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60年的发展是辩证统一的历史进程

新中国60年的发展是辩证统一的历史进程
[摘要]如何正确认识改革开放前后两大历史阶段的关系，以及如何科学看待历史上的失误与现实中的成就，是纪念新中国成立60周年必须首先解决的重大历史观问题。

只有坚持辩证唯物史观，掌握科学思想方法，正确认识历史和现实、继承与发展的联系，辩证看待新中国60年发展历程连续性和阶段性、前进性与曲折性的统一，才能客观评价共和国走过的发展道路，科学总结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

[关键词]新中国成立60年；发展历程；唯物辩证法
新中国成立60年来，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界，大致分为两大历史阶段：从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对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独立自主的艰辛探索；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为代表的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在总结前30年艰辛探索的历史经验和新时期改革开放的新经验基础上，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使社会主义在中国展现出蓬勃的生机和活力。

如何正确认识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阶段的关系，以及如何科学看待历史上的失误与现实中的成就，是纪念新中国成立60周年首先要解决的一个重大历史观问题。

一、辩证唯物史观是正确看待新中国发展历程的科学指导
在前段时间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的各种活动中，学术界、知识界乃至社会上和境内外各种媒体，对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评价议论颇多，分歧不少。

其中有的属于学术上的不同观点和思想上的不同认识，有的则反映了政治立场上的尖锐对立。

少数人用夸大事实、以偏概全、偷换背景、任意编造等手法，或把改革开放前一个时期的历史描绘成一连串错误的集合，攻击其为专制主义的历史；或把改革开放后一个时期的历史歪曲为背离科学社会主义原则、实行民主社会主义的历史；或把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的历史一概否定：或把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的历史加以割裂和对立。

这些错误观点，不可避免地会对人们认识和评价新中国成立以来60年的历史，形成强烈的干扰，造成严重的误导，带来思想上的迷茫和困惑，进而也会影响人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信念和追求。

对此，我们应当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和危害性，加以必要的防范、抵制和引导。

面对境内外出现的各种错误观点给人们思想带来的干扰和误导，我们在纪念新中国成立60周年的研究、宣传和教育活动中，要积极引导人们树立辩证唯物主义的历史观，运用科学的思想方法，正确认识历史和现实、继承与发展的联系，辩证看待新中国60年发展历程的连续性和阶段性、前进性与曲折性，进而正确看待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的历史继承性和时代发展性，永远铭记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奋斗而建立的丰功伟绩，倍加珍惜他们历经艰辛
而最终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只有如此，我们才能在纪念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之际，科学地总结历史经验，从新的历史起点出发，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继续阔步前进。

唯物辩证法是关于世界普遍联系和永恒发展的学说，揭示的是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发展的一般规律。

对立统一规律、质量互变规律、否定之否定规律和一系列基本范畴，构成了唯物辩证法的科学体系。

其中，对立统一规律是事物发展的根本规律，也是唯物辩证法的实质与核心，揭示了事物普遍联系的根本内容和永恒发展的内在动力，从根本上回答了事物为什么会发展的问题；质量互变规律揭示了事物发展的状态和形式；否定之否定规律揭示了事物发展的趋势和道路。

总之，唯物辩证法用联系和发展的观点来全面说明世界，与用孤立和静止的观点片面解释世界的形而上学根本对立，是一种科学的认识论和发展观。

马克思和恩格斯将唯物辩证法运用到社会历史领域，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的社会历史观，为认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提供了科学的思想武器。

辩证唯物史观不仅强调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指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和实现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还揭示了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的辩证法，指出事物的发展是连续性与阶段性、前进性与曲折性的统一。

任何事物在其发展过程中，都要采取量变和质变两种形式，量变和质变的互相转化、互相渗透，决定了事物发展过程中连续性与阶段性的统一。

量变体现了事物发展在相对稳定阶段上的连续性；质变则是这种连续性的中断，从而把不同质的事物区分开来，同时又把二者联结起来，成为旧质向新质转化的联系环节。

量变和质变相互依存、相互贯通，量变引起质变，在新质的基础上，事物又开始新的量变，如此交替循环，形成了事物质量互变的规律性，体现出事物发展连续性和阶段性的统一。

质量互变规律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辩证统一原理的重要哲学基础。

马克思主义者主张革命事业的不间断性，同时又十分重视革命发展的阶段性，强调革命应是不间断的，但又必须分阶段实现，如果只讲连续性、不讲阶段性，就否认了事物发展的相对稳定性；而只讲阶段性、不讲连续性，就会割裂事物发展的内在联系，因而必须将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统一起来。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年幼的中国共产党曾先后出现过将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截然分开的“二次革命论”错误，以及将两个革命阶段混同起来的“一次革命论”错误，都使中国革命遭受了重大损失。

