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缘”的表达--论冯艺的散文创作与文化身份

“边缘”的表达--论冯艺的散文创作与文化身份
胡国威
【摘要】冯艺的写作具有边界写作的意义。

其散文创作体现了鲜明的壮民族文化身份，在当代社会发展和全球化视野下审视壮族文化和文明，融合异质文化，建构跨文化身份，对于壮族文学和文化的发展具有独特的价值。

%Feng Yi’s writing belongs to the category of borderline writing of peripheral people. His prose writing embodies the distinctive ethnic cultural identity of the Zhuang People.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lobalization,Feng Yi’s prose writing reveals the culture and civilization of Zhuang People and constructs the cross-cultural identity.His writings have an important reference and enlightenment to th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of Zhuang People.
【期刊名称】《广西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年(卷),期】2016(037)004
【总页数】4页(P141-144)
【关键词】冯艺;散文;边界写作;文化身份
【作者】胡国威
【作者单位】广西师范学院文学院，广西南宁 530001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I207.6
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广西壮族文学呈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走向：一种是淡化甚至消解了壮民族文化身份，通过寻求与主流文化的认同，来表达作家的人文关怀和精神诉求，壮民族文化身份意识缺失成为这一类壮族作家新的文化身份表征；另一种则是在日益强势的主流文化影响之下，反思壮民族文化的利弊，通过文学创作大力发掘和表现壮民族传统文化的内涵，弘扬壮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以蒙飞为代表的壮族作家甚至倡导放弃汉文而坚持使用壮文来进行文学创作。

作为当代较有影响的少数民族作家，冯艺以其鲜明的壮民族文化身份，坚持“边缘”的写作姿态，其散文创作在当代社会发展和全球化视野下审视壮族文化和文明，以对壮民族历史和传统文化的发掘和弘扬为旨归，具有独特的价值和意义。

文化的全球性传播导致一种悖论式的结果，一方面，传统意义上的阶级、民族、种族等的界限趋向于模糊和融合，另一方面，处于主流地位的文化对处于边缘地位的文化的主导地位和影响愈加明显，相比而言，前者只是一个缓慢的趋向过程，在可预见的将来仍然不会有实质性的变革和融合，后者却是当前社会生活中一个不能忽视的事实，深刻影响着当代人的身份认同，成为处于边缘地位的作家进行创作时的一种文化焦虑。

印度裔英国作家塞尔曼·拉什迪提出的“边界写作”便是全球文化传播背景下文化身份焦虑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

拉什迪认为，“边界写作”所描述的是“异质性、杂糅性、非单一性的东西”[1]。

从文化意识的角度看，从事边界写作的人一般对主流文化有着较为清醒的认知和警惕的态度，拒绝盲目地融入主流文化，因而固守本民族文化上的边缘地位，保持本民族独特的文化特性。

作为壮族作家，冯艺各个时期的散文创作均以壮民族作为书写的中心对象，反思壮民族文化的特性，从这一方面来说，冯艺的写作具有拉什迪所说的“边界写作”的特性。

“边界写作”所指向的“边缘”，其涵义既是地理意义上的，也是一种文化身份和心理体验。

广西地处祖国边陲，相对于处于主流地位的汉族来说，包括壮族在内的各少数民族历史上长期处在一种边缘状态，冯艺对壮族历史和文化的执着书写，将
其重新置于公众的视野之中，唤起人们对壮族文化和历史的重视，引起人们对壮族人民生活和精神世界的关注。

冯艺的创作以诗歌和散文为主，像许多作家一样，冯艺是以写作诗歌走上文坛的。

1975年他20岁时发表处女作诗歌《我是工人》，其后主要创作诗歌，直至上世
纪90年代才转向散文。

不管是诗歌还是散文，冯艺写作的内容自始至终关注少数民族的生活、历史和文化。

比较而言，诗歌写作阶段的冯艺其基本价值取向是主流话语的，而进入上世纪90年代后的冯艺，“有了少数民族身份，有了边缘意识，有了将自己从主流大合唱中剥离出来独自吟唱的趋势”[2]。

两部散文集《桂海苍茫——广西人文地理笔记》和《红土黑衣——一个壮族人的家乡行走》(青岛出版社，2007年版)集中展现了冯艺这一时期的少数民族身份意识和边缘意识，作者以一个壮族人的身份，自豪地展示富有壮乡特色的历史和文化，字里行间充满着对故土的热爱。

留下千古绝唱的湘桂走廊、象征桂东文明的潇贺古道、威严的吐司衙门、流淌着神秘的红水河、水意苍梧的百年码头，以及在壮族历史上留下不朽足迹的人物如瓦氏夫人等，拂去历史的尘埃，壮族的历史和文化在作者的笔下重新焕发出光彩。

