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企业家精神 科学变不成生产力

没有企业家精神科学变不成生产力
作者：韩雪
来源：《创新科技》 2012年第8期
文中对话人物简介
吴明瑜国家科委原副主任
于维栋中共中央办公厅研究室原副主任
段永基四通集团董事长
陆永基北大方正集团创始人之一
陈庆振中国民营科技实业家协会常务副理事长兼秘书长
张景安《科技日报》原社长
林京耀中共中央统战部原研究员
晏懋洵北大方正集团原总裁
王德禄北京长城企业战略研究所所长
陈庆振：上世纪80年代初期，中国科学院、北大、清华等科研大院大所和高等院校中的一批知识分子汇聚在中关村，创办了一批科技型企业。

当时的政策、环境与现在无法相比，但他们凭着一股科技报国、产业报国的勇气，在各级领导甘冒政策风险的大力支持下，全身心地投入改革大潮，在中关村电子一条街的形成和兴起中，功不可没。

三十多年后，这一批最早的中关村创业者大都退出了公众的视野，有些已然离世。

今天，追忆这些企业家和改革者，实际上也是在追思那个不平凡的年代，追溯那段官员和企业家如何在政策不完备的情况下，冒着政治风险，一起推动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和科技体制改革的轨迹，再次坚定改革的勇气和方向。

突破旧体制，实现行业内颠覆性改革，没有企业家不行
于维栋：中关村第一批企业家对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和科技体制改革，有两个重要贡献：
第一，这批人从曾经的知识分子到科技企业家的转化，是对我们旧制度的一个冲击。

一个制度的建立实际上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破坏旧的制度，二是在破坏的过程中建立新的制度。

我认为现代化首先是破坏旧制度。

因为不破坏旧的一套制度，就无法向新制度转化。

中国的改革开放，破坏旧的任务是很艰巨的，他们经历的是一个很艰难的过程。

但三十多年过去了，旧的制度其实还没有彻底破除，包括在教育、科研、经济中旧的模式还需要继续破除，改革还远远没有完成。

第二，这批人最早致力于科技成果的产业化，将科学与产业结合起来。

其中楼滨龙是最成功的一位企业家，他最早实现了中关村的自主创新，现在的说法是原始创新。

他领导的北大方正的激光照排项目属于原始创新产业化，虽然在对世界的影响方面他比不上瓦特，但我认为激光照排与瓦特发明的蒸汽机应该是一样的性质，都属于原始创新。

关于科技成果创业产业化，我个人认为要有三个条件：一是技术本身要成熟，这是发明家、技术专家的任务，蒸汽机不是瓦特发明的，但瓦特解决了两个关键问题，他把热值大大提高，
同时把单项的纤体运动变成圆周运动，使其能用于火车等先进工业；二是要有一定的社会、经济、政治条件；三是要有优秀的企业家。

这三个条件里，最关键的是企业家。

蒸汽机发明的过程也证明了这一点。

瓦特从发明出蒸
汽机到实现产业化用了二十年的时间，而产业化的关键是企业家博尔顿。

所以，当时蒸汽机的
专利瓦特只占1/3，博尔顿占2/3。

相比，楼滨龙将激光照排技术产业化了，但无论是工资还是专利都没得到。

这是由我们的政治环境决定的，不是某个人的责任。

应该说，在西方，这种产
业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过程也经历了几百年，其中的酸甜苦辣在这个转变过程中都是必然。

现
在我们依然要大力推进国家的创新成果产业化，国家在体制改革、新体制形成方面还有很长的
路要走，还要继续突破，继续改革。

张景安：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们取得了这么大的成就，离不开在中关村奋斗的大批知识
分子。

中关村一直是改革开放的主战场，像楼滨龙这样的第一批创业者对中关村改革的功绩更是
不可磨灭。

作为一个政府官员，我觉得对他们这些创业者，我们亏欠太多。

他们付出了这么多，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

中关村这些企业家的改革精神，永远值得我们怀念。

当然除了创业者，还有一股力量在推动中关村改革的前进。

当年很多政府官员和领导，比如吴明瑜主任，他是邓
小平在科技大会上讲话稿的起草人，也是最早提出应该为中国的知识分子提供一个无所畏惧、
探索真理的环境，为此他奉献了自己的一切包括仕途。

