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市青白江跃进村西汉墓三题

成都市青白江跃进村西汉墓三题
宋治民
摘　要:青白江跃进村发掘的9座汉墓,在形制上,分为东汉砖室墓与两汉流行的竖穴土坑木椁墓。

文中对这些汉墓的腰坑、合葬习俗、出土的陶塑制品作了分析探讨。

认为它们属于中原汉代墓葬的范畴,又有浓郁的地方特色,展现了蜀文化与汉文化的融合。

关键词:汉墓　青白江　腰坑　合葬习俗　陶塑　蜀文化　汉文化　融合
中图分类号:K2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962(2002)01-0016-07
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队于1996年在青白江区的跃进村发掘了9座汉墓,其中3座为东汉砖室墓,6座为西汉流行的竖穴土坑木椁墓〔1〕。

现将有关西汉墓的几个问题提出加以讨论。

一、关于腰坑
跃进村5号墓和6号墓均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在墓坑底各有一腰坑。

以分布的5号墓为例,墓坑口长6.1米,宽4.2米,木椁室长5.3米,宽3.3米,在墓坑底西部有一腰坑,腰坑长3米,宽1.5米,深0.72米,腰坑形制规整,腰坑四壁及坑底均用木板镶、铺而成。

墓葬早年被盗,“椁室内仅放置陶井、陶罐、石镜和少量陶俑,其余大部分器物都放在腰坑内。

”
汉墓中设置腰坑,实属罕见。

在四川省内此前曾发现两例战国时期蜀文化墓葬设置腰坑的情况,即新都战木椁墓〔2〕和犍为金井乡5号土坑墓〔3〕。

前者属战国中期(前期),后者为战国晚期。

腰坑之制盛行于商代和西周,四川战国时期墓葬的腰坑应是源于中原地区(广义)的商周文化因素。

笔者曾笼统地指出:“但椁室下面的腰坑,却非源于楚文化。

腰坑之制为商、西周墓葬中的特点,而在楚墓中一般都无腰坑。

在个别楚墓中设有腰坑也非楚制,而是受了中原文化的影响,所以不能把腰坑视为楚文化的特征”〔4〕。

近年彭文同志著文论证了蜀文化墓葬腰坑设置和中原文化的关系,论证甚详〔5〕,笔者基本上赞同他的观点。

蜀文化和中原(广义)文化发生联系可以追溯到夏商时期。

再向上可以追溯到史前时期,从考古发掘材料看,在史前的新石器时代四川盆地即和中原地区即发生了接触、交往和影响。

因而认为蜀文化墓葬中腰坑的设置系受商、周文化的影响是有其道理的。

但是蜀文化墓葬设置腰坑并非完全照搬中原之商、周文化,而是有自身的特征,也就是说作为一种葬俗,根据本民族的需要加以改变。

首先,蜀文化墓葬之腰坑均为长方形,形状规整,且规模较大,而不像商、西周墓葬之腰坑形状多样,有方形、长方形、椭圆形等,有一些不是很规整,且它们的规模相对较小,四川新都木椁墓墓室长10.45米、宽9.2米,其腰坑长1.81米、宽1.5米、深0.98米。

墓葬时代为战国前期(中期)。

四川犍为金井乡之5号土坑墓墓坑长3.76米、宽3.25米,几呈正方形,在墓坑底部正中有一腰坑,长1.6米、宽0.7米、深0.32米。

墓葬时代为战国晚期。

成都市青白江跃进村西汉5号墓和6号墓均在墓坑底部设置腰坑,显然这是蜀文化墓葬设置腰坑的遗俗。

以简报介绍的5号墓为例,墓坑长6.1米,宽4.2米,在墓坑底西部有一腰坑长3米,宽1.5米,深0. 72米。

时代为西汉中晚期。

这几座设置腰坑的墓葬,其腰坑的规模相对来说都比较大。

其次,四川发现的腰坑,比较考究,犍为金井墓葬具已腐朽,而新都木椁墓的腰坑底铺以木板,四壁镶以木板,口部以木板为盖,好像埋在地下的一口大木箱。

青白江跃进村的西汉5号墓之腰坑在“四壁及底部分别由一块木板构成”,其口部正好被置于其上的四具棺木所压住,而未置盖板。

像这样用木板装饰的腰坑,在其它地区商、周墓葬中至今尚未见报导过。

最后,商代墓葬设置腰坑,常在腰坑内置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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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或殉人,如河南安阳武官村大墓,在墓底有腰坑1个,长1米,宽0.8米,内埋1人、青铜戈1件。

