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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哲学思想对中国传统绘画美学的影响
分析
在中国绘画的美学思想中，十分注重境界所达到的高度，那么，中国哲学思想对中国传统绘画美学的影响是?
在中国古代的哲学思想中曾提出了天人合一以及中和论的思想观点，并把目光聚焦在人和自然的生命关联上，对人的生存处境给予了热切的关注，从生态美学的视角来分析，这实质上就是基于《易传》中的生命哲学，代表了中国古代生态论的思想，同时也是一种古代的生态人文思想。

这些古代哲学思想在中国古代美学理论中有具体的反映，特别是在中国传统绘画中尤为鲜明，并集中体现在中国传统绘画中赋予的生命感、人本思想以及高远境界的追求等多个方面。

一天人合一和中和思想
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是中国古代具有典型代表作用的思想意识，汇集了中古哲学思想的综合精神力量，它几乎渗透到中国古代的儒、道等思想派系中，从而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完整体系以及中华民族核心价值精神。

天人合一所诠释的思想主要通过整体性以及辩证性的方式来进行疏离和解释万物之间存在
的必然联系性，并从人和自然在发生学上肯定了一致性的视角全新的看待人和自然的关系，注重强调人和自然是统一的，并能相互交融，并总结出其中的核心内涵，即中和论，在这样思想中包含了深刻的生态性和人文性，无论是对中国绘画美学思想，还是对中国传统绘画艺术来说，都具有深远的意义和价值。

天人合一主要强调了两个方面的内容，其一强调人和自然是相通的，人是自然中的一个部分，人和自然能组成一个全新的生命系统;其二强调人处在自然的怀抱中，人的每一个行为都应遵循自然的规律，并应和自然保持统一的关系。

而《周易》是天人合一思想的根源处，并在这一书中最早提出了太极化生的思想观念，同时也特别指出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的观点。

另外，中国古代著名的思想家老子也提出了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庄子也明确指出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等思想观点，这些观点的立场都是一致的，都是站在宇宙是生命本原的视角出发，从而进一步确定人与自然是相互联系的，同时都积极地提倡天地人是统一的和谐关系，这对中国以后的思想体系具有深远的影响。

在我国古代的儒家思想中，通过借助人和自然是性相通的立场来进一步把握人与自然是有机一体的关系，并把中和思想作为是实现道以及使天下和谐的最有效的手段。

在《礼记中庸》中的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其实这里所说的中和就已经在诠释天地人统一的理想境界，这也成为君子修养内涵和道德思想过程中应达到的一个理想境界。

这是因为在儒家的思想中认为，宇宙中的根本便是德，但这个德应体现在人的
心性之中，正因为这种以德为先的思想把君子的修养和万物的孕育有机地联系在一起，从而真正实现宇宙万物的和谐关系。

中和之美就是通过有效的原则和方法来规范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并使其处在一个恰当的度之中，它最终的落脚点就是人，所以在现实生活中，应恰当地把握好人际关系和生命态度。

二中国哲学思想对中国传统绘画美学的影响
1 对中国传统绘画生命意识的呼唤
在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天人合一的理想追求中，中国古代文人以及艺术家都对宇宙生命以及人的生存境地寄予了热忱的关怀，他们对人和自然的理解主要是从道的角度上展开的。

道本身在我国古代的思想中就占据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它是宇宙的根源，也是生命体的根源，因此人和自然都是从道中逐渐生长的。

人与自然是一种相互统一的生命体，人的活动也成为了宇宙生命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老子也曾经说过，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在《周易》中也涉及到相关的思想，如万物皆禀天地之气而生，这些思想观点都在印证人与自然相统一的关系。

在万物当中也包括了人和绘画的关系，绘画也是从道中生长的。

老子曾经说道，道的最理想境界则是回归自然，所以提出过道法自然的思想意境，从中乐意得知。

自然才是道最为依赖的生长之处，是人不能代替的对象。

这里所说的自然，不是指
客观的自然世界，而是指道生存和运动的根本内在性，是一种完全不会受到外界扰乱的一种纯净的状态，也是一种生命的本源意识，所以中国传统绘画家的创作过程中也会着重强调道法自然的思想境界，并努力的追求天人合一的宇宙原则。