《红土黑衣——一个壮族人的家乡行走》则如标题所示，是作者作为壮族人
的一次心灵还乡，如同游子回归母亲的怀抱，是一次灵魂的依偎和净化。

壮族的干栏建筑、民歌、古镇、织锦和风土人情，承载着壮族人民悠久灿烂的历史和文化，作者对此作了近乎全景式的勾勒和追溯，也是一次文化意义上的探寻。

正如其自述：“以赤子之心热爱红土地，热爱古老的本土文化，这是我写作和思考的态
度。

”[3]193黑衣壮人生命的“呢的呀”既是对黑衣壮人历史的追溯，更是对黑
衣壮人独特文化特征的传达和赞颂，这种文化的盛赞蕴含在作者对黑衣壮人吃、穿、住、行、娱等日常生活场景的描摹和记述之中，作者将黑衣壮作为美的化身来赞颂，传达出一种强烈的民族文化自豪感。

桂林作为著名的旅游城市，秀丽的山水获得无数文人骚客的赞誉，但冯艺的兴趣显然不在此，在《受难的桂林，抗战文化的堡垒》
一文中，作者从文化的视角来触及桂林的山水、古迹，写道：“踏着文化桂林的足音，便会感到自己表达的窘迫，我以不敢奢望的念想接近着它，无限羡慕那些文化名人的背影。

但是我敢说今天到过桂林旅游的人，又有多少人有文化情怀去追寻过去的桂林。

人们都说看桂林的山水，却又鲜于涉及桂林的文化。

”
这些散文的创作都有一个关键词：壮族文化，冯艺对壮族文化有着自己独特的认知和判断，体现在其散文创作中便是融入了一位文化学者的思考，如其认为黑衣壮是“壮族传统文化的‘活化石’”[3]11，“壮族文化是一种彻底的稻作文化，它渗
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3]71。

对壮族文化的书写体现了冯艺作为壮族人和作
家的双重使命感。

作者曾自述：“我既是一个本土的作家，又是一个少数民族作家，这么长时间从事民族文化工作，我有责任把本土文化用更纯粹的方式传递给读者。

”[4]可见，冯艺是将发掘和弘扬壮族文化作为一种使命和责任感贯穿在其散
文创作中，由此进一步增强了作者作为壮族作家的文化身份意识，这也是从事边界写作的作家们普遍具有的文化心理特征。

尽管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相对于其他少数民族来说，壮族受汉文化的影响更深，壮族作家也大都运用汉语进行写作，这种状况导致有人对壮族文化产生误解，认为壮族文化缺乏自身的特色。

事实上对于整个中国的主流文化而言，壮族文化和其他少数民族文化一样具有边缘性，壮族作家的文学创作是处在多种文化交融背景下、在主流文化和边缘文化的夹缝中发展的，挖掘和彰显民族传统文化成为壮族作家的历史使命。

冯艺的“家乡行走”，是一种边缘意义上的行走，是从文化差异的角度建构个体和民族的文化身份，发出了位于文化边缘的壮民族的声音，体现着对壮民族文化根性的坚守。

从事边界写作的作家，其文化身份的建构是以作家对自身文化身份的认知为前提的，而文化身份的认知除了来自作家对本民族/种族文化的认知、理解，更是建立在以
他者文化为镜像的基础上，在相互比较或者对比中树立本民族文化的自豪感，虽然从文化本身的角度来探讨一种文化与另一种文化相比之下的优劣是一个并不被大多数学者认同的问题，但作为某种民族文化的体现者或者承载者，从事边界写作的作家却无一例外地会探寻或者认同自身文化的优劣。

在全球化背景下，国内少数民族作家身处汉族文化和其他外来文化的夹缝之中，本民族文化身份的焦虑意识促使其从汉族文化和其他外来文化中进一步确立自身的文化身份。

在《触抚世界》一文中，冯艺写道：“这些年来，我的足迹也涉及世界许多国家，从封闭走向开放，每一次行程，带给我的是一种震撼，一种感动。

一路行走，人会走过许多有缘无缘的地方，遇到许多有缘和无缘的人，对比着许多形形色色的风格迥异的文化。

”[5]110正是出于这样的一种文化自觉，冯艺拿起笔来触摸世界，希冀以此实现“广西需要走向世界”的梦想。

《雪兰莪河畔的美丽》写作者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七十多公里之外雪兰莪河畔的见闻和感受，异域风光在作者心灵上激起的不仅仅是一种自然的美感，更是一种对文化和文明的思考，作者借萤火虫的故事表达这种愿望：“我真希望瓜拉雪兰莪河畔的那种上苍的杰作和我的祖先写下萤火虫美丽的故事一样的杰作，能在生我养我的土地上绝妙地契合！”[5]162作为壮族人的后代，冯艺深切地体会到：在当代全球化背景之下，壮族的传统历史文化需要更多地吸取和接纳外来文化，才能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在某种意义上，冯艺对异域文化和文明的书写是在为壮民族文化和文明的传承发展寻找一种精神上的契合点。

《沉睡的教案》以崭新的视角诠释发生在一百多年前的“西林教案”这一历史事件，作者自述对“西林教案”的真正兴趣是想“客观地从历史的资料中找出一些没有偏颇的，或者是没有太强大的另一种文化介入的原始记载”，思索“西学东渐”给古老的中国文化注入新鲜血液的重要意义。