又如著名的安阳妇好墓,设有腰坑1个,长1米,宽0.8米,腰坑内埋人1个,狗1只〔6〕。

西周时期也经常在腰坑内埋狗,如陕西陇县店子村西周136号墓的长方形腰坑内埋有兽骨残渣,铜戈1件〔7〕。

就连陕西长武上孟村27号秦墓还设有腰坑,内埋狗骨〔8〕,时代属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

东周时期墓葬中发现有腰坑的不多,上孟村秦国墓设有腰坑,应看作是西周墓设置腰坑习俗的残存。

从商周墓腰坑内所埋的内容看,普遍殉狗,有的还有殉人和铜戈,不妨将这些视为替墓主守卫,是墓主人的贴身侍卫。

而蜀文化发现为数不多的设有腰坑的墓,腰坑的设置显系仿自周人或秦人。

但腰坑所埋内容却和商周墓的腰坑大不相同。

犍为金井5号墓的腰坑内多为铜器,计有铜剑3柄、残铜饰1件、铜削1件、铜钺1件、铜斤1件、铜釜1件、铜鍪1件。

在墓室内则多为陶器,铜器仅有剑1件、钺1件(根据《文物》1990年第5期68页图一),可见金井5号墓较为贵重的铜器主要放置在腰坑内。

新都木椁墓早年被盗,椁室内残存器物仅有陶罐、陶豆、铜印章2枚,铜带钩4个,铜镞64件,锥刀7件及铜器残片,漆耳杯1件,残木弓1件,以及料珠、水晶珠等物。

而在该墓腰坑中却出土铜器188件,另有木棒4节。

铜器主要有鼎5件、敦2件、豆2件、壶5件、提梁壶5件、5件、缶2件、盘2件、鉴2件、釜甑2件、　2件,匚
也2件、鍪5件、编钟5件,以及剑、戈、矛、钺等兵器多件,斧、斤、锯、削、凿、雕刀等工具多件。

这188件铜器包括以列鼎5件、敦、豆合为4件为中心的一套礼器,符合中原周文化五鼎四簋的规格,另外还有生活用器、兵器、工具。

虽然椁室内器物曾被盗,原有哪些器物已无法查明,但腰坑所出已是规格很高的青铜器,可以认为腰坑内所埋器物是该墓随葬器物的主要部分。

青白江跃进村5号西汉墓的随葬器物除少部分外,大部分都放置在腰坑之内。

可以看出以上两座蜀文化墓葬和跃进村5号西汉墓的腰坑是作为放置随葬器的主要地方之一。

新都木椁墓和跃进村5号西汉墓的腰坑都用木板镶坑壁和铺地,经过人们有意精细加工。

虽然这两座墓均有椁室,新都墓还有头箱、边箱、脚箱,而众多的随葬器物却放在腰坑之内。

这就说明,蜀文化墓葬设置腰坑和中原商周墓葬设置腰坑,在作用上已经发生了变化。

它不是用来埋葬墓主人的贴身侍卫,而是用来放置随葬器物,犹如后来的耳室,似乎表明这些随葬器物放在腰坑内更加贴近墓葬主人,也许这是蜀文化人们的思想意识某些方面的反映。

跃进村西汉墓腰坑的设置,埋葬内容,应是蜀文化因素的延续。

云南楚雄万家坝发现的墓葬中,也有个别墓发现有腰坑,如1号墓的腰坑长1.45米,宽0.8米,深0.64米,腰坑内置铜鼓1件、铜釜1件、羊角钮编钟6件,墓葬时代为春秋晚期至战国时期,最近有同志指出:“万家坝墓地的年代亦应在西汉纪年内”〔9〕。

铜鼓是我国西南地区古代一些少数民族的重器,编钟亦系重要的乐器,可见万家坝1号墓的腰坑内亦为放置重要随葬器物的地方,这一点和蜀文化墓葬腰坑的作用一致,其腰坑的设置可能和蜀文化有一定的关系。