宗炳在著作《画山水序》中也站在了媚道的是视角来阐述了中国传统绘画与道之间存在的关系型，并把道和山水以及中国传统绘画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积极地凸显出道的精神含义，进一步揭露出中国传统画的核心内涵，也就是山水以形媚道，而仁者乐。

这样就充分表明了中国传统绘画家把他们自身对人以及对自然生命的把握和艺术创作进行了完美的交融，并以此奠定了山水在中国传统绘画中的深刻意义和特定地位。

绘画家在描绘自然时，不是局限于把自然作为和自己相对的客体来进行展现，而是上升到把自我和自然达到的一个契合点来展现出艺术中的生命意识，这个契合点保证了人和自然是相通的。

当人类从自然中得以生长，并获得了定性后，还是对自然保持了依赖性，人从自然中出来，最终的结果还是应回到自然中，所以说，自然就是人类生命的母亲，既是人们生命的本原，也是人类生命的最终归属、永恒的家园。

自然美展现在血缘的意义上，集中体现在人和自然之间的深厚情感，这种血缘关系就如同是父亲和孩子之间，是发自内心中的本能情感，是一个生命体由内而外的和谐关系。

中国哲学思想对中国传统绘画美学的影响
分析(2)
人们说道家的山水观是站在生命本源的视角来阐释人和自然相统一的关系，这其实是对人身上具有的自然本性的反思;而儒家的山水观则是以天人合德的哲学角度从人和自然的相互关系中挖掘人和自然相互统一的一个度，并进一步来反省社会的真实性。

孔子也有说过重在人道，这里的道更多是站在政治的视角来阐述其中包含的伦理意义。

但在儒家思想中也积极地提倡画即是道，这就集中说明了画能感知到人道意涵的。

这一思想表现在中国传统绘画中则是在追求山水中存在的道德功能，孔子其实很早就已经意识到山水具有导化人的性情，并启迪生活的智慧，指导人们去感悟人生、领域生命的价值。

孔子还在《论语雍也》一书中说道知者乐水，仁者乐山，从中就可以得知，智者何为仁者总是习惯去欣赏与自己的精神力量相一致的自然物体，从另一个角度可以说明，自然物象受到人们喜爱的主要原因，其实就是因为人们身上的某一种品质与自然物体的结构是相同的，于是，比德观把自然和人的精神价值联系在一起，着重说明自然山水的美主要反映在自然山水本身具有的某些特性上，并在这些特性能与人的某种精神品质实现共鸣，旨在从自然山水的固有形态中找寻到一种人文性和精神美。

从中可以得知，儒家的山水观点主要是把对山水的感悟作为一种人文的道德标准，同时还赋予自然物象以人文的标准来进行对比。

人的思想情感寄托在山水之间，自然中的山水也具有了独立的人格精神，并说明了山水寄于人的人本意识。

正因为此，绘画家在参照山水的过程中也会超脱自己的道德意识修养，只从自然客体中去寻求人本意识
的反映，从某一角度来看是把人的生命意识防止到自然山水中，并从自然山水中来感知到人的生命力量和情感内涵。

关照山水的本质意义在于在自然中安放人生的精神内涵和价值力度。

郭熙在《林泉高致》一书中也认为，君子真正喜爱山水的主要原因，就是由于当人和自然出来相互交融的过程中，不仅能陶冶性情，还能从自然的山水中真正的感受到人生中的乐趣和自由。

而正是由于人和自然在本源上是相通的，所以自然中的山水才能与君子构建成为相互的审美对象。

3 对中国传统绘画境界的追求
在中国绘画的美学思想中，十分注重境界所达到的高度，也成为中国传统绘画中最理想的艺术审美性。

中国古代艺术家在把握人和自然有机一体的关系上一直以来都是采用整体性的意识来进行审视，所以他们在艺术创作中展现自然时，也会特别的强调应建立在自然和精神力量的基础上实现统一性的关系，促使人和自然达到合一的境界，实现不可分割的审美状态，这其实就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孜孜不倦追求的艺术境界。