这些历史都会记住。

这一代人是改革大潮中最鲜艳的一朵浪花。

段永基：追思作为中关村第一代企业家代表的楼滨龙，是为了继承和发扬他的精神。

大家
都记得老楼温文尔雅、谦谦君子的形象。

事实上，在温文尔雅的外表之下，他是外敛而内张的人，充满了挑战精神。

没有挑战精神，中关村的第一代企业家们怎么不留在学校里当教授？留
在科研所里多舒服。

在那个年代，知识分子和普通人会看得起企业家和经商的人吗？我记得当
初我下海到“四通”的时候，我儿子正好上小学，需要填写家长的工作单位，我就不敢让儿子
填我，因为那时候只有“两劳”人员才去搞私营企业。

当时人们的思想是那么保守，所以敢于
放弃国企、学校、大研究所的身份，下海创办企业，本身就是一种挑战，是对体制和文化的挑战。

第一代中关村创业者都有这种挑战精神，所以我们追忆逝者，更要继承和发扬这种挑战精神。

我不赞成说这一代中关村创业者“无怨无悔”，无悔是对的，但无怨不对。

如果无怨了，
也就放弃努力，放弃挑战，失去开拓进取的精神了。

这是现代社会的一个很大的悲哀。

我们奋
斗了三十多年，离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还有多远？我呼吁经济学家们论证一下，市场经济体制
到底是以国有企业为主，还是以民营企业为主？从软件上，市场经济体制有没有自己的文化，
是不是要自由创业、公平竞争、法治社会、民主政治这些基本要素？所以我不觉得这批创业者
应该无怨无悔，遇到不公正待遇的时候为什么还要无怨？
最近美国出了一本书讲“中国改革的阻力来自哪里”，里面提到中国改革的阻力很重要的
一部分来自中国的民营企业家和富裕起来的中产阶级。

这类群体有两种心理，一种是我们是改
革开放的最大受益者，我们不能再犯错误，我们必须老老实实地享受我们赚到的钱；另一种是
将胡雪岩、盛宣怀作为毕生奋斗的目标。

真正像楼滨龙这样的中关村老一代企业家所具有的挑
战精神是难能可贵的。

景安说的是有良心的官员的真心话，对中关村第一代创业者、改革者，
我们有所亏欠，希望这能成为政府的主流意识。

近来，一位年轻企业家与我聊天时说，当年你们创业的时候，虽然计划经济体制非常严厉，但从上到下都有一股力量要冲破体制障碍，但现在却看不到这种向前推进改革的力量。

所以，
我认为中关村的第一代创业者应该老骥伏枥，除了发扬知识分子谦谦君子、温文尔雅的优点外，还应该继续推动体制改革，拥有推动社会进步的热情和干劲。

吴明瑜：我在科技部工作很多年，今天听到大家在创业过程中遇到的坎坷和困难，觉得有愧。

我们的工作做得不够，很多问题到现在都没有解决。

我很赞同大家的基本观点，就是中关
村第一代创业者的精神需要弘扬，这也是我们现在所缺乏的。

以前国家提倡科学精神，每年各
种呼声都很高，现在也设立了“国家科技最高奖”，但对企业家精神的提倡太少。

没有企业家
精神，只有科学家精神，科学是变不成生产力的。

英国在科学方面很发达，英国仅剑桥大学一个学校就有二十几个诺贝尔奖获得者，但英国
的经济状况却越来越不好。

为什么呢？如何把科学转化为生产力，这是多年来一直困扰英国的
问题。

我曾在上世纪70年代末期到英国考察，英国人承认，就这个问题美国比英国强很多。

我们中国也一样，有伟大的科学家固然重要，但要把科学技术转化成生产力，突破旧体制，实现行业内颠覆性改革，没有企业家不行。

在中关村第一代创业者创业的时代，我们忽略了企
业家精神，我觉得科技部门工作的官员是有责任的，改革尚未成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中关村的第一代创业者非常努力、非常辛苦，但最后的结果并不是很理想。