此外,在我国南方古代越人墓中也有设置腰坑者,这些墓葬的形制多为窄而长的长方形,常出越氏鼎,其腰坑内多埋陶罐或其它陶器。

这些墓葬中设置腰坑显然也是中原商周文化的影响。

但在腰坑内放置陶罐不像蜀文化墓葬的腰坑中埋葬贵重物品,可能是反映了古代越人的某些信仰。

二、合葬习俗
青白江跃进村的西汉墓均为二次葬合葬墓,其中1号、7号、8号、9号墓置于一个大墓坑中,墓坑为竖穴狭长方形,东西向。

坑口残长21米,宽4.2米,墓底残长20米,宽3.2米,坑内东西向纵列4座木质椁室,每座椁室之间用生土或熟土隔梁隔开。

椁室四周上下均填塞青灰泥。

椁室内放置1～2具木棺,像这样多椁室共处一个墓坑内,也可视为是一座墓坑内放置4具木椁的多人二次合葬的形式。

在西汉墓中合葬墓多为夫妇合葬形式,像这种在一座墓中纵列4具椁室却极为罕见。

简报介绍了1号墓(椁室),椁室内横向置两具独木棺,分别置于椁室的两端紧靠椁室挡板,中间空处放置随葬器物。

似乎可以这样认为,大坑的每具椁室代表一个家庭,乃是一个家族内几个家庭的多人二次合葬墓。

时代为西汉中晚期。

跃进村5号墓亦为一竖穴土坑墓,墓坑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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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米,宽4.2米,墓壁较直,坑内置木椁一具,椁室长5.3米,宽3.3米,椁室四周及底板下填塞青灰泥。