张璪曾经指出过外师造化，中得心源，实质上是对内和外实现统一的理想境界的表述。

庄子的哲学思想中也阐述了对道境界的追求，他的理想境界存在神超象外的审美意识中，并把意和象作为是相互交融，共同实现道的精神宗旨。

庄子对境界追求所要达到的高度反映在传统绘画中的气象理念中，在传统绘画中营造的四时朝暮、风雨晦明的意象，其实就是指人与自然的和谐追求，传统
绘画中的审美来源于对自然的感知和体验，所以它的意就存在自然中，这种自然是庄子从无忘中得到的，自然本身也就具有了精神上的实质内容，这是一种对精神上自由性的包容。

而要在真正意义上达到这一境界，绘画家不仅仅要对客观自然进行深入的挖掘，还应依靠绘画家自身的思想造诣来共同完成，这与宗炳在《画山水序》中阐述的道义是相吻合的，这其实都在说明一个问题，中国传统绘画家不应只从表面上看中自然山川的形态，更是要超脱自我的限制而在精神上与自然进行深入的对话，更应注重其中包含的高远情感，要真实的感受和体会到其中的思想情感和表达出来的意象，同时还应融入绘画家的道德修养，做到真正的放空自己的灵魂，全身心的沉浸在自然的怀抱中去感知自然山川折射的精神价值，以哲人敏锐的头脑和诗人开拓的情怀去认知世界、领悟自然，实现心灵和自然的相互沟通，并用思想和自然进行对话，从而真正达到物我共化的理想境界，也就实现了无我境界。

三结语
综合来说，中国传统绘画反映出来的人和自然的内在关系是由中国文化的内涵决定的。

中国传统绘画的生态人文精神主要受到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深刻影响，天人合一以及中和思想都在不同程度对其带来了影响。

这是因为人和自然本源上就具有联系性，并促使中国传统绘画成为了把主体和客体凝结在一起的契合点，进一步把中国古代文学和美学融汇在一起，自此之后，
人生境界和审美意识得到了合一，成为了中国哲学和中国传统艺术中的独具特色的艺术魅力。

中国传统绘画中折射出来的精神内涵，其实就是艺术家在创作过程中领悟出人和自然的合一性，也是人和自然进行深入沟通的成果。

中国传统画不仅在描写自然的永恒性，也是在阐述自我的过程中实现了永恒。

孔子的“仁”就是要统治者停止攻杀，时刻想到人民的利益；要诸侯贵族“能近取譬”，以己度人，站在别人的立场上为别人想一想：你想利益，别人也想，为何抢夺，为何贪得无厌？你想活命，别人也想，为何杀戮，为何不尊重别人？你不想饥寒交迫、妻离子散，别人也不想，为何让别人骨肉分离，血流成河？
孔子要统治者施仁，克己复礼，克制自己，自觉不贪不夺，讲人道，爱别人，这无疑是对牛弹琴。

他不讲民众的监督、人民的主权，与古希腊的苏格拉底、亚里斯多德等人相差甚远。

学生问孔子如何治理社会，孔子曰：“也必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

”也就是说，他要让君臣父子、各种社会关系符合它的称号，即“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主要像个君主的样子，不能胡作非为，臣子要像个臣子的样子，不能犯上作乱，父亲要像个父亲的样子，不能有违父道，儿子要像个儿子的样子，不能悖于孝道。

因此，孔子要求恢复周礼，对社会”齐之以礼”，实行礼治，“非礼
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使人民“贫而乐道，富而好礼”，这样就形成一个有道的社会了。

中国人治理社会流于人治，从来以“精神文明”教育为主，辅之以惩罚人的刑法。

孔子反对法治，认为那是外在的强迫，不如从内心顺化、教化、奴化人民来得高明。

而西方人重视法治，不相信任何人，认为权力必然带来腐化、堕落，必须对之加以监督；法治首先是保护人权，其次才是惩罚人；精神文明必须建立在法治、民主、平等、市场经济的基础上。

“礼”的运用便是“和”，儒家强调“和为贵”，“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君子“和而不流（不流于众俗）。

”日本人自称是“大和”民族，早年宪法即规定“和”的民族精神，如今日本的企业
间也是既讲竞争又讲协作，他们法人参股，各企业命运相通，同时，每一个企业内部劳资间、上下级间亦构成一个和谐的命运共同体，所以，儒家的“和”的精神在日本得以很好的体现。

