族宗教⽂化的传播上起了积极的作⽤。

三、元朝对西藏采取的政治⽅略
13 世纪前, 西藏已形成了藏族地⽅封建割据势⼒和佛教势⼒密切结合
在⼀起的⼩规模的政教⼀体化的“政教合⼀”制度。

这⼀制度的形成与藏族封建经济的发展有密切的关系。

当时, 在西藏每个地⽅的封建势⼒, 为了发展⾃⼰的势⼒, 都想得到佛教界的帮助。

因此, 它们都要和佛教教派相结合发展壮⼤⾃⼰的势⼒。

与此同时, ⼏乎每个教派的背后, 都有⼀⽀地⽅封建势⼒做后盾, 扩⼤其宗教影响。

元朝统⼀西藏后, 也采⽤了“帝师之后与诏敕并⾏于西⼟”的政教合⼀制度, 在这基础上采取了⼀些⽐较适合西藏当时情况的政治制度。

当时,元朝中央政权中有4 ⼤机构: 中书省掌管全国各⾏省的⾏政事务及中央的⾏政事务; 御史台掌管全国监察事务; 枢密院掌管全国军事; 总制院后改为宣政院掌管全国佛教事务和藏族地区的军事、⾏政事务。

元朝第⼀任宣政院使是桑哥, 据《元史》记载: “桑哥,胆巴国师之弟⼦也, 能通诸国⾔语,故尝为西蕃驿吏。

为⼈狡黠（xia）豪横, 好⾔财利事, 世祖喜之。

及后贵幸, 乃讳⾔师事胆巴⽽背之, ⾄元中擢为总制院使”。

在宣政院下设3个宣慰使司都元帅府, 分别是吐蕃等处宣慰使司都元帅府、吐蕃等路宣慰使司元帅府和乌思藏纳⾥速古鲁孙等三路宣慰使司都元帅府。

在这3个宣慰使司都元帅府下设有13 个万户机构。

万户有万户108府和万户长; 万户下设有千户机构, 千户有千户长。

万户、千户制是蒙古族从成吉思汗时期使⽤的⾏政机构, 也是军事组织, 忽必烈汗时期应⽤到藏区。

当时, 宣政院使、宣慰使司都元帅、万户长和⼀些重要的千户长都由帝师荐举, 朝廷任命。

这些机构的建⽴, 不仅调动了西藏各级地⽅官员的积极性, ⽽且加强了中央政府的统治权威。

除此之外, 从忽必烈时期开始, 对藏区采取的另⼀项重要政治措施是派遣官员, 清查户⼝, 并设置“甲姆”( 路) 机构. 当时“甲姆”的设置要依据各地的物产和⼈⼝情况。

它的主要任务是让军、政命令通达,责令当地⼈民供应⼈差役及其他⽤物。

在遇到战争时,“甲姆”⼜是军事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负责军事情报的递送及后勤供应。

“甲姆”本是“甲姆”机构的最⾼长官, 在各地“甲姆”之间有⼩“甲姆”,后来⼜设了“马甲姆”。

“马甲姆”是专为出兵或提供军事供应⽽设置的“甲姆”。

这些组织机构的设置, 说明了元朝对藏族地区拥有主权和蒙古族政治⽂化对藏族政治⽂化的影响。

四、藏族⽂化对蒙古族⽂化的巨⼤影响及其重要意义
随着蒙藏民族之间的政治⽂化的交流, 藏族⽂化也不断地传⼊到蒙古
民族之中。

萨迦班智达和阔端会晤后, 在蒙藏民族当中萨迦班智达给蒙古⼈创造⽂字的传说流传⾄今。

⽽且⼀些藏⽂史籍中也有同样的记载。

对于这个问题虽然近年来蒙古语学术界根据⼀些考古学的新资料和⼀些历史书籍中的记载提出了异议, 并提出蒙古⼈使⽤的回鹘体蒙古⽂字是萨迦班智达和阔端在凉州会盟之前就已使⽤。

他们的依据是《元史》塔塔统阿传中所记载的公元1204年成吉思汗西向灭乃蛮部时, 蒙古乃蛮部掌印官、畏兀⼉⼈塔塔统阿被俘, 后受命教成吉思汗的太⼦、诸王⽤回鹘⽂字母转写蒙古语, 并创制以回鹘⽂字母为基础的蒙古⽂。

考古学发现的公元1225 年《成吉思汗⽯碑⽂》和公元1246 年的《贵由汗的印》等碑⽂也证明了萨迦班智达和阔端在凉州会晤之前, 蒙古⼈已使⽤了回鹘体蒙古⽂字的历史。

并认为萨迦班智达不是蒙古⽂字创造者, ⾄今为⽌得到的史料证明, 他是第⼀位研究回鹘体蒙古⽂字, 写第⼀部蒙古语语法书《⼼箍》的⼈。

虽然萨迦班智达的《⼼箍》⼀书⾄今为⽌还未有⼈得到, 但从后⼈所撰写的⼀些蒙古语语法书中我们可以窥视到该书的⼀些内容。

该书⼤概把蒙古语的字母3个分为⼀组排列在⼀起, 其中各组之⾸字为阳性, 第⼆字为阴性, 第三字为中性, 共44个字母。

萨迦班智达的《⼼箍》⼀书, ⽆疑把蒙古民族的⽂明向前推进了⼀⼤步, 他对蒙古⽂字的规范和蒙古语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