墓室底有一长方形腰坑。

椁室西部横向并列4具独木棺,椁室东部放置随葬器物,大部分随葬器物放置在腰坑内。

像这样在一具椁室内横向并列4具木棺在西汉墓中也是很少见的,其时代也属西汉中晚期,似乎是一个家庭的二次合葬墓。

多人合葬墓在四川盆地西部曾有所发现,属于蜀文化墓葬的有大邑五龙4号墓。

为一座竖穴土坑墓,长9米,宽4.16米,墓坑底部并列挖成3个长条形棺坑,棺坑和墓坑方向一致,或可称为并列的形式。

棺坑与棺坑之间为生土隔梁,3个棺坑各置1具独木棺,以1号棺最大,3号棺最小〔10〕。

随葬器物分别放置在棺坑内。

这可能是一个家庭的合葬墓。

时代大约相当战国早期。

属于汉墓的有成都市石羊发掘的一座西汉木椁墓〔11〕。

墓葬系竖穴土坑带斜坡墓道。

墓室呈圆角长方形,长5.6米,宽3.7米,坑壁呈亚腰状。

墓室内置木椁1具,墓室壁与木椁之间填以青膏泥,椁室内横向并列3具木棺。

其中1号棺为独木棺,2号棺被盗墓者凿残,3号棺一边和棺底为一整木剜成一边为木板榫接,3具棺的档板均为两块木板竖立而成。

随葬器物主要放在木棺两端椁室内空隙之处。

出土钱币均为半两钱,有一种有周椁的半两钱为武帝废三铢钱以后所铸,故墓葬年代应在西汉武帝初年。

石羊西汉木椁墓为三人合葬,其木棺在椁室内放置的方向均为横向并列,和青白江跃进村所公布的1号墓、5号墓相同,唯木棺的数目不同。

应该说石羊西汉墓和青白江跃进村西汉墓在葬俗上有着发展继承关系。

成都石羊、青白江跃进村西汉墓这种1椁室内横列多棺,或一坑内纵列多椁,椁内横列1至2棺的这种多人合葬形式,在四川省汉墓中仅发现这两处,在全国也属罕见的合葬形式。

它虽然已发现的不多,但这种多人合葬的形式颇具特点,应是代表了死者的一种特殊信仰和传统。

石羊西汉墓从随葬器物看有多种文化因素,如陶罐、陶壶、陶井为汉式器物;陶蒜头壶、陶盆是汉文化中秦故地的传统;半两钱为秦汉王朝的货币;圜底陶釜为巴蜀文化的因素。

而出土的两件铜带饰呈长方形,边框凸起,正面为浅浮雕的跪牛,背面有两个半圆形钮。

这两件铜带饰颇有鄂尔多斯式青铜器的风格。

应是来自我国北方地区。

跃进村西汉墓除了圜底陶釜和铁三角架以外,都系汉式器物。

可能石羊、跃进村两地的西汉木椁墓是汉化了的本地居民一支的遗留,成都市在先秦时期属于蜀国地区,在这里除蜀族以外还生活着其它一些民族〔12〕。

这两处西汉墓使用木椁显然是中原文化的影响,但独木棺却是本地的传统,同时在一个大墓坑内纵列4椁和在椁室内横列2具至4具木棺也不见于其它地区。

这种特殊的葬俗不是汉文化的因素,以往发掘的蜀文化墓葬也不见这种合葬形式,可以初步认为它们是蜀地某一民族的后裔,到了西汉时期还顽强地保留了一些固有的传统。

三、几何陶塑制品之初步分析
跃进村西汉墓的随葬器物主要是汉式器物,其中的几种陶塑制品却使我们耳目一新,现就几件陶塑制品分析如次。

1.陶俑:5号墓、6号墓都出有陶俑。

四川汉代陶俑以造型优美、表情丰富闻名于世,以往多认为四川陶俑主要出于东汉特别是东汉中晚期的墓葬之中。

跃进村5号墓、6号墓的时代均为西汉,5号墓出土的五铢钱,发掘简报列为Ⅱ式,从公布的拓片看,其“五”字相交两笔稍有弯曲,“铢”字的金字头呈三角形,朱字头为方折,从书体看属于《洛阳烧沟汉墓》中Ⅰ型五铢中昭帝时期铸造的五铢钱。

根据发掘简报公布的材料,五铢钱分为三式,拓片中的Ⅰ式(M1:1)其“五”字相交两笔较直,应为武帝时所铸的五铢钱:Ⅱ式即5号墓出的那种:Ⅲ式为剪轮五铢钱,未公布拓片。

从公布的拓片看未见《洛阳烧沟汉墓》的Ⅱ型五铢钱,这种五铢钱铸造流通于宣帝、元帝及其以后,当然武帝、昭帝时铸造的五铢钱在武、昭以后仍然流通。

可见5号墓的时代应在西汉中晚期。

6号墓出土货泉1枚,其年代应是西汉晚期的王莽时期,下限或可到东汉初年。

发掘简报公布的陶俑属5号墓的有女立俑(M5:55)、持箕铲男俑(M5:9)、女坐俑(M5: 27)、抚琴男俑(M5:16)、男俑头(M5:30)等;属6号墓的有男立俑(M6:19)、持盾男俑(M6: 20)、庖厨男俑(M6:8)、持铡刀童子俑(M6: 11)、持棒女俑(M6:4)、女聆听俑(或称抚耳听琴俑(M6:6)、男立俑(M6:9)、女立俑(M6: 23)。

此外5号墓还出土有陶猪(M5:38)、陶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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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5:22、44、54)、陶狗(M5:53)、陶鸭(M5:84、13)等家畜、家禽模型;6号墓出土有陶狗(M6: 13)。

这些陶动物模型在四川西汉墓中也极为罕见。

跃进村西汉墓出土的陶俑不但造型优美,形象生动,而且比例协调匀称,面部富有表情,衣服得体,衣纹自然流畅,是精美的陶塑制品。

我国发现的陶俑较早的有山东平度东岳石村战国墓出土的陶俑和陶马〔13〕,秦始皇陵兵马俑是震惊中外的重大发现。

西汉时期主要有陕西咸阳汉高帝长陵4号陪葬墓出土的所谓“三千兵马陶俑〔14〕,汉惠帝安陵陪葬墓出土的陶俑〔15〕,汉景帝阳陵陪葬坑出土的大量陶俑及陶动物模型〔16〕,江苏徐州狮子山西汉兵马俑〔17〕,山东济南无影山西汉墓出土的陶俑〔18〕,山东临沂金雀山、银雀山几批西汉墓出土的陶俑〔19〕,河南济源西汉墓出土的陶俑〔20〕等。

这些并不是西汉陶俑出土的全部资料,但从中可以看出,在中原(广义)地区一些大型陵墓中出土的最多,在一般的汉墓中也有不少发现。

中原广大地区西汉时期比较普遍的以陶俑作为随葬器物之一,这种风气势必要影响四川地区,所以四川西汉墓中出现陶俑也很自然。

四川盆地特别是成都为中心的川西平原上,史前时期即有人类在此生活,商周时期这里形成以广汉三星堆为中心的有高度发达的青铜文化。

自秦灭巴蜀以后,经大力开发,兴修水利,四川盆地成为农业发达的地区,在秦统一六国和西汉王朝建立的过程中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史有明文。