直到20世纪30年代末和40年代初，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正确分析国情和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科学阐明了两个革命阶段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衔接的辩证统一关系，才指引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取得了胜利。

事物在发展变化过程中，其趋势表现为事物内部两个相反方面，即肯定和否定的相互依存、相互渗透。

这一否定之否定规律，揭示出事物发展又是前进性和曲折性的统一。

事物发展的前进性，即事物发展的总趋势是前进的、上升的。

然而，不同事物由于内部矛盾运动和外部环境条件的差异，前进和上升趋势的具体情形又是不一致的：有的事物只需经过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一次周期，就可以清楚地看出前进、上升的趋势：有的事物则需经过多次反复，才能表现出前进和上升的趋势，因而其发展过程又具有明显的曲折性和迂回性。

总之，在事物
发展进程中，新事物一定会战胜旧事物，总趋势是前进的、上升的，但其发展道路却不是笔直和平坦的，充满着曲折坎坷，表现为前进性和曲折性的统一。

事物发展前进性和曲折性的辩证统一原理，要求我们反对直线论和循环论两种形而上学的错误思想方法：前者片面夸大事物发展的前进性、上升性，否认发展的曲折性、迂回性；后者则在事物曲折发展过程中看不到其前进、上升的总趋势，实质是否认了发展。

辩证唯物史观为我们正确看待新中国60年的发展历程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导。

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国共产党人肩负的一项崇高神圣而又长期艰巨的历史使命，必须分阶段地实现。

在这一历史发展进程中，每一发展阶段都有着特定的目标和任务，但各个发展阶段又不是彼此孤立隔绝、毫无联系的，前一发展阶段是后一发展阶段的必要准备，后一发展阶段则是前一发展阶段的必然结果。

并且，整个历史发展进程也不是一帆风顺的，总是波浪式地前进、螺旋式地上升，表现出社会发展的连续性与阶段性、前进性与曲折性的统一。

因此，我们必须坚持以辩证唯物史观为指导，将改革开放以来30年的繁荣发展与改革开放前30年的奠基探索联系起来，辩证看待新中国60年发展历程连续性和阶段性、前进性与曲折性的统一，从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历史继承性与时代发展性形成科学的认识和评价。

二、新中国60年的发展历程是阶段性与连续性的辩证统一
回首新中国60年走过的发展道路，身处时代变革中的人们首先会切身感受到这一历史进程具有明显的阶段性变化。

但是，在这种明显的阶段性变化之中，又贯穿着历史发展的内在连续性。

因而，我们应当以事物发展的阶段性与连续性相统一的哲学思维，辩证地看待新中国60年的发展历程。

1新中田60年的发展历程表现出明显的阶段性
在改革开放之前的30年中，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顺利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开始独立自主地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最终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使古老的中国以崭新的姿态屹立在世界东方。

这些成功的实践和伟大的成就，是这一历史发展阶段的主题和主线。

同时，我们也承认，这些成就是在艰难和曲折的初步探索过程中取得的。

“所谓艰难和曲折，就是没有经验，全靠摸索，而且犯了不少错误，包括‘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全局性、根本性的错误。

”因此，改革开放前的30年，是我们开创奠基社会主义制度并在初步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曲折前进的历史阶段。

在这一奠基和探索阶段，中国共产党人面临的一项艰巨任务就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刚刚建立起来，既要在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结合中国国情、探索中国特色，又要在这一探索过程中坚持和巩固社会主义、防止偏离发展方向。

从1956年开始，党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中国特色方面取得了一些成绩，这主要体现在对若干理论问题的认识上，如在党的八大文献及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等著作中，创造性提出了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都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基本方针，阐明了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和两类矛盾的学说，形成了社会主义可以分为不发达的和比较发达的两个阶段、社会主义条件下可以发展商品生产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等若干正确的理论认识。

但是，在对待如何坚持社会主义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关系问题上，却犯了“左”的错误，试图通过“以阶级斗争为纲”、“纲举目张”来坚持和巩固社会主义，结果导致阶级斗争的扩大化，严重妨碍了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健康发展。