对此，我赞成
段永基的话，不要无怨，也不能怨天尤人，要奋斗。

温总理说一息尚存，还要改革，要奋斗到底。

中关村没有解开的“所有制之结”王德禄：2011年美国硅谷最大的事件是10月5日乔布
斯去世，而中关村发生的最大的事件是12月17日楼滨龙去世。

这两件事意义各不相同，乔布
斯因为改变世界而声名鹊起，楼滨龙因为产权问题而在创业成功后黯然离去。

乔布斯的去世也引起了国内的各种反思，中国为什么出不了“乔布斯”成为焦点议题。

在
最可能出现中国“乔布斯”的中关村，制度环境与硅谷相比，差距太大。

楼滨龙去世后的反应，充分说明了这点。

楼滨龙的悲剧是中关村一直没有解开的“所有制之结”。

最近几年，中关村
第一代创业者纷纷退休，中关村所有制之结因此也暴露得十分充分。

中关村第一代创业者退休后，没有股权不能做天使投资人，不能把自己的经验传承下来，致使中关村创新链条中断了。

在国家要建设创新型国家，中关村要建设自主创新示范区的情况下，这个矛盾日益突出。

从中关村的角度来看，楼滨龙与方正是中关村“所有制之结”的典型案例。

在中关村发展
初期、电子一条街的时代，北大、清华、中国科学院都站在了科技体制改革的前沿，鼓励下海
创业，在市场中进行科技成果转化的伟大实践。

因此科学院出了联想，清华出了紫光，北大出
了方正。

联想创办之初，中国科学院计算机所拿出了20万；方正成立之初，北大出了43万；紫光
成立之初，清华出了100万。

如今这三家企业都创业成功，成为中关村的龙头和代表企业。

虽
然这三家企业的创业者命运各不相同，但都为“所有制之结”所羁绊：中科院和联想经过了复
杂的创新过程，主要是采用了高技术企业普遍采用的激励制度，让联想的创业者柳传志等有了
股权。

虽然称不上股权合理，但创业者拿到股权使联想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紫光的总裁张
本正熬到了正式退休，拿了退休金，但没有股权；但是方正的楼滨龙不但没有熬到正式退休，
更是在创业刚刚成功时就被行政的力量拉下马。

楼滨龙事件是典型的中关村事件，在世界范围
之内，创业成功导致落马都是十分罕见的。

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创业是其中的关键环节。

所以说，为创业提供的资金
往往被称为天使资金。

这种天使投资在创业成功后企业的股权结构中占的比例往往很小，最多10%。

中科院为联想创业拿出的20万，北大为方正创业拿出的43万，清华为紫光创业拿出的
100万，应该理解是天使投资，最多可以理解成是风险投资。

但不管是天使投资还是风险投资，一定是创业者占大股，投资者占小股。

联想、方正、紫
光创业时，中国的《公司法》还没有出台，这些企业应称为“法前企业”。

中国之后进行了企
业制度改革、产权制度改革，直到现在中关村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中又提出股权激励。

为什么
那么多国有企业经营者都获得了激励和上千万的薪酬，而中关村第一代真正的创业者却什么都
没得到。

这难道是公平吗？
我觉得楼滨龙在中关村的意义远没挖掘出来，应该引起更多人的反思。

第一，楼滨龙是中
关村科技成果转化第一人，是通过创业使得科技成果走向市场；第二，楼滨龙创业成功后却下
台了，这集中反映了中关村“所有制之结”的制度环境；第三，在中关村自主创新示范已经推
进了四年之际，很多国有企业拿到了股权激励，但楼滨龙依然没有享受到任何创业成功的成果。

第四，2011年硅谷乔布斯去世，而中关村的楼滨龙去世。

这意味着什么？难道中关村的“所有
制之结”就永远解不开了？当时的北大校长动员楼滨龙下海时说：我们北大现在就缺乏企业家，你下海试试。

成了，就成功了；不成，就牺牲了。

结果没想到，方正成功了，楼滨龙却牺牲了。

张景安：关于股权问题，最近世界银行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联合发布了一个报告，其中
讲到一个中心思想：未来30年，中国的国企中相当一部分应该退出垄断领域，这关系到中国经济未来20-30年的发展。