这里也是手工业发达的地区,西汉王朝在蜀郡成都、广汉郡都设置工官,他们生产的漆器、铜器名满天下,不但为文献材料明确记载,也为考古发现的材料所证明。

临邛的卓氏、郑程是经营冶铁手工业的著名者,同时这里商业也很发达,这是和农业、手工业发达密不可分的。

成都即是全国的“都会”之一,成都的罗裒经商于成都京师之间“訾至钜万(见《汉书・货殖》)。

在这种经济形势下,四川盆地的文化也高度发达。

如文翁兴教育,涌现出了大文学家司马相如、扬雄、王褒。

在这种经济、文化高度发达的情况下,孕育出高水平的陶俑艺术,是很自然的事。

因此四川汉代陶俑有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

2.人马陶灯:出于6号墓,通高54厘米,灯座呈扁圆形,分为三层。

座顶部平,上伫立1马,马上骑1位裸体男性,腰部有长羽,两手各托1盏灯,马前后各有1盏灯。

第二层,灯座向左右各伸出一平台。

右平台上立1马,马之右前蹄高高提起似要落下而尚未落下,马上骑1人裸体似为女性,左手托举1灯盏,右手卡腰,马后有1盏灯。

左平台上亦立1马,马之左前蹄提起状如右平台上之马,马上骑1人,为裸体男性,右手托举1灯盏,左手卡腰,马前有1灯盏。

第三层为灯座基部,左边立1马状如二层左平台上之马,马上骑1人,马之右边有1灯盏;座基右边仅有1灯盏。

灯座第二层正面浮雕1兽面人身之物,其头部有双角,面部长似马,两獠牙长而上卷,上半身似人拱手坐状。

基部浮雕似龙蛇之物(见《文物》1999年第8期3页图三三.5,又见同期封面彩照)。

此灯造型独特,人、马造型生动、逼真,比例适当。

特别是第二层的两匹马和第三层的马,虽然作站立状,但它们的1只前蹄提起,却给人以动的感觉。

这种寓动于静中的手法,表现了当时的艺术家构思之巧妙,塑造技术之高超。

这盏灯实为一件上乘的艺术作品。

汉代墓葬中常有陶灯随葬。

比较精美者有河南济源县汉墓中出土的陶29支连枝灯〔21〕,全灯通高1.42米,连灯座共分8节,灯盏可分5层,第一层为1个中心灯盏,第二层为4曲枝托灯盏,第三、四、五层分别为8曲枝托灯盏,总共有29支灯盏,灯座之上贴塑人物、动物等(见《考古》1991年第12期1088页图六),时代为西汉。

河南洛阳涧西七里河东汉墓出土的陶13支灯,通高85厘米,由灯座和圆形灯柱组成〔22〕,灯座呈喇叭形,上置圆形灯盘,盘上分插乘龙羽人4个和曲枝灯盏4个,盘中插立圆柱状灯柱,灯柱分两层各插4个曲枝灯盏,柱顶端放置朱雀圆灯盏1个,朱雀之头,双翅、尾伸出圆盏以外。

灯座上分层堆塑人物和各种动物。

在第一层、第二层灯盏的曲枝基部各坐1羽人,灯上通饰白地彩绘(见《考古》1975年第2期图版玖、1),这件陶灯设计复杂,构造华丽,为同类陶灯之不可多得者。

其它如河南灵宝张湾汉墓出有14枝灯〔23〕,山东宁津庞家寺汉墓出有釉陶12支连枝灯〔24〕,江苏邗江东汉墓出有釉陶5枝灯〔25〕。

另外河南济源泗涧沟8号墓出土1件陶灯〔26〕,为三角锥形灯座,座上为双熊相抱互咬状圆形灯柱,柱上有1圆盘形灯盏,通高25.5
19
厘米。

灯座上浮雕有人物、羽人,动物(见《考古》1973年第2期51页图九),时代为西汉晚期。

这件灯造型颇为别致。

从以上数例看来,中原(广义)地区汉代墓葬随葬的陶灯流行多支莲枝灯,虽为明器,却是珍贵的艺术品。

成都青白江跃进村6号墓出土的人马陶灯和上述的多支连枝灯相比却是另一种风格,它以骑者手托灯盏和灯座不同层上的灯盏组成一座多灯盏陶灯,和那种多支连枝灯形成同样的效果,但它以马静中带动的设计就显得生动活泼而不呆板,实乃陶灯中之珍品。