作者随团在日本参观时，会“不断地提醒自己，为什么跑过海来看自己的文化？”(《东瀛联想》)[5]137看到日本“不用一口钉，只靠木榫嵌成的清水寺眺望台”，作者会联想到家乡广西容县的真
武阁，这样的联想已经超出了文学创作的范畴，成为文化意义上的认知和感悟，也是作者对自身文化身份的认识和感悟。

作者的壮民族文化身份意识，在面对异域文化时跨越狭隘的“小我”而升华为中华民族的“大我”。

另一方面，文化身份意识的改变并不意味着原有文化身份的改变，而是原有文化身份的进一步增强。

民族文化和地域文化的内涵、品格在“他者”视域下得到了更为清晰而深刻的呈现。

应当指出的是，冯艺在面对主流文化和外来文化的侵袭时表现出来的强烈的壮民族文化身份意识，并非出自于狭隘的民族情怀，更不是对主流文化的拒绝，而是在力图保持自己独特的民族性和文化特性的同时，对壮民族文化特性进行深入反思，在多元文化交融的背景之下思考壮民族传统文化的发展和出路。

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一些文化因素不可避免地遗失，另一些文化因素被吸收或者借鉴，从而形成新的文化品格。

冯艺将广西壮族文化放在一个开阔的视野和开放的格局中深刻反思和重新书写，既是力图让壮民族传统文化引起世人的关注和重视，同时也是藉此寻找壮民族文化新的生长点，力图通过散文创作来实现其文化理想。

文化身份虽由人自身的民族/种族、性别、地域、语言、国家等要素来确立，但文
化身份的认同却不是静止和固定不变的，它受到个人对自身文化属性的认知影响，并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而处于一个不断建构、解构和重构的过程。

已故当代著名文化研究学者斯图亚特·霍尔认为：“文化身份决不像我们所认为的那样透明或毫无
问题。

也许，我们先不要把身份看作已经完成的，然后由新的文化实践加以再现的事实。

而应该把身份视作一种‘生产’，它永不完结，永远处于过程之中，而且总是在内部而非在外部构成的再现。

”[6]显然，文化身份和文化身份认同之间并非
必然的因果关系，没有认同，文化身份就处于十分尴尬的境地。

按照斯图亚特·霍
尔的观点，身份总是由新的文化实践来加以再现的事实，意味着文化身份的认同处于永远变动的差异性和发展过程之中。

作为当代壮族作家，如何通过文学实践来建构自己的文化身份，冯艺作出了自己的选择：通过对自身民族文化的重新书写，确
立自身民族的文化品格和文化精神，并在与异质文化的交流、鉴别中重新建构文化身份。

虽然不能断定冯艺已经实现了这样的创作理想，但至少其散文创作正体现了这方面的努力。

与生俱来的壮族身份注定了冯艺区别于主流文化的边缘写作状态，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冯艺的写作具有了边界写作的特征；另一方面，受主流文化和西方文化影响，冯艺的身上又体现出多种文化共同作用和相互融合的痕迹，这为他的写作带来了独特的风格和表现力。

在个人的文化身份建构上，冯艺既不同于传统的壮民族文化身份，也有别于主流的汉文化身份，而是着力于跨文化的身份建构。

马勒茨克认为，对于跨文化而言，“参与者不只依赖自己的代码、习惯、观念和行为方式，而是同时也经历和了解对方的代码、习惯、观念和行为方式的所有关系。

而后者被认为是陌生新异的。

因此，跨文化包括所有的自我特征和陌生新异性、认同感和奇特感、亲密随和性和危险性、正常事物和新事物一起对参与者的中心行为、观念、感情和理解力起作用的关系。

跨文化是指通过越过体系界限来经历文化的归属性的所有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7]。

冯艺追求不同文化之间的沟通，在揭示本民族历史和文
化的同时借鉴外来文化，实现本民族文化的传承和发展。

冯艺在其散文创作中对壮民族文化的书写体现出跨文化的追求和品格，随着时代的发展，处在各种文化交融碰撞的环境中，文化身份认同的内涵也在不断地发展变化。

相比于固守自身民族文化身份认同或者转向主流文化身份认同的作家们，冯艺和他的散文创作无疑具有某种前驱性和现代意义。

【相关文献】
[1] Salman Rushdie. Imaginary Homelands [M]. London:Granta，1991:394.
[2] 黄伟林.论壮族作家冯艺的文学创作[J].民族文学研究,2006(3):136-140.
[3] 冯艺.红土黑衣：一个壮族人的家乡行走[M].青岛:青岛出版社，2007.
[4] 韦墨兰,冯艺.本土文化新发现：专访广西作协主席冯艺[N].当代生活报,2005-9-12(17).
[5] 冯艺.广西当代作家丛书·冯艺卷[M].桂林:漓江出版社，2002.
[6] 斯图亚特·霍尔.文化身份与族裔散居[M]//罗钢,刘象愚.文化研究读本.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208.
[7] 马勒茨克.跨文化交流[M].潘亚玲,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