但也有一批人不同意，这就牵扯我们中关村第一代企业家没有得到创
业股，王德禄提出了后补给这些创业者创业股的想法。

我们也一直在研究风险投资，其实我们同意王德禄的观点，我们相信后补创业股是能够激
励中国的创业和创新动力能激励中关村的企业家精神的，这种企业家精神非常宝贵，值得我们
薪火相传。

还有一点，中关村的创新是原始创新产业化的样板。

有些人批评中国的山寨文化，其实日
本当初也是山寨盛行，整个东南亚都有很长一段山寨文化的历史。

目前，我认为存在三大问题：垄断、创新和知识产权，其中最大的问题是垄断。

不过中国的垄断相当复杂、相当严重。

国有
企业垄断资源，阻碍了创新，垄断问题不解决，就没有公平的竞争环境，也就无法激励创新。

要使国家经济发展有持续的创新力，主要不是靠政府，而是要靠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

吴明瑜：我多次提起过与教育有关的两件事，一直让我耿耿于怀。

第一件事就是纪念清华、北大百年的时候，为什么不总结一句，当年清华、北大、人大三个学校共打倒了一千五百多个
右派。

我觉得这是一个遗憾，我们不讲，也不写进校史。

我反思了一下，其实我们的政府对待这
个问题又何尝不是如此呢？首先要淡化处理，其结果就像温家宝总理讲的，再来一次文革都是
有可能的，对此我深感遗憾。

第二件事，北大方正、清华紫光、清华同方等等，从这些名字一
看就都是国有企业，没有彻底摆脱计划经济体制。

什么时候只叫方正、紫光和同方，才是改革
的一大进步。

我觉得有愧，当时在政府工作有很多事情不了解。

当年股份制改革开始不久，我就退休了。

但是现在我们不仅要批评，还要促成政府改革的进步。

我认为，目前总的形势，高层还是要继
续推动改革，虽然没有1992年南巡那么有力度，但是多少也能看到一些新的气象。

只是希望这些新气象不要让我们失望。

晏懋洵：其实名称问题已经解决了，现在叫方正集团、紫光集团了。

但早在李岚清主管的
时候，他就提议不要由学校管理资本，但最终没能获得推进。

但是名称变了，不代表管理体制
就改了，管理体制的深层次问题依然没有解决。

陆永基：体制改革不了是因为校长不同意。

就比如说我现在每个月有 5 300多元的退休金，其中2 000多元是学校也就是财政发的，还有2 000多元是靠自筹，而学校自筹部分也就是公
司埋单。

所以，学校每年都会去商量企业怎么给钱、他们怎么发钱，这是一个体制的问题。

现在核心的问题是国有企业如何改革，应该提出一些具体的办法。

1992年老楼离开方正的
时候，留下了2亿的净资产，过了十年就只剩下2 000万元。

而现在的方正集团销售额500亿元，占全国高校企业第一位。

现在方正集团的公司结构很
理想，40%是北大的股份，30%是职工的股份，还有30%是老板的。

公司持股会由老板掌握，但
大方向由北大管。

这里我想到的问题是，我们国家的国有企业完全变成私有不可能，应该采取的办法就是公
私合营。

当然不是都像方正集团这样30%归老板，要加一句话，私人老板进入国有企业，财产
是公开的，而他赚的钱85%进入社保基金。

林京耀：这个话题让我想起几年前关于民营企业“原罪”争论的事情来。

那时，有人给民
营经济创业者和企业家加了一个罪名——原罪，认为他们拿到的第一桶金有“原罪”，这在当
时引起了比较大的争论。

对于强加给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的“原罪”帽子，我当时心里很难受。

今天我更加觉得民营企业、民营企业家没有原罪，而有原功。

至于有的民营企业在创办企
业时有违法违规的行为，那是另外一回事。

民营企业尤其是民营科技企业把一些技术发明转化
为产品、形成产业，甚至造就了一个行业，功劳非常大，怎么说是原罪呢！让民营企业家背负
了这样一个一辈子的罪名，怎么向子孙交代呢？虽然经过激烈的争论之后，有些搞理论的人不
再坚持了，这个问题也就基本上解决了，但我们还是要警惕。

对于民营企业的进一步发展来说，需要形成更好的体制，因此新的体制创新是最为重要的。

来源：民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