3.龙虎熊朱雀塑像:塑像出于5号墓,这一组塑像伫立于1块长方形底板之上,通高56.5厘米。

塑像中间为一虎,虎侧身立,眼圆睁、竖耳。

虎背上蹲坐一熊,圆睁双眼,露齿。

熊背上似站立一朱雀,朱雀之腹部正好位于熊之头顶。

朱雀头顶有高冠,两眼圆睁,双翅展开,尾羽撒开。

两旁为两条龙坐立于底板两端,即虎之头、尾外侧。

龙身直立而上,前胸蟠于朱雀翅上,回头向前方,头上有角,张嘴,睁眼。

此两龙以后腿之一和平拖向底板中央的长尾为支撑而直立,右侧龙之左后腿向左伸出直连熊身,左侧龙之右后腿向右伸出通过虎头右侧连接熊身,这样龙的后半段身躯就和底板、虎、熊连为一体,互相拉扯、支撑以加强它们的牢固性,两龙的前左、前右腿直伸连接于朱雀之左、右胸部,而另两只前腿则弯曲向上支撑于朱雀左、右两翅尖部,龙的前半段身躯就和朱雀连在一起,相互支撑,相互拉扯。

龙的造型和汉代龙的造型一致,即龙身和龙尾分界明显。

当时的艺术家就利用这种相互拉扯、支撑的关系,将4只动物连成一体,尤其使两条龙直身而上,达到人们理想的龙形象的效果。

其设计构思之精巧实在令人赞叹(见《文物》1999年第8期33页图三三、1彩版叁、2)。

这件塑像,在汉代墓葬随葬品中尚属仅见,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属上乘作品。

龙、虎、鸟的形象在我国出现甚早,史前时期的玉雕、商周时期青铜器纹饰中都有发现。

到了汉代人们把龙、虎、朱雀、龟蛇(玄武)视为四神、四灵,又是守护四方之神,是祥瑞的动物。

此组塑像将龟换为熊,一方面是造型的需要,因龟为爬形动物,身体扁矮,而熊身体高大,它蹲坐虎背,其上居朱雀,使整个造像显得协调挺拔,凶猛异常;另一方面熊乃力大的猛兽,不但是力量的象征,也有辟邪的意义。

在汉代画像石中多有出现,如著名的南阳画像石上,熊的图像常被刻在墓门之上,并且常常表现为和牛、犀、　之类猛兽搏斗的情景,有些刻一熊前掌分搏二犀或二　,充分显现熊的力大无穷。

所以当时的艺术家巧妙地以熊代替了龟,使这组造像更威猛凶悍。

这样几种连成一体的动物塑像,本身就有辟邪的意义和作用。

龙头上及朱雀冠上各有1孔,底板前面两角及后面共有4个圆孔,应是原来插有装饰物或附件。

4.西王母造像:出于5号墓。

通高60厘米,可分为三层,从下往上第一层为一大龟,伸颈,张口,睁目,4足外露。

第二层为立于龟背上之青蛙,青蛙四腿直立,双眼怒视前方,形象勇猛。

蛙背上为1方形柱状物是为第三层。

第三层顶部略似斗木共状,顶面为一长方形平板,方柱正面中间浅浮雕西王母画像,西王母头戴胜,双手拱于胸前,背后为一大鸟,左边鸟头高高举起,头顶有冠,嘴半张开,右边长尾上翘略与鸟等高,可能象征西王母坐于悬圃之上,西王母上边有三青鸟,下边有九尾狐,方柱之左右两侧面各伸出一兽头,右边为虎,左边的似有角应为龙,大约即是西王母的龙虎座,龙虎头上各蹲1人,应为侍者(见《文物》1999年第8期33页图三三、2,彩版叁、1)。

西王母为汉代广为流传的神话中的仙人,有不死之药。

在汉画像石、画像砖中常有西王母的画像,东汉时期的人物画像铜镜上也常铸有西王母画像。

早在汉代以前即有西王母的传说,《山海经》一书中即有多处记载西王母的故事。

5号墓出土的西王母造像采用浮雕和立体雕结合的形式,造型奇特,是汉代西王母形象中罕见的。

其下的蛙形象见于我国南方的铜鼓之上。

我国古代认为蛙有气,象征勇士,其说见《韩非子・内储说》等文献中。

龟在古代被认为祥瑞之物,汉代称为四神或四灵之一。

这座西王母造像同样有辟邪和墓主人死后升仙之意。

龟颈上有一圆孔,青蛙头上有一小圆孔,柱顶部平板上亦有一小圆孔。

也应是插装饰物或附件所用。

四、结束语
青白江跃进村几座西汉墓,总的看属于中原汉代墓葬的范畴,但仔细分析却又有浓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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