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历史转折点，我国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由于“文化大革命”使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陷入了困境，党和人民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急切盼望从困境中走出来，但“两个凡是”的思想禁锢却导致了前进中的徘徊。

中国向何处去?当时摆在人们面前的有三条道路：一条是按照“两个凡是”延续“左”倾错误的老路；一条是由否定“文化大革命”进而从根本上背离社会主义的邪路；一条则是在前人初步探索的经验教训基础上进行新的探索的新路。

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既冲破“两个凡是”的思想禁锢，又坚决抵制各种否定社会主义、主张资本主义的错误思潮，在总结历史教训、进行拨乱反正的基础上，启动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进程，开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探索。

在新的探索历程中，中国共产党人最终成功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并在这一伟大实践中实现了新的理论飞跃，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改革开放30年来取得的辉煌成就雄辩地证明，实行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只有改革开放才能使当代中国走向繁荣富强，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使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得到巩固和发展。

新世纪新阶段，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继续解放思想、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努力奋斗，必将再次书写新时代的辉煌。

2新中国60年的发展历程贯穿着内在的连续性
从社会主义在中国开创奠基和艰辛探索，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功实践并取得辉煌成就，其间虽然表现出明显的阶段性变化，但却始终贯穿着历史发展的内在连续性。

60年来，党和人民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目标的执着追求是始终不渝的，对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独立探索也是坚持不懈的，这使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虽历经曲折却仍能在前进中不断走向辉煌。

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在同胡乔木、邓力群谈话时专门讲到了改革开放发展新路由何而来的问题。

他说：“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

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

当然，我们也有发展，而且还要继续发展。

”这段话包括了四层含义：一是要把前人提出来、设想过但没有去做的事情做起来；二是要把前人做错的事情改正过来；三是要把前人做得不够好的
事情进一步完善起来；四是要做前人没有遇到过的新事情。

简言之，前三层主要讲的是“继承”问题，最后一层主要讲的是“发展”问题。

邓小平关于改革开放发展新路由何而来的谈话，为我们正确看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一脉相承的历史继承性和与时俱进的时代发展性，提供了科学的思想方法。

前三句话，强调我们实行的改革开放，是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初步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基础上，吸取正反两个方面的历史经验，根据新的时代条件和发展要求开辟出来的。

后一句话，强调我们在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中，既要继承前人，又要与时俱进，根据新的时代条件和发展要求不断超越前人，进行新的探索，实现创新和突破。

这段谈话，清晰地阐明了改革开放的历史继承性和时代发展性，深刻揭示了这一发展新路同毛泽东那一代人的奠基和探索之间的密切内在联系。

党的十七大报告在回顾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进程时，又进一步将新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与近代以来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联系起来，与新中国成立以后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的历史联系起来，作出了两个“继承与发展”的精辟概括，指出：“我们党正在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伟大事业的继承和发展，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实现国家富强伟大事业的继承和发展。

”这一精辟概括，不仅指明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历史使命的一脉相承性，也充分说明了新中国整个60年历史发展的内在连续性。

三、新中国60年的发展历程是曲折性和前进性的辩证统一
辩证唯物史观认为，社会的发展进步不都是直线式前进上升的，往往是波浪式前进、螺旋式上升。

社会主义由理想变为现实，在世界范围内还不到lOO年，在我国的全面确立也不到60年时间，同所有新生事物一样，它的发展自然也不会一帆风顺，在前进中必然要经历曲折。

因此，以辩证唯物史观来看，新中国60年的发展又体现了曲折性和前进性的统一。

1新生的人民共和国和社会主义制度在发展中难免要经历曲折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基本结束和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开始，从此我国进入了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

到1956年，随着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一个崭新的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全面确立起来，这也成为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最主要标志。

在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阶段，由于理论和经验的不足，以及国际形势的影响，党在独立自主地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出现了严重曲折和重大失误，主要表现在两个阶段、两个方面：先是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由于仅用3年时间就实现了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巨大的胜利使全党上下都难以保持冷静清醒的头脑，准备乘风破浪、一鼓作气地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结果主观的良好愿望脱离了现实的基本国情，在国民经济
发展的规模和速度问题上犯了急于求成的全局性错误。

虽然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左”倾错误过程中，逐步认识到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的不发达阶段，因此要大力发展商品生产，绝不能超越发展阶段，其后又在发展战略和目标上明确提出了通过“两步走”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构想，但总的来看，还没有形成更为系统而深入的理论认识。