反观中国––––––“和”的概念的发源地，人与人倾轧，面和心不和；企业与企业出口时争相削价，致使国家损失惨重。

所以有人说，一个中国人是条龙，几个中国人是条虫。

儒家信命。

孔门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死生有命，富贵在天”，“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

”正因为相信命，因此，孔子相信上天委托给自己的使命–––––––“天生德于予”；“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也正因为相信命，所以，不患得患失，心胸博大–––––––“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君子坦荡荡！”
孔子信命、畏天，但不相信鬼神的存在，“子不语怪、力、
乱、神”。

子路问他鬼神之事，他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又说：“敬鬼神而远之”。

有人问死的问题，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
中国人大抵是无神论者，尽管民间有许多支离破碎的鬼神信仰。

但如信孔子、关公、妈祖、灶王、土地神、八仙、菩萨等，与其说是信鬼神，不如说是以此寄托对生活、生命的留恋。

如此无超然的信仰、无纯正的宗教，有时对社会发展是有利的，但在社会剧变时期它会导致文化传统、价值观念的瓦解，所以，中国人的世俗思想、价值观很容易发生动摇、崩溃。

如晋时、明末、“五四”时期、“文革”时期。

孔子说：“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用之则行，舍之则藏”，“贤者避世，其次避地，其次避人”。

可见，孔子有浓郁的道家出世思想。

它也说明，中国文化的儒道互补是儒中有道，道中有儒（老子庄子也有治世的思想）。

但孔子为什么没有出世做隐士呢？隐士们讥讽他“累累如丧家之犬”，在无道的乱世还到处奔忙，可孔子回答得很好：“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易也（假若是个有道的社会，我孔丘就不参与改革了。

正因为天下无道，所以，我要挺身而出！）”
可见，孔子有一种气节精神、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精神，有一
种乐观进取、追求“道”的精神：“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不降其志，不辱其身”，“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人，有杀生以成仁”，“志于道，据于德”，“朝闻道，夕死可矣。

”
孔子追求“道”，但“道”不等于“真理”。

中国人没有多少是非之心、正义感、真理意识。

“真理”一词本来就不属于汉语的话语系统，是外来的。

有人问孔子：倘若儿子偷了人家的羊，做父亲的知道后是应当包庇还是揭发儿子呢？孔子答：应当包庇儿子。

因为伦理高于正义！
老子说：“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

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

”也就是说，老百姓中有坏的东西，圣人也应当包容它。

庄子说：“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仁义存焉。

”可见在中国，有权有势的人总是霸占了仁义真理，长此以往，老百姓当然对正义之类的东西概念模糊了。

所以，赵高指鹿为马，大家只好频频点头。

于是在现实中，中国人对错误的、丑陋的、恶的东西往往能熟视无睹，甚至助纣为虐。

模糊是非以至于成为一些人的修身准则，庄子提出“齐是非”，白居易要求自己“心中泯灭是非心”，郑板桥的一句“难得糊涂”风靡千百万、几个世纪的中国人。

所以，中国社会往往恶势力横行，人们一方面只顾保全自己，另一方面也不择手段地行事。

中国人没有多少正义感，但有“正气”感、“气节”意识，也就是为社稷牺牲、为皇帝效忠的思想。

孔子之后，孟子的思想成为主流，其人性本善、仁政、天人合一、天民的学说，以及“万物皆备于我”的主观主义影响深远，成为中华民族的核心思想；稍后，另一大儒荀子主张人性本恶、礼法并重、天人相分、勘天（战胜大自然）、天地人三才平等这些类似于西方的思想，反映了中华智慧的旁支，终究没有引起中国人观念的革命。

孟子之仁政学说、民本学说在历史上起过进步的作用，如朱元璋之类的流氓皇帝对他恨之入骨，撤了他的牌位；但孟子的学说的欺骗性也是很大的。

孟子重视人、民心、自我的作用，称：“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因此他告诫统治者“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后人根据他的思想又提出：“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的道理。