并且该书对其后的蒙古语语法书有深刻的影响。

萨迦班智达把蒙古语的元⾳分为阳性、阴性、中性之说, ⾄今还被蒙古语学术界所运⽤,因此, 萨迦班智达不仅对祖国的统⼀⼤业有重⼤贡献, ⽽且对蒙藏⽂化的交流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

其后, 其侄⼦⼋思巴继任藏传佛教萨迦派第5代祖师, 并在忽必烈汗时期任国师和帝师。

在元代, 他对元朝在西藏的政治统治和藏传佛教在蒙古地区的⼴泛传播起到了特殊的作⽤。

他不仅在祖国统⼀⼤业中有伟⼤贡献, ⽽且对蒙藏⽂化的交流有极为重⼤的贡献。

元世祖忽必烈任其为帝师之后, 他的⼀项重要⼯作是奉皇帝之命创制⼀种拼⾳⽂字, 当时被称为“蒙古新字”,在《元史》等史籍中被称为“蒙古国字”或“元朝字”。

该⽂字在形体上与藏⽂字母⼤同⼩异, 像⽅体⽂字, 因⽽也得名为“⽅体字”。

该⽂字由于元朝帝师⼋思巴所制, 所以也被称之为“⼋思巴⽂字”。

⼋思巴所创制的⽂字, 对元代蒙古族社会⽂明的进步起到了积极的作⽤。

在⼋思巴创制蒙古新字之前, 蒙古⼈使⽤的是回鹘体⽂字, 该⽂字由于传⼊时间不长, ⽽且在语⾳上与蒙古语有些差异, 对⼈们学习该⽂字带来了⼀定的困难。

特别是萨迦班智达写《⼼箍》前没有⼀个规范化的语法书, 这已满⾜不了统治阶级的需要, ⼋思巴在这种社会需求下, 奉忽必烈之命创制了新⽂字。

由于在元代, 统治阶级特别重视该⽂字的学习和使⽤, ⼋思巴⽂字给后⼈留下了很多宝贵的资料, 这不仅给研究元代蒙藏⽂化交流提供了重要的历史资料, ⽽且对
研究元代的政治、经济、⽂化等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元代, 随着蒙藏民族政治、经济、宗教⽂化的不断深⼊交往, ⼀些蒙古⼈开始学习藏⽂和藏语了。

这些⼈⼤多数都是藏传佛教的僧⼈( 蒙古⼈俗称喇嘛) 。

在元皇帝室成员们信奉藏传佛教后, 整个元代把诵经、刻经、译经作为本民族⽂化教育的⼀种⼿段。

在朝廷中, ⼀些官员精通⼏种语⾔⽂字, ⽽且受皇帝之命翻译了梵经和藏⽂佛经。

从此把佛典中的哲学、伦理、⽂学、语⾔、历算、医疗等知识灌输给蒙古贵族及其⼦孙。

由于在蒙古族历史上, 第⼀部语法书和第⼀次⽂字改⾰, 都是藏族僧⼈完成, 因此, 在蒙古语发展史上, 受藏语语法名词术语影响较深。

当时有名的学者搠思吉斡吉⼉不仅著有蒙古语语法书《⼼箍》, 也把“五部陀
罗尼等经译为蒙⽂, ”他的语法书深受藏语语法的影响。

佛教建筑⽂化艺术早在蒙古汗国时期就传⼊蒙古地区。

蒙古汗国古都哈喇和林的12 个寺庙中, 窝阔台汗时期开始建造的⼀座佛寺特别优美, 该寺于公元1256 年完⼯, 后于公元1311年和1342—1346 年两次扩建。

该寺的尖塔有五层共300 尺⾼, 寺四边分别建造了七间庙,这说明早在⼤蒙古汗国时期, 蒙古地区已传⼊佛教建筑⽂化。

元世祖忽必烈时期, 上都不仅是中国的第⼆政治中⼼, ⽽且也是第⼆⽂化中⼼。

当时上都的佛教建筑群是上都的⼀⼤建筑特⾊。

上都有皇城, 皇城的四⾓上各有⼀座寺庙。

这些寺庙在建筑艺术⽅⾯都不同程度地受到藏族古代建筑艺术风格的影响。

此外, 在元代, 蒙古族医学也不同程度地受到藏族医学⽂化的影响。

在藏⽂史料和《元史》中曾多处提到喇嘛治病的情况。

如萨迦班智达给阔端治病和胆巴国师给枢密副使⽬的迷失的妻⼦治病等。

说明, 当时藏族的医学⽂化已传⼊到蒙古族统治阶级当中,这对元代蒙古族医学⽂化的发展起到了⼀定的积极作⽤。

1、西南民族⼤学西南民族研究院景虹雅《试论蒙藏关系的开端
——阔端与萨班凉州会谈》
2、樊保良蒙藏关系史研究青海⼈民出版社樊保良的《蒙藏关系史研究》“采⽤了以⼈物为主要线索, 横向联系各时期重⼤历史事件, 重墨勾画⾼潮时期, 突出发展阶段的写法” ,“能道出问题的原委、、、、史实⽐较周密圆满”。

对于蒙古族在蒙藏关系史上所处地位与所起作⽤的议论也深中肯綮
3、马进武凉州会盟前后的历史⼈物述略——纪念萨班与阔端凉州会盟
4、陈楠历史学博⼠，中央民族⼤学历史系教授《蒙藏关系确⽴及藏传佛教传⼊蒙古地区史事考述》
5、马啸陇东学院教授、在读博⼠研究⽣, 主要从事西北边疆史及民族史研究近三⼗年来蒙藏关系史研究评述
6、傅千吉兰州⼤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论藏传佛教对蒙藏⽂化关系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