60年代以后，受国际冷战格局及共产主义阵营内部分化的影响，面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遇到的种种困难和问题，以及政治生活与社会关系中出现的复杂矛盾，党的领导人转而从上层建筑领域入手，希望通过“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纲，一手抓革命，一手抓生产”来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结果又在认识和处理社会政治关系问题上，犯了阶级斗争严重扩大化的全局性错误，导致历史悲剧的发生。

几千年的人类社会发展史表明，每一次社会制度的根本变革，无不出现曲折反复的激烈斗争；每一种新生的社会制度，无不经历从不成熟到逐步成熟、从不完善到逐步完善的发展过程。

社会主义在我国作为新生事物，其成长自然也不会～帆风顺。

特别是在我们这样一个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东方大国建设社会主义，完全是人类社会主义发展史上从未遇到过的崭新课题，人们对如何走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还缺乏规律性的认识，加之当时严峻复杂的国际环境的影响，新生的人民共和国和社会主义制度在发展中难免要经历曲折。

历经曲折在所难免，但也并不可怕，关键是要善于从曲折中总结经验教训，以更好地把握未来发展的客观规律性，减少主观盲目性。

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是在实践探索中不断发展的，也是在总结经验中不断前进的。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88年的历史表明，党是在不断总结历史经验的过程中逐步达到成熟并走向胜利的。

善于总结和学习历史经验，是中国共产党的光荣传统，也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在不断探索中取得新突破的一个重要保证。

2我田的社会主义事业虽历经曲折但仍在前进中不断走向辉煌
新中国成立后，党的各项方针政策都立足搞好新民主主义建设，为向社会主义转变创造条件。

从1953年起，在过渡时期总路线指引下，党领导人民开始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伴随着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逐步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治制度也得到健全。

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和我国第一部社会主义宪法的颁布，为社会主义在我国的确立奠定了政治基础，也极大地调动了全国各族人民当家作主、建设和管理国家的积极性。

1956年生产资料所有制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为我国全面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并开展社会主义建设奠定了经济基础，极大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这也成为生产关系领域由私有制到公有制的一场伟大而深刻的社会变革。

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我国进入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阶段，并开始独立自主地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尽管其间出现了严重失误和挫折，但还是取得了重大而显著的成就。

这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基本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从根本上解决了工业化进程中“从无到有”的问题，为中国以后的发展奠定了牢固的物质技术基础：二是高度重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文化、医疗、科技等各项事业的发展，并在短时期内取得
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成就；三是把坚持独立自主、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人类进步事业作为对外工作的目标，努力改善国际环境，不断提高国际地位，为新中国的和平建设创造了良好的外部条件：四是在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逐步形成或进一步完善了具有我国特点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方针和若干重要原则，为党继续进行新的探索作了重要理论铺垫。

这些辉煌的成就，为其后新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正因如此，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这一正确论断，坚持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历史观，体现了尊重历史和前人的科学态度。

我们绝不能因为今天取得了远远超过前人的伟大成就，就去贬低甚至否定前人的奠基之功和艰辛探索。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总结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开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新探索，并取得了重大突破。

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吸取“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深刻教训，强调发展才是硬道理，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要在发展中实现，从而开辟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发展新路；二是从毛泽东提出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这一正确理论认识出发，进行了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改革；三是根据对新的国际形势作出的“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这一判断，果断抓住历史机遇，实行了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四是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进行改革开放的同时，提出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并将四项基本原则作为立国之本写入宪法，从而确保了改革开放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在实现上述突破基础上，党的十二大提出了“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重大命题，指明了新时期党和人民前进探索的方向；党的十三大科学判断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完整概括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制定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三步走”的战略部署，并将政治体制改革问题提到重要日程，使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得以全面展开和深入推进。

有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明确目标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的正确指引，并不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从此就会一帆风顺。

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进程中，国际局势风云变幻，改革任务艰巨繁重，党和人民经受了前所未有的严峻考验和挑战，应对了一系列关系我国主权和安全的国际突发事件，战胜了来自政治、经济领域和自然界的种种困难和风险，并在实践基础上接连取得了新的重大理论突破，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都达到了新的理论高度，最终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积累了“十个结合”的宝贵经验，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在不断探索中呈现出蓬勃的生机和活力。

历史和现实都雄辩地证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60年，是社会主义在中国开创奠基、艰辛探索和成功实践的60年，其间虽然表现出明显的阶段性变化，也经历过无数艰难曲折，但党和人民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目标的执着追求是始终不渝的，对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独立探索也是坚持。