其实，老百姓的力量是极其有限的，愚民、暴政也使得人民麻木畏惧，所以，坏蛋皇帝再多，王朝往往也能绵延上百年，乃至几百年。

可见，所谓载舟覆舟实为中国人的欺人之谈！
孟子还说：“人皆可以为尧舜。

”此为明君清官的理论基础，人民总是如此翘盼，可现实总是昏君暴官。

社稷次之，君为轻”，他把人民放在第一位，政府放在第二位，统治者放在第三位；此理论诚可贵，可专制社会何曾做到过这样？谁不是把统治者自身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呢？除非在民主社会，选民可以把不顾人民利益的统治者赶下台。

孟子又称：“尊贤使能，俊杰在位”，养“浩然之气”，此话乍一听不错，可仔细一想：何为“贤”？多数无非是溜须拍马，熟背八股的人；何为“能”？多数是八面玲珑，四平八稳的人；何为“浩然之气”，无非是效忠统治者、视死如归、两袖清风、养心寡欲的圣贤。

孟荀以降，出现了董仲舒这个“圣人”。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建立原始的儒家科举制是他的功劳，他主张以德治
取代刑治，改变秦的暴政；他规定“三纲五常”，从内心奴化人民；他发明天人感应学说，提出皇权授命于天；他运用五行生克循环解释王朝更替，以“天不变，道亦不变”巩固封建道统；他根据《公羊传》中的三世说“衰乱世”――“升平世”――“太平世”以及《礼记》中的三世说“乱世”――“小康”――“大同”描绘了中国人的太平盛世梦想，其实是中国人治境界的乌托邦；他的科举倡议保证了官方意识形态的灌输，保持了统治者与人民之间的沟通，成为一剂麻醉药，使得老百姓屈服于专制统治和升官发财的梦想。

汉以降，王充的唯物主义、范缜的无神论、张载的以气为本体的学说、程颐程颢朱熹的理学、陆九渊王阳明的心学、李贽黄宗羲王夫之戴震唐甄的反僵化儒学、反一人专制的思想等等独树一帜，成为无思想时代的彗星。

其中尤以程朱理学影响深远。

程朱把孔子的“仁”、“义”、“礼”、“道”等都概括为“理”，认为“万物皆是一个理”，“天下只有一个理”，它“不为尧存，不为桀亡”，“一物须有一理”，“物我一理”，“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无所逃于天地之间”，他们把封建纲常伦理看作是万古不变、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

程颢更提出：“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反对寡妇再嫁；朱熹提出：“存天理，灭人欲”，此“以理杀人”、“礼教吃人”不知让多少人牺牲其下呀！
程朱的同时，陆九渊（陆象山）发挥了孟子的“万物皆备于我”的唯心观点，提出“心即理”，“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后来，明朝的王阳明（王守仁）又提出，心是世界的本源，天下无心外之物，无心外之理，此“心”即“良知”，又称“天理”。

所谓“良知者，心之本体。

”他继承了孟子的人心本善理论，提出“致良知”，“破心中贼”；他发展了中国人的“道”“器”合一的一元论观点和世俗主义思想，提出“知行合一”，“心”“理”合一，“日常伦理即道”等。

陆王心学代表了宋朝以后中国人的回归内心的倾向和人治社会崇尚“兴公灭私”的道德之态度。

古代有“半部《论语》治天下”之说。

现代有“儒家资本主义”之说。

其实，日、韩等的成功不能简单地归于儒家。

因为这些东亚的国家和地区既崇尚儒家的“和”（如日本）、“孝”（如韩国）、“礼”（如新加坡）等，更崇尚资本主义的竞争、市场、自由、平
等、民主等，而后者才是其西化后文化的内核。

历史上，儒家对经济发展是起了阻碍作用的。

它鄙视劳动人民，鼓吹“学而优则仕”，它逼迫有才华的人都走上“做官”之路，孔子斥责问稼问圃的樊须为“小人”，孟子更将“义”“利”对立，这些都是不利于经济发展的。

但经过重新解释的儒家言论可以为现代的经济管理、行政管理服务。

日本“工业之父”涩泽荣一首先将《论语》运用到企业管理，他开设了“《论语》讲习所”，倡导“论语主义”、“道德经济合一说”、“义利两全说”、“论语加算盘说”，认为“论语中有算盘，算盘中有论语”，即讲道德、信用可以带来物质利益，而在牟利时要讲究道德、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